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碼頭咕哩的凝聚特色與人口登記制度
（1844年至1880年代）

自開埠之初，政府積極建設和擴充港島北岸的港口設施和修築海旁(01)，務求為港口貿易營造完備的環境。除了港口設施之外，充足的勞動力是必須具備的條件。由於貨物運輸並不大需要特別技能或知識，吸引了不少從中國到香港的廉價勞動力投身碼頭咕哩的行列。在依賴人力進行貨物運輸的年代，廉價勞動力固然為香港海港貿易帶來益處，但必須有完備的措施妥善管理這個群體，方可維持社會秩序安定。由於流動的人口令政府難以控制社會秩序，加上未能清晰了解華人社群的狀況，政府只能透過人口登記力求掌握華人人口、加強監察，當中的障礙也反映在管理碼頭咕哩群體的過程中。

碼頭咕哩凝聚成多個小分群，每個分群各有領袖人物，對這些下層小人物的活動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甚至與政府抗衡。同時，不理想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是基層主要面對的困難，貧窮與社會治安問題息息相關，英國官員在進行管治時不熟悉華人社群的特質和這些社群所發生的變化，而用強硬的條例和措施去控制。然而這種管治方法不見成效，反引起基層華人對政府的不滿。政府經歷多次的挫敗，一方面與民眾角力，另一方面尋求有效的管治措施。

本章的研究時期起始於1844年，因香港在這一年發生了自開埠以來首次的官民衝突，而且展開了政府與低下階層華人之間的對立，為殖民地政府的管治帶來了不理想的開始。自此之後到19世紀末，在1858年、1862年、1872年、1884年、1888年及1895年的罷工甚至暴動，每次騷動之間只相距十年左右，而這些騷動的主要成因之一是基層華人不願意服從政府的措施，其中大部分由碼頭咕哩主導。政府要建立對管治香港的信心和地位，以及華人對政府的服從，面對了不少障礙。本章討論從開埠至1880年代碼頭咕哩群體的特色，包括群體的結構、生活和工作條件；檢討政府政策與這些特色之間的矛盾所在，以及政府在這時期管治華人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