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世界活动中的观念及其影响

世界观，根据它所指向的对象，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等；另外，根据对“世界秩序形成”的基本看法，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决定论的世界观”和“非决定论的世界观”。每一种世界观都会衍生出许多基本信念。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包括经济学）皆源自这种关于世界的基本信念。

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有两类——认识世界和改造（适应）世界。我们先说认识世界。一直以来，在认识世界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确定论、可知的观点和不确定的、不可知的观点。

世界是确定的、可知的

确定论、可知论是一种广泛流行的关于世界的观念。长期以来，多数人的世界观都是确定的（又称决定论的）、可知的。从目不识丁的文盲到学富五车的专家都有此种认识。也许，每个人都自以为我们生活得很明白。毕竟，在现代生活中，各种媒体、各类杰出人士都在向我们头头是道地讲述着关于世界、社会的大道理和小真理。

确定论、可知论观念的产生及历史

卡尔沙冈告诉我们：“我们在几乎对世界毫无了解的情形下进行日常生活。我们对于使生命得以实现的阳光的产生机制，对于将我们束缚在地球上，否则我们就会以涡旋的轨道被抛到太空去的重力，对于我们由之构成并依赖其稳定性的原子思考得很少。除了小孩，我们中很少人会用大量时间惊讶自然界为何这个样子；宇宙从何而来或它是否总在这儿；时间会不会有朝一日倒流，并因此导致果先于因；或者人类认识是否有一最终的权限。”^[8]这当然不是事实。即使我们浑浑噩噩地度过一天又一天，但是，我们关于那些周围世界问题的好奇与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说过：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只要人类还存在，求知就是我们的永恒使命，也是人类精神的至高无上的追求。即使是史蒂芬霍金也看到，“自从文明开始，人们即不甘心于将事件看作互不相关而不可理解的。他们渴求理解世界的根本秩序。今天我们仍然渴望知道，我们为何在此？我们从何而来？人类求知的最深切的意愿足以为我们所从事的不断的探索提供正当的理由”^[9]。

我们生活的视野以及我们先天就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构成了一个我们熟悉的，也意欲解密的第一个对象。因此，生活世界常常是我们对整个世界加以追问的自然源头。从这里开始，人类探索的目光逐渐向外部、向遥远延伸。这种探索显然基于一种信仰：世界可知。更进一步，可知论也有一个认识论前提，那就是世界是确定的。如果世界是不确定的，那么，世界可知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我们周围的一切，甚至是遥远的星空，看起来都是那么熟悉，那么固定。家里的一切都与昨天无异，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四季如期到来，月亮圆缺有序，那古老的北斗永远悬挂在迷人的夜空。……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昭示着这样的道理：天不变，道亦不变。朴素的古人特别容易接受确定论、可知论的观念，而且它曾经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灵安慰。这其中，一个不曾被人们意识到的前提是，这种确定、可知的观念源自于有限的时空认识。

虽然确定论与可知论并不总能画上等号，但是二者之间确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事实上，可知论的信仰只能建立在“世界是必然的、确定的、连续的”观念的基础上。确定论（决定论）是一种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客观规律和因果联系的理论和学说。

在早期的西方，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都持有决定论的宇宙观。古希腊有个学派叫作爱利亚派，创始人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是绝对静止的，而运动是荒谬的。当然，静止的世界也是确定的。

拉普拉斯（1749—1827）是天体力学的主要奠基人、天体演化学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分析概率论的创始人，却是典型的决定论者。他坚持决定论的立场，在《概率分析理论》（1812）一书中，他论述了概率在选举审判调查、气象等方面的应用。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可以把宇宙现在的状态视为其过去的果以及未来的因。如果一个智者能知道某一刻所有自然运动的力和所有自然构成的物件的位置，假如他也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那宇宙里最大的物体到最小的粒子的运动都会包含在一条简单公式中。对于这智者来说没有事物会是含糊的，而未来只会像过去般出现在他面前。”^[10]这里的“智者”被后人称为“拉普拉斯妖”。

在确定论观念的传播过程中，另一位具有同样重要影响的人物是牛顿。在18世纪欧洲人的眼里，牛顿就像先知摩西一样值得人们尊敬。“牛顿在他还活着时就已是一位民族英雄，而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主要是通过拉普拉斯的强大影响，他成了欧洲科学革命的象征。天文学家巡视数学所统治的太空。牛顿系统成功地克服了一切障碍。更有甚者，它打开了通向数学方法的道路，由于这种数学方法，表面的偏差能够得到解释，甚至能用来推测出存在着当时尚未知道的行星。在这种意义上说，对海王星的预言乃是牛顿的远见卓识中内在的预言力的贡献。”^[11]

