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趋势和新希望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突如其来，相当于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的叠加。最微小不过的病毒，却考验着最宏观的经济、市场、政府和人民。这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世界大战。新型冠状病毒以高传染性饱和攻击区域民众，挑战政府的决策反应和应急执行能力，以挤兑形式考验着混合市场化的医疗卫生体系甚至市场本身。新型冠状病毒的狡诈之处在于它潜伏不定，有时无症状，可躲避侦测，也可能复发，多重多次检测才能锁定，且其高感染性会导致医疗资源瞬间被人们挤占，并诱发人体的基础疾病，造成大量连带伤害。新型冠状病毒切割了全球化供应链，在短期内便导致经济“大停摆”，致使全球经济瘫痪。之后，它可能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变异，阻断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经济交往和贸易联系，令世界经济体脱钩，破坏世界的全球化结构和人们的全球共识，并引发全球经济持续性衰退。市场一度最为担心的是——此次疫情复杂情况是否会类似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经济压力是否会形成类似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市场冲击是否会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

人类构造了四道防线：口罩和社交疏离，这是大部分人采取的方式，以降低R0（基本传染数，即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检测试剂，甄别传染源；方舱医院轻重分离，集中隔离（进一步降低R0到收敛）；呼吸机和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会造成巨大伤亡。目前全球还处在战略防御阶段，各国正在争取时间、减少挤兑、平缓高峰。世界各国应加速全球联合研发投入，直到出现有效药物和疫苗，以对新型冠状病毒发起反攻，但目前疫苗的研发时间及有效性仍然是未知的。不少研究者认为，疫情最终可能会在社会意义上结束，即人们付出巨大代价后产生群体免疫，使病毒对人们的致死率逐渐下降，此后病毒长期与人类共存，如同每年冬季都会到来的流感。至此，人类社会寻找到经济活动与身心健康之间的新平衡。

怎样看待疫情后的世界？乐观的人认为疫情迟早会过去。例如，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当时感染了全球1/3～2/3的人口，造成5000万人死亡。但最终3年后便销声匿迹了。西班牙大流感并没有改变20世纪初世界的发展动能，人口继续增长，经济和市场迅速修复，城市化和新技术革命把全球经济推向新的增长高峰。还有的人认为，每次大型疫情或者病毒暴发都会带来世界历史的转折，并对未来趋势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鼠疫）虽然使欧洲人口减少了近1/3，造成人口危机，却是欧洲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契机，特别是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开启了欧洲思想解放的新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次疫情通过减少人口的方式推动了一系列旨在提升效率、节省人工的重大发明，从而推动了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欧洲资本主义崛起。足够的经济发展动能使得欧洲开始向美洲及全球挺进，改变了美洲及全球历史的进程，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1.0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疫情终究会过去，但会给世界带来巨变，我们正处于下一次重大变化的历史关口。我们把疫情给政治、社会思潮、经济社会、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总结成14种趋势（见图0-1）。这14种趋势将是未来决策的背景或基准。

图0-1　14种趋势

14种趋势

疫情带来的首当其冲的影响是政治的民粹化、极端化和强人化。欧美两极政治、否定政治分化日益明显，政治光谱（也称政治坐标，是量度个人政治立场倾向的工具）不论是向左翼势力偏移还是向右翼势力偏移，最终都会造成两方势力极端化，形成极端势力闭环，不利于人们寻求和解，进而达成共识。同时，社会思潮会变得保守化、狭隘化和仇外化。人们更多地指责他人，而不是检讨自身，社会内部矛盾外部化。这虽然使社会思潮变得相对简单，政治倾向更加明确，但是必然会对全球化形成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英国脱欧（指英国退出欧盟）、特朗普主义崛起，以及美国的一些移民政策，已经对全球化产生了负面影响，疫情的扩散使得这种负面影响不断加强，特别是不同国家不同方式的抗疫叙事一度被意识形态民粹化。在这次抗疫中，东亚文明强调以人为本、个人服从大局，采用强有力的方式进行社交疏离和隔离收治，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消灭新增（控制病例新增加），严控疫情，以付出较大的短期经济成本为代价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实现中长期经济恢复。这种抗疫行动的本质逻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人如果没有了，要钱还有什么用。反观西方的抗疫行动，多少还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力图最终实现所谓的群体免疫。政府不愿意叫停经济，人们甚至拒绝佩戴口罩和社交疏离，这种进化论观点可以概括为：没钱了，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在西方，人们“既不听话也不怕死”，疫情还在一波波地肆虐，死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最终的高度政治化和民粹化的叙事可能相当丑陋，且毒害无穷。

