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经济运行情况与中美贸易争端分析

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各项指数持续稳定在高位，减税政策的扩张效应初步显现，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初步收到了稳定的效果，平稳运行的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和带动力量。受到世界经济失衡性发展的影响，部分发达国家将自身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归结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和中国主导的亚洲经贸秩序，并以此为由向中国对外贸易及秩序体系发起质疑，并由美国牵头形成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遏制，引发了中美贸易争端。本文通过对美国经济运行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厘清中美贸易争端的实质，以及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相关建议。

（一）美国经济保持繁荣期运行，但竞争优势小幅回落

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状态，GDP的增速达到2.3%（名义GDP增速为4.3%）[4]，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并超过了近年来一季度经济增速的一般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工作研究预测，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超过了一季度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约2个百分点，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2016年以来，美国的季度经济增速如图1所示。

在美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美国的就业形势继续保持在过热的区间内运行[5]，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持续紧张和弱势美元政策的推行，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将有所上升。表1显示了2017年11月以来美国的月度失业率情况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情况。

根据表1的情况，随着美国就业参与率的提升，美国家庭的实际就业情况仍在提高，3月份新增就业规模达到10.3万人，新增规模总体低于市场预期，但考虑到美国失业率已经连续20个月低于4.5%的情况，总体就业形势应属正常。从CPI的值来看，名义值在一季度维持在2.4%的水平上（与3月一致），表明美国通胀压力加大，美国要么采取加大进口的政策，要么就将进一步的加息、缩表，以保持通胀水平位于不超过2%的指标线上。从PPI的值来看，一季度PPI的涨幅有所加快，总体维持在2.8%的水平上，但与CPI的关系基本保持协调，不影响美国现有产业结构和企业利润，加快进口，适当转向强势美元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取向。

从居民收入（PI）和居民消费支出（PCE）来看，总体结构保持稳定，均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表2汇总了2017年11月以来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环比增速，并测算了2018年3月的消费倾向。[6]根据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和消费倾向的基本稳定成为美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但消费中缺乏新的消费热点以及通胀水平的提高，则会在未来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经济系统的稳定性。

从美国企业的利润情况来看，由于美国经济分析局的企业利润数据仍停留在2017年第四季度，我们采用市场预测数字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的利润情况实施预期。从市场预测数字来看，普遍对一季度企业的新增利润规模预测在92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之间，较2017年第四季度增长明显。而根据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的情况，至3月末平均每股的价值在157美元，较2017年12月末上涨了10美元，企业营利能力上升约16%，每股盈利超过30.89美元，66%的企业经营业绩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受到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美国贸易数据广受关注。美国经济分析局只释放了2018年1—2月的贸易数据情况，据此分析：美国2月份出口了2044亿美元，同比上涨5.9%；进口2620亿美元，同比上涨9.1%；进出口逆差达到576亿美元，同比上升22.7%。由于美方缺乏一季度的数据，我们将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纳入分析，即按照美元计价，一季度中国对美国进出口1415.9亿美元，同比增长13%；对美出口999.2亿美元，增长14.8%；自美进口416.7亿美元，增长8.9%；贸易顺差582.5亿美元，扩大19.4%。也即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在中美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对彼此都有很强的依赖，也具有较明显的难替代性，贸易摩擦的结果除了让双方企业受损和消费者剩余减少之外，不会形成明显的政策效果，早日解决分歧，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才是当前最为紧要的关键之策。

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上，受到2017年12月开启的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减税计划的影响，美国财政政策的运行成为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焦点。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美国财政部为弥补联邦赤字共发行了4880亿美元的债券，较预算的安排超出了470亿美元，成为2008年第四季度金融危机顶峰时期债务发行规模的新高[7]，也是美国历史上一季度联邦赤字型债务发行规模最大的一次。但综合考虑一季度财政部持有的现金余额达到2900亿美元，较预期高出800亿美元，所以总体上财政形势并未偏离预定的轨道。根据美国联邦预算和一季度的执行情况，预期二季度的债券规模将显著减少，以平衡不必要的现金累积。[8]但从三季度起，美国联邦政府的借款需求将重新高涨，债券发行规模将达到2730亿美元以上，现金余额则出现小幅度下降。据此测算，美国政府的大规模减税给美国联邦债务管理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压力，全财政年度的赤字规模在9500亿美元左右，再度逼近1万亿美元的市场心理底线。