所以，在18、19世纪，“牛顿的这一术语（万有引力）被用于研究定律体系、研究平衡现象的每一事物，甚至被用于一方面自然秩序另一方面道德、社会和政治秩序都可以用包罗一切的和谐性去表达的所有场合。浪漫的哲学家甚至在牛顿的宇宙中发现了被自然力所激励的迷惘的世界。更多的‘正统’物理学家从中看到被数学所统治的力学世界。对于实证主义者，这意味着一个步骤的成功，一个被视为与科学的真正定义等同的秘诀的成功”^[12]。

到了近代，它进一步上升为这样一种认识：整个宇宙只不过是一台精密的机器，它的每个零件都按照定律一丝不苟地运行，这就是近代以来的决定论（determinism）思想。决定论的世界观和信仰，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世界是必然的、确定的、连续的、可预测的、可以理解的。这种观念进一步认为，如果说有一个现象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它，那只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信息、知识太少而已。只要人们掌握了足够的知识、掌握了世界的变化规律，只要搜集到足够多的信息，或者只要能够处理足够大的运算量，就可以由初始状态推知它的未来状态，科学家就能如同上帝一般无所不知。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观念也有悠久的传统。中国古人以“常”、“道”、“理”来指称宇宙的规律。《老子》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庄子说：“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遵之。”（《庄子渔父》）《汉书董仲舒传》也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

关于确定论观念产生的原因的思考

关于世界是可知的、确定的这一观念，到了18世纪已经非常流行了。

当然，要从深层次上回答为何决定论的世界观流传广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也是一件并不简单的事。从根本上讲，确定论、可知论的世界观是把基于有限时空所获得的认识，把局部的现象，放大到了整体，延伸、推加到了世界。决定论的世界观广泛流传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而根据我的认识，择要而言，似乎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确定性的信念为遭受不确定世界困扰的人类精神提供“放松按摩”。确定性的追寻，从生存的意义上讲，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内心的生存欲望。人类不能够忍受不确定的东西，因为不确定常常意味着风险的存在，意味着可能遭受损失，甚至失去生命。其实，不确定带给人们的并非全部是风险，它还意味着机会的存在。但是，对风险的厌恶使人们产生了对确定性的偏好，并因此而期望世界是确定的、可知的。

第二，确定性是人类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延伸。从认知的意义上讲，人类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也许不只是人类），科学进步的很大部分是由这种好奇心所驱动的。人们对未知的事物表现出强大的好奇心。既然身边的一切给了我们确定的认识，那么，由近及远，遥远的事物亦当是确定的。其实，确定性并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得出确定性的结论乃是出于人们的内心向往。人们不喜欢陌生的世界、变化的环境、不熟悉的人群，它们给人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人们同样不喜欢那种模模糊糊、似是而非的知识。

第三，生活中，人们几乎天天都需要进行决策和选择，这产生了对确定性知识、信息的强烈需要。毫无疑问，不确定性让人无所适从，让人举止不定，让人左右为难。不确定的世界与不确定的知识对于人们的选择与决策构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既然不确定的都是一些人们想避开的东西，就干脆忽视它们的存在。

第四，已经取得的科学技术成果成为确定性观念的垫脚石。一些已经得到确证的知识确实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帮助。无论是在社会意义上，还是在个人层面上。这增加了人们对科技的信赖，甚至是依赖。而传统的科学技术和确定论是相互支撑、相互佐证的。

第五，传授知识已经成为一种职业，这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情。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一些智者——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专门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活动。从分工与专业化的意义上讲，无论是什么活动，哪怕是传道授业，当它“成为一种职业”，也会获得“专业化”的好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当传道授业活动“成为一种职业”以后，这些以知识为业的人就会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一样，也会为了招徕“顾客”，保持自己“知识市场”的兴旺，而做出类似“王婆卖瓜”的事情，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掌握了对于外部世界的“确定、可信”的真谛，这的确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如果这些解释成立，那么今天到处流行的确定论（或决定论）的思想和信仰仍然是许多人对世界的基本信念，就不难理解了。此外，可能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根源，那就是文字、数字和书面语言的发明，它们也对确定论观念的产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最终使得与人分离的、同质的、“客观的”和“确定的”知识幻象树立起来。

数学与确定性的“联系”

