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裝本序

此書最初於2006年出版，原本的〈序〉為讀者介紹在新界世居很久的那部分人，新界在1898年成為香港一部分，到今天人口已稠密了許多，經歷超過一世紀的滄桑變遷，它的故事豐富多采，我也在那篇〈序〉中加以述說。這本平裝本主要是重印舊作，書中文字、註釋和插圖不變，只是第45-46頁和第335頁有所增潤，以補充一些與內容有關的新資料，還有幾處小修訂，這篇為The Great Difference平裝本而寫的新序，並非要取代或者擴充舊序。

然而，出版社叫我提供一篇新序，使我能趁此機會彌補可稱為《巨大差異》（英文書名The Great Difference的直譯）中的「巨大遺漏」，其他關於新界的專書幾乎全都有此缺陷。我是指它的傳統物質文化，尤其是日常生活和工作所用的器物。我過去曾就這個題目的研究撰寫文章，至今仍然深感興趣。這篇新序會說明這種表面上的忽略背後的一些原因；而儘管如此，涉及它們的著述數量仍不少（還有為數可觀的博物館藏品），頗令人振奮，這裏也會加以回顧，並指出我們可以採取哪些方法來改變局面。

對於物質文化的研究，主要屬社會人類學範疇，⁽¹⁾但如文思理（Sidney W. Mintz）在近期文章〈魚類、飲食習慣和物質文化〉（“Fish, Food Habits and Material Culture”，載於《香港人類學》〔The Hong Kong Anthropologist, No. 9 [1996]〕）中說，人類學家對於物質文化的興趣，在二十世紀後期普遍下降。他寫道，這甚至導致一些完全背離民族誌的趨勢，雖然據他憶述，在早期歲月他的同行有「研究物質文化的傳統」。在1950-1960年代的香港，華德英（Barbara Ward）和奧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的研究最能代表這個古老傳統，⁽²⁾但在後期關於新界的長篇人類學研究中，這種傳統就不那麼明顯了。⁽³⁾

然而，過去五十年間研究新界物質文化的著述，卻不能說不可觀。這主要來自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和其他學科學者的工作，也包括少數人類學家，他們把成果寫成短文和論文刊登於期刊。⁽⁴⁾這些文章有不少載於自1961年起每年出版一期的《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令它成為關於香港傳統職業和物質文化資料的重要寶庫。這本期刊上最早期的文章，也包括我就此領域撰寫的著述。我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從事研究，當時新界主要仍是鄉野地帶，我在履行職務之餘，盡量關注周遭環境。研究題目包括本地農業和鄉村近岸漁業、製鹽、麻和藍草的種植、流動織布師、鐵匠和泥水匠、豆腐製作者、炭窰、香粉加工廠和製繩廠。⁽⁵⁾

多年來在《會刊》投稿的作者眾多，夏思義（Patrick Hase）是其中之一，他寫了一篇重要文章“Traditional Life in the New Territories:The Evidence of the 1911 and 1921 Censuses”（1996），還有一些資料豐富的短文，內容涵蓋稻米種植、鄉村茅廁與施肥，以及石灰窰。科大衛（David Faure）在1982年和1984年的《會刊》上發表了兩篇關於西貢和荃灣鄉村的長篇短文，都是源自他在1980-1982年於中文大學開展的口述歷史計劃，包含關於戰前歲月的日常生活的許多資料。薛爾法（Armando da Silva）的文章“Some Notes on Ethno-botany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1969）應與他在1972年出版的研究專書《香港大嶼山調查》（Tai Yu Shan, Traditional Ecological Adaptation in a South Chinese Island）一同閱讀。薛爾法是地理學家，書中對於稻米種植有詳盡的記述，在生態方面有鞭辟入裏的見解，因而特別有價值。《會刊》的許多卷包含其他有用的文章。第二十四卷（1984年）資料尤其豐富，裏面有圖文並茂的文章講述后海灣和附近一帶的養蠔業、后海灣附近基圍（以基堤圍繞的池塘，靠潮汐收集和養殖海產）的結構和運作，還有關於新界傳統種茶業、配有插圖的短文；第二十九卷（1989年）則載有陳家恩的重要文章“Joss Stick Manufacturing: A Study of a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Hong Kong”。⁽⁶⁾較後期數的《會刊》繼續刊載關於物質文化領域的文章。⁽⁷⁾

