攷論
元代江浙二操的對峙與
宋明間江西譜的傳承
關於宋代的琴派，現存的宋人資料中，幾未見一言。北宋大書，如《太平御覽》《册府元龜》，以及吳淑《事類賦》、朱長文《琴史》，每引及的，乃隋唐間趙耶利論琴派語，吳淑所謂“趙師之辨吳蜀”其所云者。1至徽宗初年，陳暘進獻廿百卷《樂書》，論及“琴操”，其言曰：
吳弄清潤，若長江緩流，有國士之風；蜀聲峻急，若蹙浪奔濤，有少年壯氣。2
語雖微異，且未道及耶利，然出處更爲原始亦未可知。同書另卷“琴制”條云：
然斲製之妙，蜀稱雷霄、郭諒，吳稱沈鐐、張越。霄、諒清雅而沈細，鐐、越虚鳴而響亮。3
可知有唐一代，無論操弄、斲製，總是吳、蜀並置。此固皆爲宋賢所稱引，但當年有隋唐的文獻以爲依據，是不難想見的。可資對照者，元明之際，則每每江、浙對舉。斯可見際會之轉移。此類情實，已爲治琴史者所熟知，不待煩言。
居於其間的兩宋，享國凡三百一十九年，而論及本朝琴的地域之别，今僅存一條資料。《永樂琴書集成》卷第十“彈琴”所收“成玉磵琴論”第二則云：
京師、兩浙、江西能琴者極多，然指法各有不同。京師過扵剛勁，江南失扵輕浮，惟兩浙質而不野、文而不史。
成玉磵何許人，於史無攷，除此琴論，再無道及者。惟此處“京師”云者，由其口氣判斷，必在東京開封府淪陷於金人之前。該“琴論”最末一則另記一事：“張敏叔，毗陵人。世以詩名，猶留意扵琴，每出必以琴自隨……政和中，相遇扵三衢溪堂之上，僕乃援琴爲作，敏叔欣然歌曰……”4所謂“政和中”乃追敘語氣，成文必在此後。
關於張敏叔行止，南宋初葉夢得《石林詩話》和龔明之《中吳紀聞》均有所記錄。《石林詩話》云：“張景脩，字敏叔，常州人……元豐末爲饒州浮梁令……大觀中，始與余同爲祠曹郎中，年已幾七十。有詩數千篇。”5《中吳紀聞》云：“張景修，字敏叔……登治平四年進士第。雖兩爲憲漕，五領郡符……初，景修爲汝州梁令……景修歷仕三朝……終祠部郎中，年七十餘卒。平生所作詩幾千篇，號張祠部集。”6是可知張敏叔約生於仁宗慶曆元年（1041）前後，徽宗大觀年間（1107—1110）與葉夢得同事時，已將近七十歲。祠部郎中是其最後官職，因此有《張祠部集》。祠部係禮部四曹之一，故又稱“祠曹”，以郎中爲長官，從六品。其後“政和中”，他年過七十，依規當已致仕。不知爲何事到了衢州，與成玉磵相遇。龔明之言敏叔“年七十餘卒”，應該也就逝於政和（1111—1117）中。
图1-1 《永乐琴书集成》“成玉磵琴论”
即此，可以確定“成玉磵琴論”作於宣和（1119—1125）年間。就其所記行實及敘述語調推斷，成玉磵與張敏叔平輩論交，年齡即使比敏叔小，也不會小太多。至宋室南渡，老衰是否在世，則無從知曉了。
由成玉磵所記可知，北宋末期，琴以京師、兩浙、江西爲盛，且風格不一。不過，在這段記錄中，有個微妙的異文，即總説“京師、兩浙、江西能琴者極多”，而分述中稱“江南失扵輕浮”，有個“江西”和“江南”的差異。這或許是作者的不經意，也或許是傳抄中的手誤。但因今所言“江浙”是江蘇和浙江的省稱，論琴史者常不自覺代入。實則宋元時期的“江”“浙”概念遠不是這麼一回事，故而諸如“兩浙”“江南”“江西”等等，還是需要分梳一二。當然，歷代區劃，變動極爲複雜，故也衹能約略言之。
“江南”一語，無論作爲地理區域還是文化區域，現在所言通常指蘇南、浙北及上海，更廣一點也可包括皖南、贛北的部分。但唐宋時期作爲區劃的“江南”，範圍則要廣得多。唐太宗貞觀元年（627）設監察區，分天下爲十道，其中有江南道。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拆分爲十五道，原江南道分出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此時的“江南”大體是整個長江中下游的長江以南流域，所謂“東臨海，西抵蜀，南極嶺，北帶江”。7而至肅宗乾元元年（758），拆江南西道，其中設置的江西觀察使，所治約當今江西省境。今兩湖之長江以南部分，遂與“江南”一名脱離關係。又拆江南東道，設浙江東道節度使、浙江西道節度使和福建觀察使。浙江東、西道以錢塘江爲界，其後又合兩道爲兩浙道，復又多次分合。然“江西”“兩浙”，其名稱實淵源於此。
至宋代，太宗至道三年（997）改道爲路。全境十五路中，有江南路、兩浙路。真宗天禧四年（1020）分江南路爲江南東路和江南西路。其中江南西路轄今江西省絕大部分地區。江南東路包括今江蘇省南京一帶、江西省東北部，安徽省的皖南地區。而兩浙路，轄今浙江省全境、江蘇省蘇南地區除南京周邊以外的全部，以及上海。南宋初復又一分爲二，則稱兩浙西路和兩浙東路了。
因此成玉磵的“京師、兩浙、江西能琴者極多”，以及“江南失扵輕浮”，其“江西”乃“江南西路”省稱，與今天差别不大。而“江南”則是當時江南東路與江南西路的合稱，包括江西。但卻與現在以太湖流域爲中心的“江南”毫無關係，那反而是“兩浙”之所在。也就是説，唐宋的“江浙”，其“江”並不臨海，與現在的江蘇基本没有關係，那反而是“浙”之所屬。而“浙”，大體可看作歷史上的吳越之地，即今之浙北蘇南。
北宋琴之分野，惟賴成玉磵如此一語。至若南宋的琴派，最著名的論述卻來自元代的袁桷，幾成琴史定説。主要來源三篇文章：《題徐天民草書》《琴述贈黃依然》《示羅道士》。其中《題徐天民草書》末署“延祐六年仲夏丁丑”，文中又言“余以作吏荒落，向嘗作《琴述》”，可知《琴述贈黃依然》所作在前。其開篇云：“徃六十年，錢塘楊司農以雅琴名于時，有客三衢毛敏仲、嚴陵徐天民在門下，朝夕損益琴理，删潤别爲一譜，以其所居曰紫霞名焉。”假如從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上推六十年，則係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差不多是楊纘在杭州開始集合琴道同志的時期，是此文也早不了《題徐天民草書》幾年。至若《示羅道士》，有“余將終老故山”一語，按袁桷生卒爲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至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而於泰定元年（1324）致仕，返歸故里慶元路鄞縣即今寧波。總之，這三篇文章，以《琴述贈黃依然》《題徐天民草書》《示羅道士》爲先後，應作於延祐、至治十年間（1314—1323）。
《示羅道士》云“玉笥羅道士大章……傳余操調”，這是袁桷晚年的琴事，不過羅大章算不得他的老師，況且年紀可能小不少。而《題徐天民草書》中“仲連得法於其子”，可知這位仲連是徐天民子秋山的琴弟子，大概因爲這層關係，而得到天民手跡，求題於袁桷。至於《琴述贈黃依然》，“黃君依然，豫章太史之裔，以琴游公卿”，那麼其爲黃庭堅的後人，流落爲琴師了。此文“言歴代所譜派系”最爲詳細，“書其源緒，以解夫今世之惑，而因以告之”：
自渡江來，譜之可攷者曰閣譜，曰江西譜……紹興時，非入閣本者不得待詔……曰江西者，由閣而加詳焉，其聲繁以殺，其按抑也，皆别爲義例……方楊氏譜行時，二譜漸廢不用……
图1-2 袁桷《跋
坚松风阁诗帖》，台北故
博物院藏
此處談及閣譜、江西譜、楊氏譜，袁桷所長篇大論者，在於他認爲“楊氏譜”即楊纘的《紫霞洞琴譜》，本都有來源，“楊司農匿前人以自彰”。即《題徐天民草書》：“盖通南北所傳，皆閣譜宣和譜，北爲完顔譜，南爲御前祇應譜，今紫霞前譜是也……不知者咸稱浙譜……”《示羅道士》云：“近世通南北謂吳中所習琴爲浙譜，其咎在楊司農纉，諱其所自譜。”8也是同樣的意思。
但無論袁桷的看法如何，這所謂“浙譜”，正和“閣譜”“江西譜”一樣，均爲當時流行的名稱。“近世通南北謂吳中所習琴爲浙譜”，其“浙譜”之“浙”，指的是“吳中”，即今蘇南、浙北，包括上海，亦即長江和錢塘江之間，唐宋浙江西道或兩浙西路的地域。固然，此時已經到元代，原江南西路成了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簡稱江西行省，屬地南延至今廣東省。兩浙路則改爲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簡稱江浙行省，合併原江南東路大部，並南延至今福建省。以此之故，元代和宋代一樣，凡言“浙”，必包括今江蘇省的蘇南，亦即袁桷所言的“吳中”。
延祐六年（1319）袁桷作《題徐天民草書》，而就在此前一年的延祐五年（1318），吳澄也寫有一篇《琴説贈周常清》：“廬陵周大江，挾琴遊士大夫間，號爲琴師，莫之可儷也。其子常清，得其父之伎。延祐戊午春，予與同止宿者再，浹日每扵隔壁聽其吟弄之妙……常清㱕省，其以予言質正于家庭……”所謂“挾琴遊士大夫間”，是古代職業琴師普遍的生活方式。朱思本（咸淳九年—元統元年後，1273—1333後）《周大江遊仙詩》云：“四海大江翁，時清道更窮……廬陵周處士，束髮慕前修……喜有承家託，諸郎更炳彪。”9看來一家人都是吃這碗飯的，至於“諸郎更炳彪”，則常清還有兄弟也精於琴。
吳澄云“常清㱕省，其以予言質正于家庭”，像是主動寫的。實則話是這麼説，但顯係周常清稟父親周大江之命，求文於吳澄。吳澄亦藉此談及當時琴風：
以予所知，未百年間已變三譜，愈變愈新。其聲固有可尚，而纎穠哀怨，切促險躁，或不無焉。淳古遺音，和平安樂，澹泊優遊之意，其亦若是否也。世之能琴者，往往非儒，能儒者又不知音，欲與論此而無其人。10
吳澄生於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卒於元惠宗元統元年（1333）。他比袁桷年長很多，但還晚死幾年，寫此文時已七十歲。斯乃一代大儒，極有時望，爲天下士所景仰。而對於琴，有着“淳古”的想象，本就該是他題中應有之義。此文提到“未百年間已變三譜”，但未具體論説。十一年之後的“天暦己巳”（1329），吳澄年踰八旬，也是同樣的事情，“新淦李天和……客四不（案當作‘方’），即襄陽而家焉……子嵩壽，年十八……天暦二年秋，自襄來淦，于冬之仲，命其子造吾門……”