在美国政府债务余额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加之美联储实施的缩表和加息计划，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突破了3%，重新达到了2014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过渡阶段的政策性冲击影响。作为全球基准利率和无风险资产的最佳代表，美国国债利率的攀升，不仅对美国的利率曲线和融资成本影响巨大，而且将明显推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上升和利率水平提高，从而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融资和投资活动带来紧缩性的影响，并对部分长期资产市场（如房地产市场）带来显著抑制。作为通过加杠杆和营造新增需求绕过两次系统性风险的我国国内房地产市场，则须高度关注这一时期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成本和利率水平，建议以解决问题为方向安排政策，不再谋求绕行风险。要尽早启动市场平稳方案，全面推行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支持房地产市场重组，打破房地产领域的金融刚性兑付，主动释放房地产泡沫，引导并支持房地产价格有序下行，真正将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引导进实体经济领域，降低资产久期，提高收益率回报，形成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季度，美联储的缩表计划进入到第二阶段。每个月，美联储将回收200亿美元的流动性，并出售或到期偿还8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120亿美元的国债。一季度，美联储缩表计划进展顺利，共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约600亿美元，并导致世界其他国家被迫减少流动性约2000亿美元（美元在多个国家属于强制结售汇货币和央行抵押货币），对于收缩国际信用规模，挤出资产泡沫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美联储不出意外地在3月选择加息0.25个百分点，成为本轮加息周期的第六次加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到1.75%—2%，较为明显地抬升了全球的资金成本，对于债务余额较高、杠杆水平较大的国家形成挤压。从目前的形势看[9]，本年度美联储加息3次，甚至达到4次的可能性都存在，年末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预期将达到2.5%左右。这一利率水平将给经营性收益率低于6%的企业的债务偿还带来明显的压力，并给依靠资产溢价开展债务展期（借新还旧）的企业带来巨大的风险。

总之，美国在一季度仍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各项经济指标均表现出明显的繁荣期特征。减税政策进入实施阶段，并未形成明显的产出和投资激励效应（见表3所示的经济先行指标），但也没有将美国的联邦赤字推进到风险阶段；缩表政策开始在数量上紧缩美元供给，但总体上未能对企业的投资热度形成干预，全球美元的回流有效弥补了美国国内的资金缺口，并将全球资产投资带回到收益率投资时代；加息政策持续推进，已对市场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资金成本上升，对美国及部分国际金融市场的债务展期和杠杆运用产生重要影响。

（二）中美贸易争端的起因、实质与交锋

中美贸易争端成为一季度国际经济关系的焦点所在。但中美贸易争端的形成及其实质却并非如表象所见到的贸易争议，而是对现行亚太地区贸易体系、国际竞争规则和贸易秩序话语权的一次交锋，中美两国也并非在打“贸易战”，而是以贸易为手段和工具，展开的国际经济关系的高水平“对话”。

1.亚太贸易发展的“黄金阶段”与区域结构优化

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作为WTO的重要成员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形成了稳定的经济贸易关系，拥有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并可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化解棘手的贸易争端。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在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支持下，我国经过10年的努力，从全球第六大贸易国[10]上升到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从全球第六经济大国[11]上升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截止到2017年底，贸易总量增长了约7.5倍，而GDP规模则增长了约10倍，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急剧上升，并推动亚太地区特别是发展中的亚洲国家（Developing Asia）[12]进入到对外贸易的“黄金阶段”。

