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最後須要一提的是，駱克在其報告中力陳，應把深圳這個墟鎮，還有雙方所議定的邊界線兩側的平原，都一併納入租借範圍。他說，這樣做的重要原因是能「消除對於目前地方自治制度的干預，而英國要成功管理這片新領土，極有賴於這種自治」。⁽⁸⁷⁾現實沒有如他所願，但如果深圳在1898年納入英國領土，大家可能會想，中國政府大概無須在1979年在那裏設立經濟特區，大大影響香港後來的繼續發展。

趁此書重印平裝本的機會，我可以提供更多資料去論述鄉村管治（第38-39頁）背後的基礎，並以「鄉村書寫文化」闡明鄉村文化（第42-44頁），這種「鄉村書寫文化」從1898年前起，直至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戰爭止，在新界的鄉村和鄉鎮處處可見。

我仍在研究這些題目，並寫成一篇長文“Manuscript documents in the life and culture of Hong Kong villag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刊於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50 [2010] pp.165-244）。香港大學出版社在2012年4月重印拙作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Hamden, Archon Books, 1977)，我在這本平裝重印本的新導論中，還進一步探討這些題目。

夏思義博士正在撰寫一篇重要文章，暫題為〈鄉村士人及其文獻〉（“Village Scholars and their Documents”），預計兩年內在《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上發表，⁽⁸⁸⁾屆時有關香港地區鄉村書寫文化的研究將更形充實。他過去曾發表〈新界詩歌〉（“New Territories Poetry and Song”，載於《香港歷史資料文集》[Collected Essays on Var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Hong Kong Studies]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1990], at pp.24-27），這篇圖文並茂的文章，也是關於這個題目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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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一是複印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簽訂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黏附地圖」。一如之前的香港島和九龍，這片租借地是從新安縣割讓出來，《新安縣志》對它的描述很簡略，這本縣志上一次修訂已是1819年的事。不過，吳毓璘和裴達禮（Hugh Baker）把一些有價值的部分翻譯成英文，並附註釋，還重刊了它的舊式中國地圖。見New Peace County: a Chinese gazetteer of the Hong Kong region / by Peter Y. L. Ng; prepared for press and with additional material by Hugh D. R. Bak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HK 1960, p. 289.駱克聲稱大陸面積有286平方英里，島嶼有90平方英里，但這個數字是大大低估了。見LR pp. 535 and 538。

(3)　LR pp. 539-540.據他估計，加上深圳和沙頭角區（他希望將之納入租界範圍〔見本書第45頁〕），人數約有十萬。附件五列出的村莊名稱、人口和「族群」，既不全面也不準確，不過這已是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得到的最佳結果了。

(4)　SP 1911, p. 103 (26), Table XVIII.不包括新九龍。

(5)　Faure 1986, p. 1 seq.另見已故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斐利民（Maurice Freedman）在此領域的巨著，尤其是Freedman 1966，以及收錄在Skinner (ed.)的相關論文。

(6)　據1911年人口普查詳列的大小村落人口判斷，見1911 Census, in SP 1911, pp. 103 (27-39)。

(7)　比如，上水廖氏住在由八條小村組成的圍村，而鄧氏的不同支系，則散居在組織形式相近的「鄉村」。科大衛稱這種村落集合體（以及其他聚合）為「村落群」（clusters）（op. cit., pp.90-96）。斐利民把在地域上擴大延伸的宗族支系稱為「高層宗族」（higher-order lineages，他自創的詞）（Freedman 1966, pp. 21-28）。

(8)　Chesterton, p. 144.

(9)　見Lung and Friedman。

(10)　在1898年時，有五個大宗族支配着其餘宗族，這五大族全是很早期就到新界定居。它們是鄧氏、廖氏、侯氏、彭氏和文氏。不過屯門陶氏也可算入，成為第六大族。見Baker 1966, pp.25-47。