與周大江、常清父子一樣，李天和、嵩壽父子也是職業琴人，以琴遊於四方，名人贈詩贈序對他們是有大用的。李天和計劃去大都，遂派嵩壽遠從襄陽前來求託，得序則可爲官場豪門之通行證矣：“天和父子將北遊，京師人物都會……儻出予言諗焉，其必不以爲野叟之耄言也。嵩壽行，書此爲贈琴士李天和序。”
吳澄此文的核心話題是“評三操之殊，考五絃之合”，因就此爲系統之論：
古者升歌，四工四瑟，倡一和三，連四爲一，然後可配它樂之一聲。今之琴韻，取聲於托擘抹挑勾剔打摘，而有吟猱綽注河（案當作“汎”）指等類，以衍長其聲。一琴之中，而與古樂四瑟之倡歎同意，惜其音調雖非教坊俗樂之比，而終未脱鄭衛之窠臼。以今三操，北操稍近質，江操衰世之昔（案當作“音”）也，淛操興於宋氏，十有四傳之際，穠麗切促，俚耳無不喜，然欲諱護，謂非亾國之音，吾恐唐詩人之得以笑倡女也……11
其對“今之琴韻”不滿，在於與“古者”相悖。吳澄所形容“托擘抹挑勾剔打摘”的右手指法，與“吟猱綽注汎指等類”的左手指法相配合，以得到“衍長其聲”的效果，正是古琴演奏史上“聲多韻少”向“聲少韻多”轉化的關捩。此尤以“淛操”（按“淛”同“浙”）爲典型，在他那兒即“亾國之音”其所云者。
吳澄謂“淛操興於宋氏，十有四傳之際”，這是個值得注意的説法。多到“十有四傳”，顯然與袁桷描述“近世通南北謂吳中所習琴爲浙譜”的“浙譜”，亦即以楊纘爲中心，上推郭楚望、劉志方，下延及毛敏仲、徐天民等的譜系，至少不完全是一回事。袁謂這一脉是“今而曰浙譜”，顯然與原先的浙傳，已經不是一個統系。遺憾的是，這個“十有四傳”究竟具體如何，已經毫無線索可尋了。所知道的衹是“興於宋氏”，並遠遠超出袁桷所言及者。姑以十五年算一代，“十有四傳”計二百一十年。那么由寫此文時的“天暦己巳”（1329），恰好上溯至宣和元年（1119）。則不免讓人臆想，這不正是成玉磵所言“惟兩浙質而不野、文而不史”的時候麼。
图1-3 元佚名《名贤四像》，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藏。
右一吳澄、右二虞集
“天暦己巳”吳澄壽八十，四年後去世。卒後次年的元統二年（1334），其得意門生危素（大德七年—洪武五年，1303—1372），也應請寫了一篇《送琴師張弘道序》：
然而古之音遠矣，近世咸宗宋少師楊纘氏、毛敏叔氏諸人，所度曲謂之淛譜，謂數十年以前人所彈者爲江譜，故淛譜行而江譜廢。蓋一時之取舍各有不同如此。以此觀之，愈變而愈新，愈出而愈繁，遡而上之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之時，其變也多矣，知樂之君子有所感也。夫豫章胡子泉爲予言，臨川玄妙觀道士張弘道能琴，將負琴以遊，請予言爲贈。予將有所質於弘道……12
危素至正元年（1341）用大臣薦授經筵檢討，後一直當到翰林學士承旨，從一品。易代之際打算自殺，被人以身擔“國史”爲由勸止。入明“貳臣”翰林侍講學士，從五品，不數年抑鬱憂懼而亡。他與吳澄相差五十四歲，寫此文時年方逾三十。不過吳生前於縉紳間每爲之延譽，故雖未出鄉里，而已有盛名，宜乎爲人所請。
文中“豫章胡子泉爲予言”，則張弘道與危素並不相識，請這位道友居間爲介。胡子泉與吳澄、危素倒都熟悉，事實上他的字就是危素給起的，“臨川道士胡原從其郡人危太樸游，而太樸字之以子泉”。13吳澄則曾爲其復姓，《送胡道士序》云，“大中祥符觀道士，系本豫章進賢之胡，其父占軍籍而本姓失……道士名原，字子泉，今復其姓爲胡氏”。14大中祥符觀在廬山，是有名的道觀。
胡原爲張弘道説項，以及這諸多幾乎程序化的琴師與名士之間的求序贈序，其實多因以鄉誼。危素金溪縣人，吳澄崇仁縣人，朱思本臨川縣，張弘道係臨川玄妙觀道士，三縣均屬撫州路。而周大江父子的廬陵縣屬吉安路，李天和父子的新淦州屬臨江路，至於“豫章胡子原”的“豫章”即南昌縣，屬龍興路。三路均與撫州路接壤相鄰，吉安路在西南，臨江路在正西，龍興路在西北，同處當時江西行省亦即今江西省的北部。
《送琴師張弘道序》議論到“淛譜”和“江譜”，這個“江譜”、與袁桷筆下的“江西譜”，吳澄筆下的“江操”，顯是一事。吳、危之“江”，無疑就是成玉磵、袁桷的“江西”。15而無論周大江父子、李天和父子，還是張弘道，雖吳澄、危素諸序未曾言明，但可想應俱屬於這一琴派的傳承。不過吳澄全心致意於“古者”，“以今三操”皆在其抨擊之列。危素則看到“江譜”的衰弱，有着身爲江西人的慨歎。“江譜”被認爲“數十年以前人所彈者”，而“淛譜行而江譜廢，蓋一時之取舍各有不同如此”。
所謂“近世咸宗宋少師楊纘氏、毛敏叔諸人，所度曲謂之淛譜”，其“咸宗”云者，確實是當時琴界風會轉移之情形。袁桷云“楊氏譜行時，二譜漸廢不用”，説的也是楊纘一派已漸有席捲天下之勢。楊、毛逝於入元之前，元代此系傳承，在徐天民、徐秋山、徐曉山祖孫三代，到至正初年，曉山赴大都，“而京師之賢豪聞其家學，欲聞紫霞遺音者，争邀致之”。16即便危素局於江西，周圍竟操江譜者，也感到了大勢之所趨。
關於浙操或浙譜，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卷一樂類，有“朱伯原浙操琴譜一册”。17朱伯原即是著《琴史》的鼎鼎大名的朱長文，其卒於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更早於成玉磵。不過這個没頭没腦的“浙操琴譜”，應該是靠不住的。而在成玉磵之後，到袁桷、吳澄所論，相距有兩百年，其間幾未有人言及江、浙二操。唯可見黎廷瑞（淳祐十年—至大元年，1250—1308）《聽琴》詩：“因子作浙操，令人悲楚囚。”18此詩是作於宋末還是元初，尚難斷言。但可以想見，江、浙琴操之别，正是由於宋末楊纘一系的強勢崛起，成了騰於眾口的話題。
黎廷瑞饒州鄱陽人，此地今爲江西省治地，但宋時屬江南東路，元併入江浙行省，與江西並無關係。而繼兩浙袁桷，江西吳澄、危素之後，江東一地也有議論。“至元己卯三月望日七十八嵗老人汪巽元”，爲“同里孫君道堅”作《琴所序》，此“至元己卯”乃是元惠宗後至元五年（1339），因可推知汪生於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文中言道：
彼江湖來遊者，邈不知太古之音，而以浙操、江西操媚於時……19
汪巽元、孫道堅俱係休寧人，今屬皖南。此地同樣宋屬江南東路，元屬江浙行省。另楊翮《琴所記》也提到“孫君道堅”，云“予官休寧，久之識邑人孫道堅……而平生雅嗜鼓琴。有琴一張，名風雷，甚好之”。20楊翮上元人，即今南京，原也屬江南東路。其“至正中官休寧主簿”，21則所作稍晚於汪巽元。
大略在此前後，同屬徽州路的歙縣人鄭玉（大德二年—至正十八年，1298—1358），做了一篇《琴譜序》：
然今之用乎琴者，有江西操，有浙操，中原操，則南北之音又不同矣。若夫合古今之譜，正南北之音，使南風之歌、杏壇之吟，復聞於當世，政不能無望於今日能琴之君子。胡德昭嗜琴入骨髓，弄之忘寢食，集古今人譜二三百曲爲一卷。予不能琴，爲作琴譜序。22
鄭玉生於元世，少汪巽元三十六歲。其一生講學著述於鄉里，明末朱元璋兵至，以不仕二姓自縊死。胡德昭不知何許人，或和鄭玉也是同鄉。23其所編琴譜並未傳世。汪巽元和鄭玉的文章都提到浙操和江西操，鄭玉另外提到“中原操”，也就是吳澄所云的“北操”了。不過對於這些琴派，他們的語氣顯得都不大以爲然，或如吳澄，各打五十大板了事。大體所謂“浙操”，總以蘇杭等地爲中心。而“江操”，則以今南昌以東的江西省東北部地區爲繁盛。徽州路一帶，宋時原係江南東路，兩不統屬。不過“江南東路”也佔一“江”字，或乃因此緣故，該地操琴者議論起來，衹稱“江西操”，而不稱“江操”。至於江、浙爭鋒，則大可置身事外，心緒坦夷，高蹈之可也。
北宋末年，成玉磵曾區分京師、江西（一稱江南）、兩浙三地琴風。至元代中後期，袁桷之論證閣譜、江西譜、浙譜；吳澄之評議北操、江操、浙操；鄭玉之列舉中原操、江西操、浙操，雖各自所言頗有參差，但三足鼎立的結構是一致的。而長江以南，宋元兩朝，就是江西與兩浙對峙的格局，是以危素惟言浙譜、江譜；汪巽元僅及浙操、江西操。
元人筆下的三大琴派，名稱並不一致。大體而言，宋金的“閣譜”“完顔譜”，與元時的“北操”“中原操”，並不完全一回事。而“江西譜”“江譜”“江西操”“江操”，所涉卻是毫無差别。至於“浙譜”“浙操”，則乃專指南宋末期所興起的楊纘一系，亦即所謂的“紫霞遺音”。
明以前琴譜，皆已無存。不過就歷史記載，楊纘《紫霞洞琴譜》，亦即後世目爲“浙譜”者，宋末刊印之後，名滿天下，明清書目頗有載記。此後元代至明前期，有記錄的“浙譜”近二十種，存世至今的明譜就有十種左右。與此相較，所謂“江西譜”的譜本，竟無絲毫蛛絲馬跡可尋。至於“閣譜”，則明正統六年（1441），《文淵閣書目》卷二“辰字號第二廚書目”中，尚記有“紹興内府琴譜一部十册”。不過此下小字註“闕”，則作爲皇家收藏的孤本，可能已經軼失，但至少在明初還是存在的。24
曾經文淵閣同廚所貯“畫譜諸譜附”，“紹興内府琴譜”之外，原還有“霞外音一部一册”，25是爲《紫霞洞琴譜》做綱要的“浙譜”之作。其成書時間也極爲明確，胡長孺（淳祐九年—至治三年，1249—1323）爲之作《霞外譜琴序》曰：
宋贈少師任大理少卿楊公纉，當淳祐寳祐時，深識琴韻，趣殆扵天。得二客，毛君遜敏仲、徐君宇天民，亦皆以琴高一世……少師晚定調意操四百六十有八，爲紫霞洞譜十三卷，世最所貴重……杭開元宮道士元真觀主金汝礪，舊從葉君福孫、孫君晉受琴。既又從徐君學，盡得徐君之妙，又能玄探少師譜外不傳之意。複得徐君子仚授四弄遺聲，颕然用善彈名當時。嘗廪廪憂其所授徐君父子琴，聲止不傳，乃取五音，各出一調一意一操，捴爲十有五，名霞外譜琴。徐君子是正而刊之……至大辛亥九月丙寅序于虎林山真珠井北寓舍。26