与中国经贸地位变化相适应的是亚太地区贸易结构的变化。根据2003年WTO的《世界贸易报告》,2002年发展中的亚洲国家的出口规模为11140亿美元，进口规模为10330亿美元，进出口合计规模为21470亿美元；全球出口总额为62400亿美元，进口总额为65000亿美元。考虑到全球贸易不能进行进出口加总（因为一个国家的出口就是另一个国家的进口，加总将产生无意义的重复计算），本文以全球出口贸易总额作为世界贸易总额的指标。据此测算，则有：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出口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为17.9%，发展中的亚洲国家进出口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为34.4%。

而根据WTO的《2017年世界贸易评论》的数据，在2016年，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出口总额为4393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出口总额）的28.9%；进出口总额为8335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出口总额）的53.9%。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数据[13]，将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剔除，可得如下的新数值关系：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5.2%，而发展中的亚洲国家的 GDP 总额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22.5%。从这里可以看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的亚洲国家的贸易地位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提升，但其贸易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变化是适应的和匹配的，并没有出现什么“新重商主义”大国，而“采用贸易倾销”的方式，将其他国家挤出市场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更进一步的纳入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2002年，美国商务部和经济分析局所统计的进口结构中，自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合计进口额为2256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总进口额的19.2%，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进口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17.9%）基本相当。而2016年，自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合计进口额为5985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总进口额的27.1%，尽管占比上升明显（41.0%），但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出口（对美国来说就是进口）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25.2%）基本相当。所以并不存在“有一些国家去利用这种体制，给别人带来伤害”[14]，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对美贸易的增长是其全球贸易增长的一部分，而超过的比例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与美国进口增速放缓的情况也具有良好的匹配性。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意义理解中美贸易就具有良好的基础。2002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贸易额[15]为1255亿美元，约占当年总进口额的10.7%；而2016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贸易额增长[16]到4633亿美元，占当年总进口额的比例达到21.0%，比重上升了96.0%。表面上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很快，对美国的贸易平衡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综合考虑发展中的亚洲国家的整体，并未与其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和占比出现明显的差异。也即，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是建立在亚太区域贸易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的基础上，是因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分工体系的延伸，使得部分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对美出口改由与中国进行进一步的分工合作和产业链、价值链融合完成，即呈现出如图2所示的贸易结构调整状态。

2.亚太新区域贸易结构究竟“动了谁的奶酪”

根据图2所示的情况，很显然美国并不是亚太新区域贸易结构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这是因为：第一，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的提升属于区域经济发展和贸易竞争能力提高的自然结果，既是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带动效果的有效体现，也通过进一步密切的美亚贸易关系，更好地为美国提供商品、服务和市场；第二，发展中的亚洲国家的出口与美国“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和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分层和错位的，美国“再工业化”的核心并不是要让转移出去的低端产业回流，而是要通过产品形态创新和生产模式创新参与到新的产业组织体系之中，其指向是“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满足，而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则仍以标准化和低成本策略进入美国市场，即使在相叠加的产业中，双方也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不会产生直接的竞争；第三，中美贸易增长既是两国的直接需求和现实利益所在，也是符合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典范，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靠的就是依赖国际多边贸易体系，遵守国际多边贸易规则，以公平为基础开展多层次的多边贸易合作，而美国作为全球贸易规则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也正是通过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将世界各国凝聚在一起，并实现“共同发展”[17]；第四，发展中的亚洲国家新区域贸易结构对于作为最终进口国的美国来讲是“无害有益”的，“无害”是指美国作为最终进口国，所进口的商品是国内需求的，而无论是由谁来向美国出口，美国都将作为进口国存在，“有益”是指由于中国部分成为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对美出口的“通道”，良好的中国产品质量，稳定的中美贸易关系，完善的国际支付体系，有效的贸易纠纷解决机制都使得中国为美国提供了更好的贸易“刚性兑付”。

