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费对书院重要影响管窥

从我国古代书院整体发展史看，有若干因素对书院兴衰产生持续影响，如宏观上的政治因素、战乱、自然灾害，微观上的官员个人作为，等等。如政治因素，这在明代数次禁毁书院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如万历初年权相张居正（1525—1582）执政，出于变法需要及对讲学的憎恶，强力推行禁废书院的政策，前后持续时间达5年之久。从相关史料可知当时被废改卖的书院达55所，遍布今河北、山东、江西、浙江等14省，使书院元气大伤；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当政，矫诏废毁天下书院，“这都城书院改作忠臣祠，久已有旨令改，如何到今尚未具复？其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著拆毁。暨田土房屋，估价变卖，催解助工”，此令一下，仅江西一省被废书院就高达16所之多。明代出于政治原因而禁毁书院，对书院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它从总体上完结了书院蓬勃发展的强势；而另一方面，又强化了书院的社团性质，并引生出其政治性特色”。

从宏观上看，政治因素对书院的影响还表现为官府在处理官学与书院关系时的态度。书院的产生、发展与官府举办的官学有着密切关系，一般来说当官学得到重视时，如北宋仁宗庆历时期、明代洪武时期等，书院的发展则会被压制；反之当官学衰微，书院则会蓬勃发展，如清代康熙、雍正时期，尤其是雍正十一年（1733）诏令在各直省设立会城书院后，书院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道，最终发展为遍布城乡的燎原之势。因之书院作为官学的有效补充，补官学之不足、辅翼官学的功能几乎成为共识。

书院虽以补翼学校之不足的形象为世人所识，但自北宋仁宗于庆历四年（1044）下令在州县一级普遍建立官学以来，总体上官学所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并未完全实现统治阶级设立官学的初衷，反而是书院，由于办学体制相对灵活，较官学充满生气，虽也屡经曲折，却弦歌不辍。到了清中期，官学实际上成为地方象征性的教育场所，其基本功能为岁时的祭祀活动和对取得低级功名者的管理，至于教学活动多付之阙如。真正承担地方教育任务的是家塾、义学、族学、书院等，尤其是书院，因其历史上的影响和士绅的提倡，多成为一地学术和教学水平最高的文化教育中心，翻阅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此种情况俯拾皆是。如清嘉庆以降，江西广信府（今江西上饶）的信江书院为阖府七县的中心书院，其影响较府学远甚；江西南昌府（今江西南昌）的洪都书院、南昌县的东湖书院、义宁州（今江西修水）的濂山书院和梯云书院、吉安府（今江西吉安）的白鹭洲书院，等等，其建筑之宏阔、经费之充裕、教学质量之高、辐射范围之广都不是府州县学所能比肩的。因之，一些地方官员对辖区内的书院建设颇为热心，对未建有书院耿耿于怀，甚至发展为特殊的书院情结，让人感佩。以江西为例，清顺治九年至十二年（1652—1655）巡抚蔡士英（? —1674）大力兴复庐山白鹿洞、铅山鹅湖、吉安白鹭洲、南昌友教等书院，在明清鼎革全国书院暂处于沉寂时，江西书院迅速从战乱破坏中得到恢复；道光时期，江西巡抚程含章（? —1832）亦是如此，他从牌行各地建设书院、捐拨书院经费（个人捐助白银达万两之多）、制定阖省书院章程、为新修书院撰记、为捐资官民题请议叙等诸多方面推动书院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江西书院在道光年间的发展。再如晚清时期河北枣强县县令方宗诚，甫一下车即详细查明县志，“旧有大原书院一所，自明万历时已毁，至今约三百年，基地无存，经费无出，劝捐创建，民力维艰。因于每月在明伦堂及署中月课二次，亲为批改文字，捐廉奖赏膏火，并送前贤书籍，与之讲明实学”。至同治十三年（1874），方氏倡捐银1000余两，易京钱3000余串，“鸠工庇材，创建前讲堂、后讲堂两重并大门院墙，高大坚实，规模宏阔”，在方氏的首倡下，枣强士绅也积极捐输，共捐京钱38000余串，建成敬义书院和传经义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方宗诚可谓是知所向方的贤令。从敬义书院兴建的情况也可看出，没有大笔的经费投入，书院难以建成，无怪乎当时的官员感叹：“书院之设，原以佐学校所不及，而相与造士以有成也。然非从而维持之、振作之，则难以历久。”注2再如清道光十七年（1837），江苏仪征人张集馨（1800—1878）任山西朔平府知府（今山西朔州），下车观风，见“士子中悖谬者甚多，包娼窝匪，无所不为；名列胶庠，行同犬彘，竟有出题面试，终日不能成一字者”。且该郡到雍正三年（1725）才始设立学校，文风纰缪，绝无师承。“合郡并无书院，士子欲读书而无人就正”；在此情形下，张集馨捐廉300两为倡，并允诺每年再捐廉30两，函商各属州县，一体量捐，并将有赃罚闲款拨归书院，“又与郡城绅贾商酌，允为详请议叙，始得制钱数千贯，交绅士办理，不经官吏之手”，以附郭首县右玉原名玉林而题额“玉林书院”。可以说，朔平府玉林书院得以建成主要是知府张集馨的倡捐支持与大力推动。因此，官员个人的具体作为对书院的影响不容小觑，对个体或区域书院的发展而言，官员的作用与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宋代以降，府州县官员个人兴建、恢复书院的记载史不绝书，多为善政、美政，传之久远。