其他關於物質文化的出版物，包括香港歷史博物館在1990年出版的《羅屋民俗館》（Law Uk Folk Museum）和《粒粒皆辛苦：香港的稻米耕種》（Rice Farming in Hong Kong），到了1990年代中期，那時剛成立的區域市政局博物館出版了圖錄《細說鄉情：新界文物徵集大行動》（History from things: New Territories Relics Collection Campaign）。這個文物徵集活動是由區域市政局舉辦，獲得新界鄉議局和各鄉事委員會協助，在1993年3月開展，據說結果收到六千多件捐贈物品，這批藏品會放到即將開幕的沙田文化博物館。⁽⁸⁾另一個記錄物質文化之舉，是歷史博物館在1995年舉辦關於市區和鄉郊已消失行業的展覽，一年後出版《市影匠心：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到了更近期，羅碧詩（Elizabeth Johnson）受香港文化博物館委託，撰寫Recording a Rich Heritage: Research o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一書，於2000年付梓。⁽⁹⁾

結果，1990年代是這些博物館在這方面工作的高潮。他們的蒐集和研究努力來得正合時，因為市區和鄉郊已出現大規模社會經濟轉變和廣泛都市化，而且這現象在新界最為明顯。本書第五至十章正文描述了新的生活和謀生方式取代舊的，經濟有餘裕的家庭會興建有現代設施的新屋，一切來自過去的事物都被唾棄和扔到一旁。經過幾百年來遵循同一古老模式的農村生活，現在急速追趕現代化，變化得面目全非。事實上，博物館人員到了1990年代中期仍能從新界蒐集到這些文物，令一位博學多聞的人類學家感到很驚訝。這是運氣使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由於人手和財政限制，並且長期受到壓力要不斷舉行公眾展覽，所以他們一直難有充足時間去蒐集、記錄和研究物質文化。

兩間博物館的館長職系人員繼續從事本地歷史和民族誌範疇的工作，有時候獲得外界學者協助。不過，在過去六年，對於物質文化（我們可以稱之為「有形的」文化遺產）的研究再次變得黯然失色，現在退居次要地位，居首位的是恢復和保存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大多是關於傳統節慶和相關的儀式和表演。這是屬於由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支持的運動，並得到國際公約正式確定，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是締約國，這項工作在香港和新界的文化領域佔據主導地位。⁽¹⁰⁾尤其矚目的是，2009年12月1-4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的國際會議。⁽¹¹⁾

在這個頗令人洩氣的背景下，得知文化博物館現有民俗藏品逾二萬件，委實使人精神為之抖擻。如同1993年的情況，這些數目龐大的新增藏品，主要是由新界居民捐贈，博物館員工在當年推動的徵集活動很成功，新界居民知道他們有此需要，所以繼續捐出文物，充實這座博物館的藏品，顯然覺得這樣做總好過把舊物丟棄，或任由它們在廢屋和附屬建築中腐朽。我沒有這些物品的分類細目列表，但它們大部分都拍了照，登記在博物館的電腦資料庫中，稱為博物館館藏管理系統。⁽¹²⁾

