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从踏入上海那一刻起，肖莎娜· 卡汉（Shoshana Kahan）就不喜欢这座城市。只在城里待了三天，她便在1941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上海这座城市真是糟透了……我现在明白大家为什么都要拼命留在日本……也理解了那些不幸被送到这儿的人们曾寄来的可怕信件。真是一座肮脏恶心的城市……”(1)

然而，安娜玛丽 · 波德斯却立刻爱上了上海：“无法不对它一见钟情……主干道两旁是西式风格的房屋，后面就是中式小棚屋，用……粗石、水泥或只用竹子搭建而成……在这里，中国人与他们饲养的猪、鸡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令我印象最深的，还得数五花八门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公交车、小汽车、牛车、自行车，还有许多穿梭其间的黄包车。”(2)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种反应，并认识到欧洲流亡者、侨民、难民——无论我们怎么称呼这些人——无不为这座大都市触动的事实，我先简要回顾一些早期事件，同时对大批犹太人如何在1939—1941年来到上海略做解释。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仅四个月后，他就开始迫害犹太专业人士。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失去了职位和薪水，许多内科和外科医生、牙医、药剂师决定去上海；到1933年12月，已有约30个犹太家庭来到上海。(3)不过，并非所有犹太家庭都留在上海，一些家庭前往广州、天津和青岛定居。还有一些人，如几年后获得中国国籍的牙医利奥 · 加方克（Leo Karfunkel）则定居南京。(4)

到了1938年3月德国并吞奥地利（Anschluss），以及1938年11月“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事件爆发时，这批专业人士已能在中国立足。上述两起事件导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中欧匆忙逃往包括上海在内的世界各地。德国强制性的移民政策，不但使牙医和其他医生等专业人士纷纷伺机逃离，就连店主、员工、各类销售员、演员、记者、作家——任何买得起火车票或轮船票并能拿到签证的人——也都离开了。这其中还包括非犹太人、共产党人，特别是那些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他们从集中营获释的依据是一张前往另一个国家的交通票或签证，这是按照莱因哈德 · 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 1904—1942）的指令执行的，该指令规定被拘留者只有持移民文件才可获释。(5)但他们必须在几天内，有时甚至是在几个小时内就得离境。

多数德奥难民经海路抵达上海（他们通常从意大利的港口启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意大利参战为止），而波兰难民则取道陆路。到1941年夏德国入侵苏联时，这条陆路也行不通了。如此一来，通往中国的海路和陆路实际上都中断了。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上海和这些犹太难民，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对上海的反应、上海的复杂性，以及本书所译的他们在上海撰写的对上海富有创意的回应。这些诗歌、书信、散文、日记不仅大体上构成流亡文学的重要篇章，还向我们讲述了关于文化自识和他者感知的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