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轨道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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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工厂体系筚路蓝缕的草创时期，大卫·李嘉图阐述了他称之为“工资铁律”的严酷原则，即：所有工资都倾向于下降到最没有技能或最绝望的人所愿意接受的水平。在前工业时代，这一规律在发挥作用时还经常受到约束。王公贵族和乡绅老爷们往往会照顾那些由于无能、疾病或灾祸而陷入贫困的人。在前工业时代的美国，那些陷入悲惨境况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作物歉收，他们的生意凋敝，或者他们的家族商店破产——至少还能够去工作（不管他们所能支配的薪水有多么微薄），或者搬到别的地方去从头再来。但工业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

因为，当你建起了一家工厂的时候，在工厂的周围就会发展出一座工厂村镇，那些来为它干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被囚禁的。他们不占有生产工具，因此依赖于他们所就业的工厂提供；如果工厂倒闭，这样一个社区里无论如何都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提供给所有找工作的人。如果他们的工资确实很低，他们就出不起盘缠去别的地方找工作。所以，他们就不再是自由人。他们任由雇主摆布。那年头的行为法则并不要求他们觉得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任何责任。“工资铁律”真正开始发挥作用。

城市贫民窟也同样如此，有稳定的来自国外的新来者涌入这些贫民窟——几乎全都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大字不识的蠢汉，没有技能的生手，常常还无依无靠，不会说本国的语言——都是同样被环境所束缚的男男女女。理论上，各行各业都向他们开放；理论上，他们也并不依赖于单一的雇主。但实际上，穷人、技能有限的人和目不识丁的人——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全都局限于他们所在的地方，年复一年，勇猛地为挣钱糊口的机会而斗争，不管提供给他们的工资多么微薄，他们都不得不接受。这也是“工资铁律”在发挥作用。

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各地，工资铁律带给人们的憎恶，跟英国并无不同。在英国，新兴工业城镇和矿区的工资、工时和卫生条件，都散发着同样的恶臭；凭良心说，它们确实够糟的了。因为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英格兰工矿城镇的工资水平一直在下降，直到1850年，整个家庭都在为人均每周三四美元的报酬而在机器旁劳作着；一天12个小时是平均工时，一天干14个小时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就连那些在我们看来正当上初中年龄的孩子们，也要从早晨5点一直干到夜里8点——早餐半小时，午餐半小时——每周6天，在一家照明和通风都很恶劣的工厂里，完全放弃了阳光、娱乐、教育和健康，为的是养家糊口；就连雇主也都放弃了所有这一切，在疯狂掠取高额的利润。正是这样一些环境——无论在任何地方，看上去都似乎是新兴的产业资本主义在最积极地推动着它的前进——使得卡尔·马克思看到了机会：他是否有可能发明出一套不同的制度？

在19世纪的下半叶，工业主义已经在美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连串值得注意的发明创造和技术改进，为它的前进注入了活力。到1900年，一个主要是农场主和村民所组成的国家，成了一个繁华的大城市和喧闹的工业城镇越来越多的国家；而且，舒适、便利和健康已经有了很大的积累，以至于它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为那些在其中工作和游乐的人所创造出来的新世界。但财富依然倾向于流进少数人的腰包。

诚然，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总的生活标准令人愉快地显示出了相当程度的改进。繁荣往往向下传递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改善着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条件。例如，有经济学家计算，1860～1891年之间，22个工业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了68%以上，而商品批发价下降了5%以上。这些数字代表了实实在在的获得。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那场可怕的大萧条期间，工资普遍锐减；而且，尽管工人的命运后来在接近世纪之交、当好时光再次重现的时候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至少，他们在选择正规职业的机会上有所改善），但就经济学家所谓的“实际收入”（即把工资与价格相比较）而言，却并没有进一步的增进。为阻止百万富翁们正在迅速掠取的、数百万处于中等经济阶层的美国人也直接或间接从中受益的新财富向美国社会更低层面渗透，又发生了什么呢？有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美国的好土地正在被填满。传统上，当美国工人的地位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他总是可以往西去——如果他能够筹措到盘缠的话。西部一直是新希望之地，不仅对于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是这样，而且对于那些被工业主义所抛弃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但如今，边疆已经关闭，而且，尽管对身无分文来到西部、想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来说依然还有机会，但这些机会看来正在减少。第二件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美国继续在大规模地输入暂时缺乏就业能力的无产者，以至于大城市和工业城镇里的劳动力市场人满为患，工资水平也一降再降。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无产者始终在越过大西洋，源源不断而来。一度主要是爱尔兰人：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正是爱尔兰人充当了沟渠挖掘者、大堤修建者和工厂的劳工，他们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薪水而每天干上12、13甚或14个小时。接下来，当爱尔兰人开始过上更好的生活时，意大利人便开始涌入美国。再接下来，是越来越多的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当每一个群体到达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组成一个比上一个群体更低的无产者阶层。（始终处于或接近于最底层，从事仆役性质、低报酬的工作，这些工作一直是保留给黑人的，他们尽管已经不再是奴隶，但依然被认为是愚昧无知的仆役，被排除在机会之外。）