注2俞锡纲，曹.光绪获鹿县志：卷八[M]//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州县志辑[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211.

与官员支持相反的是，亦有部分书院因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故意破坏而倾圮无存，或易作公馆等。如重庆缙云书院，“在巴县学右，建始无考，乾隆三年知县王裕疆重葺，十五年知县张兑和废之”，不知张兑和有何深仇大恨要将缙云书院废掉。再如河北获鹿县（今石家庄鹿泉区）有鹿泉书院，创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由官绅共营，为清代获鹿县的中心书院，但书院“租入之外，生息之公项无多，旋为后任提补官亏，是以行之未久，辄复废为故事。”注3知县将书院资财用以弥补官亏的大窟窿，使书院径直变为“植物人”，可谓惨甚。据晚清浙江归安人（今浙江湖州）朱潼的《浮生记》所载，咸丰七年（1857），朱氏署任直隶获鹿知县，“腊月十八日，卸署获篆。……至二十六日，迁居书院度岁”; 据县志记载，咸丰二年、四年，鹿泉书院还先后从绅民手中购置了8亩多园地，这表明书院运行正常。但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署县朱潼迁居书院度岁，说明书院作为公馆似为平常之事。无独有偶，清代沈复撰写的散文名篇《浮生六记》卷三“坎坷记愁”中，有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与总角之好琢堂赴重庆之任的记述。据其所记，一行之眷属至三十五年（1770）二月弃舟登陆，途长费巨，车重人多，毙马折轮，备尝辛苦。由于琢堂途中接由重庆升任陕西，再由陕西任山西按察使官报，家眷暂寓潼川达数月之久，“清风双袖，眷属不能偕行，暂借潼川书院作寓。”据光绪《同府州续志》记载，潼川书院位于陕西潼关西门内，书院山长李元春曾编纂《潼川书院志》，称“书院以广教也，既设之，自当重之”, 其建设倍加隆重，山长礼聘极为严慎，孰料该书院仍成为官员往来借住的馆舍，让人痛心，但能寄住者，非朝廷官员谁能为之？

注3俞锡钢，曹．光绪获鹿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州县志辑[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211.

“非千亩之数，恐不足百以敷百人之资也。”唯物主义在世界本原问题上强调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一经典认识论观照下，我们发现除了政治因素、官员个人素养以及社会动乱的破坏对书院有着重要影响外，经费也影响着书院兴衰的生命周期，是导致书院时兴时废、兴废无常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经费多寡还对书院日常运行与功能的发挥正常与否、办学质量的高低等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徽州紫阳书院为朱熹道脉渊源之地，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清圣祖曾御赐“学达性天”匾；乾隆九年（1744）清高宗特赐“道脉薪传”御匾。有清一代，能得到两位皇帝御书赐匾的书院并不多见。但即便如此，乾隆十三年（1748）紫阳书院仍陷入“内无恒产，膏火缺费，兼之堂屋墙垣年久倾颓”的窘境。与经费拮据长期斗争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书院较为普遍的现象，而这一状况对书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经费决定书院的生命周期