(11)　譯註：指鄭成功。

(12)　有關這七年遷界時期（其他沿海省份歷時更久），見Hayes 1983, pp. 24-26。

(13)　Barnett.另見Hayes 1977.1, pp. 25-32。

(14)　關於地骨權，見第三章第66-68頁。

(15)　Faure 1986, pp. 6-11，把斐利民關於宗族和鄉村的觀點加以擴充，分別加入「入住權」（right of settlement）和「地域社群」（territorial community）的重要性；另見Chun and Faure in JHKBRAS 28 (1988), pp. 240-263。香港政府在1904年發出超過三百個林業牌照（譯註：俗稱松山牌），從而承認村民使用相鄰山頭的傳統權益，之後還會發出更多林業牌照，是可想而之的；見SP 1905, p. 139。關於這些牌照的規則，似乎是在1905年的GN109首次告諸公眾。

(16)　原因林林總總，但不時爆發的疫症是原因之一，而每當有癘疫發生，村民一定認為是風水被改變或原本的風水不佳所致。如果覺得有需要，他們會全村擇地他遷；如見Hayes 1983, pp.153-155和Hayes 2001.1, pp. 42-45。

(17)　裴達禮曾論述新界北部重要宗族的宿怨和衝突，見Baker 1968, chapter 7。

(18)　這點反映在土地登記之上，從英國租借新界後所做的土地丈量和登記業權即可見。新界田土法庭成員金文泰（Cecil Clementi）和馬沙（C. McI. Messer，又譯馬斯德）在1904年10月20日聯名上呈輔政司的覆文中說：「由家族或氏族控制的土地租佃制度，是盛行於中國各地的制度」，他們估計「在（新界）所有地段中，至少百分之二十五是由氏族和家族名字持有」。In CSO 1902 Ext。

(19)　部分原因是民風使然。廣東地區很早就因民性獷悍，不知教義，以富為雄而惡名昭彰。見公元十世紀問世（成書於北宋太平興國年間〔公元976-983年〕）的《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七「風俗」一節。十九世紀時期關於這點的評論，見Hayes 1983, p. 129。

(20)　關於1790-1810年間的情況，見Murray；關於較後的時期，則見Hayes 1983, pp. 26-31。

(21)　在1864年，港督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爵士在一份非常有趣的公文和附件中指出，元朗／后海灣地區的十八條村是罪魁禍首。在附近地區一條沿海的大村莊，有位羅馬天主教教士在那裏落腳推廣教育。據說，當地居民待他很和善有禮，對他所辦的學校很感興趣，把孩子全送去唸書。「但他……知道村內每個人都以海盜為業，對之毫不隱諱，甚至沒有用其他職業來作掩飾，而他……相信鄰近的村落同樣是做這種壞勾當。」羅便臣與一名愁眉不展的清軍總兵交涉不果，逕直到廣州與兩廣總督會面，兩廣總督說「該地居民全是莠民，我們可以隨意處置」（CO 129, 8810 Hong Kong, Governor's dispatch of 28 July 1864 to London）。後來在1960年，有位來自南丫島北部一條村、溫文爾雅並且器宇軒昂的父老（生於1883年），眨了一下眼睛後對我說，他以前「無所不為」。

(22)　夏思義做了一個表，臚列香港地區的村落械鬥，見Table 1 on p. 279 of Hase 1990, pp. 265-281，從此表也可看到，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深圳，村民為了爭奪渡頭控制權一再爆發衝突。同一期的《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第257-265頁是他的另一篇隨筆，講述爭奪渡頭控制權的事情。另見Hayes 1993, pp. 10-11。

(23)　見Hase 1992和Baker 1968, pp. 87-88。風水是所有人都信之不疑的。

(24)　新界民政署長彭德曾在其年報中提到一個源於歷史的典型事例（ADR DCNT 1955-56）。位於元朗附近的兩條村「互相牴牾甚久（至少三百年），雙方都不記得因何結怨」。騷動通常與歉收有關。在這十二個月期間，「輕微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大增，為爭奪水源而起的紛爭不計其數，並且往往涉及暴力」（Ibid., para. 76）。

(25)　關於新界北部流水響村落的例子，見Hase 1995。華琛和華若璧曾論述英國租借新界後，新界北部其他地區逐漸擺脫舊日受支配的局面，見Watson and Watson, pp. 155-157, 161-162,262-263, 297-298, 445-446。

(26)　北約理民府在報告中說，錦田鄧氏與屏山鄧氏曾因水源問題爆發衝突，後由大埔和元朗的鄧氏領袖調停，見HKAR 1920 and 1921, pp. J2 and J2。這種事顯然不是首次發生。