至大辛亥即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金汝礪係杭州開元宮觀主，是很有身份的道士。咸淳《臨安志》卷十三記，開元宮“在泰和坊内，寕宗皇帝潛邸……嘉泰元年（1201）四月，詔以嘉邸府改充開元宮”。27此舉類如後世乾隆將雍和宮，也就是雍正登基前的雍親王府改爲喇嘛廟。《霞外譜》雖已不存於世，但胡長孺的“琴序”對淵源交代得非常細緻。金汝礪的師承可謂相當豐富，先後有葉福孫、孫晉、徐天民、徐企亦即徐秋山。文中“仚”是“企”的誤字。其中葉福孫無疑是“江西譜”，孫晉不知何許人，但從敘述語調來看，與葉當係一個系統甚或有師徒關係。徐天民、徐秋山父子當然是“浙譜”。由此可以看出，金汝礪是從“江西譜”轉學“浙譜”的。這一轉師，多少也折射出兩個琴派的勢力消長。
宋元易代之際的至元十六年（1279），毛敏仲、葉福孫和代表父親徐天民的徐秋山，曾被忽必烈召去“表演”。毛死在大都，葉、徐數年後回杭。至大辛亥（1311）時，葉福孫若活着，應該是七十七歲，其生於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徐天民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左右，當然早已不在。徐秋山估計將近六十五歲，28幫着審定《霞外譜琴》，“徐君子是正而刊之”。
而幾十年之後，在這個傳承脈絡上，又有新的琴譜被編輯出來。宋濂《跋鄭生琴譜後》云：
宋季言琴學者，多宗大理少卿楊公纘……纘因共定調意操凡四百六十有八，爲紫霞洞譜一十三卷。自時厥後，徐之弟子金汝礪復深憂其學不傳，乃取纘所未及者，五音各出一調一意一操，總爲十五，名之曰霞外譜……東白何君巨濟嘗受學於徐之父子，而浦陽鄭生瀛又受學於何君。瀛因輯錄手彈者，分正外二調，爲譜各一卷。雖不皆與汝礪所著者合，要其源委有自矣。29
這篇文章顯然參攷了胡長孺《霞外譜琴序》，有些話甚至照抄過來。隨後提及何巨濟也受學於徐氏父子和金汝礪算是師兄弟，編琴譜的鄭瀛則是他的學生。所謂“東白何君巨濟”，東白即東陽縣；“浦陽鄭生瀛”，浦陽即浦江縣；俱屬婺州路，即今浙江中部金華一帶。何、鄭師弟的授受，估計是在家鄉進行的。宋濂（至大三年—洪武十四年，1310—1381）也是浦江人，至正二十年（1360），他被朱元璋召至應天府。則此文的寫作，應在此前。這部琴譜大概到清初尚存，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二有“鄭瀛琴譜二卷”。30
金汝礪、何巨濟同爲“徐氏父子”的琴弟子，估計徐天民衹是掛名，具體都是徐秋山教授的。金汝礪在浙西的杭州，是乃徐氏的居地。何巨濟在杭州以南浙東的婺州。而杭州以北今蘇南地區，也有徐秋山的學生。郭翼（大德九年—至正二十四年，1305—1364）《林外野言》附《與顧仲瑛书》，有一段很有名的話：
竊見崑山人物之盛，非他州可及……鼔琴之妙，則宋尹文爲之魁甲。屠雲巖、秦德齊、王彦明、楊景文，又能鏗鏘於浙操者也。31
屠、秦、王、楊諸人已經無攷。“又能鏗鏘於浙操者”，可見徐門之盛。不過其中“爲之魁甲”的宋尹文，地方志中還留有一些資料，可据以推知其大致行止。弘治《太倉州志》記：
宋尹文，海道千戶祐之子。學琴於秋山徐氏，得其雅正之趣。大德閒，魯國長公主聞其名，召至，奏胡笳十八拍。公主撫然曰，其音有放妻離子之悲，何其感人之深也。賜之白金百兩，持歸，老於報本寺。益精六壬遁甲之法，推測休咎，多奇中云。32
可知其爲徐秋山琴弟子。此處“大德閒，魯國長公主”招彈《胡笳十八拍》，大概是他最得意的事情。這位“魯國長公主”應是祥哥剌吉，真金太子孫女，元武宗之妹、元仁宗之姊。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繼位時，封其“皇妹魯國大長公主”，後來仁宗封其“皇姊魯國大長公主”、文宗封其“皇姑魯國大長公主”。雖説大德年間成宗所封的“魯國大長公主”，是真金的女兒南阿不剌，但可以想見，到宋尹文吹嘘記敘此事時，這個封號已經是祥哥剌吉的了。而祥哥剌吉的名氣和影響，顯然遠非南阿不剌可及。這是一位對漢文化深有興趣和修養的蒙古女子，誦習經史、交往名士、收藏字畫，無所不與。著名的事件，是“至治三年（1323）三月甲寅”，她在大都“南城之天慶寺”搞了一場個人收藏的“畫展”，袁桷於泰定元年（1324）正月作《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紀其事。33以此做派，時不時聽聽琴，自也是她的題中應有之義。
图1-4 祥哥剌吉“皇姊图书”、“皇姊珍玩”收藏章，
取自隋展子虔《
春图》、元王振鹏《锦标图》
由《太倉州志》此段記敘可知，宋尹文的父親名祐。有關宋祐，正德《崇明縣重修志》有條目記載，並附記尹文：
宋祐，明威將軍，海道運粮千戶。子尹文，字文璧。嘗從魯齋許先生學，隱居不仕。善琴操。凡隂陽卜筮道術，無不精究。至治間，揚州緫管李侯以晦臨（案當作“跡”）丘園，舉于朝。授翰林典籍，承事郎。尋遷檢閲，轉應奉翰林文字。重紀至元初，謝病而歸。34
宋祐的“海道運糧千戶”，乃是元時的軍職。所謂“海道運糧”，指的是元代前期因大運河並不通暢，另開海路運送物資到大都。其首領朱清、張瑄，朱爲崇明姚劉沙人，張爲嘉定縣八都新華村人。宋末二人俱係海盜頭目，隨被宋廷招安。元滅南宋時，以德祐元年（1275）投降伯顔。至元十九年（1282）建議海路運送物資，爲忽必烈所採納。至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間（1285—1287），以功績先後迭陞“海道運糧萬戶”。二十八年（1291），應命各開“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是爲海路的總承運機構。35
以此之故，朱、張等人聚斂了潑天的富貴，不但“以財雄江南”，36而且恩遇不斷，元成宗時官階竟分别達到正二品和從二品。不過無論怎麼别加職名，他們始終還在主持“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但世間萬事盈滿則虧，大德六年（1302）二人終於被誣告成功，隨之家破人亡。
朱、張之爲海道都漕運萬戶，其下屬千戶、百戶等等，幾乎都是他們的子弟、族人、同鄉、家奴，還有原來的手下。“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蔵倉庾相望。巨艘大舡，帆交蕃夷中，輿騎塞隘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莵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氣意自得。”37宋祐係“千戶”，所謂“明威將軍”，是武散階，正四品。他與朱清同爲崇明人，估計原來正是同夥，如此宋尹文居然是海盜的後人了。不過朱、張案發，宋祐顯然未受牽連。非但如此，崇禎《太倉州志》説他“大德中權萬戶府事”，38 似乎是因朱、張被捕而暫時接管了權力。尹文爲魯國長公主彈《胡笳十八拍》，或乃在此之後。宋祐没有安排兒子進入他這個漕運的圈子，如方鵬《崑山人物志》所言，“尹文幼知向學，去海道故習”。39是可謂由“富二代”向“貴二代”轉換，善用資源而又善自爲謀的高明路徑。
朱清大德七年（1303）觸石自殺身亡，終年六十七歲，其生於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宋祐比他低三四個級别，如原來係同夥，可能年齡相倣，也可能小不少。但無論同齡亦或小到十歲，尹文均應於朱清降元前後出生，惟此所有材料纔能合榫。那麼，大德後期（七年—十一年，1303—1307）宋尹文向魯國長公主獻藝，時三十歲左右。
正德《崇明縣重修志》云尹文“嘗從魯齋許先生學”，康熙《重修崇明縣志》亦言“嘗從魯齋先生許衡學”，40事實上這是絕無可能的。按許衡（嘉定二年—至元十八年，1209—1281）係金元間大儒，籍屬懷慶路河内縣，即今河南省沁陽市。忽必烈繼位前，就徵召過他。後幾出幾歸，最後於至元十七年（1280）回鄉，翌年謝世，而此時南宋甫亡。許衡一生從未到過江南，更何況他去世時，宋尹文估計尚在總角之年。
張昶《吳中人物志》記“尹文幼受知于左丞許師敬，舉爲翰林檢閲官”。41按許師敬（寶祐三年—後至元六年，1255—1340）係許衡第四子，亦成一代學望。尹文受知於他倒是可能的，或許後來輾轉言説，攀附到許衡了。師敬泰定二年（1325）任中書左丞，致和元年（1328）遷中書右丞。元代尚右，“左丞”並非他最後和最高官職。如此記載，反而説明可能確係實事，宋尹文在這一時期與師敬大概有交集。正德志又言至治間（1321—1323），“揚州緫管李侯以晦跡丘園，舉于朝，授翰林典籍，承事郎，尋遷檢閲，轉應奉翰林文字”。那麼不管怎麼説，宋尹文是至治元年到致和元年（1321—1328）期間出來爲官，其時五十歲上下。他在翰林院中的歷任職事官，典籍、檢閲是正八品，應奉翰林文字是從七品，文散官承事郎是正七品。而到“重紀至元初”，也就是1335年以後不久，宋尹文大概六十歲，以老病回到太倉。
弘治《太倉州志》云尹文“老於報本寺”。按嘉靖《太倉州志》記寺名爲“報本禪寺”：“在海門第一橋北。元大德庚子，海道千戶宋祐顴府買地以建。”42正德《姑蘇志》：“海門第一橋：即南周涇橋，在景祥坊。元至順元年里人郟道富建。”又云：“報本禪寺在城大東門内，元海道千戶宋顴甫買地建。”43以此可知，宋祐字“顴甫”或“顴府”，大德四年（1300）蓋了這座“報本禪寺”，終於成了兒子的養老之所。