还有一种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实际上不可思议的观念，那就是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把数字和物质世界联系了起来，把数字与事物的因果关系联系了起来，特别是把数学和确定性、决定论联系了起来。尤其是18世纪那个时代，先是在物理学领域，然后通过物理学与数学的紧密联系，又在数学领域建立了决定论的世界观。数学被视为最可靠的科学，并且人们试图将周围的一切都数量化。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1911—1980）曾经深刻地指出：“从古至今都有一个数字的影子纠缠着我们，这个数字的影子就是科学的语言。孤立地去看数字，数字像文章一样神秘莫测。如果被看成是人体的延伸，数字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正如文字是我们最公允、最客观的感觉（视觉）的延伸和分离一样，数字是我们最亲密、相互关系最深的活动（即触觉）的延伸和分离。”^[13]

而将数学应用于分析和描述物质世界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提到两个人。这就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和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艾萨克牛顿。经过他们之手，数学成为时代偶像，获得了存在的身份，具有了证实的力量。

莱布尼茨在《组合的艺术》一书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所有涉及物质世界中形形色色时间的思想和观念，都可以还原为数学原理推演出来的简单的逻辑表达式。他认为，既然数学原理可以精确地描述具体物体在现实中的相互影响，那么，所有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新观点就应该是对于物质世界运行情况的准确预测。数学论证能够很好地反映物质世界的实质，关于物质世界的所有思想都可以明确地从已有的数学结论中产生。

莱布尼茨的理论对于西方乃至人类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它开启了用一套确定的逻辑来解释任何问题的做法。实际上，莱布尼茨更进一步说明，任何一个可以用语言表述出来的断言，原则上都可以简化为用一种具有通用性的语言表述的命题。他把利用数学的基本原理建立一套逻辑语言体系当作自己的目标。莱布尼茨的观点在启蒙运动兴起之后，很快在欧洲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莱布尼茨和牛顿在建立微积分的过程中，都暗含地运用了这一思想，尤其是牛顿更是如此。实际上，牛顿的三定律就是建立在微积分基础上的。这也是对笛卡尔方法的最终肯定。

即使是在20世纪，“牛顿科学仍然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经典科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这样一种思想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14]。同样，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决定论信仰的支持者。他追求统一场论，试图将基本粒子的几种作用力统一起来。他的一些追随者们今天仍在继续这项工作。这就是探寻“终极方程式”。

到19世纪末，牛顿物理学已经征服了全世界。这是一段光荣的日子，是经典物理的黄金时代。“它的力量控制着一切人们所知的现象。古老的牛顿力学城堡历经岁月磨砺风雨吹打而始终屹立不倒，反而更加凸显出它的伟大和坚固来。从天上的行星到地上的石块，万物都毕恭毕敬地遵循着它制定的规则。1846年海王星的发现，更是它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科学的力量似乎从来都没有这样地强大，这样地令人神往。人们也许终于可以相信，上帝造物的奥秘被他们所完全掌握了，再没有遗漏的地方。从当时来看，我们也许的确是有资格这样骄傲的，因为所知道的一切物理现象，几乎都可以从现成的理论里得到解释。力、热、光、电、磁……一切的一切，都在控制之中，而且用的是同一种手法。物理学家们开始相信，这个世界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了，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它走到了自己的极限和尽头，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了。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做一些细节上的修正和补充，更加精确地测量一些常数值罢了。”^[15]

19世纪后期，一些物理学家曾经乐观地宣称，宇宙间的一切皆可以按照连续物质的性质予以解释和推断。并且人们开始倾向于认为：物理学已经终结，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牛顿的理论体系来解决，而不会再有什么真正激动人心的发现了。^[16]

不幸的事实

对于近代以来的世界观而言，其基本信念是：在人类之外，存在着一种决定天地万物或宇宙演变的自然规律（Natural Law），并认为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和发现这些规律。差不多一直到现在，这种信念一直激励着科学家去追寻和探索，他们希望能寻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也就是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理”。

不幸的事实是，即使是依靠理性和科学的力量，许多现象我们依然不能够解释。因此，一部分人还在相信超自然力量、神秘主义、算命、星象、特异功能，等等。其实，在科学无力回答和解释的地方，总是为宗教、迷信留下了生存、繁盛的空间。可以肯定的是，宗教和迷信一直都是人们理解世界的另一种尝试，一种追求科学之外的解决方法的尝试。历史上一些科学家，由于受到终极问题的困扰，也常常转向宗教来寻求帮助，牛顿就是著名的例子。^[17]

当然，我们还可以说，无论科学如何发展，都难以满足人类不断升级、变化的物质，特别是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不仅科学探索会永远地进行下去，而且改头换面了的宗教、迷信也必将长期存在下去。

