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郭沫若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着手翻译已经是八九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寄居在日本，生活十分窘促，上海的一家书店托人向我交涉，要我翻译这部书，我主要的为要解决生活，也就答应了。但认真说来，我实在不是本书的适当的译者，因为我不懂俄文，并不能从原文中把这部伟大的著作介绍过来。我便偷了巧，开始是用Reclam版的德译本着手重译，同时用英译本和日译本参照。在译述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我所根据的德译本省略得太厉害了，于是便率性用Garnett的英译本为蓝本，一直重译了下去（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秘密，便是米川正夫的日译本，号称是从原文直译的，事实上只是Garnett本的重译，其中还有一处大笑话，是把英文的horse“马”同house“家”弄混淆了）。单叙述这一点，便可以知道我那译本是怎样不完全的一种东西了。更加以书店要急于出版，我是边译边寄，书店也就是边印边出，因此连那书里面的人名地名（据高地君的统计约有八九百多）都译得前后参差，译文的草率自毋庸说了。幸好译到了将近一半的光景，书店因为经营困难，不能继续出版，连我的译稿都还有一部分存在上海的内山书店（这一部分译稿谅已遗失）未被取去，我也就把译笔停止了下来。

这部书我本来是十分爱好，并十分希望把它完整地介绍过来的，自己的外国语能力既不适宜于介绍，也曾经起过一番野心，想把俄文学好，卷土重来地作一个彻底的改译。但俄文程度学习来只认得几个字母，时辍时续地终究没有成器。人上了年纪，要重新学一种外国文，似乎确是一件难事。第一，专心致志的工夫就做不到，有许多事务来阻挠你，总使你无法进展。我自己是早把全译的心事抛弃了。在日本时，曾经认识一位邢桐华君。他的俄文程度比较好，他曾经对我说，想把这部书继续译完，我当时十分高兴，觉得自己是卸下了一副重担。曾极力怂恿他，要他趁早动手。记得民国二十六年春间，在东京出版的《质文》杂志（留东同学一部分爱好文学的人编印的，出到四期为日本警察所禁止）上，邢君还登过预告，但在他尚未着手移译之前却遭到日本警察的迫害，把他抓去拘禁了一个时期，并强迫出境。邢君回国，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他曾经随过军队，并参加了政治部的工作，最近是病在桂林，闻悉喉头结核，有朝不保夕之势，他的翻译工作，我知道是一直不曾着手的。

最近我真是欣幸，突然接到高地先生给我一封信，信里面有这样的一节：“最近我从原文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全部译成，约一百万言。先生的译文从前曾拜读过……也许先生所根据的原本不同，有些地方与原文小有出入。……因为本书前部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用了先生的译文，甚至可以说是试验的校补，所以我很愿意和先生以合译的名义出版，假若我的名字不致影响先生的威望，在我是十分荣幸的。”这样谦和到极端的一种通信已就足能使人愉悦，更何况是十年来的一种遗憾突然得到满足，真是有说不尽的快慰。我自然是立即便回复了高君，把我译述的经过略略告诉了他，怂恿他迅速出版。至于和我联名的一层，在我倒反而是“十分荣幸”，但无此必要时，我劝他千万不必这样客气。

不久高君也有回信来了，原来他也和邢桐华君相熟，他说：“邢桐华君在抗战前，在南京和我同住一个院子里，他对俄国文学的研究比我深多了，我们曾常常谈到先生在东岛时的工作与生活。很可惜他的健康不好，使他未能展其所长。”这也要算是一段很有回味的因缘。将来，假使邢桐华君能够读到这一段文字，我相信他一定也会愉悦的，因为他的未能实现的一项宏愿，他的友人替他实现了。

高君同时把全书的目录寄了一份来，有校译附言一篇叙述他从事译述的经过和方法，又有关于作者及本书的介绍一篇，这些都是对于读者的十分亲切的向导。正文首尾数章的译稿也寄了来，我都一一拜读了。译笔是很简洁而忠实，同时也充分表现着译者性格的谦冲与缜密。我对于高君虽尚无一面之识，但读到这些资料使我感觉着十分的亲热，同时也就发生出了油然的敬意。在目前军事扰攘的时期，高君竟有这样的毅力来完成这样宏大的一项工程，并且工作态度又那样有责任心，丝毫也不肯苟且，这怎么也是值得令人佩服的。

译文的一部分我细读了一遍之后，从前所怀抱过的一番野心又淡淡地苏醒了过来。我很想趁这个机会把高君的译稿来和原作对读一遍，以为我学习俄文的机会，同时对于译文在有些地方也可以略加润色。但又一回想，我的时间终究是不会允许我的，仅是把出书的时期无谓地延长罢了。因此我也只得让我这个野心又渐渐地潜伏下去，假使是可能，且待全译出版后再慢慢来实践吧。

关于本书的译出，高君一定要我和他联名，我感觉着有些不安。我怕的是会窃取了高君的劳绩和美誉。因此我要诚恳地向读者奉告：我在这次的全译上丝毫也没有尽过点力量，这完全是高君一人的努力的结晶。假使这里面的前半部多少还保存了一些我的旧译在里面，那也只是经过高君淘取出来的金屑。金屑还混在沙里面的时候，固是自然界的产物，但既经淘取出来，提炼成了一个整块，那便完全是淘金者的产物了。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