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球学的学科比较与定位
作为一门正在生成中的具有交叉、综合特点的学科，全球学需要审慎地定位，即逐渐厘清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在比较中明确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与对象，独特的范畴与话语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自身对相关学科的借鉴与倚重。在这种比较中，与全球学最为密切的学科有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人类学、未来学，下面逐一进行比较分析。
在传统的狭窄的意义上，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政治的领土化、主权的至上性和国家中心主义既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三大表征，也是狭义的国际关系学的三大支柱。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体的活跃，以及国际关系内容和议题的日益丰富与多样，狭义的国际关系受到反思与质疑，于是出现了反映多元行为体、多样政治议题和多种国际机制并存互动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但这种世界政治并未强调世界的整体性，而是侧重于对各种国际政治现象的描述，显现出拼盘式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进入研究视野，它试图克服世界政治的模糊性，强调在世界政治的图景或拼盘里，正在生成着一种以全球为本体和向度的新政治。这种政治的主体、范畴、框架，以及理念和价值都锁定于“全球性”，从而超越了跨国主义，指向了全新的全球政治。由此可见，国际关系学也在逐渐摆脱狭义的理解，以便回应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带来的深刻变化与转型。
显然，全球学与探索中的全球政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换言之，与正在生成中的新的国际关系学（或称之为全球政治学）有许多共鸣。首先，两者都坚持以全球的视野和框架审视、分析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所造成的人类新的社会生活现实，把人类、全球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其次，两者都强调世界的整体性，社会生活（包括现象、关系、价值、制度）的全球性，对传统的以国家性和国家中心主义为标示的制度、理念、价值进行批判性反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全球学与国际关系学有内在的学术与学科渊源。在学科设置和研究方面，既可以将全球学暂时置于国际关系学学科之下，也可以把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新分支全球政治学纳入全球学。这种无法割断的学术与学科联系，恰恰表明正在构建的全球学要以国际关系学为主要支撑；无论研究对象、内容还是范畴与话语，两者都有重叠和交汇。但是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全球学与国际关系学毕竟不能混同与替代。这是因为国际关系学的基本向度是研究世界上的多种行为体在国际层面上发生的政治关系，而这种政治关系在现实中更多地表现在国家之间，全球政治学仅仅是它的一个居于非主流地位的分支。全球学则要聚焦于全球现象、全球关系、全球价值、全球制度，突出全球主题。况且，全球学的研究视野并不局限于政治关系，至少文化的、伦理的、哲学的内容与色彩都要强于国际关系学。
产生于19世纪的社会学，是一门利用经验考察和批判分析来研究人类社会结构与活动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对象与内容广泛，在其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坚持实证主义路线的社会唯实论和倡导反实证主义路线的社会唯名论两大流派，并以注重社会整体还是注重个人和社会行为为界标，区分为社会学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个基本向度。尽管如此，社会学以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社会行为为研究主题，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探寻社会发展进程与规律的学科特征和内核则是非常鲜明，毋庸置疑的。但是，正像20世纪70年代前的政治学一样，现代社会学所关注和研究的社会，是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社会隶属于国家，社会是国家社会，社会秩序意味着国家秩序”[43]。现代社会学从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将“国家控制地域”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国家社会，相互之间被隔绝。“他们就像存放到集装箱里那样，被存放到民族国家的权力领域里。”[44]贝克把这种现代社会学理论与模式称为“集装箱理论”。显然，传统社会学在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冲击下，必然要超越国家社会，走向世界社会、全球社会。正如英国学者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所说：“全球变迁要求我们必须拓展国家中心理论（Statecentric Theories），确定新的研究议题和建立大家认可的比较方法。总之，地方、国家和全球的相互依存需要一门全球社会学。”[45]事实上，在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领域还有很多社会学家，如罗兰·罗伯逊、阿尔布劳、吉登斯、贝克等把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扩展到全球，把社会学的理论高度提升到全球性，开启了社会学研究的新时代。
当国家中心的现代社会学走向全球社会学时，无疑就与全球学有了互通之处。这是因为两者都以全球、人类为研究对象，都以全球性为价值尺度，都以地方-全球为基本框架，关注全球化时代的新现象、新事实、新关系、新价值，探寻应对这些新问题的理论与对策。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上，两者也有许多重合交织，全球化、全球主义、全球政治、全球文化、民族、宗教、难民与移民、人口、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会运动、认同、全球社会，仅从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所列的这个“全球社会学”的研究清单就不难发现，全球学与全球社会学的关系有多么密切。此外，全球学与社会学都是综合性学科，区别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单学科性的其他社会科学，从而在研究视野与方法上也有共识。这一切都表明构建中的全球学要紧紧地依托社会学，从社会学特别是全球社会学中找到灵感与借鉴。
