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提供甚麼——探討跨境企業家的家庭角色

何嘉雯

一九八零年代,香港的地價上升,導致生產成本不斷增加,不少香港企業家認為在香港進行工業生產,相對的營利已不斷降低,變相削減他們在國際貿易的競爭力。當時,大部分的香港企業均希望物色廉價的勞動力和工廠用地。因此,當中國政府在一九七八年推出門戶開放政策後,成功吸引一批香港企業到內地設置廠房和聘請當地工人。(1)此外,中英雙方於一九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更為香港勞力密集的工業提供一個由香港遷移到珠江三角洲的黃金機會。(2)一九八八年,超過二千間香港企業陸續把廠房轉移至珠江三角洲。(3)至一九九一年,估計有二萬間香港成衣、塑膠、紡織和電子工廠已遷移至廣東省。(4)一九九零年初,約六萬間註冊企業在廣東省成立或擴充,當中大部分的資金來自香港。(5)在這段期間,共約有七至八成的香港工業轉移至中國內地不同的地方。(6)大批的跨境企業家就在此時誕生。

一直久居香港的企業家因時代變遷而頻頻往返內地和香港,徘徊在中國和香港之間,工作地點的改變如何動搖跨境企業家的家庭?我們希望藉著與企業家的訪談,了解社會變遷對個人的意義和行為造成的影響,特別是跨境企業家穿梭中港之間,因為工作需要而甚少留港,他們如何與香港的家人協調分工和平衡家庭角色?他們奔走各地,在跨境企業的工作上致力融合,當回到家庭時,工作又為他們的身份角色帶來甚麼改變和影響?他們又有甚麼主觀感受和信念?

為了探討以上問題,筆者與三位跨境企業家及其伴侶進行了深入訪談,希望透過六位受訪者的經歷,了解跨境工作與跨境企業家(男性)的家庭角色和家庭權力的關係。

跨境企業家的男性家庭角色:何謂稱職的丈夫和父親?

「我是家庭的經濟支柱。」辛先生

「我的(家庭)角色就是賺錢。」曾先生

在現代社會,工作對建構個人的身份認同影響甚深。據研究顯示,丈夫在家庭中多是扮演工具性的角色,而妻子多是情感性的角色;男性多以工作表現來確認自己的身份。(7)有學者指出,賺錢是男人最有意義的行為。(8)回到問題的基本,究竟跨境企業家在家庭的角色是甚麼呢?

所有受訪對象均指出,從事跨境企業只是為了賺錢養家。曾先生認為自己在家庭的角色就是賺錢。辛先生指自己是家庭的經濟支柱。麥先生更提到,他知道縱然自己有從事其他工作的可能,但收入卻不可能維持在現時水平。故此,對於育有三歲女兒和歲半 兒子的他來說,營運跨境企業的收入,成為他整個家庭經濟的重要支持。陳太太表示,女兒希望到日本留學,正在大專升學的兒子亦需繼續進修,這些家庭開支壓力都促使丈夫努力在跨境企業中賺取所需。

筆者從他們的分享中發現,從事跨境企業的企業家並不單是個人對工作的選擇,他們身上更是擔肩著家庭開支的責任,他們必須扛起一家的生活開支和從經濟上支持子女的學業發展。而跨境工作正是一個能讓家庭成員過更好生活的選擇,因此,為著較可觀的收入,他們都願意自己或伴侶跨境工作。

在訪談中,張太太指出,當她與丈夫吵架時,丈夫便不會給予家用,並形容這是丈夫不負責任的行為。張太太的個案,體現了學者提出:「好的父親是好的供養者,而好的供養者便是好的父親」的理論。(9)因此,男性不供養家庭的表現,是伴侶眼中不稱職的行為。

此外,筆者又發現在受訪的跨境企業家中,大部分的伴侶都是無收入的家庭主婦,或是在跨境企業家的企業中工作。對於家庭未有其他收入來源的跨境企業家而言,身為家庭唯一的經濟支柱,賺錢養家是其非常重要的任務。

在家時,跨境企業家會做甚麼?