(27)　有一個宗族的族譜記載和地方風評，都證明其有如此惡行，見Baker 1968, pp. 182-183。

(28)　Hase 1995, p. 109。村民通常將在械鬥中戰死的人尊為「英雄」，在地方廟宇設神位供奉，每年兩次舉行儀式致祭，令後人不會遺忘過去的衝突（並把宿怨延續下去）。見Faure 1986, pp. 104, 107 and index under “heroes and heroes’ halls”；另見Hayes 1993, pp. 10-11。

(29)　1879年3月13日的《士蔑西報》（Hongkong Telegraph）提到鄰近的淡水鎮時，引述《天主教紀錄報》（Catholic Register）說：「就在去年，中國大軍官向我們的一名傳教士說，他手上已有一條村幾十個村民的名字，打算下次就將他們處決。」

(30)　這故事是1970年從張枝繁先生口中聽來，他是英帝國員佐勳章（MBE）得主、太平紳士兼林村鄉事委員會主席。

(31)　譯註：八鄉元崗村的眾聖宮。

(32)　這是1988年我到訪該村時，從八十二歲的村代表楊廷彬先生口中聽來。新廟內有兩口從廢廟移來的古老鑄鐵大鐘，鑄造日期都是1750年。鄉民對建築物同樣十分關注。我在新界許多地方見到，屋宇和祠堂的大門斜開，避免受主建築群（或列）的方向直沖，以令風水更佳。有時候這種事會一做再做。青衣島上一座小祠堂的大門原本是斜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改成正開，後來到1967年時又改回斜開，這樣改了又改，是因為這幾個時期村中男丁不旺，令村民憂心忡忡。

(33)　譯註：東莞伯何真的後人。

(34)　第一個故事與李久遠堂（見本書第10頁）有關，是我在1960年從一名大嶼山村民口中聽來；見Hayes 1972。八鄉地區也有類似的故事，見Nelson, p.3。第二個傳說在新界和其他地方流傳了幾百年，這個故事是有歷史根據，科大衛記載在Faure 1986, pp. 149-151 and note 11 on pp. 229-230，之後《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有不同作者再投稿敘述此事。1975年我到訪元朗附近鳳池鄉的客家村，當地父老（當中兩人已八十多歲）告訴我，他們和其他村民的祖先葬在附近山頭，山前仍可見到被毀村落的斷垣殘壁。

(35)　見圖四。這張地圖是1960年代初在註冊總署的田土註冊處找到，背面寫有1899年。

(36)　例如鄉、洞和約。在不同時期，還使用了其他分區名目，它們似乎是仿效官方名稱，並且用於公務目的，關於這些名稱，見Baker 1968, p. 6, n22。

(37)　Baker 1968, p. 38.見本章註10及第二章第60-62頁。

(38)　關於本地墟市的詳盡記載，見Hase 1993。他還論述了相鄰地區由晚明至1941年的歷史，以及其他事項。

(39)　Hayes 1977.1, p. 36 with Faure 1986, pp. 153, 157.但在大埔，附近地區的小宗族心懷不滿，在1870年代另設自己的墟，即使新安知縣支持鄧氏原有的權利，新墟仍繼續經營；見Groves, pp. 16-20, and Faure 1986, pp. 112-113。另見《香港碑銘彙編》，第一冊，No. 84。

(40)　Hayes 1977.1, pp. 37-38.

(41)　鄧合雲先生來自新界北部的廈村。有關鄉議局，見Hayes 1996, pp. 83 and 175, and appendix。

(42)　當時的重要粵語專家波乃耶（Dyer Ball）（pp. 181-182）完全贊同。

(43)　Watson and Watson, pp. 12-13.除了地域因素外，開基家族無論是客家人或本地人，都是來自廣東這個大省不同的縣，他們的語言原本就有差異，這點也令情況更加複雜。

(44)　見第三章第66-68頁。

(45)　錦田鄧氏宣稱青衣島上的土地全屬其所有，但他們宣稱擁有並徵收地租的土地，只有極少是有真正業權。見Gompertz Ts'ing I。

(46)　有關錦田和龍躍頭鄧氏的土地，見Faure 1986, pp. 36-38, with note 24 on p. 190，加上有關土地權利一節的其餘部分（pp. 36-44）和詳細的註釋（pp. 189-192）。

(47)　關於廖氏，見Baker 1968, p. 172，以及Faure 1986, pp. 37-39。

(48)　見Hayes 1977.1, pp. 47-50，以及Hayes 1993, pp. 158-159。

(49)　Watson and Watson, p. 161.

