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作为我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两大类型，“唐音”与“宋调”标志了两种审美范式与体性特质，但针对两者孰优孰劣引起的争论，自南宋至今，从未间断，也未获得一致的认识，堪称聚讼纷繁的一大公案。而其争论主要是围绕严羽提出的诗歌特质展开的。严羽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所谓“近代之公”，即指“宋调”的主要作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及“江西诗人”等。在严羽看来，他们的诗歌议论说理，用今天的话来说缺乏形象思维，与唐诗吟咏性情，注重形象思维不同，故虽工却“终非古人之诗”。严羽的这个界定为后世唐宋诗之争奠定了基调，特别是其中所总结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不仅成为古今绌宋诗者的众矢之的，而且成了古今申宋诗者进行辩护的出发点。其辩护主要有两方面。一如叶燮所说：“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邪？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吏》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一如翁方纲所云，“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宋诗的“实处”则根植于“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故“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然此外亦更无留与后人再刻抉者。以故元人只剩得一段丰致而已。明人则直从格调为之。”认为“刻抉入里”的议论说理是宋诗特有的表现；也因为如此，“宋调”能在“唐音”以后自创一格，在史诗上树立了又一里程碑。

类似叶燮、翁方纲的辩说为当代申“宋调”者所认同。在他们看来，以议论为诗和以文为诗，是《诗经》以来的一种传统，吟咏性情与议论说理，是中国诗歌史上常见的两种表现方式与特质，并非宋诗所独专；具体到“唐音”与“宋调”，则具有不同的特质。如缪钺先生作于1940年的《论宋诗》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钱锺书先生在总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同时又指出：“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人才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则揭示了“唐音”与“宋调”赖以生成的不同的主体性情，并认为这两种特质构成了唐宋以来诗歌的两大畛域。

缪钺、钱锺书两位先生不作“唐宋优劣论”，而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唐音”“宋调”不同的体性特质作了进一步提炼，当代诸多申“宋调”者对“唐音”“宋调”的总体认识基本上未出其右。不过，从今天看来，所谓“以丰神情韵擅长”“以筋骨思理见胜”，以及“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等等，均属概念性的表述。概念固然是对相应事物的本质的一种提炼，但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在自身多元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形成的。如“宋调”作者的“沉潜”秉性是如何形成的？它具有何种时代内涵？又怎样作用于诗歌创作？既然议论说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传统，那么“宋调”中的“理”有何内涵特征？它与作者的“沉潜”秉性有何关系？又如何反映到诗歌中来的？笔者认为，“宋调”的体性特质就是在这些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揭示这个过程及其关键环节所起的作用，不仅是考察“宋调”的应有之义，而且还会丰富或深化现有概念的内涵，修正人们对“宋调”的既有认识。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宋调”的体性特质及其成因，以期得到应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