元代海道運糧，是從太倉劉家港出發，終點直沽，在今天津市内。太倉位於崇明對岸，元時屬平江路崑山縣。平江路即今蘇州，崑山縣後陞崑山州。由於海運的發達，太倉極爲繁華富裕，後來連崑山州治都遷到這兒。龔璛《崑山州新學記》云：“延祐改元（1314）三月，平江路崑山州移治于太倉，詔天下科舉取士之初年也。”44此公另有詩《賦宋文璧伯牙禪》。45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是隨崑山州治一起移到太倉的。46降至明初，鄭和七下西洋的始發地都還是劉家港。宋祐籍屬崇明，後遷轉多地，但至晚此時已安家太倉，兒子宋尹文年約二十五歲。到郭翼《與顧仲瑛书》極言“崑山人物之盛”時，尹文早就定居於此。
所見多種文獻均記載宋尹文爲徐秋山弟子，自然無所疑問。獨《吳中人物志》言“學琴扵秋山徐氏父子”，47這個“父子”卻是不可能的。因秋山年齡約長尹文將近三十歲，而秋山子曉山又小尹文近十歲。秋山在元軍陷臨安後，應召至大都。尹文學琴，最大可能是在秋山南歸的至元後期（甲申乙酉，亦即1284—1285以後十年間），也就是他二十歲前後的數年，那時曉山尚在少年。
宋尹文的琴藝應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魯國長公主的喟歎，郭翼“魁甲”的評價，不大會是虚言。《與顧仲瑛书》提到在他之下，“又能鏗鏘於浙操”的屠雲岩、秦德齊、王彦明、楊景文諸人，或有他同門的琴友，但可能其中也有他的弟子，此已不可究詰。能够確認傳承於他的惟有陳惟允。詹福壽《契蘭堂法帖》輯於乾嘉時，收有《來鴻軒一首》搨本，係倪瓚“至正廿三年歲在癸卯五月廿一日”寫給“惟寅高士”的，是爲西元1363年。倪於詩跋中提到，“其弟惟允能鼓琴，盖學琴扵宋君文璧，而得其妙者”，因而“詩中因併及之”，即“有弟重興感，清吟寫朱絃”兩句。48
图1-5 倪瓒《来鸿轩一首》法帖
陳惟允名汝言，其兄陳惟寅名汝秩，他們的父親陳徵字明善號天倪。天倪生於大德元年（1297），卒於至正八年（1348）；惟寅生於天曆二年（1329），卒於洪武十八年（1385）；惟允大致小一歲，生於至順元年（1330），49“洪武初，官濟南經歷，坐法死，家破”。50府經歷典出納文移，正八品，這麼個秘書的活兒，不知如何就出事了，可能是他跟張士誠有過瓜葛吧，終死於洪武四年（1371）。51其“學琴扵宋君文璧”，宋尹文是“重紀至元初，謝病而歸”的，後至元元年（1335）陳惟允纔六歲。如此，即便他十八歲其父謝世之前學成，尹文至少也必須活過七十歲。
惟寅、惟允兄弟大概都蓄了一口好鬍鬚，因被稱爲大髯、小髯。二人均以畫名，而惟允又精於琴，其號“秋水”可能與此有關。52他們與雲林的交誼，自然首先在筆墨之間。至正十九年（1359）“歲己亥五月八日”，倪瓚爲惟寅《題畫》；53“歲己亥五月十三日東海生倪瓉漫書”《題陳惟允畫荆溪圖》；54這些日子兄弟倆大概結伴在清閟閣。另陳植（至元三十年—至正二十二年，1293—1362）也有《題陳惟允畫荆溪圖》，55不知是否同時之作。不過他們均無功名，陳基（延祐元年—洪武三年，1314—1370）《送陳惟允序》云：“二子復以儒業其家，從容文藝，出入綰（案當作‘縉’）紳大夫間。而惟允尤善鼔琹。”56倪瓚亦有言：“惟允契友，工爲詩謌。而圍棋鼓琴，無一不造其妙。雖游名公卿間，無意於仕進。”57話是都説得客氣委婉，見出的卻是他們討生活不無艱難的情狀。
目前可見陳惟允的記載，始於至正十年到十一年之交（1351年初），其時應是他丁父憂三年服除，即去了玉山草堂，並在那兒過年。《玉山名勝集》顧瑛記，“至正十年，冬温如春……適郯雲臺自吳門、張雲槎自婁江、吳國良自義興不期而集，相與痛飲湖光山色樓上……分韻賦詩。國良以吹簫、陳惟允以彈琴、趙善長以畫序首，各免詩……”58又“題桐花道人卷”：“桐花道人吳國良，雪中自雲林來，持所製桐花烟見遺。留玉山中數日。今日始晴，相與同坐雪巢，以銅博山焚古龍涎，酌雪水烹藤茶。出壑雷琴，聽清癯生陳惟允彈石泉流水調。道人復以碧玉簫作清平樂……時至正十年臘月廿二日也。”59過了年出遊，“至正辛卯（十一年）正月八日，雪中與郯九成、陳惟允游虎丘，夜宿賢上人竹所”。60
图1-6 陈惟允《诗意图册》之一，倪瓒书孟郊《遊子吟》，台北故博物院藏
此後惟允應基本在遊歷中度過，前輩雲林之外，陳植、陳基等，同輩柯九思、高啟、張憲、虞堪等，都留有與他過從的詩文。其中最頻密的還是倪瓚，雲林小天倪九歲，長惟允十五歲，而平輩論交。據李潤桓攷證，至晚至正十二年（1352），二人已經認識。61此後過從不斷，如“至正丁酉（十七年，1357）十一月五日，余友陳兄惟允過余旅寓，鼓楚詞一再行。因寫墨，君并走筆賦長句以贈。時漏下二刻矣”。62親密之狀歷歷。其後題詩題畫不一，到“甲辰（二十四年，1364）歲七月”，爲惟允詩集作《秋水軒詩序》。63最後的記錄是“至正乙巳（二十五年，1365）九月”，在惟允所繪《詩意圖》上，書孟郊《遊子吟》，此件今尚存臺北故宮博物院。64
元代後期，居於無錫梅里、漫跡太湖周邊的大畫家倪瓚（大德十年—洪武七年，1306—1374），65既爲名士，又是富翁，才力財力兼具。其見識高而交往廣，因而周邊聚集各式各樣藝能之士，自然也不乏各路琴家，陳惟允衹是其中之一。如《清閟閣遺稿》卷二又有《聽錢文則彈琴》：
牛鳴野窌中，雞登山木上。黃鍾雜姑洗，舂容以清亮。别鵠暮鳴飛，流水春演漾。愛爾絃手忘，令我形神暢。憶昔擅能事，宋袁余所向。錢君生獨後，超軼絶塵鞅。操琴晩聞道，月斧揮天匠。杳如清廟瑟，朱絃聽歎唱。古道乆寂寥，古音亦淪
。促軫淚沾纓，歌詩重悲悵。66
關於錢文則，《吳中人物志》記云：“錢中，字文則，吳人。讀書有通敏才，雅善琴，尤精祿命之説。性狷介，寄迹委巷，不改其樂。子紳，字孟書。”67看來和宋尹文一樣，都擅長算命。而據高啟（後至元二年—洪武六年，1336—1373）《贈錢文則序》，“山陽錢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禍福，無不竒中”云云，68説他是山陽人。此山陽並非陝南的山陽縣，元代此縣降爲鎮，言人地望不會舉這個級别的建制。當時的山陽縣屬淮安路，即今江蘇省淮安市。高啟和錢文則有較多交往，並有長詩《贈錢文則琴呈良夫》。69
倪詩中可注意的是這幾句：“憶昔擅能事，宋袁余所向。錢君生獨後，超軼絶塵鞅。”很顯然，所謂“宋袁”是倪瓚看重的前輩，由詩中“憶昔”揣度，應俱已離世。至於“生獨後”的“錢君”，則是他的晚輩。高啟小倪瓚三十歲，就高的詩文語氣看，錢文則即使年長於高啟，也不會差太遠。
“宋袁余所向”的“宋袁”，“宋”無疑就是宋尹文，年長倪瓚三十歲左右。至於“袁”，則是當時位望更高的大琴家——袁矩。70
图1-7 张宇初画像
張宇初（至正十九年—永樂八年，1359—1410）《峴泉集》卷二有《送琴士朱宗銘序》，其言曰：
近代之以是名者，惟曉山徐氏、子方袁氏、敏仲毛氏、伯振楊氏……是有江淛二操之辨，後皆徐袁爲宗焉。71
張宇初有個大名鼎鼎的身份，他是第四十三代張天師，而且在歷代張天師中，被認爲是最博學者之一，有“道門碩儒”之譽。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材料，以他的見聞和見識，其所提及的四位，乃“近代”水平最高、名望最著的大琴師，應該是可信的。但這些人的代際相隔有點兒遠，毛敏仲是南宋末年楊纘一系的琴師，入元之初去世。和他同爲楊纘門客的徐天民是徐曉山的祖父，曉山一直到元末纔離世。因而這兩人雖均是“淛操”，就師承而言，卻是祖孫輩。文中如此排列，蓋因要由“徐袁爲宗”轉入下文，故毛楊後置。
袁子方就是袁矩。而楊伯振不知何許人，惟見楊維楨（元貞二年—洪武三年，1296—1370）《送琴生李希敏序》提及：
余來吳中，始獲聽泗水楊氏伯振之琴扵無言僧舍，余爲之三嘆不足，至於手舞足蹈，歸而求之，尚覺余人之流通也。吁，亦至矣哉，以予之有感於一日之琴者如此……後之以琴過我者，然慮百數而未見有楊氏之至也。晚得李氏希敏氏，庶幾其近之……72
在古代，向名人求序是常見的事情，而落筆爲文，即便不奉承，也終須委婉。楊維楨這是給李希敏寫序，結果大花篇幅讚美楊伯振，亟言其驚人的琴藝，以爲是極境，所謂“亦至矣哉”“楊氏之至也”。這其中顯然毫無虚言，因爲原也不必提到伯振。至轉而談李希敏，“庶幾其近之”，這樣的語調，則就不無勉強了。
楊維楨言“泗水楊氏伯振”，因知伯振籍貫山東，當時屬兖州，今屬濟寧市。至於“余來吳中”，楊維楨紹興人，至正十九年（1359）九月受松江府同知顧逖之邀，遷居此地，其時六十四歲。應是此後不久，他在“無言僧舍”聽到楊伯振的琴音。
以此可知，楊伯振與徐曉山、袁子方均是活躍於元代後期的大琴師。衹不過楊氏師承如何，屬江操還是浙操，均一無可知。而袁、徐二人，張宇初則是將之作爲江浙二操的代表性人物提出，“是有江淛二操之辨，後皆徐袁爲宗焉”。雖然吳澄、危素贈序的那幾位琴師，可推斷所奏爲江操，但唯一明確的珍貴記錄，卻是張宇初此序中的袁矩。而且袁的地位遠爲重要，斯乃“江西譜”的核心傳承者。
倪瓚謂“宋袁余所向”，他與袁矩有着長期的親密交往，其留存至今的詩作，與袁有關的，每每長篇詩題，情溢言表。至正九年（1349），可能是二人最後一次見面，相互間心有所感。倪瓚所寫的詩，幾乎是訣别詞了。先是八月十六日：
至正九年八月十六日，計籌山吕尊師訪予蕭閒館，爲余言顧仲瑛徵君玉山隱居之勝，輙想象賦長句以寄。他日，尚同袁南宮攜琴嘯詠竹間也。
解道玉山佳絶處，山中惟有吕尊師。已招一鶴來庭樹，更養群鵞戲墨池。松風自奏無絃曲，桐葉新題寄遠詩。若許王猷性狂癖，逕來看竹到堦墀。
時南宮同在蕭閒館中，就致意焉。73
所謂“顧仲瑛徵君玉山隱居之勝”，指的是顧瑛所造“玉山佳處”，後稱“玉山草堂”。顧瑛（至大三年—洪武二年，1310—1369）一名阿瑛，字仲瑛，崑山人。此公可概言之有才、豪侈、多事。他蓋的這個“草堂”，亭館達三十六處，工程從至正八年一直延續到至正十年。以此爲基地，顧瑛將雅集作爲後半生事業。光至正八年至十二年，在五年間舉行的聚會，如今可攷的就達五十多次。郭翼《與顧仲瑛书》“竊見崑山人物之盛，非他州所及”，開列家鄉時賢，搞不好就是爲阿瑛拉名單以備忘。
