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社会现实背景

习近平反贫困系列重要论述的形成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面临的国内社会现实状况有关。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社会现实状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但是不管怎么描述，都绕不开中国一直为贫穷落后所困扰的严酷的社会现实。国内贫困落后的状况时刻刺激着广大人民群众，促使他们迫切要求过上吃穿不愁的富足生活；也强烈刺激着党和国家的历任领导人，他们强烈希望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习近平反贫困系列重要论述的形成，与国内这种社会现实背景也是密切相关的。

（一）国内贫困状况和人民群众的诉求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残酷压迫的中国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取得了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

但是，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工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十分匮乏，人民生活极为困苦。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他们迫切要求过上富足的生活。关于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了然于心的。正如刘少奇在1950年所指出的那样：“直到现在，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比较起来，还是很低的。”“他们迫切地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这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力求实现的最基本的任务。”[1]刘少奇的这种认识反映了当时党和人民政府的共同心声。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群众的迫切诉求，从新中国成立时起，就积极开展反贫困实践活动。面对当时国内贫困落后的现实国情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希望以此为依托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尽快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2]。概括地说，这些伟大成就包括：彻底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祖国大陆的高度统一；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使中国人民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使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建立起了巩固的国防；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和加强，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3]当然，就反贫困实践来说，主要体现在经济成就方面。“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4]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得到了逐步提高。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1978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毛泽东的经济记录无论在许多方面有多大的缺点，仍然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的记录。实际上，这一记录优越于德国、日本和俄国工业化的可比阶段。”[5]经济上的成就为中国政府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时代“大量增加了教育设施和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了大量的文盲，并且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保障制度，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几乎翻了一番（从1949年以前的35岁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65岁），这一事实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统计数据，证明共产党人的那场革命给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6]这说明，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实践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影响了国家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尚有2.5亿贫困人口。[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使中国社会摆脱贫困，进而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改革最初从农村开始。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以及区域性扶贫开发政策的实施，使农村贫困状况迅速发生了变化。有学者在谈及中国扶贫开发历程时这样说：“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衡量，1978～1985年，贫困发生率从33.0%下降到11.9%。贫困人口由2.6亿下降到0.96亿，下降幅度为63%。”[8]1986年5月16日，国家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12月28日改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办理扶贫的日常工作。从此时开始，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和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工作，中国的扶贫事业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中国政府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2001年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2011年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事业正在深入开展，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但是，即使是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国家统计局2017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4335万人。”[9]也就是说，截至2016年底，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尚有4335万人。虽然，按照中国13多亿的人口基数来算，目前农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不算高，但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是，4335万人这个规模，超过了世界上不少国家总人口的规模。所以，贫困问题在当今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综上所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从事反贫困事业，且成绩斐然。但是，时至今日仍然存在庞大的贫困人口，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当家做主的人民群众一直渴望过上美满的幸福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但时至今日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二）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与反贫困实践

习近平反贫困系列重要论述的形成，也离不开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与反贫困实践这个现实社会背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有着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并为此不懈地努力奋斗。他们为振兴中华所做出的努力是多方面的，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贫困，目的是要实现中国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了振兴中华，他们接力奋斗；他们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和反贫困实践，激励和影响着当时和后来的人们。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开始了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表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0]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表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1]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有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想法。这种想法真实反映了毛泽东不甘于国家贫困落后、积极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

