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是黄楼君关于吐鲁番学研究的第一本专著，主要由导论、正文七章、总论、附录四部分构成。正文七章是全书核心，第一章属沮渠氏北凉，第二、三章属阚氏高昌，第四至七章属唐西州，贯穿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三个时期。由于研究的是吐鲁番地区出土古代官府治理边疆和日常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帐簿文书，“导论”“总论”从内容看分别是正文七章的前言与结论，故名《吐鲁番出土官府帐簿文书研究》。

我很少研究帐簿文书。[1]因为我一直认为研究帐簿文书有三难。

第一难是文字释读困难。这种困难实际自古而然。我们知道“帐”常与“籍”组词，称为“籍帐”。该词现在虽因池田温先生的名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而为人所熟知，[2]但在古代并非常用，正史最早见于《隋书·高祖纪下》开皇十年（590）五月乙未诏，原文为：“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唐人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专收俗字，其“叙”将唐朝的字分为俗、通、正三体，曰：“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3]意思是说，俗字是民间记帐簿、写案卷、立契约、开药方用的字，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还是可以使用的。可见中古帐簿多用俗字。俗字释读困难，所以要编写《干禄字书》这样专收俗字的字书，帮助人们释读。中古的人已难释读中古的俗字，1000多年后的我们当然更难释读中古的俗字了。

第二难是断烂更甚，缀合困难。这种困难不限于纸质文书，甲骨、简牍等其他载体的出土文献也是如此。但比较而言，吐鲁番帐簿文书断烂更甚，缀合更困难。因为我们知道，吐鲁番帐簿文书大都具有官方色彩，如本书所说，吐鲁番帐簿文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四个层面，分为官府运行中产生的行政性帐簿、官府运作中产生的经济性帐簿、官府运作中产生的军事性帐簿、记录往来客使信息的驿馆客使帐簿四种类型，而官府运作的帐簿文书，都是原有一套书写格式的。断烂更甚，是因为这些帐簿文书多为墓葬出土，且多被剪裁制成死者的服饰，如冠带、靴鞋、枕衾等，鲜有完整文书出土；缀合更困难，是因为这些帐簿文书的原有书写格式多因断烂被破坏，分析寻找原有次序常感漫无头绪。

第三难是后蹑超前困难。这种困难在历史文献研究领域应该具有普遍性。这就是我常说的历史文献研究领域没有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站在前人肩上攀登十分不易。吐鲁番帐簿文书研究领域促狭，情况更加严重。本书正文七章的前四章，研究的主要是《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4]所收帐簿。我们知道，《新获》所收文献，在正式公布前后，大都经过整理者精心的先行研究。在整理者如此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再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五章研究的主要是王炳华先生在阿拉沟古堡发现的唐西州鹆镇烽铺帐簿。[5]第六、七章研究的主要是《吐鲁番出土文书》[6]所收帐簿。显然，后三章研究的也都不是新材料，旧有的成果十分丰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然而，黄楼君不仅并不在意这三难，反而知难而行、迎难而上。我以为，他的底气源于武大“唐门”。众所周知，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原本就是武大“唐门”的“青箱”旧学，其耕耘之勤、浸润之深，国内外无可匹敌。黄楼君是武大“唐门”的再传弟子，在武大和“唐门”问学多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即使不自觉也会有一定根基，而一旦有志于学，必然事半功倍。本书作为他关于吐鲁番学研究的第一本专著，确实有不少可观之处。

第一章是关于《计赀出献丝帐》的研究。首先，书中指出其中“献丝”之“献”，原皆写作“”，据黄征先生《敦煌俗字典》，“”为“献”的俗字，遂认为“这种写法主要流行在河西一带”。这是值得肯定的见解。我曾指出河西保存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举例云：“陈寅恪先生谈隋唐制度三源，认为北魏、北齐一源含有‘河西之一支派’。宿白先生研究早期石窟，认为存在一种‘凉州模式’。施安昌先生研究十六国书法，指出有一种‘北凉体’值得关注。张铭心先生研究圆首碑形墓表起源，提出‘河西圆首碑形墓表’新概念。”[7]黄楼君的前揭见解，为河西保存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再增一例。其次，该《计赀出献丝帐》原有十残片，《新获》将其中六残片缀合为一件37行的文书，黄楼君根据帐簿文书格式将该六残片复原为一件42行的文书，展现了“唐门”文书学的实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黄楼君根据每一户组内部户数有多寡、户赀有高下，但总额完全相等，指出：这些特征同唐长孺先生《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描述的九品混通的情况完全吻合。[8]唐长孺师50多年前根据传世文献所做的推论，50多年后获得出土文献的证实，既是奇迹，也是佳话，值得大书特书！