(50)　Barnett, pp. 263-265.

(51)　見Hayes 1977.1, p. 30。

(52)　Pauline Woo, p. 15.

(53)　他們的族譜記載了靠考試和捐納獲得功名者的名單，而葬於新界山頭的顯赫族人，他們的正式墳塋的墓誌，也記載了墓主的宗族和功業詳情。錦田鄧氏族人中不乏巨富，其中一人據說擁有整個香港島，而在明朝萬曆年間（1573-1620年），此人的兩名玄孫仍分別擁有港島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一的土地。見Sung, p. 182, with note 60。

(54)　見Hayes 1977.1, pp. 181-193, and Hayes 1984.2。

(55)　Faure and Lee, pp. 271-279.

(56)　見本章註39，科大衛提醒我們，地骨主的財富會有盛衰消長（Faure 1986, pp. 41-42）。人們認為，這種波動代表了更大的趨勢。例如，納爾信（Howard Nelson）認為，英國人看不出十九世紀末出現的各種變化的意義（Nelson, p. 1）。不過，即使英國人有所知覺，但他們偏護佃農，不承認「收租主」聲稱擁有大量土地的權利，令人們認為已經出現的趨勢變本加厲。

(57)　見Hayes 1982, pp. 294-297。團練也會被用來脅迫他人；見上文註49書的內文。

(58)　正規機構可以用來支持非正規組織。見Shuzo Shiga, pp. 50-51。對於這種相互關係，鄭啟泰的論述很有見地，見Cheng, pp. 8-9, 117-120。

(59)　Morse, p. 59.事實既然如此，像蕭公權（Hsiao, pp. 316-317, 321）和其他人那樣，把晚清時期中國農村豐富的組織歸功於士紳，是非常誤導人，並且事實上是錯誤的——無論如何，僅看香港地區，而非此地以外其他地方，情況並非如此。

(60)　「某人的行為若是得到大多數村民贊同，就會到處受尊崇和頌揚；若是違反規矩，就可能遭受社交上被孤立的可怕懲罰。不予贊同是強有力的制衡手段。」Pauline Woo, p. 16. Douglas, pp. 111-113提供更大的範圍，他指出，村內各人「都不過是社會機器中的一個齒輪，必須彼此合作，否則整台機器就無法運轉。身為人的個性消失，若有人敢違逆加諸他們的公意，其下場是遭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徹底排斥」。他從1858年起曾短暫在英國駐華領事館工作。

(61)　其編制只有知縣、一名縣丞和兩名巡檢、一些操辦縣衙各種事務的胥吏，還有一群在鄉郊為知縣奔走辦事的差役。

(62)　關於清朝行政管理的詳細研究，見Watt and Ch'u。

(63)　然而，儘管知縣寧願把管理地方的責任交給地方領袖，但如有不滿的百姓向他請願，請他處理糾紛，知縣和他的高官偶爾也會插手處理，如見科大衛、陸鴻基和吳倫霓霞描述的有趣事例（見Faure, Luk, and Lun Ng）。

(64)　譯註：閩浙總督何璟。

(65)　譯註：湖北學政梁耀樞。

(66)　《香港碑銘彙編》，第一冊，編號67，頁189。那位學政是1871年狀元。

(67)　在這一節有需要運用來自較後時期的相關材料。

(68)　HKAR 1926, J3.

(69)　見Siak, pp. 191-196。另見Rice Farming in Hong Kong。

(70)　薛爾法（Armando da Silva）記述「持續了很長時間的傳統沿岸生活方式」，以及在1962-1963年間，他在大嶼山做田野調查時這種生活方式的迅速沒落，這確實是很珍貴的記錄。關於鄉村漁業，另見Hayes and Tin, 1987。

(71)　Hayes 1977.1, pp. 40-41.