但是，无论如何，确定论都是荒谬的。如果这世界一切都是确定的，那么，就会像洛伦兹所说的那样，“我们就应该改变我们对同胞的看法，例如我们就不应该处罚凶杀犯或其他犯罪的人，这是因为这些人要犯罪是早已决定了的，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这种想法未必能掌握决定论的全部含义。如果某人犯凶杀罪是早已注定了的，那么根据同样理由，我们是否要处罚他也是早已注定了的，我们对此也同样无能为力”^[18]。

普里戈金、斯唐热曾经指出：“如李约瑟所强调过的那样，西方思想总是在两个世界之间摆动，一个是被看作自动机的世界，另一个是上帝统治着的神学世界。李约瑟把这称为‘典型的欧洲痴呆病’。事实上，这两种观点是联系在一起的，自动机需要一个外部的上帝。”^[19]

世界不把自己真实面目轻易示人

自古以来，人类就不断地探索自然，企图了解自然，更企图征服自然。但是，只是在企图改造自然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大自然是如此神秘莫测，以至于我们奋斗了数千年仍然不能完全发掘出大自然的奥秘。关于世界的第二种观念，叫作不可知论。不可知论，顾名思义，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不可知的，也不能被预测的。

持有不可知论观念的人相信，世界、大自然从来都不肯轻易地把自己真实面貌示人。这种观念常常来自一些阅历丰富、思考深刻的人，这些人往往不急于从所看到的一事一物立刻得出结论，而是更愿意对将要得出的结论慎之又慎。表面上，不可知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少数派、非主流派。但是，也许真实的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现代科学的最新进展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不可知论的性质

我们相信，任何一门“科学”都属于经验知识的范畴（这当然是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所不能同意的）。与形而上学知识一样，经验知识也包括猜想、想象以及对不可见事物的解释。但是，它的基础在于经验，获取的手段则包括观察、实验和思考。我们还相信，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形而上学知识，或基于经验的知识，也无论是通过哪一种手段获得，都无法完全地保证知识的正确性。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物理学中，人仅仅是观察者的观念根深蒂固，并且，习惯上也把科学看作对世界的客观但被动的描述。然而，实际上，人类（甚至包括动物）既是世界的观察者，也是它的参与者，他们可以伸出手脚去改变这个世界，即使是对世界的观察，他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角度、立场。且不说观察和思考都是极容易犯错误的，就是“科学”实验，也不是获得正确知识的可靠手段。例如，实验中我们使用了特别发明的仪器——显微镜、望远镜、加速器等，如何保证实验结果不是那些实验工具的创造物？那些实验仪器会不会成为一个个的“有色眼镜”？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实验中的仪器没有与实验对象发生相互作用，没有引起实验结果的畸变或扭曲？所以，那种“物理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的流行观念是不足采信的。

当然，科学家们似乎没有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其实，更多的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科学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除此之外，现代科学研究还面临着柏拉图提出的问题：“你怎样研究你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呢？在这些你所不知道的东西中，你该把什么作为你所要研究的对象呢？即使你侥幸碰上了这种东西，你怎么知道你所不知道的这种东西就是你所要研究的东西呢？”（柏拉图《美诺篇》）在这里，我们又一次与怀疑论相遇了。

中外古今第一至人——庄子

庄子是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是一个思维开阔、思想深刻、人生豁达的人，迄今没有多少人可与之比肩。但是，很多人认为庄子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这确实有几分道理。

且看《庄子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庄子此言太有力了，知分大小，时有短长，物各不同，奚以知其然也？

还有《庄子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悠悠千古事，皆可为庄子证！“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20]故全知之谓，谬、诳、妄也。“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古今中外，有几人能超越庄子？

再看《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这里，虽是借惠子之口，传的乃庄子思想。“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诚如庄子所言：“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何可知也？

《庄子内篇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当然，庄子并没有否认当下可知、局部可知。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伟人也。

近代欧洲的不可知论思想家

笛卡尔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神学家，欧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笛卡尔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留下了“我思故我在”的名言，他的哲学思想开拓了“欧陆理性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同时，他又是一位勇于探索的科学家，他把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在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以现代观点看，笛卡尔留给人类的最为宝贵的财富，是他严格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这是那些浮躁的现代人所不具备的，而且这种精神正在越来越远离我们）；而他在哲学和思想史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尚属其次。

笛卡尔在哲学和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影响有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普遍怀疑的方法。