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疫情带来的影响是财政的债务化和货币化。大量抗疫财政支出形成赤字，使得大部分国家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率都创下历史新高。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整体债务与GDP之比达到245%，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全球整体债务与GDP之比215%。这种情况只有通过发行货币进行弥补，才有可能维持国家财政正常运转。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货币化——央行通过印刷（发行）货币方式为政府债务提供融资，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版现代货币理论开始指导实践，即通过政策性机构购买特定资产，再由央行对这部分资产提供相应的流动性支持。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修复缓慢的情况下，各国迟早都会使用债务化及债务货币化的方法，而由此产生的资产巨大的流动性释放必然会助推资产的泡沫化和投机化，使得金融市场波动更为剧烈，房地产和股权的金融周期将越发明显。全球最坚挺的“泡沫”之一——美国科技股，已经持续繁荣了20年甚至更久，虽然有过短暂回调，但是都被资产的流动性冲刷了过去。2020年疫情本来会导致一次全球市场的局部出清，对泡沫产生消胀作用，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和全球央行的联合行动使得全球市场经济的泡沫化趋势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得到了加强。2020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全球资产流动性供应甚至超过了过去10年资产流动量的总和，美国M2（货币供应量）增速达到创纪录的高点25%，风险资产价格在经济极度低迷的情况下被推向历史高位。音乐不停，狂欢不止，这种状况以什么方式结束，在什么时点结束，几乎是完全不可控的。

此外，全球经济增长将停滞化和结构化。疫情发生后，中国是唯一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其他经济体基本上都是负增长。如果疫情持续下去，这种经济增长的结构化格局及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停止增长的趋势将会延续，届时失业就会扩大化、长期化和结构化。以服务业为重心的发达经济体，包括一些超大型城市，因经济停摆导致的失业群体扩大效应会更为明显。技术对人的替代作用，会让疫情中的人们试图寻找出更多取代人工就业的方法，如线上化、智能化或自动化等。因此，失业人口持续存在和增加恐怕也是后疫情时代的长期现象。相应地，产业和行业方面的趋势会是集中化、寡头化、智能化和线上化。实际上，在这次疫情中受益的大部分是线上寡头，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在疫情冲击下，很多中小企业受到更大的负面冲击。它们可能会消失，也可能会被并购，进入超大型企业、寡头企业的供应链中，行业集中度会随之提高。头部企业正更多地尝试产品经营智能化、线上化升级，替代部分线下和传统的经营模式。这些趋势在大型企业中已经全面体现出来了，可能会引发整个行业新一轮的洗牌。中小企业除非附着在头部企业的产业链条上，否则发展空间可能会显得更为逼仄。在本次疫情中，全球科技巨头的市值创下了历史新高，是典型的戴维斯双击，即市场份额上升（部分替代了线下经营模式和中小企业）带来的盈利上升和流动性充沛带来的估值提升的双重利好。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将会加剧，导致两极化、激进化和冲突化。2020年，美国种族骚乱背后的根源是不同阶层生存条件的巨大反差。如果美国不能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冲突就会变得更加酷烈和频繁。疫情后巨大的流动性投放，会进一步加剧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采用左翼进步主义的全民收入保障（universal basic in come，UBI）和具有较高累进度的财产税制，形势可能得到改善，但这会遭到既得利益团体的强力反击。如果形势改进在未来不可期，人群、种群、阶层的两极化、激进化、冲突化就无法避免，可能会动摇政体、分裂社会，在未来持续冲击全球社会治理结构的稳定。

在全球化方面，毫无疑问，本次疫情使全球化出现了停滞甚至逆转。未来的全球化可能会以一副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大国之间的竞争会变得日益白热化、全面化、冷战化（不排除热战化），未来世界跟过去40年全球化的“甜蜜时光”会有很大不同。大国之间的竞争和争夺将变得更加激烈，在各个领域，如资本、技术、金融、地缘和国家治理等全面展开。类似新“冷战”的趋势正在形成，人类需要智力和勇气缓和目前的困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竞争会是所有国家决策的重大背景，我们必须学会与它共存。

基于上述全球化变化趋势，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可能会区域化、内卷化和近岸化。以前，世界资源在全球进行优化配置，中国因得到跨国资本的青睐而成为世界工厂，但疫情暴发后，中国的地位被削弱，全球供应链变得脆弱易折，出现内卷化现象。因此，疫情后世界跨国公司部署在中国的产业链可能有一部分会分散到不同地区，特别是离产品的终端销售市场比较近的区域（即把产业链放在离自己主要消费市场比较近的地方，不进行更远的部署），最终形成三个大的供应链中心——北美、亚洲、欧洲。这就是跨国公司供应链会出现的区域化、近岸化。