(72)　見Hayes 1993, p. 11-12 with notes on p. 187。這個地區的經濟還包括一些農村產業，在有自然資源和本地條件適合的地方，就有這些產業出現。見Hayes 1977.1, pp. 32-38。

(73)　見Buck, 1930 and 1937。後一本書有句話（第469頁）說明了兩種必要的重要開支：「在所有地區，結婚開支都高於工人年薪。除了兩個地區外，各區喪禮開支與嫁奩均高於工人年薪。」張心一（張繼宗）也證實農村普遍貧窮的狀況，並指出其原因，見Chang, pp. 776-778。

(74)　Buck 1930, p. 420.卜凱的著名前輩金教授（F. H. King）同樣表示讚賞，見其書頁67-68寫得洗練而感人的評語。

(75)　其顯著例子是在1897年馬灣居民曾經反抗清廷海關的專斷行為，見Hayes 1993, p. 156。

(76)　中國帝制時代的啟蒙教材《三字經》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強調這兩者的必要。另見Giles 1910, pp. 14-15。說書人和戲劇（無論是人演的還是木偶戲）是文化基礎的另一關鍵元素。「平民百姓不是靠閱讀，而是從四千年的俊彥豪傑身上吸取智慧。他們的文化思維模式是縱向而非橫向的，而且他們崇拜的英雄，不是當今的電影明星，而是過去的偉人。……」見Joliffe, pp. 20-21（句子次序調轉）。在他之前約四十年，著名美國傳教士作家提出幾乎相同的見解：Smith, pp. 49-50。

(77)　見Hayes 2001.1。張心一（見本章註73）說：「除非採取徹底和合乎實際的方法去改變現狀，否則農村文化將一直處於極低水平。」〔黑體為我所加〕這句評斷不符合香港的情況，在香港，文化的發展肯定沒有因為貧窮而受窒礙。

(78)　Peninsula Jaycees, “Rescuing the New Territories’ Past”, 1981.陳永海和夏思義的研究也有助增進我們對這個領域的知識，並加深對家庭內人際關係的了解，陳永海強調歌曲對於農村教育和口說藝術的貢獻。

(79)　名為《新界歷史文獻》（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the New Territories），到1986年（乃至今天）時，已累積了三萬頁的影印資料：Faure 1986, p. xi, and note 7 on p. 180。現存放在本地和海外的圖書館。另見Hase 1984。

(80)　Faure and Lee.

(81)　見Sung。

(82)　由已故的屏山鄉事委員會主席鄧灼華所撰。這些故事與其宗族和新界北部的歷史（或神話）有關。這些故事是由父老和巡迴說書人流傳下來，直至二十世紀中葉（最晚近的時期），但早就不再是年輕人生活的重點。關於它們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見Hayes 1977.1, p. 55。

(83)　由劉秀成先生指導。

(84)　見《香港鄉村古建築》（Rural Architecture in Hong Kong）。

(85)　這是有賴於寫作能力，雖然有此能力的僅限於部分鄉村男性，但已足以有助村落和分約的自治。見Hayes 2001.1的「書寫的鄉村文化」（A Written Village Culture）一節，該節所根據的基礎是Hayes 1985的詳細論述，再加上其他資料。見Hase 1990。

(86)　現存的碑記詳細記錄了風水師為墓地選址和遷葬，以及興建和修葺祠堂、廟宇各重要步驟所擇的時辰（通常是很不方便的時間）。荃灣有一個例子（1905年），一個開基祖〔晚明時期〕及其妻的墳墓〔分開的〕必須在某月初二下午4時45分起掘，在初六早上7時開始合葬，並在二十六日早上8時45分安立墓碑。西貢墟天后古廟在1916年重修，當時連串步驟所擇的吉日良時，見《香港碑銘彙編》，第二冊，No. 130。更多關於八字的資料，見Lai, Rofe and Mao, p. 13，以及Dyer Ball, p. 55，更全面的敘述可參Wells Williams, Vol. II, pp. 69, 74-75。

(87)　LR, p. 548.

(88)　譯註：“Village literacy and scholarship: Village scholars and their documents”，已發表於2012年，Vol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