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出现了被边缘化的压力。以日本为例，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局[18]的统计，2002年日本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开展的出口贸易总额仅为8443亿日元，约占日本出口贸易总额的1.6%；而进口贸易总额则达到371427亿日元，约占日本进口贸易总额的53.0%。2017年日本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开展的出口贸易额上升到178045亿日元，约占日本出口贸易额的42.2%，但进口贸易额则达到357270亿日元，约占日本进口贸易额的54.1%。也即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出口贸易额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明显提升，而在出口日本的商品层面则比例几乎没有变化。日本作为亚洲国家重要的出口目的地的地位徘徊不前，但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作为日本重要的目标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则明显上升，从价值链的角度出发，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从其他目标市场获得了重要的顺差积累，并用以支付向日本的进口增长。进一步来看，在将中国的数据剔除后，2002年，日本向发展中的亚洲国家（除中国外）的出口规模仅为6489亿日元，约占当年出口规模的1.2%；向发展中的亚洲国家（除中国外）的进口规模达到222530亿日元，约占当年进口规模的31.8%。2017年，日本向发展中的亚洲国家（除中国外）的出口规模达到100767亿日元，约占当年出口规模的23.9%；日本向发展中的亚洲国家（除中国外）的进口规模达到172677亿日元，约占当年进口规模的26.1%。也即，惊人的变化是日本作为发展中的亚洲国家（除中国外）重要出口目的地的地位明显下降，日本20世纪所构建和维护的亚洲“雁阵模式”事实上解体，发展中的亚洲国家逐渐脱离日本的国际分工体系而转向新的以中国为中心分工组织模式，日本在出现区域贸易边缘化的同时，对中国的国家竞争优势也在显著下降。

与日本的情况相类似，澳大利亚、印度，甚至是部分欧盟的工业化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压力。这样，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新区域贸易体系在事实上形成了以下三重关系：第一，亚太新区域贸易体系遵守WTO的贸易规则，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促进产业分工体系的进一步延伸，并积极支持部分落后国家的快速发展；第二，亚太新区域贸易体系并不影响美国的贸易利益，而事实上是增加了美国的贸易收益，并强化了对美贸易的结构优化和体系治理，对中美两国都是有益的；第三，亚太新区域贸易体系对原有的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部分欧盟国家产生竞争性的影响，并动摇了部分国家的既得利益结构，将形成由这些国家所发起或主倡的贸易反对力量。

这样，本文将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即：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争端实际上对美国并没有直接的贸易利益，甚至美国还将付出较大的成本和承担明显的风险来处理与中国的新型贸易关系；而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联方和实质受益人，但其并没有站在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对抗的“前台”。这更像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发起人美国是代替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出手，以强迫中国减少贸易顺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市场开放等方式意图干预亚太新区域贸易结构的形成，在支持亚太地区盟友改善经贸地位的同时，也明显违反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原则。从这个角度出发，将给我们解决中美贸易争端提供良好的角度，也便于我们开展好整体的政策设计——我们的目标不是形成贸易上的对抗，而是在继续深化中美贸易合作、提升自由贸易水平的同时，以贸易平衡换新区域结构的稳定，以中美协调替代“代理人战争”。

3.中美贸易争端的交锋与相互妥协

中美贸易争端的挑起方是美国。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中国进行“301”贸易调查，并将中国存在知识产权侵权的产品和知识产权侵权的“不端”行政行为列为重要的调查对象。这应该算是本轮中美贸易争端正式开始的起点。

2017年11月10日，APEC越南岘港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特朗普在会议上发表了《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展望》的讲话。在讲话中，特朗普先对美国与APEC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作了回顾和概括，接下来把话锋转向贸易问题和中美分歧，他说，“最近我在中国有一次了不起的旅行，我公开和直接地就中国的不公正贸易和中美经贸的巨额赤字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并指出，“我们不再忍受对知识产权的大胆侵略，我们将对强迫商人们将其技术交给国家和强迫商人们进入合资企业来交换市场的破坏行为进行反击”。当然，特朗普为了避免直接刺激中国，并维护刚刚达成的一系列中美贸易协议，指出“我不责备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这样的国家有很多”。

