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真正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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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有一个人在纽约辞别人世。此人尽管对经济学没有多少研究，而且其心智也出奇地不成熟，然而，对世纪之交的美国商人的思想，他的影响比所有经济学教授加在一起还要有渗透力。此人名叫小霍雷肖·阿尔杰，他所做的事就是为孩子们写了100多本书——都是一些成功故事，像《注定要发达》（Bound to Rise）、《幸运与勇气》（Luck and Pluck）、《沉浮在自己》（Sink or Swim）、《擦鞋童汤姆》（Tom the Bootblack），以及诸如此类——其总销量至少达到了2,000万册。

霍雷肖·阿尔杰本身是个悖论。他的书有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那些认真、勤勉的孩子从贫到富；然而，他本人却并不是从赤贫开始生活的，而且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实现了致富；在他一生中后来的岁月里，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纽约一条凄凉街道上的“报童公寓”里。他那些指导成功的平装本手册过去曾被而且依然被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视为垃圾；它们平实、单调、不真实、不精细。然而，它们却是南北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男孩们最喜爱的读物，而且很有可能，这些男孩子当中大多数人是从霍雷肖·阿尔杰那里得到了他们最早能够理解的美国经济生活的图景。

霍雷肖·阿尔杰笔下标准的主人公是一个15岁左右的男孩，他没有父亲，不得不谋取自己的活路，通常生活在纽约市。他总是被形形色色的恶棍所困扰。在火车上他们试图把那些不值钱的金表卖给他，或者正当他带着东家的钱乘坐四轮马车回家时把他劫持，要么在费城旅馆的房间里用氯仿麻醉他，要么在芝加哥的廉价公寓里把他打昏。但自始至终，他强壮、精明而勇敢，而那些恶棍们则愚蠢而怯懦。在每本书的结尾，你都能发现，我们的主人公正顺利地奔走在通向财富的路上，这财富很明显来自于他的勤奋、诚实、坚持和节俭。

对于那个就着伊利诺伊大草原的灯光翻阅他的《安迪·格兰德的勇气》（Andy Grand's Pluck）的农民之子来说，对于那个在佛蒙特州村庄里阅读他的《勇敢与大胆》（Brave and Bold）系列的乡村银行家的儿子来说，霍雷肖·阿尔杰的教导似乎是清楚的：商业就是在个人之间和小团体之间做买卖的事情，如果你工作刻苦并懂得存钱，你就会成功。经济行为的基本原则，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笔下的穷人理查德所定下的那些原则：

“自助者，天助之。”

“早睡早起，让一个男人健康、富裕而聪明。”

“只要我们勤奋，就决不会饿死，因为，正如穷人理查德所言：对一个劳作之家，饥饿会来探头探脑，但绝对不敢进入。”

“丰盛的厨房只会造就贫瘠的意志。”

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你想致富，通向财富之路，就像通向市场之路一样简单明白。它主要依靠两个字：勤和俭。”

谁也不会否认，阿尔杰的论点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不妨看看约翰·D.洛克菲勒，他最早是从克里夫兰的一家代销商行的职员干起，每周挣4美元；到20世纪初的时候，他成了全世界最富的人。瞧人家安德鲁·卡内基，他13岁的时候在匹兹堡的一家纺织厂里当线轴工，每周挣1.20美元，如今成了最大的钢铁制造商。再看看爱德华·H.哈里曼，他是从一个经纪人的勤杂工干起，每周挣5美元，如今缔造了一个铁路帝国。说到节俭，不妨看看大银行家乔治·费希尔·贝克，他不仅是从一位职员开始自己的事业生涯，而且，过早的婚姻生活使他和他的妻子养成了自律：他们一半的收入用于生活，另一半则存下来。这些只是少数几个证明成功法则的例子：从一无所有开始，严于律己，精打细算，存下每一个硬币，你就会赢得财富、权力与喝彩。由此得出的必然推论是：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懒惰、愚蠢或肆意挥霍。