我们担心的是C+1的产业链部署（C代表中国），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部分产能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区域布置一个近岸化的备份（备胎），特别是一些敏感商品，如医疗物资，为欧洲市场生产就在东欧布置一个产能，为美国市场生产就在墨西哥布置一个产能。这会对中国的就业和产业完整形成挤压。理想的全球产业状态是1-A的产业链部署，即除了美国以外，全球部署统一的产业链。如果终端市场在美国，就在北美搞产业链，搞上下游产业链条（具体情况取决于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遗产的强度和残留度），其他地方则和原来一样，在全球布局一体化的供应链。这是在当前情况下的一条比较现实的路径。如果中国在开放方面力度更大，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欧自由贸易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加大开放力度，全球除美国以外的产能仍然可以进行最优化布置，即按照当前形势，布局在中国的产能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迁移，也能实现中国进一步开放的目标。《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应该很快会形成新的中欧投资雏形，RECP这个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贸易协定已经签署生效。同时，中国也表示很乐于参与CPTPP谈判。如果中国能在上述自贸协定中取得“三零”（关税、补贴、准入壁垒）的成果，多边化、全球化就可以再度实现。尤其是关于服务业的投资，如果海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服务业资源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将起到类似中国加入WTO后的中国制造业持续升级、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良好效果。

大国竞争最核心的部分一定是技术创新，现在的创新（包括5G、卫星导航等）已经具有很明显的政治化、集团化甚至武器化趋势，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技术路线及相应的技术体系。为什么5G是兵家必争之地？虽然5G看起来不过是手机从1G到5G的传输速度的不断增长，让手机下载资源更快，通信更加流畅，但它更可能是未来连接全球数百亿个智能元器件（物联网+互联网）的中枢神经系统。谁能对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制定更多的标准，谁就在未来有更强的全球化控制力，在未来的竞争中自然就能获得更多的压倒性优势。这种竞争是难以调和的，可能会出现一个世界有两个或者多个系统的格局，一个再明确不过的案例就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有四种解决方案。

在全球货币方面，部分有货币优势的国家滥用特权，未来货币竞争可能会出现竞争化、割裂化、武器化趋势。一方面，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美元享受了至高无上的霸权。美国向全球输出过多的货币，使世界货币流动性过剩，美元指数贬值下行，对全球资源进行掠夺式收割。美元的特权在未来是否能继续得到全球认可是存疑的，如果美元失去特权地位，必然会引发全球更为剧烈的风险释放。另一方面，美国动用包括SWIFT系统（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在内的一系列美元体系基础设施和工具，对某些经济实体和个人进行定向制裁，切断其与全球美元经济的交流，引起了市场参与者的深度不安与不适。欧洲正在尝试做非美元的清算系统，以抵抗美元霸权。还有一些国家在尝试用非美元定价各种大宗原材料，从而分散美元在石油和大宗商品方面享有的过度特权。不出意外，数字货币很快将会加入这场货币竞赛。

此外，疫情后的世界地缘风险不断上升，出现显著化和暴力化趋势。疫情导致的经济停滞、交往阻断和人员伤亡使得多数经济体治理结构恶化，把内部压力在外部释放成了一种“正确的”政治倾向。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地区冲突的火花不断闪现，各方都在强化自身军事和力量投射的投资和储备。对整个世界而言，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核心建立起的WTO、WHO、IMF、联合国等是当下全球治理的主要组织。尽管有种种缺陷，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随着美国不断退出这些组织或者进行更多的规则重塑以对抗某些经济体，全球治理日益变得分崩离析，正向着碎片化、离群化和修正化趋势发展。众多的全球性事件，如疫情防控、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等，不仅需要全球各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更需要全球的主导者振臂高呼，完善和升级全球治理体系，而不是粗暴地推倒现有的治理体系重来。对于究竟是形成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还是听凭某些国家优先进行利益分割，国际社会正在寻求解决方式。

回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燃遍全球，只有美洲光荣“孤立”。美国就此成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在最后的大反攻中获取胜利果实，并主导缔造了战后国际秩序和治理系统，领导全球化3.0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繁荣。我们可以把这次疫情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V.S.病毒，战火也燃遍全球，其中东亚儒家文明经济圈相对安全，他们注重隔离，保持社会稳定，开动内循环发展，并输送物资资源给其他地区帮助抗疫。在这场全球抗疫行动中，东亚儒家文明经济圈的行动将决定此后10年国际政治的大趋势是冲突、竞争还是合作，以及全球化的未来。

