二 土地兼并、人口增加、佃农租地困难的加剧

土地买卖频繁，地主肆意兼并，而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使得土地的供求矛盾日益尖锐，佃农租种土地愈加困难，也是促成永佃制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很早以来，中国的土地就可以自由买卖，封建士大夫和商人置田霸产之风素盛。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地权分配方面，又出现了新的因素：第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一些地区由原来的单一粮食生产变为多种经营，这中间既有专业区和专业户的形成，也有一家一户的兼种多营，从而使得收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地主还是农民，获取和使用土地的欲望大大增加了；第二，由于商品经济本身固有的规律，出现和加速中小地主特别是小生产者的分化，被卷入买卖过程的土地数量增多，地权转移也比以前更加频繁；第三，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一方面是地主兼营商业，另一方面是商人投资土地，形成二者的结合。再加上官绅地主依仗封建特权，大量掠夺和垄断土地，导致土地兼并加剧，地权日益集中，自耕农民加速破产。

明朝初年，朱元璋即将大批土地分赐皇族国戚、勋臣公侯等，再加上这些人掠买强占，很快就出现了激烈的土地兼并，中后期尤为严重。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京畿八府“良田半属势要家，细民失业”；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30]苏松一带，自嘉靖后，“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专以“侵欺拖欠”为能事。[31]潞王在湖广有田7万顷，福王在河南、山东、湖广等处亦占田2万顷。福建福州，“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无几耳”。[32]不但福州如此，整个福建都一样，全省情况是，“仕宦富室，竞相畜田，贪官势族，有畛隰遍于邻境者。至于连疆之产，罗而取之，无主之业，嘱而丐之；寺观香火之奉，强而寇之，黄云遍野，玉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富，而贫者日贫矣”。[33]

明末清初，人口大幅度衰减，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清政府为了恢复农业生产，下令将一部分明代王公勋戚庄田改为“更名田”，归原耕佃户耕种、所有，并鼓励农民领垦无主荒地，作为己业交粮纳赋。这些都有利于地权和耕者的结合，使地权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一度有所缓和。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又一次出现了土地的剧烈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田无定数，以其所入与民为市，益附其富，而无田者半”。[34]到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土地又落入少数地主手中，自耕农相继沦为佃户，如江苏华亭、青浦、娄县一带，富者“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而原有田三亩、五亩的“里中小户”，田产相继“化为乌有”。[35]在崇明，“强者侵渔僭窃，田连阡陌；而弱者拱手他人，身无立锥”。[36]安徽庐江，“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37]乾隆前期的四川、两湖等地，“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38]各地少数豪绅巨富，田产动辄以“万亩”、“万顷”计。江苏吴江地主沈懋德有田万余亩，海州孟思鉴有田五千余亩，刑部尚书徐乾学在无锡置田万顷，少詹事高士奇在浙江平湖置产一千顷。湖南衡阳木材商刘氏亦“田至万亩”，桂阳州邓氏，田契以“担”计算，“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39]这些豪绅富室，不仅广置田产，而且兼并湖荡湾汊。如在江苏位处太湖之滨的吴江，地主“占田不已，进而占水”。该地太湖而外，“为荡为湖为漾为湾者，数以百计，菱芡茭芦鱼鳖之利富甲一郡，今大半入于豪家”。[40]山东等地，也因豪强兼并，良民流离。康熙帝在二十三年（1684）九月的一纸“上谕”，引述山东巡抚张鹏翮奏折的话说，“今见山东人民逃亡京畿近地及边外各处为非者甚多，皆由地方势豪侵占良民田产，无所依藉，乃至如此”，并令张莅任后，“务剪除势豪，召集流亡，俾得其所”。[41]由此可见情况之严重程度。

在这种肆无忌惮的兼并之下，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如湖南，“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42]广西桂平，“田多为富室所有，荷锄扶耜之伦，大半为富人之佃”。[43]另一方面，导致田价上涨。如湖南，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田价不过“亩一金”，至清代康熙后，则“亩或十金，或数十金”。[44]江苏华亭、青浦，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每亩亦三、四、五两不等。[45]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矛盾是，土地的所有者同使用者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以及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土地使用的分散、零碎。“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46]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土地的频繁买卖和剧烈兼并，大大激化了这一矛盾。随着地权的不断集中和频繁转移，主佃关系和佃权频繁变换，佃农生活越来越失去安全保障。不仅如此，地主对土地的垄断，以及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封建地主势必利用土地垄断，提高租佃条件，加重对佃农的压榨。所谓“田益贵，则租益重，佃民终岁勤动而不免饥寒；老无以为终，幼无以为长；富者益富，贫者益贫”，[47]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在考察明清两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时，还必须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的人口迅速增加，人均土地面积减少，从而导致和加剧了佃农租种土地的困难。