我们观察古代书院的整体与个案时发现，整体上书院因朝代更迭、帝王承继而时起时伏；对个体书院而言，也有从新建到衰落、再从兴复（重修）到衰败，这类循环，周而复始，其周期时长时短，长短不一。有的书院，如著名的天下四大书院，自北宋至晚清，经历多个兴衰循环，衰而不亡，或存故址，或有残榱，或有庄田，总能不绝如缕，一旦时机成熟，便又能起衰振败，“鹿响再振”，弦歌不辍。我们在感叹书院生命力顽强的同时，注意到经费对书院生命周期有着长期的影响。如创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广信府信江书院，系地方士绅为时任知府张国正所建生祠，张不受，改为义学，匾额“曲江书院”。后来逐渐发展为由知府直接控制的官办区域中心书院。乾隆四十六年（1781），知府康基渊葺而扩之，拓建青云阁、凌云精舍、文汇轩等，“并广植松竹，充拓墙垣，规制一新”，改额“信江书院”。嘉庆十四年（1809）岁末，王赓言就任江西广信知府时，不到30年的时间，书院面貌全非，“时康前府修葺之后，历年已久，又地处高阜，漂摇日甚”，经查只有大门、讲堂等少数建筑完整，其他仅存基址，“山长系借馆民房，生徒无一人在院肄业者。又田租本不敷用，兼为吏役所蚀，膏火无措”。以信江书院的情况看，实际上已陷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田租不敷、费无所出，因之院舍修葺无着，山长难以就馆、生徒不能住院肄业，书院办学质量堪忧，颇有风雨飘摇、随时倾圮之虞。如清代直隶南宫（今河北南宫）东阳书院，顺治年间由生祠改作，始称南亭书院，乾隆十七年（1752）易名，并“勾稽得学田顷数十亩，又查出学院按院地十顷余，归入书院以作经费”；乾隆四十八、四十九两年（1783、1784），知县捐募重修，并因膏火不足又捐银600两，交盐、当商以二分生息，“不料乾隆末年间，此项膏火银两竟化子虚。踵其事者，每逢书院课试，自捐奖赏，然不可为常。后乃浸衰浸息，山长虚席，斋室亦渐就倾圮”。直至嘉庆二十年（1815）重修，但仍由县捐俸为月课奖赏。但知县吴某升任后十数年未延山长，书院几废，时人感叹“历观以前兴废之由，大抵因膏火无资，章程不定”。房山（今北京房山）的云峰书院因没有经费而基本废圮，“照得本邑云峰书院应有房屋无人修理，以致久圮。旧有公项存当生息，亦被前任侵亏，肄业诸生无所栖身，又无膏火，莫之或励，此其所以就废也。”清代河北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奎文书院，“书院经费甚少，每年地租，尚不敷生童膏火之用，此后须公议捐补，以期经久。”南昌友教书院，“乾隆三十三年（1768），绅士呈请兴复书院，以束脩、膏火用费不赀中止。”河北定州定武书院，“（咸丰时期）书院经费甚少，每年地租，尚不敷生童膏火之用，此后须公议捐补，以期经久”，等等。

有的书院因地方官员有意振兴斯文，力图兴复，遂有再振气象，但经费不足，难以持久，修复亦是昙花一现，令人惋惜。如湖北大冶（今湖北大冶）金湖书院历经水患、兵燹后于光绪八年（1882）重修，所有经费为历年岁给师生膏火未给领的存银共17两3钱5分和知县、地方士绅等人的捐款，以及官为拨存租稞余息等现钱约计500串文。知县决定将现钱存典生息，再将息钱拨给寒畯作为住院的膏火费；除此之外书院还有官湖、官山各一处，每年约得租稞18串左右，以此作为书院考课的奖资。如果按照较为常见的月息1厘5分计算，金湖书院每年息钱不到80串（含存银利息），加上官山、官湖租稞，总共不到100串，无论是膏火银还是考课奖赏钱，金湖书院的经费均十分微薄，因之时人感叹，“书院为储才渊薮，窃谓于寒畯尤宜。邑经费向来支绌，今添设寒畯住院膏火，虽已议章给发，然为数无多，未能广及，亦不足以尽爱养。山长脩脯仅由县捐送六十金，膳资应酬外，所余几何？瓜代之际，甚有推卸不送者，殊非礼士之道。”山长束脩由县捐给必难以持久，仅60金又如何能延请名师？书院将来的命运可想而知。

二、经费影响书院的正常运转

“书院不可无田，无田是无书院也”，这是书院历史的亲历者在书院经营中发出的感喟。书院自唐代兴起，至北宋时期发展出讲学、祭祀、藏书、学田等四大规制，到南宋时期又拓展成增加了研究、刻书在内的六大事业，表明书院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书院的正常运转是指书院基本功能得到正常发挥与充分实现。以书院教育为例，即书院是否延聘山长、招徕生徒，书院是否有一定的藏书供师生研究、学习使用，等等。从完整的意义而言，书院的功能是一个整体，教学、祭祀、藏书等基本事业是书院之所以为书院，以及书院补翼或替代官学的根本所在。没有这些功能，似不应称之为书院，或勉强称为书院也只是功能不齐全、存在缺憾的书院。我们经常看到历史上的书院一旦短于经费就存在功能不全、无法正常运转的情况。