「我在家只想休息。」辛先生

「他(丈夫)工作後十分疲憊,因此我不會請他協助做家務。」陳太太

長時間工作是男性在事業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這也令他的家庭有不平均的家務分工。跨境企業家長時間投入自己的跨境企業,工作以外,往返兩地交通需時,導致他們較少時間在家休息或與家人共聚。因此,當他們在家只選擇休息時,家人大多包容接納,容許他們有更多休息機會。筆者聽到更多的分享是,跨境企業家的伴侶會因為他們回港而大費周章——陳太太指她會煮丈夫喜歡吃的餸菜;張太太表示,長期在內地的丈夫多是一個人在外面吃飯而沒有湯水滋潤,因此他回家時,會特地為他準備湯水;辛太太說,因為丈夫回來,所以(她)下班以後會立即到市場買菜準備晚飯。由此可見,跨境企業家回家休息時都受到妻子的厚待。

然而,面對家務分工不平均的狀況,部分跨境企業家的伴侶亦不免心中不悅,口出怨言。辛太太表示在結婚初期,為了保持家居整潔,曾頗有動力處理家務,但當她發現要保持家居整潔,原來涉及很多瑣碎的細節,家務好像永遠做不完時,令她感到十分疲倦,加上不想自己一個人完成,於是便漸漸把家務置之不理。辛先生曾表示,若太太不想操持家務,她大可不管家務事。辛太太在後期的分享中補充:「當(我)生病時,丈夫會說『好好休息,不要做家務』。但原來他並非協助完成,只是留待妻子明天處理而已。」她更表示:「他(丈夫)不做家務,只會坐在沙發休息。但其實只要他不製造更多垃圾,我已經要感謝他了。」辛太太在婚姻的不同階段,對家務分工都有不同的感受和體會。她曾期待有人一起分擔家務,但事到如今,她已採取一種放任的態度面對了。

略帶激動的張太太表示,長期不在香港的丈夫只會在內地沒事可做時才回香港,而每星期只會在香港停留一晚。她續稱自己每天均十分忙碌,早上要先為女兒準備早餐和送上學,回家後,又需照顧小兒子。但身在香港的丈夫不單不協助做家務,回家時更好像破壞了家中的秩序似的。更甚的是,張太太希望丈夫回港時能帶子女到快餐店共聚天倫,但丈夫卻拒絕花時間與子女相處。兩夫婦基於家務分工不平均而產生的張力,加上兩人缺乏溝通和丈夫拒絕改變,令兩人出現更多磨擦。

縱然跨境企業家及其伴侶均表示企業家甚少分擔家務勞動,但事實上,跨境企業家也有為家庭付出不同程度的努力。在分享中,跨境企業家皆表示他們會盡可能預留時間予家人,及設法與家人維持融洽的關係。

麥先生不單供應家庭所需,更爭取在平日晚上與家人晚飯和預留星期天為家庭日。麥先生一週有三天留在內地工廠,兩天在香港辦公,餘下的兩天便屬於家庭。雖然時間分配看似平均,但與家人共聚時,他亦會心繫工作。麥先生表示在分配時間方面,自己仍在摸索階段。最初,即使他週末在家,心中也放不下工作。當伴侶投訴後,他才開始改變和學習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角色。漸漸地,他與家人相處時,不再思慮工作,並由忽略家人到開始關注伴侶和新生女兒的需要。這令投放相同時間於家庭的他,經驗著不同的效果。麥先生指,在家務勞動分配中,他會協助其中的百分之十,伴侶則處理百分之四十,其餘的家務則交由傭人負責。

曾先生在訪談中提到,跨境企業家的工作模式是長時間工作,即使下班後也會與朋友或客戶社交聯誼,因此下班後甚少即時回家,多是應酬至晚上十一時才回家休息。因此,他會把握農曆新年這些內地長假期,獨自帶女兒外出遊玩。雖然工作繁忙,但曾先生會把握每天與女兒相處的機會,故此,他堅持每天早上六時三十分起床,為的只是送女兒上校車,爭取每天與女兒溝通的時刻。所以,女兒也特別欣賞曾先生為自己的付出。曾先生笑稱,女兒喜歡他,可能是因為大家相處機會不多的原故。女兒與曾先生相處時,都是遊戲和上學前的歡愉時光,加上曾先生並不擔當督導女兒完成功課的角色,因此,能令長期不在家的父親與女兒保持融洽關係。

無論身在香港或內地,陳太太的丈夫一有機會便會回家與太太一起吃飯。而且,陳先生在孩子年幼時,亦有安排週末到沙灘嬉戲的家庭活動。陳太太認為丈夫擅長安排家庭娛樂節目,因此,即使丈夫與子女相處時間不長,但子女仍喜歡父親。