成功的商业人士自然乐意相信，这些事实上都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但是，你可能会问，他们在教室里难道不曾学到比这稍微复杂一点的经济学吗？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首先，1900年的企业大亨当中，研究过经济学的人寥寥无几。就拿最成功的8位大亨为例：我们刚刚提到过的约翰·D.洛克菲勒、卡内基、哈里曼和贝克，还有J.P.摩根、威廉·洛克菲勒、詹姆斯·斯蒂尔曼和H.H.罗杰斯。这8个人当中，只有摩根有过那么一点接近于我们今天称之为大学教育的那种东西，他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呆过两年，但完全可以肯定，他在那里没有学习过我们今天归类为经济学的任何东西。而且，值得怀疑的是，这些人或者他们数不清的竞争对手和仿效者当中，很多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是否已有满腹的经济科学知识，抑或是把经济学教授看作是不切实际的理论家。一个已经飞黄腾达的人，往往喜欢把自己描述为“摸爬滚打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确实有它的可取之处，你会尽自己所能送你的儿子上大学，只因为那是一个能接触好人的好地方；但这些大学教授对生意一无所知，生意是顽强斗士的战场。无论如何，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制定的、或者说霍雷肖·阿尔杰为孩子们略嫌愚蠢地简单化了的那些原则，基本上是可靠的。

然而，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有几十万人上过大学。其中数字略少的人所上的大学都开设了经济学课程。更少的人实际上研习了这门学科。关于经济生活，他们又学到了什么呢？

在19世纪最后25年的时间里，尽管有像理查德·T.伊利、查尔斯·S.沃克、西蒙·N.帕藤和约翰·贝茨·克拉克这样一些人努力把经济科学现代化，并使之适应新的金融和工业时代不断变化的现实，但大多数大学生依然被灌输所谓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被认为解释了个体或群体在买卖商品时的行为。古典经济学所痴迷的观念，恰如物理学家解释无生命物质的行为时所阐述的那种观念，他们自认为应该能够这样解释市场中经济人行为的经济规律：比如供需规律、收益递减规律、劣币逐良币规律，等等。他们假定——为了他们的理论目的——任何一个人，当他在市场上交易的时候，都仅仅只是被金钱上的自利动机所驱动——换言之，是被自私的贪婪所驱动。他们假定，在正常环境下，被这样的动机所驱动的人在买和卖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种供需平衡，因此自动地决定着劳动者该挣多少、管理者该挣多少、投资者该得到多少回报。他们可能被迫承认，实际上的人是被各种不同的动机所驱动，比如对出人头地的渴望，对做正派事情的渴望，对看上去慷慨大方的渴望。他们还可能承认，正常的市场运转，总是由于合伙联营、托拉斯和控股公司试图加强垄断的努力而变得不正常；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争夺资产控股权的战斗，对其他商业的进程有着强烈的间接影响；关税、工厂法及劳资冲突，改变或阻断了经济规律的有序运转。但他们觉得，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是“不正常的”：更好的做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论上自我调节市场的正常过程上。（这有点像说气象学家专注于晴朗天气比专注于暴风雨更合乎逻辑一样。）此外，今天的一些观念——比如国民经济、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以及经济团体的互相作用——尚未进入他们的思考。他们所提出的原则，处理的是个体的行为。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痴迷于自己所发现的规律，他们往往觉得，任何颠覆这些规律的东西都是坏的。简言之，他们所讲授的是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只要你不干涉，一切都会运转得最好。比方说，就连一些最优雅、最温和的人也会宣称：“对工资和工时的立法干涉”是“可憎的”。

说到破坏经济规律的愚蠢，最有说服力的解释莫过于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在他出版于1883年的著作《各社会阶层之间彼此亏欠什么》（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中，萨姆纳把改革家们打得落花流水。他写道：“对平等的渴望，是嫉妒和贪婪的产物，满足这种渴望的计划不可能存在，那只不过是把属于甲的东西抢夺过来给乙；因此，所有诸如此类的计划都是在滋养人类天性中的某些最卑劣的恶，是浪费资本，是颠覆文明。”

显然，这并不意味着萨姆纳反对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好。正相反，作为一个抱持高尚而慷慨的原则的人——他是从做牧师开始自己劳作的一生——他真心实意地赞成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好。但他所相信的，是更广泛地扩大机会，而不是改变商业行为的法则，他坚持认为：

