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开展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
——“北京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丛书”代序^[1]

为了对教育进行管理，政府普遍重视制定、落实公共教育政策。这些公共教育政策可能会影响某些个人或家庭的前途命运，影响社会组织特别是教育机构的成败得失，从长远来看还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盛或衰落。对于这样重大和影响深远的教育政策现象的研究，在西方萌发于19世纪末期，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迄今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西方教育政策研究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政策科学出现以来公共政策研究的不断拓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教育发展和改革现实需要的推动。

相对于西方，我国对教育政策的研究开展较晚，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明显增加。但是，总体上，研究路径比较单一，主要限于思辨研究、文献分析和应然取向的规范研究，较少对教育政策过程实然状态的探究和深入的理论分析。据对国内1994—2004年36种教育学术期刊发表的638篇有关教育政策文章的分类统计，属思辨性研究的占23.4%，属文献研究的占34.2%，属规范性研究的占25.1%，属经验（或实证）研究的占17.4%。^[2]近年来，探究教育政策实然状况的文章有所增加，但更多的文章仍然是新政策的宣传、一般性的政策建议和政策学习的经验总结，鲜有实然的政策现象研究和以此为基础的创新性的理论建构。尤其是在实然的教育政策制定、执行、调整和终结等方面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分析还相当有限。因此，无论在政策理论的引介和建构方面，还是在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方面，我们距离教育政策研究的“发达”或“高水平”都还很远。

教育政策研究的创新，有赖于整体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和学术队伍的基础等多方面的因素。单就教育政策研究本身而言，若期望有所创新，特别重要的是需要加强相关的基础研究，尤其是对教育政策过程实然状态的研究。诚如美国学者柯伯斯（Fred S. Coombs）在回顾美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时所言：“问题是与政策相关的基础研究太少。最为主要的是对教育政策进行更多的基础研究……如果不深化我们对政策过程的认识，提高和改进教育效果是无捷径可走的。仅仅对政策过程的认识程度不深这一弱点，就使我们远远缺乏那种可以对可能激发新政策出笼的一些变化做出英明预见的能力，缺乏那种自信地对某个建议付诸实施将会有何种成果做出预料的能力，缺乏对政策过程进行及时调整修正的能力。”^[3]这里所言的教育政策的基础研究，主要是指对于教育政策过程实然状态的研究，因为我们所谓的“研究”，就是“探究事物的真相、性质和规律，或者说社会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探索、描述和解释”。只有在探究教育政策实然状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其性质，认识其规律，才有可能预见新政策的出现、结果及其变迁。而政策过程的实然状态往往又十分复杂，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指导才有可能厘清和认识，正如要在大海中航行一样，没有航海图就很难到达目的地。因此，教育政策研究的创新，在思辨研究、文献研究、规范研究、实证研究之外，更需要一种将理论探索与实然研究结合起来的新路径，我们称之为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