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6章 寻

关于灵石题刻的文献记载多见于《诸道石刻录》、《复斋碑录》、《宝刻丛编》、清乾隆《巴县志》、清嘉庆修订的《全唐文》以及民国《巴县志》等古籍文献。

然而，大多数文献仅列出了题刻的目录，而没有详细的内容。

相比之下，《全唐文》和《巴县志》的记载则显得较为全面和详细。在这些史籍中记录的题刻共14段，其中5段只有目录而没有具体内容。

古代文献中并没有关于灵石出水水位线的详细记载，仅记录了灵石出水的年份。

长江水利委员会上游水文局的易哲文先生在其撰写的《丰年碑有多高》一文中，从可靠的水文数据和水文专业知识角度对丰年碑的枯水位进行了深入探讨。

文章记载了朝天门“灵石”与涪陵白鹤梁在6个相同的极枯水位年份露出水面的记录。

通过对比这些记录，可以推算出千年前的丰年碑的极枯水位。

根据水位相关关系的计算方式，推算出丰年碑极枯水位的上限（即碑顶）为160.22米，下限（即碑座）为159.17米。

2003年3月28日，朝天门的水位降至159.63米，重庆文博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在沙嘴一带寻找“灵石”，甚至“挖沙三尺”，并利用“江上明月”趸船上的水枪强力冲洗河沙，但仍未发现任何带有文字的石头。

2007年2月，朝天门的水位再次变得很低，重庆三峡博物馆的文博考古工作者胡昌健先生再次前往沙嘴寻找“灵石”。

这次他看到了一些宽阔的条石露出水面，但石上并无文字。

后来，经过对灵石出水水位线的极值分析才明白，其实灵石已经出现，就是趸船边的那些“长且阔”的条形石梁，只是石上已无文字。

灵石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点”，这些坑洼并非自然形成，而是船工们长年累月用篙杆“戳”击所致。

据胡昌健先生推断，唐宋时期朝天门的“水运”尚不十分繁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运逐渐兴盛起来。

而“灵石”所在的位置，正是船工们频繁用篙杆撑船的地方，因此留下了这些独特的印记。

乾隆年间的《巴县志》曾这样描述山城重庆：“酒搂茶舍与市阀铺房鳞次栉比，攘攘熙熙，人流如织，摩肩接踵”，而城外则是“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一片繁忙景象。

到了晚清时期，朝天门码头的繁忙程度更胜往昔，篙杆“戳”击的力度也更大，那时主要还是小木船。而近现代的轮船，船底对“灵石”的磨损则更加严重。

在159.63米的水位下，“长且阔”的条形石梁上并未出现“灵石”文字，这只能说明“灵石”文字已经在朝天门繁忙的水运活动中被磨损殆尽，灵石题刻已不复存在。

2022年8月26日，由YZ区文管所所长徐晓渝带队，组织单位工作人员前往朝天门沙嘴再次寻找灵石。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重庆今年处于三峡工程成库蓄水后的同期极枯水位，但根据水利部门提供的信息，水位仍然在162.34米，未能达到灵石露出水面的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