三位受訪的跨境企業家或伴侶分別提到跨境企業家身為丈夫和父親,均能關心伴侶和子女的感受與需要。在家務方面,跨境企業家則甚少協助。從他們在家庭的互動中發現,企業家選擇的「家務」往往是與子女玩耍和安排家庭活動。縱然他們改變不了跨境企業的營運模式,也面對長期不在家的限制,但他們會以改變原有的生活模式,或提早起床,或放低工作,或把握時間,以不同的方式關懷、陪伴家人和爭取溝通。在跨境企業家自己或伴侶眼中,這也算是一種對家庭一心一意的付出。對於有子女的家庭,在「與子女有良好溝通」和「家務勞動分工是否平均」兩者間作比較,伴侶多重視跨境企業家有否「與子女有良好溝通」。伴侶的需求亦反映跨境企業家的家庭角色中,除了供養家庭這工具性的角色外,亦包含情感性的角色。

跨境企業家在家庭裡的權力關係

「伴侶處理所有有關照顧子女的事情。」麥先生

「丈夫沒有在子女選擇小學時提供任何建議或協助,只有我獨自承擔教養的責任。」張太太

「我為三名子女選擇小學和中學,丈夫未有太多關注,亦從未出席子女的家長日活動。」陳太太

跨境企業家長期不在香港,有時候也未能為家中的事情作決策。有子女的跨境企業家伴侶表示,在照顧子女方面,企業家會交由她們作主。例如,她們的丈夫從不過問子女的學習情況。

然而,曾先生特別提到,雖然伴侶負責督促女兒學習,不過,若女兒在考試中表現不佳,他也會詢問伴侶原因。在這種家庭關係中,跨境企業家看似把管教子女的權力轉移至伴侶手上,但實際上,跨境企業家仍有對伴侶問責的權力。此外,即使是在誰照顧子女的決定上,曾先生也有解釋權。曾先生表示自己負責供養家庭,伴侶則處理家中所有事務。在家庭分工上,他直言可能未有討論,但認為這是自然分工,因為太太在辭職生育後,理應在家照顧孩子。事實上,曾先生未有充分了解伴侶的想法,但他卻自行解釋了誰照顧子女較合理。

對於未有子女的跨境企業家而言,他們的生育決定亦包括跨境企業的元素。辛太太表示,她很多朋友也不生育,沒有小孩的家庭在香港也很普遍。對她來說,生育並不是懷孕這麼簡單,而是需要把孩子養育成人,她認為這是一個很高成本的行為。辛先生則認為工作比較重要,生育相對而言是比較次要的。他認為中國充滿發展機會,亦經常保持對工作的積極和熱情,因此他營運的跨境企業有很多不同的發展計劃,而他的伴侶也在企業中協助管理財務。辛先生認為自己是前鋒角色,最重要是賺取利潤;太太是後防補給,是隨時作好準備的後衛角色。對於辛先生,他在家庭的角色是賺錢養家,而不是成為父親。所以,沒有子女並不會影響他在家庭的男性角色。企業的成功發展,對他和他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跨境企業家在家庭決策上掌握一種絕對的優勢,這是由於男性的特質不斷被放大。辛太太指女性擅長做一些微小細緻的工作,而男性則強於主理一些生意買賣交易;她個人也認為女性是不及男性的。事實上,辛太太在丈夫的跨境企業中負責財務管理,但她仍只視自己為協作角色而已,她亦指丈夫在內地時,她會特地回香港的辦公室收信件,並認為自己不懂得處理丈夫的工作。由於丈夫是老闆,所以她也需要猜測丈夫的心意,或在有需要時臨時作一些緊急的工作決定,然而,最終還是由丈夫作定奪。陳太太也曾笑言,除了煮飯做菜,她所有事也會詢問丈夫的意見。辛太太和陳太太同樣把丈夫供養家庭的工作視作最重要,而她們協助照顧家庭的工作則只視為非常次要。她們的貢獻雖多,但對自己的信心卻相對很少。由於她們生活在跨境企業家的家庭中,女性特質如細心、愛心、溝通能力等都被忽略;再者,在男性不處理被認為是女性的工作(如行政和財務管理、照顧子女),女性被標籤為不擅長做一些男性的工作(如賺錢和商業交易)和不及男性聰明的既定框框下,男性的地位自然被強化,而女性的地位則被弱化。