逐渐地，这些外国人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染上了弥漫于美国空气中的自由和野心的传染病，他们开始提升自己，摆脱了贫穷。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在最低经济层面上的位置便会被新来的移民所占据，他们被先行一步的亲戚和老乡们传回国内的一些激动人心的传闻（有时候是子虚乌有的）所引诱，或者是被工业代理人所提出的漂亮承诺所引诱，从欧洲来到美国。他们来得是如此迅猛，以至于他们填充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以及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的工矿城镇贫民窟的速度，超过了美国吸收他们的能力。仅1900年一年，新来的移民数量就高达448,572人；1901年是487,918人，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增长，直至1907年达到了1,285,349人的高峰。这确实是一个讽刺：自由女神的灯光是如此明亮，它对很多国家被剥夺者允诺的希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回应自由女神邀请的庞大数量使得工资水平不断下降，不仅对那些新来者是这样，对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这推迟了对“工资铁律”的修正。

顺便说一下，很多美国人当中有某种倾向（当时和以后），这就是对欧洲人的傲慢或屈尊，这在部分程度上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数代人以来，几乎只有欧洲人才被本地出生的普通美国人看作是输入的无产者当中贫穷、无知、衣衫褴褛、常常还是肮脏不堪的成员，他们在干仆役工作的时候说着难以听懂的语言。他们被轻蔑地称作Dagoes、Polacks、Hunkies和Kikes。当他们的生活境况有所改善的时候，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变成与其说是意大利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或俄罗斯人，不如说是美国人；欧洲人如此令人不快的形象一直在美国人的头脑里持续了下来。

但是，你或许会问，工资铁律传统上的死对头——工会——的情况如何呢？答案是：它们很少，而且很弱——除了在少数受到青睐的行当；它们存在于法律的危险中，这样的法律大体上支持这样一种观念：雇主选择付给一个人工资，此人选择接受这份工资，是这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与旁人无关；而且，其余公众通常是以害怕和厌恶的态度来看待工会。

1900年，工会的成员总数达到了868,500人，其中，美国劳工联合会据称有548,321名会员。在少数成功地组织起来的工会当中（比如雪茄制作者工会），它们所施加的压力推动了工资的提高。1902年，一位细心的观察者、波士顿南端馆的罗伯特·A.伍兹报告，波士顿的无技能劳动者每周挣的工资从9到12美元不等——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的话；有技能的熟练工一般而言可以挣13.50到19.50美元；但相比之下，雪茄制作工却能挣到15～25美元。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塞缪尔·冈珀斯本身就是一位雪茄制作工，他是一个结实的男人，有着有力的下巴和阔大的嘴巴，头发桀骜不驯，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对工会在自己的影响力下所应该追求的目标抱着一种严格受限的观点。年轻的时候，冈珀斯为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学会了德语；但打那以后，他看到美国的工会运动如此经常地被革命理论家们的不切实际所削弱，被他们输入的革命理论在公众当中引起的普遍憎恶所削弱，以至于他严格地坚持同业工会——而不是产业工会——的原则，反对想让他的工会介入政治（比如组成劳工党）的任何企图，要求它们只为改善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而进行集体谈判。

但是，在世纪之交，谈到冈珀斯所追求的温和目标，通常会让人们对工会运动的图景产生完全的误解。一些最大的产业根本就没有组织工会；在工会存在的地方，或者在试图组建工会的地方，很可能存在暴力的、鲁莽的、血腥的冲突，总是有激烈的战斗：一方是造反的工人，另一方是他们毫不妥协的雇主，以及雇主的打手们，多半还有民兵。

1898年，美国矿工联合会赢得了他们的第一场重要罢工的胜利，当时，伊利诺伊州弗登市的一群矿工——据赫伯特·哈里斯在《美国劳工》（American Labor）一书中说——“装备着散弹猎枪、左轮手枪和来福枪，打败了一伙有着同样装备的罢工破坏者和公司卫队，双方都有惨重的人员伤亡。”哈里斯恰当地补充道：“凭借出众的枪法，工会的所有要求都获得了同意。”这样一种精神，使得劳资双方都更有可能遭到人们的反对。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趋势，1896年，当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对马萨诸塞州高等法院的一份反示威裁决提出异议的时候，他确信，他的反对将让他失去未来晋升的所有机会。这份裁决把一份禁令授予一个名叫维格拉汉的店主，以阻止在他的店外示威抗议的两个人。没有暴力的暗示，也没有实物财产受到威胁；然而，当霍姆斯提出这两个人有权利以这样的方式抗议他们所认为的雇主不公平的时候，他的提议却被公共舆论认为是十足的异端。

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会在1900年只有很小的影响力也就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无论如何，它们不可能达到最底层的劳工，以保护那些贫困状况最为严峻的男男女女。

说到“工资铁律”依然拥有它古老的力量这个事实，除了边疆关闭、移民潮和组织化劳工薄弱之外，也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讨论这些原因。但眼下，我们应该看看世纪之交的时候少数困难的生活事实，看看轨道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