笛卡尔的怀疑论给了我们寻找知识的起点——怀疑一切，同时，他也给我们制定出了一套系统的怀疑论的方法。在笛卡尔那里，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具有确切无疑性质的知识。任何属于稍有可怀疑之列的东西，都不应把它们看作知识。因此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明白、清楚、确切、可靠、无从怀疑，而不仅仅是可能是真的。因此，怀疑一切就成了笛卡尔哲学体系的开端。但是否应该将他本人归于怀疑论的阵营，值得商榷。因为对他来说，怀疑只是作为方法与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他的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论达到坚实可靠、确切无疑的知识。也就是说，他的怀疑是方法性的怀疑，是为了肯定真理，不是为了否认真理；是理论性的，而不是实践性的怀疑。意思是说，我们之所以怀疑，并不是为了某事有疑惑而怀疑，而是作为获得知识的第一步。

这一点笛卡尔自己说得非常明白，他说：“只要我们在科学里除了知道现在已有的那些根据以外，还找不出别的根据，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普遍怀疑一切，特别是物质性的东西。尽管普遍怀疑的好处在开始时还不显著，不过，由于它可以让我们排除各种各样的成见，给我们准备好一条非常容易遵循的道路（着重号为引者加），让我们的精神逐渐习惯脱离感官，并且最后让我们对后来发现是真的东西决不可能再有什么怀疑。”^[21]

笛卡尔说：“凡在我想象内含有可疑的成分，即使只含有极轻微者，也要毅然扬弃，……以便观察除此之外，是否还有一物仍然留在我的信念中，为完全不可怀疑者。如此，由于感官屡次欺骗了我们，我便假定借助感官而想象的对象，没有一样是真实存在。”他明确指出：“我这样做并不是模仿那些为怀疑而怀疑并且装作永远犹豫不决的怀疑派，我的整个计划只是要为自己寻求确信的理由，把浮土和沙子排除，以便找出岩石或黏土来。”由此可见，笛卡尔就是要通过怀疑清除那些被认为是真理而实际上可怀疑的东西。

第二，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

对于笛卡尔，怀疑就是为了批判地重建，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恰恰是矛盾的：先是对理性提出了最严格的怀疑，然后努力建立起一个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从幼年时期起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作真实的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22]

“可是，拆掉基础就必然引起大厦的其余部分随之而倒塌，所以我首先将从我的全部旧见解所根据的那些原则下手。”在笛卡尔开始怀疑一切之时，他发现尚有一样东西毋庸置疑。他说：“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我不能怀疑我的怀疑的行动。我怀疑，所以我存在，否则我不能怀疑。”换句话说就是“我思故我在”。

应该说，无论是笛卡尔，还是别的什么人，其实都能够容易地证明“我在”。但是，要通过“我在”的确凿性来反证“思”的真实性，给“思”一个不容怀疑的性质，这是做不到的，无论绕上多大的弯子。所以说，想要证明感官和理性没有欺骗自己、不会欺骗自己，却是没有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笛卡尔沉思了几十年，而人类也已经沉思了几千年，却都无济于事。可怜的笛卡尔！其实，正如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说：“知识并不满足于向人们展示真理，只有‘操作’，‘去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才是它的‘真正目标’。”^[23]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笛卡尔以为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找到了决不怀疑的东西作为知识的基础。然后，笛卡尔就此全力展开了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他认为这个基础就是清晰明确而无法有任何怀疑的观念。那么，哪一个领域是清晰明确观念的典型领域？他选择的是数学领域！因此，所有的知识研讨都须采用数学方法。

知识与观念如何产生？虽然绕了很大的弯子，这个问题在笛卡尔那里显然没有解决。由于事实上没有能够回答出“知识与理性”的“存在”的性质、毋庸置疑的性质，笛卡尔的知识最终还是不得不求助于神。因此，他的答案是：知识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直接由神所赋予的。但是，在肯定了先天观念，强调了理性的主宰地位的时候，知识、观念与世界之间的鸿沟就已形成。笛卡尔自己没有意识到，按照他的这一认识，可信的知识再也不能得到。除非依靠万能的神助，依靠先天。

大卫休谟，英国人，1711年生于爱丁堡，出身名门。少年休谟“沉静勤勉、好学深思”。值得肯定的是，和笛卡尔一样，休谟对人类理性的能力持有怀疑态度。一些反对他的人给他贴的标签是近代欧洲不可知论的重要代表之一。这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准确，准确地说，他是经验主义最杰出的代表。