当然，正像全球学不能等同于全球政治学一样，全球学也不能等同于全球社会学。全球学更强调全球变化的政治性，而社会学更关注全球变化的社会性。全球学在范畴、范式和话语体系上更倾向于国际关系学，像全球体系、全球秩序、全球法律、全球治理等范畴都是社会学较少使用与关注的；而社会学（全球社会学）则突出全球社会、世界社会，以及它们的新结构、功能、分层等等。从某种意义讲，全球学像一个构建中的一级学科，而全球政治学和全球社会学可以看作是下设的二级学科。
从研究主体上讲，人类学是与全球学最贴近的学科，即把人类本身作为一个研究主体、研究对象，探究人类的本质。19世纪之前的人类学为体质人类学，指对人体进行解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弄清人类生物的进化过程和不同区域、不同种族的生物差异。19世纪后，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开始兴起，研究的内容已从人类的体质拓展到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从而形成当代人类学的四个基本分支，即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事实上，这四个学科分支，又体现了人类学的两大研究向度，那就是以体质人类学为代表的人类生物学、生物性研究；以文化人类学为代表的人类文化学、文化性研究。由此可见，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也具有综合性。人类学既关注人类整体性的生物与文化进化，又特别侧重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同地区、种族的差异性，在研究方法上更强调实证，包括特殊的田野调查。
由此看来，人类学只是在字面意义上贴近全球学，而学科的本质则与全球学相距甚远。因为人类学不关注也不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的变迁与影响。当然，由于文化人类学的日益发展，其研究内容与成果对全球学中的文化与价值分析也有助益。从学科上看，人类学与社会学关系更密切，这大概也是至今为止，人类学往往与社会学设置于同一系、所的缘由。
“未来学，研究人类未来的综合性学科。主要探究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预测按照人类需要所做的各种选择和实现的可能性。”[46]之所以要辨析全球学与未来学的关系，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未来学被过于泛化了，不仅未来学与预测学、未来研究、展望研究不加区别，甚至后兴起的全球问题研究、全球学也被等同于未来学，或被视为预测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尤为明显。当时正值中国全球问题研究启动之际，不少辞典，甚至一些专著，都把全球学混同于全球未来学，然而这两个学科是不可以相互替代或等同的。未来学有两个基本点，其一，以科技革命为研究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各种选择方案的拟定、前景分析都建立在科技革命造成的社会冲击的基础上。其二，以社会未来发展趋势为研究归宿。它始终关注的是科技革命的浪潮会如何改变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以及人的道德与价值观念，并对这些领域的未来走向进行预测。而全球学的两个基本点则是，其一，以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虽然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生成和变化也与科技革命有关联，但全球学研究起点并不是科技革命，而仅把科技革命作为研究的背景，直接扣住关系当代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其二，以改变现实，促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为归宿。诚然，全球学也展望未来，但它更关切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并为改变这些困境，应对这些挑战提供相应的理论与对策。因此，不能将全球学归结为未来学，更不是预测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一个独立的新兴的综合性学科。[47]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未来学研究越来越从远期未来转向近期未来，从长远趋势预测转向中期实践预测，从而不仅与现实的关系更密切，也在研究内容上与全球学日益贴近。所以，未来学的一些研究视角、结论对全球学同样是有启发意义的。
基于上述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全球学是一个独立的、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全球学不依附于任何学科，也不是已有学科的大杂烩、大拼盘，有其独特的学科内涵与边界。全球学不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那样的单学科性的学科，具有明显的综合性。
其次，全球学与国际关系学内在联系最为密切，与社会学相互联系与依托，可以说这三个学科有学科上的渊源与血脉。所以，在构建全球学过程中，必须很好地审视与借鉴国际关系学与社会学，从中获得足够的学科支撑。
再次，全球学与人类学、未来学的关系必须澄清。全球学与人类学、未来学的关系不同于全球学与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与后者有内在的学科渊源与关联，而与前者的联系则缺乏内在的学科共识，甚至包含误解。全球学所关注的人类与人类学所关注的人类，不能望文生义地加以等同，其研究角度与内容差异甚大。同样全球学与未来学也因立足点不同难属同一学科。把全球学视为未来学、预测学中的一个悲观主义分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最后，由于全球学以全球化和全球问题为该学科的前提、基础和逻辑起点，以治理全球化、全球问题为研究宗旨，坚持问题导向、治理导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球学是全球问题学和全球治理学的综合。当我们强调问题向度时，全球学就可以被理解为全球问题学；当我们关注治理向度时，全球学又可以被理解为全球治理学。而无论是全球问题学还是全球治理学，都是对全球化时代全球性现象、关系、价值、制度的思考与回应，都要探究人类作为一个主体的整体性发展的特点、进程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