第四章是关于《唐某年二月西州高昌县更簿》的研究。首先，该更簿原有十残片，《新获》将其中八残片缀合为一件文书，认为另二残片“无法相连”，单独列出。黄楼君先根据原剪接痕迹析为十一残片，后根据更簿文书格式及相关内容，重新排列组合，将其中十残片缀合为一件文书，另一残片单独列出，展现了“唐门”文书学的魅力。其次，该更簿原无具体时间，《新获》定名系于“唐某年二月”，题解指出应在“太宗、高宗时期”。黄楼君经过对该更簿所见人名与《文书》所见相同人名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制作年代实际应在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将该更簿的时间向精确化又推进了一步。最后，黄楼君经过对唐代宿直制度和造籍时间等进行考证，认为唐代官吏宿直皆有直簿，该更簿的本质是高昌县在造籍期间分派里正宿直更次时产生的直簿，这是值得肯定的定性。

其余各章也有一些可观之处，这里无须一一列举。当然，书中也存在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地方。譬如第二章关于阚氏高昌杂差科帐的研究，无论是原整理者还是黄楼君，都认为这些杂差科帐主要是接待并护送焉耆王过境去柔然的帐簿，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成为问题的是，高昌何以如此不惜劳民伤财接待并护送焉耆王过境去柔然。可惜的是，关于这个问题，原整理者认为“焉耆与高昌一样，当时都是柔然的属国”，黄楼君对该观点没有表示异议，没有继续深入探讨。而实际上，当时高昌是柔然的属国，焉耆不是柔然的属国，二者身份完全不同！《北史·蠕蠕传》记柔然边界云：“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很明显，柔然认为自己西部边界与焉耆接壤，焉耆东部的阚氏高昌属于自己的藩属，故可以一字不提。在此情况下，高昌作为柔然的附庸，为宗主国接待并护送作为外国国王的焉耆王，自然成为应尽的义务。明白这一点，对阚氏高昌杂差科帐的理解，无疑会更加深化。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基本是政治史研究。1949年后，社会经济研究才开始受到重视，特别是对历史分期的讨论，主要是依托社会经济研究进行的。唐长孺师晚年总结性名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三论为三篇，每一篇第一章都是讲社会经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9]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经济研究一段时间陷入低谷。原因很多，缺乏新材料恐为其中之一。直至近年，地不爱宝，不同载体的新材料相继出土，社会经济研究才又开始受到关注。尽管如此，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仍然不多。黄楼君的研究重点原本在唐代政治史，这是武大“唐门”的传统，固然值得继续深耕细作，但转向进行社会经济研究，特别是进行古代吐鲁番社会经济研究，我以为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为此，希望黄楼君再接再厉，为古代吐鲁番社会经济研究贡献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是为序。

王素

2019年10月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城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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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象中，关于吐鲁番帐簿文书，我仅写过一篇专门论文，即《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补说》（《文物》1996年第7期，第75—77页）。此外，仅在评论《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两篇文章中，涉及帐簿文书（不具录）。关于长沙吴简帐簿文书，我倒写过两篇专门论文（《长沙吴简中的“月旦簿”与“四时簿”》，《文物》2010年第2期，第63～68、95页；《长沙吴简中的“要簿”》，《吴简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6～183页），这是因为纸质帐簿文书与木质帐簿文书在整理上存在难易之别。

[2]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帳研究：概観·録文』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79；中译本见《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铣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

[3] 颜元孙：《干禄字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4册，第245页。

[4]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版。下文引用，略称《新获》，不再注明。

[5] 王炳华：《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文书残纸》，《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45页。

[6]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至（肆），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版。下文引用，略称《文书》，不再注明。

[7] 王素：《张永强〈从长安到敦煌：古代丝绸之路书法图典〉序言》，《从长安到敦煌：古代丝绸之路书法图典》，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版。

[8] 参见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此据《唐长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2—64页。

[9]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