2017年12月17日，特朗普总统竞选办公室主任班农在日本发表针对中国的公开演讲[19]，直接将矛头指向中国面向新时代发展的五大战略，即：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第五代通信网络、人民币国际化和知识产权等五个方面，强调要发挥美国现有的优势，将中国的“挑战”推回去，并转述了特朗普的话，“总统认为美国的领导人让中国得以利用这个体制来为本国获利，是美国领导层的错误”。他还进一步露骨地指出，“美国花了很大的努力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加入世贸组织，以此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而我们在过去的20年看到的不过是个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这个演讲火药味渐浓，也不再有安抚性和过渡性的话语。

2018年1月26日，特朗普出席冬季达沃斯论坛，在大力宣传美国经济繁荣前景，号召全球跨国公司大力投资美国市场之外，针对国际贸易也做了重要结论。他指出，“我们要想获得自由贸易就不允许有些国家利用这种体制给别人带来伤害”，并强调“美国将不会对这些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包括大规模的知识产权偷窃和国家操纵的计划经济”。虽然没有点名，但矛头明显指向中国，且在针对对象上明显拓展了范围，将单纯的贸易问题延伸到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

2018年3月23日，在经过较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后，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对外贸易备忘录。初步决定将对中国出口的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性投资。

而同样在3月23日，中国商务部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实施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宣布以美国232调查中针对中国30亿美元的钢铁、铝产品出口限制问题按照WTO的规则进行对等贸易报复。纳入的对象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水果、猪肉、葡萄酒、无缝钢管和其他100多种商品征收报复关税，涉及的贸易规模约为30亿美元。4月2日，上述安排正式启动，中止美国对中国出口的7类128项产品的关税减让义务，对水果及制品等120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15%，而对猪肉及制品加征关税税率为25%。

2018年4月3日，在中国商务部刚刚实施对等贸易报复的第二天（如果按照美国时间是同一天），美国贸易办公室根据301调查的初步结果，决定对中国出口美国的约500亿美元的商品——涉及1300多个独立税目，加征25%的关税。从列举的名单来看，明显涉及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自动机械等产业。

4月4日，中国商务部再次根据WTO规则作出对等贸易行为，对美国出口中国的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飞机、越野车、玉米、棉花、牛肉、小麦和高粱等产品，总贸易规模约为500亿美元。

4月5日，中国正式就美国对中国发起的232调查，以及对钢铁和铝产品所作出的贸易处罚向WTO的争端解决机构（DSU）提起诉讼，并接受DSU的调解。

4月6日，特朗普要求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的结果，额外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具体关税水平待定。此外，特朗普要求美国农业部制订保护农民和农业利益的计划，以免受到直接冲击和影响。同一天，中国商务部指出，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贸易争端所涉及产品的范围和规模，中国将继续按照WTO的规则进行对等贸易报复，并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进行有效应对。商务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将奉陪到底，必定予以坚决回击，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5月3日至4日，美国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中国就中美贸易争端问题进一步磋商。代表团有两个特点：一是规格高，包括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总统贸易副顾问埃森斯塔特，几乎占了全部的联邦政府的经济班底；二是态度强硬，无论是首席代表姆努钦，还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商务部长罗斯都是中美贸易争端的强硬派，要价高、态度僵硬、谈判艰难是大概率事件。从目前所知美方亮出的底牌包括从知识产权、贸易顺差到争端解决等八个方面的要求，主要内容有：中国需在2020年年末前将美中贸易逆差降低至少2000亿美元，每年平均下降1000亿美元；美国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向《中国制造2025》计划涉及的先进技术领域提供补贴或其他支持，包括机器人、航空航天和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美国还要求中国将所有非核心产业商品的关税降至不高于美国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水平；要求中国保证不对美国因知识产权争端采取的措施进行报复，并要求中国撤回就知识产权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申诉。

从美国的要价来看，既有合理的成分，与双方努力方向相向而行的安排；也存在明显的条件苛刻、要价过高和单边色彩过浓的问题。但既然是谈判，而且是由美国派高级代表团到中国来进行，知道对方的底牌和诉求后，就存在化解与调和的空间和能力。中美贸易争端自本次接触后，后期将通过一系列谈判实现中美贸易机制和贸易体系的调整，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也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贸易大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中美贸易争端的化解问题将作为本文的第四部分，与各位共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