休谟认为，任何不存在于经验当中的东西都仅是虚构的，并必将被无情地抛弃。他要使科学摆脱“虚构而非经验”的境况，建立有关人性的学科。他的著作《人性论》（Treatise on Human Nature）是一本寻求经验主义原理的研究。在《人性论》中他指出：人的认识完全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人不仅不能感知和证明物质实体的存在，也不能感知和证明精神实体（包括上帝）的存在。对于长期流行的“普遍因果性原理”（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原因），休谟认为，人们所谓的因果关系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碰巧相邻接的两个事件之间的固定的关系。时间上在前的事件称为在后的事件的“原因”，在后的事件称为“结果”。休谟这样说：“原因和结果的观念是由经验得来的，经验指导我们那样一些特定的对象在过去的一切例子中都是经常结合在一处的。当我们假设一个和这些对象之一类似的对象直接呈现于它的印象中的时候，我们因此就推测一个和它的通常伴随物相似的对象也存在着。”^[24]历史上，有一些哲学家自负地认为，休谟的这些命题并不可靠，他们清楚地知道其含义何在吗？他们又能够为自己的那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学说做出辩护吗？

近代欧洲不可知论的另一重要代表是康德^[25]。他在读到休谟的著作时，完全被休谟的论证震撼了，“休谟把我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这话当然是不可信的，实际上是他自己在“独断论的迷梦”中越走越远）。康德先是肯定“物自体”（外部世界）的存在，然后又指出：是我们的心灵把一些先天的概念和范畴——（先天综合判断）它们与生俱来的，像真理一样，与经验无关——加到了我们的经验之上，通过这个过程，我们识别物体，形成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经验。没有这些先天的范畴我们就无法理解世界。对“先天综合判断”的怀疑，是没有意义的。不仅物自体的本来面貌是不可认识的，而且作为一切精神现象最完整的统一体的灵魂、作为一切物理现象最完整的统一体的世界和作为最高统一体的上帝，都不是认识的对象，而属于信仰的领域。

而对罗素来说，“人只是盲目的、无目的、自然的、偶然而短暂的产物，是其所作所为的一个无关的旁观者，几乎是他的领域的一个异己的入侵者。^[26]人在宇宙神学中没有高官厚位可言，他的理想、他的希望、他的神秘的狂喜，不过是他自己错误的热情想象的创造，他们在这个按照时间、空间和无意识的（虽然是永恒的）原子从力学上加以解释的真实世界中没有名分，也不可能应用于这个真实世界。他的地球母亲只是无限空间中的一颗尘埃，甚至在地球上，他的位置既不重要，也并不稳定，总之，他任凭一股盲目力量的摆布，正是这股力量不知不觉地碰巧把他抛入存在之中，但也有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会不知不觉地扑灭他的小日子的蜡烛。他自己以及他所珍爱的一切，都会在时间的历程中逐渐‘埋葬在宇宙的废墟中’。”^[27]

笛卡尔怀疑一切的方法、休谟怀疑论的论证以及康德的人类理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无疑都是价值巨大的精神财富，其价值就在于他们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是多么容易轻信自己的意识，而意识到的东西并非就是客观的、真实的、正确的。正是他们的努力让我们对知识的局限性更加清醒和保持警惕，促使我们把信念、知识建立在一些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不可知论的科学：现代科学三个里程碑性的发现

如果说在过去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在描绘经验世界的物体运动方面是很成功的，并由此处于统治地位，那么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问世，则引爆了对确定论、可知论的疑问。世界的本来面目开始变得几乎难以描述。

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首先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突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随后，一系列实验和发现将人们的视野引入了原子和亚原子的微观物理世界——量子世界中。而在量子世界中，人们发现，日常熟悉的物理规律不再成立。那种严格的因果性和决定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事件发生由概率决定。人们走进了一个上帝掷骰子的非决定论世界。有三个里程碑性的发现引发了当代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第一，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的问世。

在本质上，所有的科学问题都涉及采用什么时空观的问题、涉及对时空的理解和定义。在20世纪以前的古典物理学里，人们采用的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相对论是关于时空和引力的理论，由爱因斯坦创立，分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28]在相对论的宇宙观中，时间不再是绝对的，空间也不再是绝对的，甚至历史也不再是唯一的。相对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常识性”观念，给人们的传统世界观造成巨大的冲击。不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仍然是一种经典的理论。

第二，量子物理学的进步与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的提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人们认为经典物理学已臻完美的时候，一系列经典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被发现了。物理学“晴朗的天空出现了几朵乌云”^[29]。

电子和放射性的发现，打开了原子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的认识深入到了原子内部。大量的实验表明，微观粒子的运动不能用通常的宏观物体的运动规律进行描述。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说。^[30]爱因斯坦成功地解释了光电效应的现象及光的本质，进一步推动了量子论的发展。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把量子论用于原子结构的研究，创立了原子结构的理论。经过许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到1925年左右量子力学最终建立。