當然顧阿瑛不會衹邀請崑山文人，十幾年間，參加他所組織雅集的文人超過四百人，網羅了江南以及當時到江南的各界名人，其中二百多人留下詩文，收在其編輯的各種集子裏。74倪瓚名高，自然在阿瑛盛情邀請之列，但現在還很難找到他去過的證明。非但如此，顧瑛到訪，倪瓚每次都不在家。此節頗爲微妙。倪瓚也有錢，不過他還有嚴重的“潔疾”，就其一生行事風格，未必看得上顧瑛的做派吧。
由這首詩題，可知至正九年八月十六日，有“計籌山吕尊師”到訪蕭閒館。計籌山在今湖州德清縣，因春秋時“玄門十子”之一的計然而得名。呂尊師是此山道士呂敏，字志學。75實際上他是受阿瑛所託來邀請倪瓚的。倪瓚没打算去，於是寫詩大做“想象”。詩題裏“他日尚同袁南宮携琴嘯詠竹間也”，袁南宮即是袁矩，他委婉託辭，説以後再跟袁一起去。“時南宮同在蕭閒館中，敢託致意焉”，是這回袁矩要訪問玉山了。
兩天之後，應該是倪瓚與袁矩獨自相處。袁矩在風雨聲中彈琴，引發了二人的感慨。倪瓚有詩：
八月十八日蕭閒道館聽袁南宮彈琴。是日風雨蕭然，有感而作。
玉琴轉清亮，風雨更飄颻。踈桐蔭高館，朱槿耀芳條。生物曷可遏，撫事發長謡。弱齡陪清讌，循髪想垂髫。相見日已老，離居夢且遥。秋江眇雲水，去鶴影揺揺。
詩中“弱齡”“垂髫”，可見二人相識之早。“相見日已老”“去鶴影揺揺”，則感慨或不可復見。詩末袁矩附言：
余與元鎮初識時，元鎮始弱冠，余年六十。今余八十有六，而元鎮四十餘矣。蕭閒館東齋庭下，向見盛鍊師手種二桐，忽已十五年，今桐陰可蔽十車地。因誦桓司馬“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之語。元鎮復賦此詩，相與諷詠，爲之泫然。袁矩書。76
袁矩本人這段話，可據以確定其準確的生年。至正九年（1349）袁矩八十六歲，則其生於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他説“元鎮四十餘”，本年倪瓚四十四歲。二人相差四十二齡，真是忘年交了。初識時，袁六十歲，那是至治三年（1323），倪十八歲，“始弱冠”。
而此前五年的至正四年年底（1344—1345），二人也見過面。當時倪瓚的詩題中，記錄了袁矩的一些生平自述，同樣涉及他的年齡：
至正四年十一月，袁員外來林下，爲留兼旬。臘月十七日，快雪初霽，庭無來跡，與僕靜坐。因取琴鼓之，古音蕭寥，如茂松之勁風，春壑之流水。員外時年八十有二，顔貌筋力未如四五十許人。爲言甫弱冠，遭逢盛明。初宰當塗，過九華山，道逢神人，與棗食之，後數數見夢寐間，若冥感玄遇者。員外韜耀藴真，仕禄以自給，不爲人所知，豈郭恕先之流歟。爲賦五言以贈。
郎官調綠綺，谷雪賞初晴。兩忘絃與手，流泉松吹聲。問言踰八十，云嘗見河清。掛帆望九華，神人歘相迎。啖以海上棗，歡愛若平生。玄遇寜復得，惜哉遺姓名。77
此處稱袁矩“員外”，其中提及袁時年八十二歲。有論者以爲與至正九年相距五年，而所述年齡相差四歲，故有誤。其實涉及年齡，有時説的是“已過”，有時説的是“將至”。倪瓚寫詩時已是臘月十七日，没幾天就過年了，因而往後説一歲是毫無問題的。不過，袁矩“爲言甫弱冠，遭逢盛明”，“盛明”是指宋元的改朝換代，即倪詩“云嘗見河清”。但即使説的是至元十六年（1279），袁矩也纔十五六歲，遠未到“弱冠”。
雲林以畫知名，與子方相聚，袁琴倪畫，是很自然的事情。張丑《真蹟日錄》，記錄有倪瓚給袁矩的三幅畫，除記於卷四的“倪迂贈袁子方圖”未有詳細信息外，其他兩處都記錄至正四年所繪。卷一記“倪元鎮寫贈袁子方郎官夜景，小幅，絹本，師董源。按年作于至正四載，時年四十有四。至洪武庚戍（案當作‘戌’）重題，時年七十有一，而云六十五嵗，窃所未解。董元宰至以四載爲元鎮四十時画，亦非也。”78此處的“窃所未解”，蓋乃誤從周南老《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銘》，事實上倪瓚哪可能將自己年齡弄錯。卷二所記一幅則錄了畫上題字：
倪雲林絹本山水小幀一，全倣董北苑筆法，乃董元宰故物也。上有人物舟船，當爲格外竒品。今錄其題咏于後：“藹湛佳樹隂，清露夜景沈。悄然羣物寂，高閣似隂岑。方以元黙處，豈爲名蹟侵。法妙不知歸，獨此抱沖襟。齋舍無餘物，陶器與單衾。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 袁員外常愛誦此詩，因作此圖以贈。至正四年十二月望日，倪瓚寫。”“余作此圖時年四十嵗矣，庚戌正月七日爲余初度之辰，孫渚王君彦輔訪余于其親戚思明家之停雲軒中，具酒饌餚核之餉以爲壽，且出此圖相示，展圖恍然如夢中事也。因詩以識其慨歎云：仙翁已去白雲鄉，蹅雪飛鴻迹渺茫。留得王喬爲我壽，白鵞珍果九霞觴。是嵗余年六十五矣，瓚。”79
图1-8 元佚名《倪瓒像》，张雨赞，台北故博物院藏
其中“董北苑筆法”“董元宰公故物”“至正四年”“庚戌”“年六十五”，以及詩云“清露夜景沈”，與卷一那幅“倪元鎮寫贈袁子方郎官夜景”，一一合榫，顯然是同一件作品的重複記錄。
這幅畫作於“至正四年十二月望日”，此即“臘月十七日”，袁矩“因取琴鼓之”、雲林“爲賦五言以贈”的前兩天。至正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已入1345年）倪瓚作畫，再過半個月就四十歲了。而二十五年後亦即洪武三年（1370）“庚戌正月七日”，他六十五歲生日，“余初度之辰”，驀地重見故物，“展圖恍然，如夢中事也”。此時袁矩冥壽已越百齡又六七年，“仙翁已去白雲鄉，蹅雪飛鴻迹渺茫”。倪瓚自是百感交集，因再度題圖。
至正四年（1344）十二月，袁矩“留兼旬”，倪瓚題詩作畫，心緒歡暢。而五年後的至正九年（1349）八月，子方估計也待了“兼旬”，這回卻是預感後會無期，雲林心意蕭索，每每發爲詩作。繼八月十六、十八日之後，二十三日離期已届，他的心情更壞了：
八月廿三日留南宮、岳山人飲，明日岳山人過玉山。南宮老矣，不知復幾聚首，觀花聽琴，情不能堪。因賦兼柬玉山。
芙蓉著花已爛熳，濁酒彈琴聊少停。數聲别鵠隔江渚，一醉秋風空玉瓶。況當賔客欲行邁，忍使風雨即飄零。攀條掇英重惆悵，但願花下長不醒。80
這裏出現的“岳山人”，與“呂尊師”呂敏，同是計籌山的道士，名榆字季堅，號計籌山人。他當然也是顧阿瑛的使者，第二天要離開蕭閒館回玉山報命了。袁矩顯然要同去，倪瓚“情不能堪”，是有“南宮老矣”的直白慨歎。詩中用典“别鵠”，指的是琴曲《别鶴操》。
另外，顧瑛《草堂雅集》卷六收有倪瓚《絶句三首》，也應該是這幾天里寫的：
秋水清空似泛槎，此生汩没似無涯。蕭閒堂上收書坐，八月芙蓉始著花。
芙蓉花下坐鳴琴，疑在瀟湘斑竹林。翠節霓旌烟雨濕，秋來江水不知深。
岳王孫子最清顛，袁老禅（案當作“彈”）琴和磵泉。一簀松肪初釀得，賸將醉爾竹林前。81
“蕭閒堂上收書坐，八月芙蓉始著花”，就是這個月份。而“岳王孫子最清顛，袁老彈琴和磵泉”，“袁老”當然是袁矩。至於“岳王孫子”，指的是“岳山人”岳榆岳季堅，他大概隆重介紹過自己是岳飛的幾世孫。82
袁矩不知幾度參加阿瑛的雅集，至正九年八月的這次玉山之旅，以如此高齡，估計以後難得再有這樣的機會。固然，也未必是最後一次，畢竟顧瑛的活動太頻密了。《草堂雅集》收有張天英《宴鄭明德與袁子方張伯雨分韻得落字》，83可想見聚會中吟詩的情景。而李瓉《袁南宮江西歸吳門隱居短句奉寄》，84則搞不好是這回寫的，那麼此前袁矩是從江西過來的，打算“吳門隱居”了。
袁矩的生平行止，遺存典籍缺少完整的敘述，但零零碎碎的記載不少，還是可以拼接出大概的狀況。早在元至順《鎮江志》，就記錄到他，以及他的父親：
袁秀發：字彦實，泰州人，居京口。咸涥七年登進士第，授光州固始縣主簿，汀州錄事參軍，終文思院架閣。子榘見仕進類。85
袁榘：字子方，秀發子。歴協律郎，著作佐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除承事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不赴。改江浙行省照磨，未上。復改檢校。秀發見科舉類。86
“袁矩”此處作“袁榘”，二字異體，但無疑是同一個人。該志記袁秀發泰州人，那是江北的軍事州。應是因渡江移居鎮江，《鎮江志》將他們父子都置於“僑寓”類中。不過後來康熙和乾隆的《鎮江府志》均記袁秀發“自嘉州徙郡中”，87光緒《丹徒縣志》作“自嘉州徙丹徒”，88丹徒當時係鎮江路屬縣。數志都説“自嘉州”，弄到四川去了。或許還是以“泰州”爲是，“嘉”係“泰”的一旦誤抄，後世遂輾轉沿襲。
袁秀發，南宋咸淳七年（1271）進士，其時袁矩八歲，没幾年宋朝就覆滅了。秀發當的那幾個小官，縣主簿從九品、州錄事參軍從八品。至於“終文思院架閣”，元代未設文思院，可知其入元後再未爲宦。宋代六部“架閣”，負責檔案管理，品位不一，視差遣而定。文思院承擔各種宮廷及官方物品製造，其中並無專門“文思院架閣”一職，大概是指工部架閣而分工文思院。這個品級自然也應該很低。
至順《鎮江志》將袁秀發置於“科舉類”，而將袁矩置於“仕進類”，此分别容易理解。元代直到仁宗時纔恢復科舉，延祐二年（1315）第一次開科，其時袁矩年過五旬，而且已經身在官場。
據該志，袁矩最早的官職“協律郎”，乃太常禮儀院從八品的職官，大概他還是以音樂才華走入仕途。出仕時間有可能在至大年間（1308—1311）。可證者滕斌寫有《聽袁子方彈琴》，89滕斌或作滕賓，號玉霄山人。至大間任翰林學士，至晚皇慶元年（1312）出爲江西儒學提舉，可知者直到泰定元年（1324）還在江西，後棄家入山爲道士。故他與袁矩有交際，聽琴作詩，當在其出京之前。90
“協律郎”之後，《鎮江志》提到的是“著作佐郎”，正七品。從協律郎到著作佐郎，品級相差四級，因而其間袁矩可能還有别的任職。元秘書監著作郎王士點、著作佐郎商企翁編有《秘書監志》，其卷十“題名”：
袁矩：字子方，建康人。延祐三年三月初九日以承事郎上。91