7大挑战

在疫情背景下产生的14种趋势，会给疫情后的世界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正所谓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未来，我们将直面更重大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正如中国最新的“十四五”规划所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继续发展。但同时，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水平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毫无疑问，下个15年无疑是我们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的时间段，中国只有跨越7大陷阱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民众之福祉。7大挑战如图0-2所示。

图0-2　7大挑战

第一，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让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即未来10多年内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例如，“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大致保持在5.69%；“十五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4%～5%。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可突破1.3万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之墙，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这可以为中国后续发展拓宽空间争取更多的机会。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在未来15年保持年化4.7%的增速（不考虑汇率因素），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就可以突破2万美元，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全世界的分配格局。

第二，中国必须跨越皮凯蒂陷阱，解决社会分配与公平问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指出了分化的趋势和必然性。当前，全球存在巨大贫富分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对其进行怎样的调整和修复至关重要。美国的贫富分化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宽松的资金流动环境使得泡沫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同时，资本市场财富效应、褒奖技术创新政策，产生了寡头垄断。数据垄断可能是一种终极垄断，技术进步加市场经济的涓滴效应被证伪。这些因素使得新一代美国人落入阶层固化的陷阱。中国的贫富分化程度日益增加，特别表现在财富基尼系数0.8以上。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资金流动性带来的价值重估效应。中国应该加大人们的再分配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力度，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

第三，中国应突破李约瑟陷阱（或钱学森之问），解决中国的科技创新问题。李约瑟是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他曾提出这样的疑问：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源于中国呢？李约瑟认为原因是中国近代前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没有系统的思维或者科学的研究框架。引申到当下，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能不能发动一次属于自己的产业革命，以此来引领新一代的科技创新。因为每一次引领科技创新、产业革命的大国和强国，都是新一轮全球化的领导者。中华民族如何成为具备科技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国如何成为适合科技创新生根、发芽和茁壮生长的土壤？这不仅仅是资金投入问题，我们只有从教育理念、基础研究及科研激励体制甚至社会价值观等方面进行一场彻头彻尾的变革，才能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与此同时，很多处于前沿的科学技术都有着伦理、人性、价值观等方面的诸多争议。我们必须直面的难题是产业革命是解决危机的方案还是会引发更多的不平等，让一小部分人控制操纵大多数人的利益，给人类伦理观念带来冲击。

第四，中国必须跨越逆马尔萨斯陷阱，解决老龄化、少子化、储蓄率低等问题。马尔萨斯陷阱最初指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生存资源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人口不能超过相应的社会发展水平，所以人口成为社会发展的负担。现在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婴儿出生率低的国家最终会像经济发展停滞了数十年的日本，老龄化问题成为难题。中国的出生率在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的情况下，没有明显的上升。全球较发达的经济体都在面对一个老去的世界。可能在未来10年左右，中国会成为一个老龄社会，经济活力、创造力及分配结构和投资可行性都会发生变化。

第五，中国必须跨越凯恩斯流动性陷阱。全球经济体的负债杠杆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货币刺激和债务货币化使得货币对全球实体经济的拉动效应逐渐递减。财政政策无法持续，货币政策日益失效，如同掉进了凯恩斯提出的流动性陷阱。发行再多的货币，接近零甚至为负的利率，更多造成的是经济泡沫，让人们产生财富幻觉并使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加大，无法激发更多的经济增长或启动新一代的产业革命。这看上去像一个无解的庞氏游戏。

第六，中国必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即解决好大型经济体在利益、权力、体制、文明方面的冲突。从历史角度看，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会威胁到现有的大国的地位。大国博弈的权力游戏事关全球化的模式和未来。中国需要运用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化解潜在竞争带来的压力，把风险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第七，中国必须跨越中国文明现代化陷阱。抛开近代冲击回应模式带来的各种名目的现代化主义标签，经历了各种西方主义的选择被穷尽和暴力试验后，中国回到了一贯相对稳定的发展路径上。东方文明大国自身的逻辑仍然在坚强地循环着，基于长期文明基因的儒家权威精英治国理念、国家统合市场经济体制一直在延续和升级中。它汲取了新的技术和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养分，并不断更新。我们追寻现代化的本质，力图保持社会文化、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把传统文明和现代制度结合起来，找到“中西”结合，求同存异、各美其美，同为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更大挑战的有效方法，提升国家的治理效能，健全民主法治，彰显公平正义，让政府的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得以显著提升，避免塔西佗陷阱，让社会治理水平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得以明显提高。

