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旧秩序

第1章 新世纪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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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月1日一大早，范科特兰公园是纽约人溜冰的好去处，天刚刚开始下起了雪，但严寒并没有冷却人们的热情。昨天夜里，他们聚集在下百老汇，庆祝20世纪的开始，或者说是庆祝19世纪最后一年的开始：关于此事的恰当解释，人们观点不一，不过对于集会的规模和热闹倒是并无异议。电车里挤满了人，三一教堂前面的百老汇大街几乎水泄不通，华尔街上密集的人群一直挤到了财政部大楼的台阶上，锡喇叭巨大的嘈杂声，时不时地被鞭炮的声音所打断。这是个好年头，另一个好年头正在到来。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1月1日的头版社论中奏响了乐观的基调：“1899年是奇迹的一年，名副其实的annus mirabilis（拉丁文：奇迹之年）。”并宣布：“如果我们尚未确信最高纪录的荣耀不久必定会传递给1900年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把刚刚过去的12个月说成是最好的年头……在这个新年的开端，前景一片光明。”

在远离闹市的住宅区，在他那幢位于麦迪逊大道与第36街拐角上的褐砂石豪宅的桃花心木镶板藏书室里，全世界最大银行的老板、整个美国商界最强有力的人物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旧的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玩单人纸牌游戏。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摩根将在一次欧洲之行中大量购买油画以及珍本图书和手稿；将命人在他的宅邸旁边建造一间临时舞厅，以招待出席女儿婚礼的2,500名宾客，还将与安德鲁·卡内基——爱眨巴眼睛的小个子钢铁大亨，他1900年的个人收入将高达2,300万美元，而且还不用交所得税——商议组建美国钢铁公司的事儿，这家公司将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眼下，当摩根排列面前的纸牌的时候，他预见不到所有这一切。我们不妨用他未来的女婿和满怀深情的传记作者的话，来描写1899年12月31日的那个晚上：

摩根先生的宅邸刚好就在他所希望的、适合他的生活方式的地方。摩根夫人气色很好，夫妇俩让他们未婚的女儿路易莎和安妮跟自己住在一起。他已婚的儿女和孙辈全都健康而幸福，他自己的身体也很棒。他的朋友们都住在附近。他的社交圈子里都是一些跟他同类型的人，他所接触的银行家和商人，大部分都拥有同样的道德标准，以及他本人所持有的观点。纽约依然是一座友好的、邻里般的城市，一个生活惬意的地方……午夜，当钟声和号角宣告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年轻人的渴望，期待着这个即将开始的新世纪所带来的巨大可能。

当然，另有数以十万计的这样的纽约人：对他们来说，这座城市很难说是“一个生活惬意的地方”。在下东城，你所看到的是贫困、污秽、悲惨，其程度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美国其他很多城市和工业城镇，移民家庭生活在温饱线之下，甚至更糟；因为，在一个美国的普通工薪阶层一年所得都不到500美元的时代，大多数刚到美国的新来者所挣的钱远远少得多。范怀克·布鲁克斯总结了厄普顿·辛克莱几年之后对芝加哥牲畜围场区的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生活状态所作的无可辩驳的揭露：

欧洲的暴政使他们变得无知而懦弱，而美国的冷漠，只会将他们彻底摧毁，他们被房产经纪人、政治老板……和那些拒绝承认他们的权利的法官们所欺骗。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他们幼小的孩子何时被溺死在他们肮脏小屋周围的臭水坑里，他们的女儿何时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他们的儿子何时因为雇主没有提供安全设施而落入沸腾的大桶。

“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自满的时代。自从袭击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结束以来，抗议美国贫富悬殊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微弱。民粹主义已经寿终正寝；“自由白银”运动所激起的轰动也已渐次消弭；曾经愤怒的大平原各州的农民，如今都生活得相当不错，以至于1899年一位旅行者评论道：“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每间谷仓都被粉刷一新。”此时，即将出现的那群被西奥多·罗斯福在一次怒火爆发时给贴上了“扒粪者”标签的新闻记者们，尚未发表他们对美国人生活中的阴暗面所作的不屈不挠的调查研究。美国的小说创作，就像美国的新闻业一样，正经历老安布罗斯·比尔斯所说的“一个柔软而蓬松的时期”；德莱塞的《嘉丽妹妹》（Sister Carrie）出版于1900年，几乎没什么人关注，接下来便因为太肮脏或太色情而被下架收回。最好的杂志和上流社会人士很少操心平民百姓的厄运，倒是颇为关注绅士淑女们的幸运，关注社交聚会的铺张排场，关注如何促进一种适合精英阶层的优雅而得体的文化。如果说，摩根的传记作者的文字当中——正如他在描写这位伟大银行家的满足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有一种清晰可辨的自鸣得意的微弱音调的话，那也只不过是那些出身名门、天生优越者凝视光明未来时的普遍姿态的典型特征而已。

摩根自信地期待着一个稳定和常识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像马克·汉纳这样的政治领袖将会看到：愚蠢的平等主义观念在政府里根本吃不开，政府里负责掌控美国事务的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像他本人这样的银行家，是值得尊敬的、拥有财富和判断力的人，就像他在自己最喜爱的俱乐部里所见到的那些人。

特雷霍特市郊外，有一幢天花板很高、共有8间房的房子，在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一位高个、瘦弱、秃顶的印第安纳州人，凝望着窗外的铁轨，做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之梦。尤金·V.德布斯从前是个机车司炉工。他曾领导过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后来进监狱服刑，在牢房里，他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成了一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他此刻的最大希望是把社会民主党1900年的政纲具体化，作为该党的候选人，德布斯将会获得微不足道的96,000张选票。不过，这只是个开始；倘若德布斯当时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么到1912年，他一定会有将近100万追随者。德布斯是个友善而仁慈的人，对逻辑的掌握不是很靠谱，他强烈地认识到了移民工人们令人绝望的困境，他确信自己知道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答案，可以应对他们的悲惨境遇。他的竞选政纲呼吁铁路、电报、公共事业和煤矿的公有制，以及——有点更加遥不可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普遍分配。德布斯认为，只需这一招，就会终结当时的工业恐怖和不公平。

摩根和德布斯要是能够预见到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会给国家带来什么，他们想必都会不知所措：各种不同的、常常还是彼此敌对的力量的联合，将会如何产生一个这样的美国，它不仅完全不同于1900年的美国，而且也完全不同于他们各自心目中所想象的那个美国；在这样一个美国，令人叹为观止的生产力将跟这个世界曾目睹过的最广泛的繁荣结合起来。

要理解这场即将发生的大变革的广度和特性，我们就必须首先回到1900年，看看我们的周围——场景，生活条件，以及人。

首先，是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