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可与合，又不可以容”：《乌台诗案》所反映的苏轼心态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历来都是以人治为特色的，所以，每一时代的人们总是期盼着圣贤的出现，而当社会政治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人们的目光自然也会集中到人事问题上。苏轼不满新法，也不满朝廷新进之人。他既不愿依附权臣新贵，也不肯屈己从人，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态，最是能反映出党争背景下士人进退维谷的尴尬状况。他在诗歌中对新党之士进行讽刺，实际上也正是他自己内心矛盾的自我开释与宽慰。只是这些讽刺有时过于辛辣，便不免得罪者多，这也成了他之所以被御史们特别嫉恨的重要原因之一。

熙宁六年（1073），东坡在杭州任上时曾作《次韵答章传道见赠》一首。诗曰：

并生天地宇，同阅古今宙。视下则有高，无前孰为后。达人千钧弩，一弛难再彀。下士沐猴冠，已系犹跳骤。欲将驹过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汉唐主，宫殿悲麦秀。而况彼区区，何异壹醉富。鶢鶋非所养，俯仰眩金奏。髑髅有余乐，不博南面后。嗟我昔少年，守道贫非疚。自从出求仕，役物恐见囿。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窦。效颦岂不欲，顽质谢镌镂。仄闻长者言，婞直非养寿。唾面慎勿拭，出胯当俯就。居然成懒废，敢复齿豪右。子如照海珠，网目疏见漏。宏材乏近用，巧舞困短袖。坐令倾国容，临老见邂逅。吾衰信久矣，书绝十年旧。门前可罗雀，感子烦屡叩。愿言歌缁衣，子粲还予授。

诗中“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窦。效颦岂不欲，顽质谢镌镂”数句，是被御史们拈出作为东坡攻击大臣的重点证据的材料。东坡在供状中解释道：“所引梁冀、窦宪，并是后汉时人，因时君不明，遂跻显位，骄暴窃威福用事，而马融、班固二人皆儒者，并依托之。轼诋毁当时执政大臣，我不能效班固、马融苟容依附也。”这里当然有牢骚，有不平，但同时又是诗人自我心态的调整和袒露，不完全是要去诋毁别人。诗中先以老庄泯高下、混智愚、齐生死、一古今的思想为说，然后谈到自己出仕前尚能守此自然之道，而出仕后就不免为外物所役了。在现实生活中，诗人的应对方式是既不欲随波逐流，依附权贵，也不愿婞直强项，触其逆鳞。所以，也就只剩忍辱退避的“懒废”一途了。这种情形正反映了北宋党争背景之下士人的可悲心态。

《乌台诗案》中还有一首被御史们作为重要证据的诗，即《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学道恨日浅，问禅惭听莹。聊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餔糟醉方熟，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不如从我游，高论发犀柄。溪南渡横木，山寺称小径（自注：太平寺俗号小径山）。幽寻自兹始，归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云外盘飞磴。三更渡锦水，再宿留石镜。缅怀周与李，能作洛生咏。明朝三子至，诗律严号令。篮舆置纸笔，得句轻千乘。玲珑苦奇秀，名实巧相称。九仙更幽绝，笑语千山应。空岩侧破瓮，飞溜洒浮磬。山前见虎迹，候吏铙鼔竞。我生本艰奇，尘土满釜甑。山禽与野兽，知我久蹭蹬。笑谓候吏还，遇虎我有命。径山虽云远，行李稍可并。颇讶王子猷，忽起山阴兴。但报菊花开，吾当理归榜。

这首诗也写于熙宁六年。诗中“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两句，原有本事。东坡此年曾到杭州所辖诸县例行巡查，快到临安县时，县令苏舜举前来迎接。苏舜举本是与东坡同年的进士，十分熟悉。一见面自然无话不说。苏舜举便与东坡讲了自己前些天去州府却被“猫头鹰”押回的事。东坡笑问其故，苏舜举说，我草拟了一个不同人户免役钱交纳的计算条例，上呈州府，结果大家都不以为然，转运副使王庭老反倒着人将我赶出城来。东坡又问这“猫头鹰”的称呼从何而来。舜举说，我听过一个小故事。燕子以日出为早晨，日落为夜晚，蝙蝠则相反，以日落为早晨，以日出为夜晚。二鸟争执不下，便去找凤凰评理。半路遇到一鸟，此鸟告诉燕子说，你们不用去了，今天凤凰休假了，都是猫头鹰代理事务。苏舜举用这个故事讽刺王庭老等不辨事理，东坡也就把它写到了诗里。御史们因此便认为东坡是讽刺朝廷大臣，甚而上纲至“指斥乘舆”，则远离事实了。诗中固有对奉行新法者的不满，然诗人选择的仍是退避。在这首招游诗中，他起笔就说自己近年安贫乐道之心渐渐胜过了驰逐名利之欲，所以才会有此山水之行。众人皆醉，你苏舜举又何必去与他们争竞个晨昏呢，倒不如随我去作山林之游的好。其心态的低沉消极令人可悲。

《乌台诗案》中对新进之士的讽刺，常是通过比兴寄托的方式进行的。如《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

嘉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此诗“以讥今之小人胜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又“言君子小人进退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月息。比庭坚于蟠桃，进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虽不免过于坐实，然御史们的解读倒也能切中要害，道出其比兴之义。诗末说：“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心态抑郁、低沉，可以想见。

再如《和钱安道寄惠建茶》：

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胸中似记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为君细说我未暇，试评其略差可听。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过始知真味永。纵复苦硬终可录，汲黯少戆宽饶猛。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犷。体轻虽复强浮泛，性滞偏工呕酸冷。其间绝品岂不佳，张禹纵贤非骨鲠。葵花玉不易致，道路幽险隔云岭。谁知使者来自西，开缄磊落收百饼。嗅香嚼味本非别，透纸自觉光炯炯。粃糠团凤友小龙，奴隶日注臣双井。收藏爱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倖。此诗有味君勿传，空使时人怒生瘿。

建茶以比君子，草茶则是小人。君子“森然可爱”，小人则“体轻浮而性滞泥”, “乍得权用，不知上下之分，若不谄媚妖邪，即须顽犷狠劣”。虽用比兴，却界限清楚，一扬一抑，褒贬分明，讽刺辛辣。所以他也有些担心，“此诗有味君勿传，空使时人怒生瘿”。忍不了要说，又不欲人传，在党争情势下的矛盾心态是真实的。

《乌台诗案》中也有较直接地抨击那些道貌岸然的利禄之徒的，像《和刘道原寄张师民》所写的：“仁义大捷经，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自然属之。然东坡对此所表达的，也不过是不愿与之为伍，待其酒尽而醒罢了。而《乌台诗案》中更常见的，还是“独鹤不须惊夜旦”，“敢向清时怨不容”式的自洁自怨（《和刘道原见寄》），是“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式的自嘲、自毁和自解。幽怨、无奈，其心态也十分复杂。

熙丰年间，当大多数诗人的创作都尽量避开新法、新政等敏感话题的时候，东坡却选择了勇敢地面对。唐人杜甫“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东坡以其对国家社稷的责任感和忧患感、以其坦诚正直的品格和辛辣的诗笔，真实地反映了熙丰变法这一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题材，反映了熙丰新法实行的实际状况和实行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因而也同样具有“诗史”的意味。熙、丰时期，是东坡诗歌创作发展的重要阶段，《乌台诗案》中的作品，是苏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