清代直隶盐山香鱼书院，“顾岁入无几，仍不能延师课士。县令之右文者，间或捐俸月课，不久旋罢，书院渐至圮废”。清光绪六年（1880），安徽潜川书院田产本属无多，后经太平军战乱，“租谷缺额，费用愈形支绌，以致课期则年仅四五次。一暴十寒，未获渐摩之益”。清代直隶广宗观台书院，“然因款项无多，束脩微薄，既难延聘经术湛深之儒，以充讲师；又不能购置经史子集书籍，故设立百余年，而县内登科者，寥寥无几，不能与他县比肩”。直隶观津东光书院，虽有对生童中式给予花红奖赏的动议，但因经费不敷，只能画饼而已，“在院肄业生员，遇有乡试中式，及童生县府院试俱第一之人，应由书院酌助贺资，以示优异。俟筹款较充，随时酌定”。此外，书院规划在后土山建拜经阁，供奉历代名贤大儒栗主，每年开课前衣冠行礼，但经费未敷，拜经阁未成，行礼也只有暂时搁置。

再如直隶获鹿鹿泉书院，“书院旧设经费，每年所出，甚属寥寥，除山长脩仪支送外，肄业生童不堪培养”，鹿泉书院经费不够，经营惨淡。注4湖北麻城旧有万松书院，由于得到官绅的持续捐赠，书院经费一度较为丰裕，因之自明至清，人文蔚起，炳炳麟麟，金榜题名者后先接踵。但好景不长，山川灵淑钟毓如前，闾巷弦诵之声稍寂，士气不振。查其原因，在于书院疲废，而“书院之不治，由于经费之不足。……乃院中官田久为豪右黠佃侵匿，虽历经前宰率邑士厘出，而已干没者半矣”。经清查，书院尚存的若干亩田地多为硗瘠之地，田租若干，易钱400余千，而一年书院山长脩脯、舍宇岁修以及置买器用、给工役食用等费用超过80%，“其余充诸生膏火者无几。由此言之，官安能以空文励士，士安能尽裹粮从游也”。河北南宫东阳书院，“本应额设正课、附课生童若干名，按名分给膏火，以助肄业之资。兹经费不敷，膏火缺如，以待后之振兴斯道者踵事而增，其生童有情愿自备资斧住院肄业者听。”河北巨鹿广泽书院亦面临与东阳书院相同的经费拮据情况，不得不将书院的主要功能聚焦在考课上，“书院本应额设正课、附课生童若干名，按名分给膏火，以助肄业之资。兹因经费不敷，先议每课厚给奖赏，以示鼓励。俟生息加增，再行议定。”定州奎文书院，“现因经费不足，止发官课膏火，而斋课亦必作文，方有裨益。如斋课不作文，官课虽取前列，所有应得奖赏膏火，俱行扣除。实有事故，先经请假者，不在此例”。没有膏火补贴，书院生徒难以安心肄业，长此以往，书院难以正常运转，甚或有名无实、难以维持，为此劝捐膏火就成为官斯土者的重要职责之一。