我们的目标，不是努力在现有阶级之间重新分配已经获得的东西，而是要增加和扩大机会。这才是文明社会要做的工作。每一个老的错误或弊端被消除，也就为所有新的社会能量的发展打开了新的机会。教育、科学、艺术或政府的每一次改进，都为现世中的人扩大了机会。这样的扩大并非平等的保证。相反，如果有自由的话，有些人会急切地通过这些机会获益，而有些人则完全无视机会的存在。因此，机会越大，这两组人的财富就会越不平等。就所有公平与正义的理由而言，事情就应该是这样。

萨姆纳大概不会认为，不存在立法保护经济无助者的某些方式。但他认为，大多数改革立法，都是构思于无知，起草于愚蠢。他会对耶鲁的学生们说：“你们千万不要认为，华盛顿对国家给予政治上的眷顾是必要的。上帝已经通过政治经济学规律做了大量更好的事。”

萨姆纳是非常认真的，正像约翰·D.洛克菲勒在说“上帝给了我金钱”时一样。经济学的规律已经开始运转。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让它们不受阻碍地运转，即使它们似乎给某个人带来了大量的利益，而其他人则在餐馆的后门外争夺面包屑，那也是上帝设计的一部分。

对这一情形的讽刺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数代人以来，人们一直在修补经济规律，以便对自己有利，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制度，而这些制度并不是上帝的作品——萨姆纳的听众们大概认为它们是吧——而是人的作品。例如，法人就不是上帝的发明。它是人的发明。它是政府的创造物：它的特权，它的限制，都是由立法来定义。作为对工业和商业的普遍促进，法人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是一种价值不可估量的工具。然而，通过巧妙地利用定义其特权的立法行动，你可以非同寻常地捉弄它。法人的设计可以被用来允许甲剥夺乙——或者更仁慈地说，允许甲喝干所有看到的肉汁，而什么也不给乙留下。以必须让经济规律正常运转为由来定义这样的设计，多少有点愚蠢。

主要是因为发明了这些花招，才使得有人能够玩弄法人于股掌，特别是操纵股票，使得世纪之交如此大量地生产的财富以很大的比例落入了少数人的便利之手。尽管经济学学生的眼睛总是盯着供求规律的仁善，但法人律师及其委托人的眼睛却紧盯着《新泽西控股公司法》的仁善。这些绅士们当中，可以说，大多数人会把所得税看作是对经济规律的违背。但他们很少以任何这样的眼光看待《控股公司法》，尽管它使得理论上的资本回报——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定义——看上去微不足道。

我曾经饶有兴味地研究过霍雷肖·阿尔杰的很多故事，想看看年轻的主人公最后到底是如何发家致富的。很显然，他最初登上成功的阶梯，是他自己辛勤劳动的直接结果。这些阶梯可能使他从每周挣5美元提升到每周挣10美元。但那实在算不上什么财富。我注意到，在每本书的结尾，主人公开始着手染指资本。

有时候，这笔资本是继承来的：这个被认为是孤儿的孩子，尽管衣衫褴褛，但却被证明是一个矿业股票持有人的儿子；其持有的股票原先被认为没什么价值，如今却值10万美元。有时候，这笔资本是一份礼物：这孩子的勇气给富翁范德普尔先生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至于这位老兄转让给他50,000美元，以报答这孩子曾帮助他逃脱强盗的魔掌。或者，这孩子曾在塔科马的旅馆里善待了一位患病的先生，出于感激，这位先生给了他一部分地产股份，这些股份的价值很快就迅速飙升。方法五花八门，但每当我们的主人公发财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总是一笔资本交易为他赢得了成功。

很显然，这些书的教训不应该是：刻苦的工作只给他带来了微薄的收入，通向成功之路是跟富人站在一起。教训毋宁是：资本是上天给他的奖赏，以回报他竭尽全力的劳作，把自己的每个钢蹦存进银行，并避免物质享受。工作，存钱，就是好孩子，用不了多久，铁路公司的股票就会落入你手，一切都会好起来。或许，霍雷肖·阿尔杰的故事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一代生意人都相信：财富是美德的产物，贫穷是懒惰的苦果；我们不应该胡乱修补经济规律，同时塑造那些看上去常常遵循完全不同的——也是更加动态的——原则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就让我们看看某些这样的制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