双循环和新规划

在认识到以上疫情背景下的重大趋势变化和存在的挑战后，中国明确提出需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并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涉及需求、供给、分配、创新、投资、金融、开放、改革等各个方面，原来的外循环指全球化3.0，即世界呈现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夹心结构，内循环指城市化1.0，即城市发展是新区新城模式，工业化2.0是原来内外循环的供给基础，也是内外循环产业链部署的依据。但当世界进入全球化3.5时代时，世界摩擦不断，民粹主义兴起，城市化发展停滞不前，大量人口聚集在大城市中心，房价高企，公共服务稀缺，原来有效的40年双循环发展遇到了瓶颈。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中国必须顺势而为，调整经济发展路径，在努力打通国际循环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中国的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而是以中国超大市场、超强供应链和优质供给能力为基础，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循环系统，发挥优势，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创造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中国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发展路径，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提升了国内大循环发展的效率和水平。可以说，中国若要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为什么美国特别厉害？因为美国市场足够大，在世界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经济快速成长，国内大循环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日益完善。从需求潜力看，我国已经形成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随着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不断扩张。从供给能力看，我国人民的储蓄率仍然较高，同时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促进工业发展的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名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国家的研发能力正在不断提升。可见，我国的供求两侧都具备实现内部大循环、促进内外双循环发展的诸多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使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得以充分发挥。坚持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因为两者包含着相互渗透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包含着深度耦合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能够构建起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让我国的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更加自由通畅地流动。我国要形成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必须超越简单的市场供求层面，要从制度层面、创新层面、市场经济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等方面为其发展寻找持续、安全、高效、稳定的动力源和支撑面。简单地说，我们要利用要素改革（如土地、户籍要素等）推动城市化保持平稳发展，利用分配（存量税）、金融（注册制）改革刺激新一轮技术创新，引领新的产业革命，坚持合纵连横、自由贸易、深度开放的策略破解美元霸权带来的困境。

经济发展虽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但也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技术体系和关联方式，我们要坚持经济发展方式的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中国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性思路，按照“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推进和深化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善了供求关系。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递进深化，也是以往发展战略的整合提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基于上述逻辑，未来中国发展的轮廓清晰可见。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投资术语上说，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母公司未来5～15年发展的商业计划书，大家需要认真学习和理解。如果我们连自己母公司的商业计划书都没有弄明白，又怎么能确保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耕耘收获呢？

从总体上看，“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问题和瓶颈问题，保证国民经济循环发展畅通。方法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我们要以构建高水平、完整性的国民经济体系为目标，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着力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供求动态均衡。

“十四五”规划的重点是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相较而言，“十三五”规划对经济增速提出了明确要求，即GDP年均增速在6.5%以上。“十四五”规划则表述为“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十四五”规划在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上更具弹性，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目标更加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同时新增了关于“安全发展”的主题，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做出了战略部署，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十四五”规划12大重点任务总览如图0-3所示。

图0-3　“十四五”规划12大重点任务总览

再者就是我国发展的两个重中之重了。一是加强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用了很大篇幅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专门用了一个篇章（“十三五”规划中仅有一小节篇幅）来讲述科技创新战略，并将其放在12大重点任务中的第一部分。同时，关于科技创新具体实践也做了具体部署，如明确提出了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九大战略新兴产业，包括5G网络在内的三大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八大前沿领域，以及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构成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

从国家层面来看，我们需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发展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把我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从企业层面来看，我们需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发挥大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产业革命4.0的大方向如图0-4所示。

图0-4　产业革命4.0的大方向

从个人层面来看，我们需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加强学风建设，坚守学术诚信；深化院士制度改革；健全创新激励和保障机制，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实施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壮大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构筑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

从制度层面来看，我们需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规划体系和运行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完善科技评价机制，优化科技奖励项目；加快科研院所改革，扩大科研自主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加大科学研发投入，健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对基础前沿科学研究的支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强科普工作，营造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健全科技伦理体系；促进科技开放合作，研究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

二是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十四五”规划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十四五”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出现，既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又是实事求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兼顾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共同富裕实现的可能，有利于人们在工作中积极稳妥地把握共同富裕的时代主题，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

“十四五”规划还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向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使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就是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举措。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是一项长期任务。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