注4俞锡纲，曹．光绪获鹿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州县志辑[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由于长期笼罩在经费不足的阴影下，不但需要对所入的有限经费精心分配，以实现效益最大化，有时不得已还需对书院正常的活动进行缩减、删节，便宜行事成为书院管理中常见的操作。如福建同安县舫山书院，“马巷地瘠民贫，所有书院经费，全赖本辖妇女所织布匹，藉抽机杼之厘作为多士膏火，培植本辖子弟，是以定章越辖生童概不准考，并非吝于取与，实缘经费支绌。惟有来巷设帐教读者，不论生童，均系师传，准予一律考课，以崇师长而别假冒。”因为地方穷困、经费不足而实现有限程度的开放，限定肄业生徒的籍贯。其实这一做法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的地方书院较为常见。如江西玉山怀玉书院，因经费短绌，于同治三年（1864）经首士禀请，“停馆一年，以资修葺”。再如庐山白鹿洞书院，明万历年间酌定：“洞生每月给银三钱。至四十三年改给月课优等。……查算租银除廩给备用等外，计存二百两有零。每月计两考，每岁计考二十四次，每考该银八两五钱，除供应纸张，姑以百人作数计，应用银二两六七钱之外，凡一等赏三钱，应定为十名；二等赏一钱五分，应定为二十名；三等前十名赏一钱。以银之多寡，为优等之多寡。此规立而诸生有所激劝，租银亦不至告匮，允应照新例为优给者也。”白鹿洞书院为南康府（今江西庐山）管理的官办书院，明代得到江西巡抚、巡按、提学等各级官员的重视，但仍存在“以银之多寡，为优等之多寡”而不是“以优等之多寡，为银之多寡”，表明按经费情况确定奖赏人数，经费对生徒的考课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另外如清代山西蒲州府（今山西永济市）首阳书院，“发商生息本银一千两，每岁议定息银一百二十两。每岁延师脩脯，约计在九十两以内；其每岁二贤祠春秋二祭，羊豕祭品，约计在二十两以内；其余银十两，应给与管事人薪水之需，以为酬劳”。仔细分析，首阳书院经费开支仅能供山长束脩、祠祭以及管事人薪水等三项，生徒的膏火、奖赏、卷价以及书院的修缮费用、杂役人员的开支等都付之阙如，遑论购书、藏书了，经费短绌严重影响到首阳书院的正常运行，使书院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

三、经费决定书院的办学质量

“院有田则士集，而讲道者千载一时。院无田则士难久集，院随以废，如讲道何哉！”能否请到名师主持，能否招徕寒士入院肄业，能否购买相对丰富的藏书，等等，是影响书院办学质量的关键，而其基础则是经费的充裕与否。没有经费，有的书院无法延聘山长，如清代直隶东光观津书院，“院长许由生童公议，禀明本县核定。延请学隆望重之师，以资训迪。不得以干修势利不到馆者塞责。现在无力延请，俟经费稍充，再为延订。”有的书院没有藏书，如清代山西平定州冠山书院，“士子平日应读应看书籍，所缺尚多。本州因费无可筹，且晋省亦猝无由购，兹先力措购藏各种，以为前导，尚望后来者陆续增益。”有的书院肄业生徒寥寥，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具有会城书院性质的南昌友教书院在院生童正课仅50人，根本原因亦在于经费短绌，因此“俟添置膏火、房屋，另增额数，以广翘材”，而“书院并无书籍，何以资诸生翻阅”，同样出于经费原因，“此后经费有余，再为增置”。再如清咸丰五年（1855），江西铅山鹅湖书院存典生息本银1500两遭兵燹化为乌有，受此惊吓，其他典商也纷纷退还书院生息本银6000两，书院绅董将银次第购置田租1200多石，但租谷所入不如存银之息，日渐支绌。在此情况下，经手局绅不得已而商之县尊，只有将每年甄别取录的副课生员由20名减为10名、正副课童生各减5名，从而每年可节省膏火费洋银110两。直至同治七年（1868），铅山知县冯兰森将一单14担的充公田租拨充书院，副课生员取录人数才恢复至20名，但童生数一直未能恢复原数。河北获鹿鹿泉书院也因经费短缺而肄业生徒稀少，“书院旧设经费每年所出甚属寥寥，除山长脩仪支送外，肄业生童不堪培养”，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由监生任笔书首倡捐资后，才略有起色。光绪年间，山西襄垣县古韩书院建筑规模宏敞，但经费无多，“不敷士子膏火，故肄业者仍复寥寥”。

士多清贫，有时候课期稍丰盛的会餐对寒士而言也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考课者增多，对书院招徕更多优秀生童无疑有所帮助。同治八年（1869），山西临晋署县钱官俊考课县中的桑泉书院，“而讶士之来者寡，徐而察之，盖以诱掖而奖励之者，久矣缺焉而弗讲，士无怪无以作其气，而浸浸乎终废矣”。在这种情况下，钱知县在考课时为士子提供较为丰盛的课餐，对于考课位列前等的生童给予奖赏，这些举措起到一定的效果，邑中士子“而后纷纷然来”。山西太谷凤山书院创建于乾隆时期，虽设有经费，“然每岁所得息仅敷院长脩脯资，而士子之供膳阙如，以故诸生聚散无常，不能萃处一堂，朝夕亲炙共砥砺，夫身心性命之学而发为文章亦鲜有根柢，是两君之美举不无未竟之憾矣”。山长、生徒、书籍，等等，无一不与经费关联，是以有充裕的经费，书院便能有序运行，教育质量便有所保证；反之，则不但不能延聘名师、取录生童、购置图书，甚或有衰废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