這個數量龐大的館藏，明顯需要仍致力鑽研物質文化而又感興趣的學者，與文化博物館的館長職系人員一同去研究；可能的話，還要尋找和訪問少數仍然在世、熟悉情況之人士。

趁這種機會仍在，就應加以把握，這點十分關鍵。器物本身無論怎樣珍貴，終究只是死物，除非我們可以重現它們的實際環境和精神背景，以及它們所體現的積累知識。例如關於郊野資源的知識，什麼東西是有用的，應去哪裏找，本書第171-172頁引述基思·艾迪生（Keith Addison）的段落，喚起我們清晰的記憶。另外也想一想在農曆新年時，遍貼香港鄉郊地區建築物和農具上的紙符；如1960年代Ronald Ng在東涌所記載，牛生病時，掛在牛脖子上那種「得到鄉村廟宇祝福，摺成三角形的紅紙」；以及村民與土地公和許多其他地方神祇的密切關係。⁽¹³⁾我們在這裏看到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互動，兩者融為一體，而且事實上不可分割，真實地反映了當時農村社會以宇宙論為中心的心態，這是這種社會的重要特點。

除了亟需有人去研究，我們還有另一個迫切需要。那就是，我們今天早該有一本像歷史學家蘇珊．韓利（Susan Hanley）筆下《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暗藏的物質文化寶藏》（Everyday Things in Premodern Japan: The Hidden Legacy of Materi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那樣的著作。文化博物館庋藏的新界文物中，有許多我們的「暗藏文化寶藏」，應配合已發表的著述，再加上可以進一步做的訪問，製作一本這樣的書。它本身很有價值，也可以完美地與該博物館的上述出版物Recording a Rich Heritage互補。

雖然文化博物館近期沒有計劃出版此領域的新書，但總館長重申，他們一直歡迎學者提出合適的研究計劃，以充實關於館內藏品的資料，並促進公眾對其內容的認識和欣賞，所以樂見學者提出有關項目和出版的計劃。繼續談這裏倡議的書籍計劃，該館發出的這個長期邀請，應由年輕一輩的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和其他感興趣的學者來響應和承擔，與館長級人員緊密合作研究藏品，賦予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上文指出的聯繫，出版所需的額外撥款，可申請為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設的財政資源資助，這要求似乎很合情合理。⁽¹⁴⁾

在這方面而言，我們不應忽略香港歷史博物館的藏品。雖然文化博物館在2000年成立後，歷史博物館的重點就放在市區多於新界，但它的藏品中，也有許多早期蒐集得來的珍貴器物，它的物質文化收藏，應包括到我在這裏大力倡議的聯合研究和出版計劃之中。⁽¹⁵⁾

如能做到這點，就可以把這些「暗藏的文化寶藏」恢復到新界歷史記錄裏的應有位置，成為「巨大差異」中的重要一環。

許舒
2012年5月，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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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撰寫這篇序言時，得到羅碧詩（Elizabeth Johnson）和詹森（Graham Johnson），華琛（James Watson）和華若璧（Rubie Watson），還有瑪麗安·福特（Mariann Ford）和夏思義（Patrick Hase）協助，在此謹致謝忱。另外，克里斯蒂娜·泰里（Christine Thery）慷慨容許我使用她的畫作，作為這本重印本的封面，也在此謝過。已故的香港人類學前輩華德英（Barbara Ward）在其權威文章“Rediscovering our soci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Territories”中斷言，社會人類學探討的事項，「通常也包括他們的物質文化和技術」（文章載於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0 [1980] pp.116-124）。

(2)　華德英（香港中文大學的同事和學生都稱她為「華姑娘」）主要研究新界漁民，奧斯古德的研究對象，則主要是香港島香港仔附近鴨脷洲上以移民為主的社群。見華德英過世後出版的Through Other Eyes, An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9)，以及奧斯古德的The Chinese: A Study of a Hong Kong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three volumes, 1966)。

