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比肩作战的打游击的洪鲲同学

刘奎斗（1942届，机械）

民国二十六（1937年）年“七七”抗战开始，学校正放暑假，我因为东北家乡沦陷，每个暑假都留在校中。抗战不久，留校同学即成立抗敌后援会，我被推为负责人。秋季开学，当时学校的不成之法，学生自治会主席多由三年级同学担任，因此我这个平时不大讲话的“大三”人，便被拖出来当主席。每天除了上课外，全部时间都忙着抗敌活动。

学校迁建德之后，上海保卫战已近尾声。当时盛传“游击克敌”之说，恰好军事委员会属下的诸嵊新宁游击总队派人来校，请自治会代物色十二位同学参加他们的游击行列。我首先热烈响应参加，当我发出尚需十一位同学的消息后，马上便有人踊跃参加，他们是二十八级电机系的洪鲲、汤兰九、王家珍和程羽翔，化工系的黄宗麟，土木系的丁而昌和吉上宾，化学系的李建奎，数学系的程民德，和二十九级电机系的虞承藻和土木系的陈家振。

我的游击队战友洪鲲是由浙大高工考入浙大，是一位埋头读书、不苟言笑的人，自律极严，有书呆子之称。读书拼命，运动也拼命。他是篮球队班代表，打后卫。比赛起来，拼劲十足。一年级军训，他被选为班长之一，喊起口令时，挺胸吸腹，双目圆睁，教官也不禁为之莞尔。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杭州南星桥，各大专学生暑期集中军训时，他被选为小队长（相当于班长），当小队长都要有身先士卒的精神。他的身体并不强壮，但在跑步运动和打野外演习时，他总跑在前面。看见他累得面红耳赤，直喘粗气，我常为他着急。

“七七”抗战开始，他暑假提前返校，并马上参加暑期抗战后援团，协助训练学校工友，在空袭时如何戒备，如何防止日谍或汉奸侵入校园。开学之后，除了上课，他把全部时间投入了抗敌工作。

学校迁建德之后，他更是积极参加抗敌活动，知道游击队要人，马上向我报名参加。我很担心他的身体，他说绝无问题。当然我是非常愿意有他这样的战友。我们先到杭州总队报到，一律被任为上尉政训员。每天除自我训练外，还接受工兵的爆破训练。在国军自杭州撤退之日，我和一位中尉工兵军官担任钱塘江东岸义渡码头的爆破工作，洪鲲和另八位同学则随工兵教官在钱江大桥上布置炸药，他并负责在深夜乘快艇到义渡码头附近接应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在炸毁钱江大桥之前完成任务时，则乘快艇渡江。我们在深夜一时许开始放置炸药，三时许我点燃了火线，几声巨响，完成了义渡码头的爆破。于是乘着三轮机车冲过了钱江大桥。四时许一阵阵如雷响声，钱江大桥大半炸毁了，阻止了敌人机械化部队快速的行动。

游击总队有三个大队、一个政治中队，每大队有三个中队。除了丁而昌一人留总队外，其余人都分发到各大队的中队，地位是和中队长平行。中队长负责军事训练，政训员负责精神训练。洪鲲派在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我派在第三中队，队员都是浙江诸嵊新宁四县募集而来的子弟兵，识字的不多。洪鲲能讲地方方言，上课时讲得有条有理，极得队员们的信服。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间，我负责集训队，在不作战时担任训练壮丁工作。最多时，训练近千名的壮丁，特请他来演讲。在演讲时，他要求极严，听讲的不准有半点移动，充分表现他严谨的生活教育。

经过连续的数次战役之后，部队退到后方整训。大家聚集一起，彻底检讨得失，一致认为游击队只能打游击战而不能攻城陷阵，同时各部队长也不似开始时的爱国热忱，并渐趋腐化，再干下去，对抗战将无任何贡献。因此全体十一人（丁而昌已殁）向总队长辞职。总队长叹息着说：“你们的离去，总队从此失去了精神支柱。”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七月下旬离开游击队，我们全体由浙江至江西，最后到了长沙。当时陆军机械化学校技术学员队招考第三期学员。浙大已有二十八级同学余伯祺、张宝书、史汝揖、朱沅浦、俞懋旦、龙家浩和孙聘三等毕业于第二期，并分派各机械化部队工作。洪鲲当时也想考机校，继续从军报国，惜以身体不及格，只得返校复学。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我在机械化学校毕业，分发到当时的机械化部队陆军第五军。是年冬参加湘北第一次会战时，曾接到洪鲲打气的信，同时也知道返校同学，在家乡沦陷、经济无继之下，生活都很困苦。于是将在校时的呢制服，寄去给他们御寒，并将每月薪金除留生活费用外，全部给洪鲲，由他分配给各位需要的同学。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我到遵义复学时，他已毕业，并到四川工作，听说他的肺部不大好，常需调养，这都是打游击时过度劳动所种下的病根。一别四十四年，非常挂念他的健康情况。他的爱国苦干精神和严谨的生活作风，使我在怀念之余，倍加钦佩。岁月不居，光阴无情，唯有心香一瓣，祝他老当益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