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就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

就业市场的改变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一面镜子，就业结构升级既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然要求，也伴随着产业结构变化的全过程。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它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同时也会导致一些传统产业部门或传统企业衰落而减少就业机会，总的就业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补偿机制的实现程度。

（一）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对就业增长和工资差距的影响

根据匹配理论，就业的成功取决于就业岗位的技能需求与劳动力技能供给的匹配程度，因此一个社会总体的就业水平并不完全是由劳动力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的，它更取决于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是否与由产业结构决定的技能需求相适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变化。一是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力供给从相对富裕转变为相对短缺。总体的劳动参与率从2004年的75.75%下降到2014年的70.63%，其中16～19周岁年轻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几乎下降了一半。这既反映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也可能反映了我国目前还存在一个规模较为庞大的非正式就业市场，从而低估了真实的劳动参与率。二是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持续提高，尤其是大学扩招之后，初中毕业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所占比例持续上涨，大幅度降低了低技能型劳动力的占比。但由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比较缓慢，尤其制造业部门中传统制造业还占有较高比例，因而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与“农民工短缺”同时并存等现象。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还将影响到工资水平中的技能溢价。尽管大学学历以上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很快，与高中学历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扩大，形成了一定的技能溢价，但由于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抑制了技能溢价的进一步上升。这将对我国就业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一是妨碍了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对高技能型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形成抑制；二是工资溢价升幅的缩小使得劳动者报酬缺乏足够的弹性，可能使失业率上升。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工资弹性下降有可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失业率。

（二）就业创造与就业消失

市场经济中的就业市场是一个不断流动的市场，一方面就业者不断离开现有的就业岗位，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失业者正在寻找新的工作以重新就业。当重新就业的人数与失业人数相等时，劳动力市场处于稳定状态，此时的失业率被称为“自然失业率”。对应于企业而言，伴随着生产活动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出现就业创造（job creation）和就业消失（job destruction），形成就业再配置的过程，即企业一方面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又在减少旧的工作岗位。因此，即使在总的就业规模保持平稳的情况下，企业层面也可能经历着大规模的就业再配置过程。

就业创造和就业消失的同时上升，反映了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其中技术创新的冲击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制造业为例，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就业再配置率（就业创造率与就业消失率的总和）在1999—2012年呈现出先下降再升高的趋势，其中2010年、2011年就业再配置率超过50%。一方面，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互联网+”时代给了制造业企业更加先进的运作方式，众多单纯依靠手工劳作的制造业企业转向更加高效的机器化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以往的手工劳作者转向需要更多的机器操作者，就业市场的需求行为发生了重大改变；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猛烈冲击着人们的就业观念，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就业者开始从事新兴产业或是自己创业，也不再效仿传统的就业者在一家企业工作很长时间，发现工作不再适合自己或是有了新的就业计划便会立即实施，从而提高了就业市场的流动性。

（三）资本替代劳动还是资本—技能互补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是依赖高速的投资增长来推动的，而高投资会加快资本形成，提高整个经济的资本产出比，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资本替代劳动的一种必然结果。然而，我们认为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产生就业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表面上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而是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结构升级之间不协调的矛盾。也就是说，资本积累过程不是单纯地用新的机器设备替代旧的机器设备，新的机器设备中蕴含着新的生产技术或生产工艺，国外文献中称之为“物化的技术进步”（embodied technological change），大量的资本更新会增加对高技能型劳动的需求，相对减少对低技能型劳动的需求。与此同时，高技能型工人与低技能型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将扩大而不是缩小，工资水平进一步向高技能型工人倾斜。因此，伴随着资本积累过程发生的技术创新，会对社会的就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

结合欧美国家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产业升级和就业结构升级，以及转型经济国家发生的就业变化，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些制度安排阻碍了我国就业结构的升级。比如出于对收入差距的担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度缺乏足够的弹性，不足以增加高技能型工人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激励，这会延缓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此外，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地区流动，降低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

（四）外部冲击的影响

中国制造业的最初崛起主要是在沿海地区，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资外贸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也成为吸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但这种形式的就业创造，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些企业能够提供的就业空间正在收窄；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较大，当国际贸易市场发生波动时，这些企业的产品出口和就业规模就会受到显著影响。近年来沿海地区大量产业向内地迁移，表明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外部冲击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影响。尽管产业内迁为迁入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增加了当地就业，但如何应对外部冲击仍然是国内制造业亟须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世界贸易格局变得不明朗的背景下，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重新拓展就业空间，成为我国企业亟待解决的课题。

外部冲击的另一种渠道是汇率波动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汇率波动主要通过进出口商品竞争力渠道和资本投资渠道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本国汇率贬值，可以起到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按照传统理论，汇率贬值对中国更加有利，出口发展拉动经济增长。自从中国启动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2013—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了12.48%, 2016年以后，人民币进入了贬值通道。特别是最近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人民币汇率更是变化不定，出现大幅波动的现象。最近几年资本外流的压力加大，对国内制造业形成挤压，对我国的就业形势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