量子物理学是研究微观世界粒子运动规律的科学。量子力学本身并不是一种理论，它只是一个框架，现代所有的物理理论都必须与它相符。在量子力学中，即便是理论上，也只允许有概率的计算，因此它要求我们舍弃作为早期“经典”物理学倡导的决定论。量子物理学家们知道，我们只能预言一个实验的各种可能的结果，而不是某个确定的结果。量子力学还告诉我们，根本不存在连续的运动；而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与事物密不可分的环境依存都是始终存在的。各要素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是存在的，而且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可以任意分解。这一切表明，必须把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量子论与相对论一起，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相对论和量子论弥补了经典力学在认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方面的不足。它们的提出，不仅推动了物理学自身的进步，而且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开始从宏观世界深入到了微观世界。

遗憾的是，尽管量子力学一直都是成功的，许多其他科学领域的人却并没有完全地、从最深层次上理解它的真正意义，特别是它对于理解整体的宇宙的意义。

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又称“测不准定理”，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W.Heisenberg）于1927年提出。它告诉我们，在微观世界中，人们不能够同时精确测得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对粒子的位置知道得越精确，对其动量就知道得越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已经被公认为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类似的不确定性关系也存在于能量和时间、角动量和角度等物理量之间，很多实验都时常会遭遇到不确定性问题，而这种情况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尤其严重。

在经典力学中，每件事物的发生总有其原因。你可以追踪一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原因的原因，直到第一原因。但是，在量子物理中，观察者和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基于这种相互作用，不能认为系统是独立存在的。在量子世界中，放射性衰变及原子能级转变时并没有“内在的原因”，直接的因果性消失了，它显示出这种改变完全出于机会。它所引发的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

我们不能精确预测，也不知道为什么世界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正如同我们不知道“薛定谔的猫”^[31]是死是活一样。我们必须打开匣子去看才能知晓，这个结果我们不能预先知道，也无法控制。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在没有进行观察的时候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只能根据量子力学波动方程在统计的意义上进行预测，量子世界的行为只服从统计规律。非决定论的世界呈现出了它的概率性。

上帝的确在掷骰子！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即使没有量子论把概率这一基本属性赋予自然界，就牛顿方程本身来说，许多系统也是极不稳定的，任何细小的干扰都能够对系统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这些干扰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预测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此，想凭借牛顿方程来预测整个系统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行的。典型的例子是洛伦兹著名的“蝴蝶效应”——哪怕一只蝴蝶轻微地扇动它的翅膀，也能给整个天气系统造成戏剧性的变化。当然，股市波动、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都在用事实诠释着这一理论的有效性。

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决定论的信念，否定了拉普拉斯科学理论，即一个完全确定性的宇宙模型的梦想寿终正寝：如果人们甚至不能准确地测量宇宙当前的状态，那么就肯定不能准确地预言将来的事件！

第三，哥德尔定理的发现。

库尔特哥德尔（Kurt Godel，1906—1978）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哥德尔的数学天分极高。他在维也纳大学时本来修读理论物理和基础数学，后来研习数理逻辑、集合论，24岁时完成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他最杰出的贡献），并获得博士学位。哥德尔的一生可以说是倾力献身基础理论研究的一生，他的学术贡献基本上是在数学、逻辑和哲学领域。哥德尔不仅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科学贡献，还以卓然深刻的思想为世人留下一笔丰厚的哲学遗产。

哥德尔对数学乃至整个科学界的最大贡献是证明了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在他之前，数学家们曾希望可以设计这样一个数学公理系统，理论上它可以被证明是自洽的，并能用来推证所有数学定理的正确性或谬误性。哥德尔证明这些目的不能实现。

哥德尔第一不完全定理：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而且是自洽的，它必定包含某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命题。换言之，在任何一个形式（逻辑）系统中，一定有不可判定的命题。

哥德尔第二不完全定理：任何足以展开初等数论的数学形式系统，如果是一致的，其一致性在系统内不可证。哥德尔第二不完全性定理的另一种形式是说，任何足够丰富的数学形式系统，如果它是一致的，那么它不能证明表达它自身一致性的命题是定理。

哥德尔说“数学不仅是不完全的，还是不可完全的”。这一点也恰是哥德尔定理的最深刻意蕴。与不确定性原理不同的是，哥德尔定理是一条完全基于理论推导的数学规律，它完全不可能被推翻。这至少可以说明，在科学理论上，世界是不可知的，世界是不确定的，是概率性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无限可能的世界。