据当时统计，明代的人口，虽然大部分时间保持在五六千万的水平，耕地面积则为四百余万顷，人均耕地面积在七八亩上下。如果撇开明代人口和耕地统计不说[48]，从全国范围看，土地的供求矛盾似乎并不突出。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很不平衡。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地，人口已经相当稠密，耕地十分短缺，许多人因“无田以自食”，被迫四处谋生。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谓：

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愈广故也。余在新安，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者，可谓无遗地矣，而人尚什五游食于外。[49]

明代《安徽地志》在谈到徽州（新安）地狭人稠时也说，“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溪河被冲啮田，即废为砂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50]人口愈多，庐舍故墓占地愈广，耕地相应减少，本是自然之理，以致住屋需楼上架楼，为了谋生则无远弗届。江南、福建某些地区人口之稠密，土地供求之紧张，谋生之艰难，可想而知了。江西的情况，也大体差不多。如南昌“地狭民稠，多食于四方”；吉安“地瘠民稠，所望身多业邻郡”；抚州“人稠多商，行旅达四裔”；瑞金“山多田少，稼穑之外，间为商贾”；金溪“民务耕作，故无遗利；土狭民稠，为商贾三之一”；东乡“民稠而田寡……凡其所事之地，随阳之雁犹不能至”，等等。[51]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口相对过剩、土地供不逮求的状况。

明末清初，由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人口一度大幅度下降，一改“地狭人稠”而为“地旷人稀”。清初某些地区甚至出现“民无遗类，地尽抛荒”、“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的局面。[52]劳动力的严重缺乏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封建政权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大力推行垦荒政策，使人均耕地面积达十四五亩，比明代增加一倍左右。但是，康熙中叶以后，人口大幅度回升和增加。到乾隆六年（1741）以保甲之法进行人口编查时，全国人口已达一亿四千余万。此后，由于基数增大，人口增加越来越快，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乾隆二十七年（1762），超过2亿；乾隆五十四年（1789）超过3亿；道光十四（1834）进而突破4亿大关。到咸丰元（1851），全国人口已达4亿3千余万。

人口可以高速繁殖，耕地面积却不可能以相应的速度扩大，中原老垦区尤其如此。如河南，清初人丁90余万，额报成熟田60余万顷。到嘉庆后期，人口增至2000余万，而耕地只扩大到72万余顷，仅增加1/6。其他地区也大致相似。[53]结果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试看表1-2：

表1-2 清代人口与耕地统计（1661—1851）

191年间，人口增加了10.3倍，而耕地只增加37.6%，人均耕地面积由14.30亩减至1.75亩，下降了将近90%。这就大大加重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使土地供求关系空前紧张。

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高低不同，人均耕地面积最低限度互有差异。据近代一些中外学者估算，当时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最低限额，南方大约2亩，北方大约4亩，全国平均大约3亩。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乾隆三十一年（1766）时，全国人均耕地面积3.77亩，已接近最低限额。而到嘉庆十七年（1812），已经大大低于最低限额。这还是就全国范围而言，某些人多地少的省份，人均耕地面积数字更低。如江苏、浙江、安徽、湖南、甘肃、广东、广西、云南等省，人均耕地面积已在2亩以下，福建、贵州则不足1亩。到咸丰元年（1851），全国通扯计算，人均耕地面积也不足2亩了。

为了求得生存，人们只得向高山峻岭、湖滨边徼发展。许多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偏远地区，到康熙晚期，也是“人民渐增，开垦无遗，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54]川陕山林，热河、内蒙古、东北草原牧场以及禁地，也在这前后相继垦辟。尽管如此，仍然无法解决因人口迅速增长而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因无地耕种而失业，如一向地狭人稠的江西赣州，失业者谓之“浮口”，明代已有“浮口”的出现，到清康熙年间，“浮口患更甚于前”。[55]这种状况，在当时就已经使清朝统治者严重不安，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一纸上谕称，“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亦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56]