將工作帶回家:跨境企業家的文化優越感

「我認為自己不算十分成功,但總算是把握機遇,建立跨境的事業,這是事業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否則,我現在便不能夠建立未來的目標和執行的計劃。」曾先生

「我的父親依然使用傳真機與海外客戶聯絡,費時失事。現今的人都改用電郵即時聯繫。」麥先生

在跨境企業中,香港的商人或老闆經常被視為較有學問和識見。作為第一代的跨境企業家,曾先生認為自己不算是最成功的商人,但他為自己能把握機遇而感到自豪。他認為跨境企業的建立,是他事業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正反映出曾先生的識見和能力。而且在生產的過程中,當有內地工人不按照他的指示操作時,他必會以他認為正確的方法教育工人。而辛先生帶筆者到他的工廠參觀時,更請筆者向他的員工示範如何使用錄音筆,因為他認為內地員工需要學習更多新知識。從曾先生和辛先生對員工的態度,可見他們對自己充滿信心和文化優越感,香港人的身份好像令他們高人一等似的。

身為第二代的跨境企業家,麥先生娓娓道出自己的經歷。當初接手家庭企業時,家人不支持他把資金投放在研究和發展上,一眾下屬亦不聽從他的指示。為此,他以個人的資金作嘗試,當研發成功、新產品出現時,他漸漸得到身邊的人的理解和認同。而當初力排眾議,毅然持之的決定,更顯出他的學識和遠見。麥先生也認同,透過跨境工作,他的視野變得更廣闊,這個經驗對他來說十分寶貴。

跨境企業家亦會把這種文化的優越感帶回他們家中。辛太太指,丈夫在家中有說不完的話題,整個對話也被他「壟斷」。陳太太也有類似經歷,她指丈夫會不停地談論他在內地的不同遭遇,令她有時也想中斷丈夫的講話。回到香港,跨境企業家(男性)會透過這些分享,自覺對內地掌握更廣闊的了解和更深層的認識,而女性則被視為沒見識。張太太指,縱然她在家中也會提出意見,但她認為身為跨境企業家的丈夫在文化上有優勢,因為他的見識較多。跨境企業家在家庭中,會因為自己的文化優勢而選擇一些較休閒的家務,例如計劃家庭活動。於是,男性的主導地位再一次被強化。

檢視性別角色框框,重新認識家庭分工

在跨境企業家的家庭中,明顯可以看見男性負責賺錢的工具性角色,而在仔細檢視他們與家人互動的過程中,可隱約發現跨境企業家也開始注重他們的情感性角色;雖然家庭角色似乎略有改變,但在家務分工的範疇上,男性始終處於優勢。透過經濟的優勢,他們可以聘請傭人來減輕家人的工作量;透過文化的優勢,他們可選擇較少勞動的工作。即使跨境企業家的家庭角色在轉變,但在家庭的角色分工界限上,仍舊以男性主導。

在香港,因為社會的轉變,令不少家庭成員的參與模式有所更改,但並不是所有改變,都會讓家庭關係變得更平等。當中涉及的性別角色分工,必須加以檢視和澄清,以協助當事人認識自己,解除傳統性別角色框框,建立平等、互相尊重的家庭相處模式。

延伸閱讀

  • Lang, G. & Smart, J. (2002), 『Migration and the ‘second wife’ in South China: Toward Cross-border Polygam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36, No. 2, pp. 540-570.
  • Maruya, Toyojiro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 Economy and Its Ties with Beijing,』 Jetro China Newsletter, Vol. 96: pp. 2-10.
  • Parsons, T. (1942), 『Age and Sex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 pp. 604-616.
  • So, Alvin (2003), 『Cross-border Families in Hong Kong: the Role and Social Class and politic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35(4), pp. 515-534.
  • Zelditch, M. (1974), 『Role Differentiation in the Nuclear family,』 in R. L. Coser (ed.), The Family: Its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 256-258.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1986-1998):《香港統計年刊》。
  • 潘毅、黃洪(2006):〈跨境空間:在中國大陸工作的香港人的階級政治和身份認同〉,載吳俊雄編,《香港文化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1)見潘毅、黃洪(2006)。

(2)見So (2003)。

(3)約2400至2700間,見潘毅、黃洪(2006)。

(4)見Maruya(1992)。

(5)見Lang & Smart(2002)。

(6)見統計處(1986-1998)。

(7)見Parsons (1942)和Zelditch (1974)。

(8)見Parsons (1942)和Zelditch (1974)。

(9)同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