世界的概率性让人们迷惑、不安，命运原来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无论我们多么强大和聪明，人类都不能从根本意义上完全掌控命运、预测未来！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在统计意义上、在概率上去无限接近，去尽量施展自己的影响力，但最终的决定权仍在“不确定性”那里。所以，中国古人很伟大，早就说出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至理名言。

约翰塔巴克在他的《概率论和统计学》中指出：“现在，因果论不再起核心作用。现在科学家们乐于承认世界具有多个方面，有些不仅未知，而且本质上是不可知的。”^[32]当然，塔巴克这里并没有想到要支持休谟。现代科学也一样，它只是要走近事实和真相。

改变我们的观念

显而易见，20世纪之前的传统世界观——确定论的世界观——的基石被彻底动摇了。新世界不再有因果性，不再有实在性，可能让人觉得不太安全，但它却是那样胸怀博大，气势磅礴，到处都有珍贵的宝藏和激动人心的秘密等待着人们去发掘。而当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改变我们的观念。

1986年，詹姆士莱特希尔（James Lighthill）在英国皇家学会纪念牛顿《原理》发表300周年的集会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道歉：“现在我们都深深意识到，我们的前辈对牛顿力学的惊人成就是那样崇拜，这使他们把它总结成一种可预言的系统。而且说实话，我们在1960年以前也大都倾向于相信这个说法，但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我们以前曾经误导了公众，向他们宣传说满足牛顿运动定律的系统是决定论的，但是这在1960年后已被证明不是真的。我们都愿意在此向公众表示道歉。”^[33]

世界，可知耶？不可知耶？笔者相信：

第一，绝对可知与全面知道都是虚妄！与确定论、可知论不同，我们认为世界不是完全可知的。世界的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且总有些细微的变化会逃过人类的观察，人类的认识把握变化的能力不比变化本身更快。特别是考虑到世界的无限联系，任何变化都可能由其他间接的、遥远的因素的变化所引起，因此，完全地或准确地把握变化是一项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我们看到遥远的星空中的一个亮星，实际上可能是早已消失了的某个星系。

第二，可知，但是有限可知！我们相信世界从根本上讲是不可知的。但是，与完全的不可知论不同，我们认为世界在有限时间、有限范围内是可知的。而且，这里的“知”是对行动的意义而言，而不必然是关于“本质”的知识。所谓的“本质”也许完全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是一个无实际意义的抽象。“本质”的概念首先是与哲学传统，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们的努力有关，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造成的，具有某种幻觉性质（对于“本质”问题，理查德罗蒂也有与我们近似的理解^[34]）。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种“知”与所谓的事物的“本质”没有多大关系，只是一种可以指导我们行动的关于事物的认识。

弗兰克奈特曾经说过一句与我们的理解相近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从终极意义上说，宇宙是不可知的（当然，我们说的只是客观现象和行为，而不是超出日常经验事实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世界肯定是可知的。当事物的复杂性超出我们的真实感知能力时，因宇宙中缺乏真正的一致性而导致的知识的局限性就可以被忽略。”^[35]奈特的前一句话，也基本上表达了我们的意思。

第三，人人都是风险、不确定性的承担者和管理者。在这个风险无处不在的真实世界中，风险管理从来都不是“别人的事”。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暴露在风险肆虐、不确定性四处游荡的环境中，每个人也都是处理风险、不确定性的高手：每个人都会小心地把钱包、信用卡藏好；每个人都自觉地靠马路右边走路；每个人都选择卫生的环境就餐；每个人都谨慎地选择交往对象；出门前检查门窗是否关闭；出远门多带上些钱、衣服、雨具；下雨天远离高物；等等。所有这些生活举动无一不是在防范风险、管理风险，而绝不是只有买保险才算管理风险。实际上，现代社会唯一的变化是，伴随着商业、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复杂，以及风险管理成为一门专业学科，社会中诞生了专门担任风险管理角色的人。“人人都是风险管理者，虽然平时并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必须做出大量决策，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对风险的态度”^[36]。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充满风险的真实世界中。虽然确实有许多事物的复杂性常常超出了我们的真实感知能力，例如对天气、地震、战争、意外伤害、股市的判断。但是，由此产生的知识的局限性并没有被人们忽略，也从来没有“被忽略”。事实上，它们恰恰是许多人类行为的重要解释。这就是农民修水库、挖排洪渠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建筑业执行防震标准的原因；这就是各国设常备军和必要军备设施的原因；这就是人们购买保险的原因；这也是一些人远离股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