這個時間是非常清楚的，即西元1316年。“承事郎”係散官階，正七品。“以承事郎上”，意其此前“除承事郎”，散階如此，故職階相應陞遷。不過此處的地望卻是“建康”，或許是遷籍了？建康路鄰鎮江路，即今南京一帶。後天曆二年（1329）改名集慶路。
隨後他外放“太平路當塗縣主簿”，《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九“通志二十函百四十册”條云：“……前有樵總序。又至治二年吳繹序，及募印通志疏，印造銜名七人：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所委官將仕佐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袁矩……”92此爲入秘書監六年後的西元1322年，袁矩在當塗任上。至正四年（1344），他向倪瓚吹嘘自己身體好，云“初宰當塗，過九華山，道逢神人，與棗食之”，所説是此前赴職時事。另外朱德潤（至元三十一年—至正二十五年，1294—1365）有詩《詠袁子方撫琴》《和李旅亭聽袁子方彈琴》。93攷其生平，僅延祐六年（1319）冬到至治三年（1323）八月元英宗遇刺後，他在大都爲官，與袁矩有可能交集，那麼應該寫於延祐七年到至治元年（1320—1321）這一年多的時間内。以此，袁矩是至治元年去了當塗。
至治間袁矩在當塗，其“縣主簿”的職官，和“將仕佐郎”的階官，都是從八品。或者他是出過什麼事吧，要不這官怎麼越做越小。隨後的“縣尹”“不赴”，“照磨”又“未上”。至順《鎮江志》記載他的最終官職是行省“檢校”，從七品，這大概是泰定初年間（元年，1324）的事。
柳貫（咸淳六年—至正二年，1270—1342）《柳待制文集》有《鎮江逢袁子方明府》，此詩或作於其任江西儒學提舉期間，即泰定三年到天曆二年（1326—1329）。因此前十年他都在大都任職，此後十多年隱居家鄉浙東婺州浦江不出。“亰國同遊兩毳袍”，94他們原是在大都相熟。詩題中“明府”是對縣長官的慣常稱呼，可知這幾年間袁矩還是當上了縣尹。這要視縣的大小，正七品或從六品。又，張丑《清河書畫舫》卷十記“趙榮禄小楷過秦論真迹……天曆改元建子月之十日，京口袁子方、安岳曹克明共觀于民瞻雙清堂，湘中劉致時中拜手書。”95民瞻即石岩（景定元年—至正四年後，1260—1344後），字民瞻，是趙孟頫的親家。其籍屬丹徒，跟袁矩同鄉，也是鎮江人。天曆元年即西元1328年，子方數人聚於石岩府上。柳貫則大概是次年歸鄉途經鎮江，與“袁子方明府”相遇。
隨後，袁矩應該轉任了京官，時或在至順年間（1330—1332）。至正四年（1344）他訪問蕭閒館時，倪瓚稱他“袁員外”，詩中有云“郎官調綠綺”。另張丑所見雲林的畫，一曰“倪元鎮寫贈袁子方郎官夜景”，同幅另處載曰“倪雲林絹本山水小幀一”，記畫上倪題詠有“袁員外常愛誦此詩”。所謂“郎官”“員外”，都説明此前他已是員外郎。而至正九年（1349）二人再見面，倪瓚稱他“袁南宮”，更可確認他最後的官職是禮部員外郎。96這個還是從六品。
可資比照者，《清閟閣遺稿》收有一首《聽袁子方彈琴》，則是直接稱字。就倪瓚對袁矩的稱呼習慣，當寫於早期。詩云：“蕙帳凝夕清，高堂流月明。芳琴發綺席，列坐散煩纓。廻翔别鵠意，縹緲孤鸞鳴。一寫氷霜操，掩抑寄餘情。”97從詩情來看，他們還不熟悉。而“高堂”“列坐”，似乎是在一個眾人的場合。這甚至可能是至治三年（1323）二人初識時的寫贈，那時袁矩或許剛卸任當塗縣主簿。
元代官員的致仕年齡也有常規。大德七年（1303）七月，元廷“詔除集賢、翰林老臣預議朝政，其餘三品以下，年七十者，各陞散官一等致仕”。98以此，袁矩是在元統年間（1333—1334）離開官場。散階大概是承直郎，也可能承德郎，正六品。
袁矩一生都是低階官員，但或者由於自己的文化修養，尤其是琴藝的水平，受到相當廣泛的尊敬。元明間的林弼（泰定二年—洪武十四年，1325—1381）有《題趙文敏公與袁禮部詩簡》：
趙文敏公詩畫皆妙絶，而世稱其書爲盛。噫，豈惟書哉，雖稱三絶可也。予嘗於詹伯玉推理家，得其蘭雪琴帖，公所與袁子方禮部者也。今觀其子朝遂所藏詩簡數篇，筆力遒健，有龍騰鳳翥之態。蓋公與禮部以詩琴相與最深，朝遂追念先輩，尚永寳而傳諸。99
林弼曾於“推理家”，亦即算命先生詹伯玉處，收趙孟頫寫給袁子方的“蘭雪琴帖”。此時又得觀“其子朝遂”家藏趙孟頫給袁子方的詩簡，應請爲“題”。此處“其子”之“其”，文法上很難斷定是詹伯玉還是袁子方。不過“蓋公與禮部以詩琴相與最深，朝遂追念先輩，尚永寳而傳諸”，則這位“朝遂”，一定是袁矩的兒子了。
另，文中稱袁矩爲“禮部”，指的是袁最後的官職禮部員外郎，而並非趙孟頫在詩簡中如此稱呼。因趙逝於至治二年（1322），那時袁矩還在當塗縣當主簿。此題談及趙、袁的交誼，“公與禮部以詩琴相與最深”，可能有點兒張大其詞。但二人之間交往頗多，而且交道不淺，則是可以相信的。
明葉盛《水東日記》卷七，抄錄有元“雲門山樵張紳書於朱伯盛印譜後”的一則文字，記“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涉及吳澄、揭傒斯、趙孟頫、吾衍、張翥諸人印事，均堪解頤。其中言及孟頫云：
图1-9 庚子事变前后的庆寿寺金元双塔
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絶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100
趙孟頫籍屬吳興，即今湖州，故人稱“趙吳興”。唐楊漢公官守湖州，有詩云：“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吳興遂有“水晶宮”之稱。宋姜夔《惜紅衣》詞序：“吳興號水晶宮，荷花盛麗。”趙孟頫因其屬籍自號“水晶宮道人”。不過朱存理《珊瑚木難》和郁逢慶《書畫題跋記》有相同文字段落，應均在《水東日記》之後不久的成化年間所錄，卻作“水精宮道人”。案，此分别頗爲複雜，以於本文無關宏旨，故不具論。101
此節文字中，李息齋即李衎，以畫竹著名。慶壽寺在大都，即後來北京别稱“雙塔寺”的著名寺廟，爲金元時京師第一大叢林，極爲壯麗。金時建寺，蒙哥時建塔，幾度成爲元太子功德院。至明初，助朱棣奪位的和尚軍師道衍即姚廣孝，起事前曾住持於此，永樂遷都後又最終圓寂於此。慶壽寺1954年被拆爲白地，即今位於西長安街電報大樓西側之所在。張紳記息齋居慶壽寺實有其事，王鳴盛《西莊始存稿》“記慶壽寺碑”云：
又虞氏集稱，延祐甲寅，息齋爲太常博士，寓慶壽寺。息齋爲李衎之號。而陳孚遊慶壽寺詩有“金碧樓臺護紫霞”之句，其鉅麗殆可想見。102
图1-10 大德十一年（1307）李衎《四清图》之今存故博物院部分。
“四清”者，蘭竹石梧。
或許就因其“鉅麗”，故有“瑪瑙寺”的俗稱，而被袁矩“抓哏”，砸了個“現掛”。所謂“虞氏集稱”，是虞集在一首詩題中記其親歷：
同開先、南楚、恱禅師，觀息齋畫竹卷於崇仁普安寺煜公之
（案當作“禪”）室，盖煜之師一初本公所藏也。因記延祐甲寅，息齋奉詔寫嘉熙殿壁，南楚與之同寓慶壽寺，同予時爲太常博士。俯仰之間，已爲陳迹。乃題其後云。103
“延祐甲寅”係延祐元年（1314），這是當事人所記很確切的時間了。是時袁矩搞不好還是從八品的協律郎，地道的芝麻官。而此前的皇慶元年（1312），李衎就已陞任吏部尚書，拜集賢院大學士，散階爲榮祿大夫，職品、階品均是從一品。到延祐元年，趙孟頫是集賢院侍講學士，從二品；散階爲資德大夫，正二品。次年即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用一品例，推恩三代。趙的情況很特殊，元代“四等人制”，“南人”備受歧視，整個元代，衹有他和程鉅夫身爲“南人”而晉陞一品。但總之不管怎麼説，李趙二人均可謂官居極品，袁矩與之相距真可謂不可以道里計了。
非但如此，李衎、趙孟頫與袁矩還有輩分之差。李衎（宋理宗淳祐五年—元仁宗延祐七年，1245—1320）比袁矩大十九歲，而趙孟頫（宋理宗寶祐二年—元英宗至治二年，1254—1322）也要大整整十歲。袁矩作爲低階、後輩的官員，可以“同坐”開玩笑，衹能説明他們在一起，是不以官場規矩論的。顯然，袁矩高超的琴藝應是根本原因，即林弼所謂“以詩琴相與”。
《水東日記》中，葉盛在抄錄了張紳這段話後，自己又附記了幾句：
雲門此跋真蹟，予得之蕭墅張世昌家，因徐尚賔借錄失去矣。雲門“水晶宮道人”一説，與陶南村所記不同，蓋小説異事，出於傳聞，固多如此。誠實不妄，如司馬温公猶或失之，不足怪也。朱伯盛名珪，崑山人，工刻畫，通六書之學。性高潔，不娶，無子，今孫紹先者，其女兄之孫云。104
是可知原件本在葉盛處，爲徐觀借去而遺失。葉盛逝於明成化十年（1474），而在十一年後，有“成化乙巳（1485）夏五月八日借昆山黃應龍抄本錄於小樓”的“邾性父識”；105又兩年，“成化丁未（1487）三月晦吳寬題”云：“伯盛名珪，玉山稱其爲西郊草堂之鄰，盖崐山人。葉君廷光與爲同縣，宜其獲此而藏之也。”106則真跡爲這位叫做葉廷光的所得，此君不知是否與葉盛同族。
這些記錄所涉及的人物，朱伯盛、葉盛、張世昌、黃應龍、葉廷光均是崑山人，徐尚賓華亭人，吳寬、朱存理長洲人，亦距崑山不遠。是可見明前期張紳的這幅墨跡一直在此地流轉，並多有抄件，洵爲可靠。不過，葉盛在跋語中又提到，“雲門‘水晶宮道人’一説，與陶南村所記不同”。陶宗儀原文見《南村輟耕錄》卷十，云：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生宻，以“瑪瑙寺行者”属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藥肆，縣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説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爲“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107