(3)　華德英在上引的文章中，回顧了直至1980年左右的人類學研究，從中可見着重點的轉變，裴達禮（Hugh Baker）寫了一篇資料非常翔實的文章“The ‘Backroom Boys’ of Hong Kong Anthropology: Fieldworkers and Their Friends”（載於Asian Anthropology, Vol 6 [2007], pp.1-28），其附錄的清單列出全體人類學家和他們的田野研究代表作品，這清單也佐證了這種情況。這個大趨勢中的例外情況，可在他自己的Ancestral Images, A Hong Kong Collection找到，香港大學出版社最近重印此書，但最早是由香港《南華早報》在1979-1981年間出版；另外，波特（Jack M. Potter）的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簡略書名，見此書參考書目，第375頁）第三章是較早期的例外，該章載有屏山從種稻過渡到種菜期間，當地農業經濟和設施的資料；還有華琛（James L. Watson）在1975年關於新田文氏的研究（書目第382頁），他花了一整章（第30-53頁）談文氏與鹹水稻田的的獨特生態關係，以及這種生態系統在1970年代的消失。

(4)　他們對物質文化研究的關注，見於一個更廣闊範疇的著述，那就是香港的社會人類學，裴達禮的“Backroom Boys”第13-18頁，題為“The Anthropologists’ Friends”一節有詳細討論。

(5)　這些題目有部分在我於1977年和1983年出版的最早兩本書中論及（The Hong Kong Region〔簡稱HKR〕和The R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簡稱RCHK〕）：見參考書目，第364頁：HKR今年較早由香港大學出版社重印）。更多關於鄉村漁業的資料，見參考書目第365頁。

(6)　魯道夫·霍梅爾（Rudolf P. Hommel）的《手藝中國：中國手工業調查圖錄》（China at Work,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Primitive Industries of China's Masses [Cambridge, M.I.T.Press, 1969, reprint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1937])，是關於傳統產業的巨著，而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的相關部分，可與之互補。

(7)　刊於第一至二十卷的文章，可在印刷版的總索引中查尋，其餘可在網上搜尋。

(8)　區域市政局與歷史遠較它悠久的市政局，在1997年後不久被新政府廢除，自此政府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成為掌管全港所有博物館的機構。

(9)　出版此書原是供高中生和大學生閱讀，其內容來自非常廣泛的調查，對我們很有幫助，完全應有更廣大的讀者，並且應該重印，以令更多人得睹此書。

(10)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在2003年10月17日的大會上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得到三十個成員國批准後，於三年後正式生效。關於香港的執行情況和細節，見香港文化博物館網頁。

(11)　見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與香港文化博物館在2011年出版、廖迪生主編的雙語刊物《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當中第二、七至八、十六至十七篇論文是與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

(12)　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電腦資料庫包括每件物品的基本資料，如名稱、時期、尺寸等。由於它包括捐贈者和其他保密資料，所以放在內聯網，只供館長職系人員和協助他們進行獲批項目的學者使用。現在該館沒有計劃把資料庫全面公開，因為這需要很大資源。所有資料都是蒙該館總館長提供。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收藏了少量新界的日用器具，可以用收藏者Elizabeth L. Johnson的名字，通過互惠研究網絡（Reciprocal Research Network）在網上搜尋其照片和資料。

(13)　關於這三個指標，見HKR, pp.212, n112和p.148；以及RCHK, p.11和第十、十二、十三章和第134至135頁的照片部分。另見拙著South China Village Cultur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7-49。

(14)　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見文化博物館網頁。為了促進研究，並令香港以外更多人認識這個重要館藏，或許可以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基金擴大，用於令該博物館的資料庫經過適當節選後，放到互聯網上全面公開，並加入歷史博物館的藏品。

(15)　歷史博物館網頁上關於「民俗」藏品的解說提到「農具、家具、農村及漁民日用器具、捕魚裝備、漁船模型」和其他相關物品。該館藏品現在已全面數碼化，但和文化博物館的資料庫一樣，只供內部使用。不過，現在已有愈來愈多個別物件的資料，放到該館的公開網站上。雖然還沒有出版專書，但近期出版了幾本與專題展覽相關的圖冊：2009年的《摩登都會：滬港社會風貌》（Modern Metropolis: Material Culture of Shanghai and Hong Kong）和2011年的《歷久常新：旗袍的變奏》（The Evergreen Class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Qipao）。此資料蒙該館總館長提供。我在此須補充一句，對於這篇序言所表現的觀點，兩位總館長都無須負任何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