人口的过速繁殖，土地供求关系的紧张，进一步加剧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内部矛盾，具体表现在租佃关系上，就是：首先，地主因人口增加，地价上涨，佃农之间租地竞争激烈，有理由和条件提高租佃条件。在地价上涨的情况下，地主必然以增加地租等手段来保持甚至提高原有的土地收益率。如康熙中后期的福建汀州，人稠地稀，全境“尽系高山叠嶂，间有平原，不及十分之一，而山僻乡愚，专以农耕为事，豪强田主遂将田土居奇。当佃户纳券初赁之时，每亩先勒银三四钱不等，名曰根租”。[57]乾隆年间的永定县，“邑境田少，昔年抵十金之田，今可作数十金，以至百金出卖。于是佃耕纳税（租），亦倍于昔，终岁勤动，余利无几，殊为可悯”。如佃农欠租，因土地供不应求，地主可以通过撤佃来达到勒租目的。佃农即使“欠税霸耕”，亦多属徒劳。[58]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地多人少或土地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地主不会或不能运用撤佃手段来加重地租剥削。但是，这种撤佃至少不会对佃农构成一种致命威胁。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不愁没有土地租种。相反，地主倒要考虑，过高的租佃条件，是否能为新佃所接受。这样，地主的撤佃手段，就会在客观上受到某种条件的限制。然而，一旦土地求过于供，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即使条件再苛刻，地主也不用担心他的土地无人承佃，而对佃农来说，撤佃往往意味着失业，撤佃换佃也就成了地主榨取农民最毒辣的手段。如浙江，“佃户日多，而土地有限……地主得以要挟佃户者日烈，其要挟佃户者厥为撤佃”。[59]结果，世佃遽撤、定期租佃提前撤换者有之；一田多佃、甲佃乙夺者有之；新佃代旧佃清缴欠租、代地主退还押租者亦有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结果是租期愈来愈短，主佃关系变动愈来愈频繁，佃农的承佃条件愈来愈苛刻，其土地耕作愈来愈没有保障。

其次，由于土地供不应求，地主的土地全是有佃之地，一些新佃农很难直接向地主租种土地，而只能向原佃转租。更重要的是佃农需求土地愈急迫，一部分地主和富裕农民愈是操纵和利用土地转租以谋利。再加上有些大地主为了便于管理和收取地租，不愿将土地分散零星出租，从而促成了某些地区“揽佃”、“包佃”、“总佃”、“大佃”等各种名目的土地转租者的出现和发展。这种情况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佃农遭受地主和转佃人的双重剥削，使其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另一方面是封建主佃关系的多重化和矛盾复杂化。

再次，前已述及，由于土地兼并，自耕农破产，佃农增加，亦即出租土地在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增大。但是，在人口增加、人均土地减少的情况下，多子继承和两极分化等因素，又会导致一部分地主家庭占有的土地减少，以致不能靠租息维持生活，只好收回自种，或将土地出卖，而买主往往同样因土地数量有限，亦须收回自种。例如，安徽无为，地主伍德仓有田六亩零，向租与汪德胜耕种。乾隆十八年（1753）伍将田卖与周位祥，汪即向周承佃，因周欲自耕而遭到拒绝。[60]湖北应城一鲁姓自耕农，将水田六斗出卖，但继续耕种完租。至乾隆十七年（1752），买主将此田复行出当，受当人即行收回自耕。[61]有时即使佃农加租、加押，也摆脱不了被夺佃的危险。江西玉山佃农邓贵伯租种地主郑开章水田六亩，额租四石。雍正十一年（1733）此田出卖，买主急欲起佃自种，郑托人说情，两次加租一石五斗，又交“小耕银”二两五钱，才得以继续租种。但到乾隆四年（1738），买主又要撤佃，因此发生争执和殴斗。结果邓被打死，田被收回。[62]类似的事例很多。很明显，地权的频繁转移，导致土地所有者同使用者之间更多矛盾和冲突的发生。

当然，撤佃问题的出现，并不限于地权的转移，或者说，多数撤佃问题并不是在地权转移时发生的。在平时，只要地主认为需要，或者有利可图，随时可以勒令佃户退佃。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地主贪欲陡增而又地权集中、人均土地面积不断递减的情况下，增租夺佃愈来愈成为地主榨取佃农血汗最重要的手段，成为租佃关系中最普遍和尖锐的问题。

上述情况和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人口增加，导致土地供求关系紧张，地主以撤佃为手段加重剥削。结果，主佃关系变动频繁，佃农的土地耕作越来越没有保障，甚至被完全赶出土地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佃农为了自身的生存，必然要采取各种方式和手段，延长租佃期限，维持和保障对地主土地的长期耕作。他们或者拒不退佃，或者私退私顶，将变换佃农的权力从地主手中夺过来。同时，因租地艰难，特别是佃农在长期租种过程中，在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添加附属设施等方面，付出了工本，提高了土地产量和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佃农即使被迫退佃，也要想方设法向地主或新佃索取一定代价。某些地主和佃农，特别是没有权势的小地主和深陷土地饥荒的佃农，为了收回土地，获得土地耕作，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久而久之，在某些地区，特别是那些人众地稀、土地供不应求或佃农力量相对强大的地区，逐渐出现和地权价格相平行的佃权价格，并形成惯例，最后导致永佃制的发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