此處的“瑪瑙寺”指的不是北京慶壽寺，而是杭州瑪瑙寺。這一故事的背景，元初該寺有著名畫僧溫日觀，每當面痛罵掘遍南宋帝陵的番僧，“江南釋教都總統”楊璉真迦爲“掘墳賊”，108“楊加箠死曾不畏”。109那麼周密的“瑪瑙寺行者”是藉此譏諷趙孟頫的無節操了，所以“魏公遂不用此印”。實則以周趙二人的交際，這顯然絕無可能是真事。周密年長趙孟頫二十二歲，二人入元前就相識。孟頫仕元後，頗遭隱士遺老白眼，而周密成了他傾吐煩悶的對象。110今存臺北故宮的名跡《鵲華秋色圖》，乃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趙爲周所繪，以慰藉他從未到過祖籍地濟南的遺憾，斯可爲二人終身友情的寫照。
大體還是葉盛所謂“蓋小説異事，出於傳聞，固多如此”。軼聞流傳，而傳者不知慶壽寺之别稱，且杭州還真有個著名的瑪瑙寺，趙孟頫的名節遭物議又是確實的，故而輾轉演義，爲陶宗儀所記錄。其實張紳本人精書畫鑒賞，所述各印章事均係親聞親睹，記錄直到“余座主張先生仲舉”，111皆合情理。有關水晶宮、瑪瑙寺的對舉，兩位當事人，李衎確曾宿慶壽寺奉詔寫壁，這顯然無法編造；而趙孟頫也確與袁矩交厚，當得起無傷大雅的玩笑。總之以“瑪瑙寺行者”匹配“水晶宮道人”，版權應屬袁矩而不屬周密，指涉的是李衎而不是溫日觀。
袁矩致仕以後，其活動記錄都在江南，且大多與倪瓚有關。他也確實身體好，一大把年紀四處遊走。趙琦美《趙氏鐵網珊瑚》“陸友仁隸書世説”條：“至元四年龍集戊寅正月二日，京口袁矩子方、曹南史元舉大用、金華吳福孫子善，同觀于清閟閣。”112後至元四年即西元1338年，袁矩七十五歲。隨後至正四年臘月（入1345年）“留兼旬”，時八十二歲。當然最終的蹤跡是至正九年（1349）八月底，他以八十六歲高齡，從蕭閒館去了顧瑛的玉山草堂，那一定是個非常熱鬧的華宴。
張宇初《送琴士朱宗銘序》有兩句要緊的話，一是“近代之以是名者”，一是“後皆徐袁爲宗焉”。“近代之以是名者”，有“曉山徐氏、子方袁氏、敏仲毛氏、伯振楊氏”四人。除毛敏仲輩分很高，甫入元即已去世之外，其他三人琴事活動，基本都在元代後半期。三人中，其實是袁子方年最長。姑以至正九年（1349）起算，其時袁矩八十六歲。另宋尹文如在世，則七十五歲上下。徐曉山大概小袁二十歲，六十五六歲左右。至於楊伯振，十年之後的至正十九年（1359）或更晚一些，楊維楨纔聽到他的琴音，那麼總應是最小的了。
至於“後皆徐袁爲宗焉”，現如今所見資料，逝於元初的毛敏仲儘管成就極高，但没有他任何弟子的記載。113僅知元末在世的楊伯振，更是首尾皆不可究詰。以毛楊二人的地位和水平，不至於無所傳承。但至少到明初張宇初時，已影響不再。“徐袁爲宗”之徐氏一門，源於徐天民。而似乎主要靠其子秋山教授，琴弟子遍佈江南。至第三代曉山，幾有席捲天下之勢。入明則徐和仲以下，“浙操”已歸“徐門”專有。其後所謂“徐門正傳”，自立正宗，一直綿延到嘉靖年間。114
“徐袁爲宗”其實並非勢均力敵的對峙。“江操”命脈或繫於袁矩一身，但他的琴弟子，卻乏知名人物。明初謝應芳有《追悼諸葛用中》，題註“諱端，幼年能冩大字，既習舉子業，學琴袁子方先生之門”，因知之。其中有句云：“両家相去百餘里，一老今踰九十齡。聯句每懷吟石鼎，聽琴頻夢坐分亭。”115
謝應芳驚人的長壽，“一老今踰九十齡”，其生於元貞元年（1295），卒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活到了九十八歲。他的集子稱《龜巢藁》，確是名實相副。應芳與諸葛用中交情過命，以是如此年歲，還有念念不忘的“追悼”。謝家在常州路武進縣奔牛鎮，諸葛家在鎮江路丹陽縣呂城鎮，看着分屬兩縣乃至兩路，實則接壤。呂城與奔牛之間的直線距離不到二十里，均臨大运河，行船也就一程；如果步行，走得急一點，一個時辰可達。居地相鄰，估計他們很早就相識，過從不斷，還曾一起去應舉。116詩中“両家相去百餘里”，是因謝應芳後來築别業，“敝寓白鶴溪上”，117“我家滆湖邊”，118白鶴溪尾端注入滆湖，是可知具體位置。那裏與諸葛家直線距離約六十里，其云“百餘里”，大概當時的道路甚为曲折。
謝應芳《龜巢稿》涉及諸葛用中的詩文很多，諸葛並非有名人物，事跡端賴應芳而有所存。關於他的生平，可從《諸葛節婦黃氏傳》中推詳：
黃氏名真靜，丹陽縣吕城諸葛用中之妻也……元末兵興，夫婦挈家竄吳下……艱苦十有餘年，夫病而亾……洪武改元，于鴻雁安集之初，歸葬其夫……今春秋七十有二……時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之吉。119
洪武二十二年（1389）謝應芳九十五歲，此時黃氏“七十有二”，則生於延祐五年（1318）。“名真靜”，“真靜”或係道名，因諸葛用中本就是“鍊師”。從這一“黃氏傳”中，看不出她是續絃，如果原配的話，夫婦年紀應該相倣。如此，則諸葛用中或小謝應芳二十歲以上。
所謂“元末兵興，夫婦挈家竄吳下”，他們家鄉遭兵燹當在至正十六年（1356），張士誠弟張士德陷常州。謝應芳棄家避難，諸葛用中很可能也在此時閤門逃亡。應芳《懷諸葛用中》：“每憶君家書畫舡，夢魂飛繞太湖邊。干戈滿地無休日，萍梗他鄉又一年……”120顯然是兩家流浪時所作。離家頭三年，謝應芳寓崑山，與顧瑛唱和不斷，一直到至正二十年（1360）還有聚會。而《玉山名勝集》有署“吕城諸葛耑”的作品，121顧瑛《玉山璞稿》有贈諸葛的詩作，122常出現在玉山聚會中的袁華也有贈詩。123如此種種，讓人不免揣測，謝應芳和諸葛用中，很有可能這幾年時分時合。
但“艱苦十有餘年”後，諸葛用中去世，這應是至正最末一兩年。“洪武改元”，黃氏“歸葬其夫”；也正是在洪武元年（1368），謝應芳返家，似乎兩家可能還是同時歸鄉的。《追悼諸葛用中》云“愚與通家心甚赤”，124這從諸葛去世二十餘年，謝以九十多歲高齡，寫詩著文紀念，並助其遺孀爭取“節婦”的表彰，皆歷歷可見。
諸葛用中之爲袁子方琴弟子，乃謝應芳《追悼諸葛用中》題註所示。謝《龜巢稿》中，言及諸葛琴事有數處。如《贈丹陽歸真觀諸葛鍊師》“中有詩豪更琴癖，哦詩鼓琴師亦喜”。125不過諸葛用中跟顧瑛、袁華等人交往，往返詩作無一句涉琴。則似乎所學未必精善，衹是朋友私下聚會時撫弄，而在外人面前則藏拙不露。否則以顧瑛的行事作風及其作詩常法，是不可能不請鼓琴，也不可能不寫到詩裏的。
諸葛用中很可能生於延祐年間（1314—1320），隨袁矩學琴，肯定是袁致仕的後至元以後（1335後）。大概從學的時間也不長。於袁之“江操”，以諸葛的水平，自不會有什麼再傳。他本人也死於元末，未能入明。
袁矩琴弟子，還有張宇初《送琴士朱宗銘序》中的朱宗銘，他能成爲職業琴師，於子方處應是所得頗多。張序列舉“近代之以是名者”，徐、袁、毛、楊四家之後，續論流衍云：
學於徐袁而鳴一時者，起敬冷氏。是有江淛二操之辨，後皆徐袁爲宗焉。予少嗜其學，聞於通都大邑，遇鳴於是者必叩焉。其曰淛學者皆然，而徒誇多競靡而已。求其音節雄逸，興度幽遠者，亦甚鮮矣。閩士朱宗銘氏，師於袁，冷其友也。今春來遊吾山，相與掃石，鼓于峴泉之上……少遊四方，多所資訪。我朝國初，首以薦赴京，力辭獲還。凡閩之巨室大姓，更相延致之。而其齒髪向暮，乃得乎音之妙者，宜非一日也。126
“起敬冷氏”即大名鼎鼎的冷謙，又字啓敬。有關他的生平，後代載記可謂雲山霧罩。《明史稿》有傳，不過是放在“方技”類，如説他洪武初已百餘齡云云，以及其他一些神跡。127與張三丰故事約莫一個性質。大概是因爲過於荒誕，本傳爲官修《明史》所删殳。明代此類異聞特别多，“國初周顚仙、張鐵冠、張三丰灼灼在人耳目”，128實皆肇因於朱元璋、朱棣父子的熱烈求仙。今傳世畫作有《蓬萊仙奕圖》，署“起敬”款，卷後是“三丰遯老”永樂時的題跋。129由於“二仙之蹟，可稱聯璧”，遂群起目之“尤爲神物”，130不過自然畫跋俱僞。而被湊在一處，是因爲明中期以後，這兩位累積了足够多的傳説並廣爲人知。不過，推其原始，還是有差别的，張三丰有無此人不可知，冷謙卻是確有其人。
图1-11 冷谦款《蓬莱仙奕图》卷后伪“三丰”款跋文，台北故博物院藏
有關冷謙，正史野史所錄，其實衹有一事的記載是可靠的。就是至正二十七年，亦即朱元璋吳元年（1367），“八月，以冷謙爲協律郎。謙精音律，善鼓琴。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至是召用。令協樂章聲譜，俾樂生習之。”這個“協律郎”，與他老師之一的袁矩在近一個甲子之前初獲的官職是一樣的。“九月，命於泗州取靈璧石製磬，湖州採桐製琴瑟。冬十月，考正四廟雅樂，命冷謙較定音律，及編鐘編磬等器。癸亥定樂舞之制。”歷來天命鼎革，“正樂”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明代繼起，肇置雅樂。如冷謙、陶凱、詹同、宋濓、樂鳳韶諸人，相與切究元音，冀還正始。”131冷謙顯然是這項工作的關鍵，宋濂作爲合作的同事，後來還爲其《太古正音》作序：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趋其門。余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君間抱琴爲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旣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132
图1-12 冷谦与宋濂繡像，见上官周《晚笑堂画传》
附本《明太祖功臣全图》，乾隆八年初刻本
