籠絡與合作

如我們所見，港府從一開始就想利用地方領袖，而且這種決心並沒有因為接管新界時遭遇武力抵抗而消減，即使這場抗英事件的組織者，是新界北部的一些領袖。⁽⁷⁾這一措施應歸功於港督卜力，他在1903年底向定例局發表告別演說時，特別提到他的決定：

眼前的途徑有二——鎮壓或合作。鄉民領袖無一例外全都積極參與反抗我們的行動，但若將這些領袖架空，剝奪他們在地方上一直享有的尊崇地位和權力，我們就必須直接與心懷敵意的民眾打交道，而無法憑藉在地方上獲民眾信任的中介人與他們接觸溝通，這些中介人的協助，是有效管治所不可或缺的。

根據弗蘭克·韋爾什（Frank Welsh）所形容，卜力是個「身材高大、態度親切的愛爾蘭人」，在愛爾蘭當過警察和常駐裁判官。⁽⁸⁾卜力向定例局議員說，他在愛爾蘭時「曾有採用高壓手段的經驗」，並解釋他為何因這些經驗而反對使用高壓手段。他也認為，那些領袖帶頭反抗是受誤導所致，並聽信了英國接管新界前那些「甚囂塵上、誣衊我們意圖的言論」，因此卜力選擇了合作。⁽⁹⁾此外，在抗英事件平息後幾個月，他還親身與大埔和屏山鄉紳父老會面和解（如上文所述），這是他的典型作風。⁽¹⁰⁾

那些來自各地方聚集在一起與港督會面的人，那時稱為「分約鄉事委員」，因為他們根據1899年4月通過的《地方社會條例》獲此任命。⁽¹¹⁾該條例也訂明每個約和分約設立法庭，成員包括地方領袖，而這些受政府監督的法庭，擁有有限度的民事和刑事裁判權。但後來港府變卦，把裁判權全交給管治新界的官員。⁽¹²⁾不過，所有現存的證據都清楚指出，從那時起至1941年日本進攻香港的四十年間，理民府官與這些舊領袖一直合作無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