又劉基有《秋夜聽冷協律彈琴分韻得夜字》，133由分韻賦詩，可想見當年眾多文臣經常圍坐賞琴。衹是《太古正音》已經失傳，冷謙於琴學上還有“琴聲十六法”世所周聞，不過真僞也難説得很。134宋濂生於至大三年（1310），這篇序是甫入明時，與冷謙共同工作期間所作。其時他大約六十歲，自以爲老耄不可學琴。而較爲可信的判斷，冷謙估計也出生於至大年間（1308—1311），與宋濂約莫同齡。爲朱元璋所徵時，已近六十歲，入明不幾年就去世了。135他的籍貫有多種説法，但元末居於杭州吳山是確鑿的。至正年間他很活躍，作爲有名的道士，並以琴“鳴一時”，故也遺存些與他相關的詩文。如烏斯道（延祐元年—洪武二十三年後，1314—1390後）有《大雅歌爲冷起敬先生》，題註“先生名謙。元至正十五年作”。136云“元至正”，顯係後補。至正十五年（1355），冷謙約四十五歲。
張宇初贈朱宗銘序所言“起敬冷氏”的琴學師承，所謂“學於徐袁”，兼及江浙兩操。而冷謙的道門前輩金汝礪，元前期也在杭州，先學江操再學浙操。兩人還都編了琴譜，還都失傳了，確是後先輝映。他向袁子方學琴，不知是否執贄爲弟子禮。《永樂琴書集成》卷十九有冷齋《聽袁子方彈琴》，“冷齋”無攷，但竊以爲不無可能就是冷謙。其前半首：“浪士謾爲官，道在不去貧。冷官本獨清，詩書日相親。乃復與錢糓，積蠹難具陳。研窮小人怨，謬誤官長嗔……”137所云“浪士謾爲官”“冷官本獨清”，確可爲袁矩寫照。“小人怨”“官長嗔”，則可見出其爲宦生涯的不如意。
至於朱宗銘，“師於袁，冷其友”，年齡應該小於冷謙。張序云“今春來遊吾山，相與掃石，鼓于峴泉之上”。按張宇初洪武十年（1377）嗣教；十三年（1380）敕受“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范大真人”，總領天下道教事；二十四年（1391）受賜“正一玄壇之印”。但到建文時倒了霉，撤印誥，遂在鄉里黃箬峰下筑峴泉精舍隱居。成祖即位後復職，又活了八年，詔命修《道藏》。此外就是被逼着東奔西走，到處替朱棣尋找張三丰。
那麼朱宗銘見張宇初並求序，大致是張居於峴泉的建文年間（1399—1402）的事了。張天師江西人，對江操自然迴護，“其曰淛學者皆然，而徒誇多競靡而已”。其下涉及朱宗銘，“少遊四方，多所資訪”，大體他向袁矩學琴，確應是“少遊”之時。“我朝國初，首以薦赴京，力辭獲還”。以他和冷謙的關係，“以薦赴京”倒是有相當可能。“力辭獲還”，以表其清高，則是此類文章常見的濫詞，尤其在朱元璋那兒，來去都不是你意願如何就可以的。至於“凡閩之巨室大姓，更相延致之”，意思是由於得到皇帝的認證，“相延致之”就有了這個關鍵的“更”，那該是洪武年間的情節。而到了眼下，已是“齒髪向暮”。
袁矩至正九年（1349）八十六歲，此距建文元年（1399）整整五十年。看來需要假定朱宗銘小袁矩六十歲以上，纔能讓二人有合理的交接。如此姑且以泰定元年（1324）起算，較冷謙小十五歲左右，較諸葛用中小十歲左右，則建文初也有七十五歲，確實是暮年了。此外明初“閩中十子”之一的陳亮，留有一首《贈琴師朱宗銘》：
夜思何寥閴，聽君調玉琴。豈惟愜素賞，兼得聞正音……感嘆未終曲，令人傷古今。夙昔顔鬢蒼，今來雪盈簪。何意暌離後，沛然山水深……138
“閩中十子”是洪武、永樂年間福州府的一批詩人，以林鴻、高棅爲首，倡導唐風，因萬曆時《閩中十子詩》而得名。其實當年並没有這個名目，139而且他們之間年紀相差很大，以十二年一紀計算，至少三代，搞不好是四代人。140陳亮最爲老輩。徐
（隆慶四年—崇禎十五年，1570—1642）《榕陰新檢》引其另一本著作《竹窓雜錄》云：“陳亮，字景明，沙堤人……號滄州……景明生于元泰定間，至永樂中，年已八十矣。閩十才子，景明最長。”141“生于元泰定間”，是爲西元1324—1327年，與估測的朱宗銘生年相近。至永樂元年（1403），則在八十到八十五歲之間。《贈琴師朱宗銘》“夙昔顔鬢蒼，今來雪盈簪”，寫朱宗銘暮老之態。從語氣看，確像是同齡人的慨歎之辭。
而接着的兩句“何意暌離後，沛然山水深”，顯是經年未見。這也可以推斷出，此前朱宗銘大概以琴遊食他地。福州雖偏處，但文化十分發達。《閩中十子詩》裏，涉琴的詩作很多，贈鼓琴者的也不少，雖然彈的人技藝未必如何。有關朱宗銘僅留存此一首，是可推見相聚稀疏。而那時跟陳亮他們常在一處的，是號爲“琴樂子”的林銘。民國《長樂縣志》載：“林銘字良箴，沙堤人……尤精於琴，自號琴樂子。與王恭、高棅、陳亮爲友，棅作琴歌贈之。” 142此公琴藝不知何來，但看似有相當的水平。“棅作琴歌”之外，王、陳均有贈詩留存。王恭尤其多，《題林良箴琴樂卷》：“太樸日已遠，希音竟誰憐。見君奏流水，邈然無徽絃……愛客寧無沽酒資，得錢祗是修琴費……”143
意外的是，民國《長樂縣志》同卷另有這麼一條：
朱宗明，先福清縣人，徙居長樂。善琴奕。永樂二年徵至京師，以疾終，賜棺衾給驛歸。貧不能葬，其徒馬脩撰鐸，率士流爲營冢壙。144
這位朱宗明，毫無疑問就是張宇初、陳亮筆下的朱宗銘。或者原名“宗明”，後來改用雅致點的“宗銘”，而地志中仍記錄本名。各版《永樂縣志》皆言其“善琴奕”，而明清《福州府志》和全省通志均作“性耿介，善鼓琴”。他確實應該是因琴“徵至京師”。如此，可以推估其後半生大致經歷：洪武初或因冷謙薦赴京；隨後以琴遊食他方，也許間或歸家；大約建文時期過張宇初，估計是年老準備徹底返鄉了；回到福州與當地文人自有過從，因而陳亮有詩。
图1-13 “大明太宗文皇帝”画像
不料朱棣繼位，永樂二年（1404）又被徵去了京師，任務自然是以琴頌聖。那時如徐惟謙、劉鴻、張收皆以琴被徵，三人均出名門。宗銘也有巨匠袁矩的背景，故此記錄當確乎其實。不料卻死在了都城。此前一個朝代之初（至元十六年，1279），忽必烈也徵召琴師毛敏仲、葉蘭坡、徐秋山，結果毛敏仲客死大都館舍。145相隔一百二十五年，二人形成了悲慘的呼應。
朱宗銘終年約八十左右，“貧不能葬”。身後事，由“其徒馬脩撰鐸”主持辦理。這位馬鐸，並不一般，《本朝分省人物考》：“馬鐸，字彦聲，號梅巖。長樂人。永樂壬辰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146馬鐸（洪武元年—永樂二十一年，1368—1423）原名馬樂，以避永樂年號諱而改名。他後來中了永樂十年（1412）壬辰科狀元，依例授翰林修撰，一下子就是從六品，起點無人可比。不過此公直到十一年後過世，在這個官位上，居然絲毫没有挪動過。
馬鐸既爲宗銘“其徒”，隨之學的自然是琴。他爲老師料理後事，誠是義舉。不過於琴，想來在他衹是作爲文人修養之一，淺嘗輒止。設若有一定的水平，以他狀元身份，不至於各種載記隻字不提。長樂區區一縣，在他中狀元之後不久的永樂十六年（1418），居然又有李騏（洪武十一年—洪熙元年，1378—1425）高中戊戌科狀元。馬鐸殁後，李騏爲撰《故修撰馬公行實》。以二人相識之長，相知之深，該文也衹提到，“公尤多能，若地理算法琴棋星命，靡不諳曉”。147就古人行文口氣，話衹説到這步田地，那也衹能是“美言”了。
如此看來，朱宗銘或許就是宋元以來“江西操”的餘輝了。實則永樂時琴壇，舊貌變新顔。如後來《風宣玄品》所言，“世傳操有二，曰浙操徐門，江操劉門”，148已然形成徐劉兩家對峙的格局。而這個“劉門”的“江操”，是另起的一個脈絡，與原來宋元那個實指“江西操”的“江操”，卻是了無關係。
附説
最後需要辨析一則記載，以不入正文爲妥。明何喬新有一篇《琴軒記》：
琴軒者，予弟喬年藏脩之室也……聞南城儒生有吳清齋者，精於琴，因徃訪焉。清齋爲出琴鼓浙操，喬年聽之曰，此衰世之音也，徒事擘抹吟揉以取聲，是其起陳隋之際乎。清齋又爲鼔江操，喬年聽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是其汪水雲所作歟，宋末之聲樂，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宜南渡之不可復興也。清齋又爲鼓北操，喬年聽之曰，是有北鄙殺伐之聲，非孔子所謂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者乎。
其後清齋授《杏壇吟》《猗蘭操》《昭君出塞》《履霜操》《南薰操》，喬年表示“雖有他操，吾不願聽矣”。149何喬新生於宣德二年（1427），卒於弘治十五年（1502）。他是景泰五年（1454）進士，弘治初年最終當到刑部尚書。此文之作，總在成化、弘治年間。
何氏兄弟係江西建昌府廣昌縣人，父何文淵明初顯宦，子六人。宗、端正室所生，喬新、喬壽、喬福、喬年繼室所生。這個家族在當地是望族，同治《廣昌縣志》卷五“人物志”項下，“理學”有何喬新（字廷秀號椒邱），“名賢”有何宗（字本茂），“文學”有何喬壽（字廷齡），“材藝”有何喬福（字廷錫）、何喬年（字廷祺），“義善”有何端（字本謙），150無一遺漏。何喬年的“琴軒”應也有名，同治《建昌府志》“地理志”有“琴軒”條，云“廣昌何喬年習靜處”。151
從《琴軒記》看，喬年似乎身體不太好，故並不求功名，習琴以爲養生。不過喬新這篇文章頗爲誇慢，蓋乃模擬孔子學琴師襄的敘事框架，讀之令人生厭。吳清齋不知何許人，而喬年既隨他習琴，倒似乎是學生一直在教訓老師，大言炎炎，盛氣凌人。吳先後鼓浙操、江操、北操，均遭其一一否定。實則一位琴師，從某門出，如有大成，亦能兼習别操，化爲我用，但不可能一個曲子一個門派風格。此或喬年謾言，或喬新編造，無論何者，均可置之弗論。
這些説法的出處並不難尋覓，天曆二年（1320）吳澄《贈琴士李天和序》，所謂“北操稍近質，江操衰世之音也，淛操……亾國之音”云云，152就是它們的母本，喬新無非增減變換鈔撮以爲故事。實際上，三操鼎立的格局，入明以後就已經瓦解，北、江二操逐漸消歇。而到何氏兄弟這個時代，差不多都過去一百年了。
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