事实上正是如此。毛泽东主张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意愿是非常明确和无比强烈的。他多次提到要赶超世界发达国家。1955年3月，他提出：“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2]在这里，毛泽东明确主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要知道，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其他许多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基本上都是处在世界后列的。要求中国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谈何容易？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在赶超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将赶超的时间表一改再改，不是把时间改长了，而是恰恰相反，把时间改短了。如果说在1955年3月毛泽东要求中国在几十年内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里的“几十年内”还有很大弹性或伸缩性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追赶世界发达国家问题上的时间设定则越来越不含糊。1956年11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13]从1955年3月到1956年11月，时间也就一年半多一点，但毛泽东在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时间表已经由“几十年内”变成了45年。他把时间说得这么肯定，反映出他在追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问题上的愿望之强烈。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到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4]诚然，毛泽东在讲苏联超过美国和中国超过英国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些话讲到钢产量的问题，说中国再过15年，钢产量可能是4000万吨，就已经超过英国了。据此，我们很多人往往会认为毛泽东讲15年后中国超过英国，仅仅是指钢产量。实际上，毛泽东讲的不仅仅是指钢产量在15年后超过英国，也指国家在综合国力方面超过英国。这是因为，毛泽东指出：“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15]显然，这里的“无敌于天下”，肯定不只是指钢产量超过英国；毛泽东讲15年后中国超过英国，应该是指中国的综合实力全面超过英国。到此为止，毛泽东在追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问题上，时间表又有了大幅度调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这样？要完全准确地回答这两个问题，显然有难度。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蕴藏在心底的那种早日复兴中华民族、早日使中国强大起来的异常强烈的愿望使然。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反复提到要赶超世界发达国家，这种情况所反映的，既是他本人的强国富民迫切愿望的具体体现，也是当时他所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强烈愿望的具体体现。上述所列毛泽东关于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论述，虽然说法不一样，但目标却是一样的，那就是要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最主要的是指要赶英超美。因为当时美国和英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毛泽东关于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论述来看，他的那种赶超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愿望、情怀，无疑都是非常明确和非常强烈的。为了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战天斗地，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继续追赶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6]1984年6月30日，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7]邓小平的这段话，除了告诉人们要专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之外，还强调发展速度问题。他的真实意图是，搞社会主义，就必须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唯有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才有本钱去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否则，就既不能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实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所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8]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指出：“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19]他所说的“加速发展生产力”，其实就是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种表述。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去追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呢？邓小平认为应该一步一步地来。从文献来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追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论述是不少的。例如，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20]邓小平的上述论述，就包含了要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思——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必须建立在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才能办到。怎么追赶？邓小平认为有“许多方面”的途径，但首要的是要在经济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创造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速度和实际效果——这其实就是要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如，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人约蒂和赞盖里时说：“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1]在这里，邓小平并没有提到“追赶”“赶超”这类字眼，但是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精神实质，其实就是“追赶”“赶超”的意思。邓小平关于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的论述还有不少，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上，还有着强烈的紧迫感。这从他反复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可以看出来。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和加拿大客人时说：“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22]从这段话中能够看出邓小平内心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显然，中国错失了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最迅速的十一二年，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时间不等人，中国应该奋起直追，加紧追赶世界发达国家。曾经做过邓小平翻译的高志凯说，邓小平“有紧迫感和危机感”，“当时还在冷战时期，国际局面复杂，中国要从孤立的国际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那就是改革开放”。[23]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上，不仅有着强烈的紧迫感，还采取了非常切实可行的具体行动。当然，最主要的具体行动，如果只用最简单的话来高度概括，那就是实行改革开放。正是因为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才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实践，这其实就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追赶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举措。由此可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振兴中华的愿望很强烈，反贫困实践的力度也很大。

江泽民继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追赶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江泽民多次谈到国际竞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压力，表示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中国。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江泽民在多种场合代表党中央表达了对党、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的忧患意识。1989年6月24日，他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24]显然，这里所说的“国际间的竞争”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你追我赶。所以，这段话的主旨就是要发展经济，追赶发达国家，以不断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使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自己的优势。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近代的历史和当今世界的现实都清楚表明，经济落后就会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25]这就要求我国迅速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落后，而是要加快发展，尽快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状况。1993年7月5日，江泽民又指出：“只有经济大大发展了，全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人民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腰杆子才能更硬，我们在国际上说话才能更有分量，我们的朋友才能更多。”[26]因此，要通过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国际地位。这里所强调的追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单纯指只看重发展速度，而是应该坚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江泽民指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走既有较快速度，又有较高素质的发展路子。”[27]

以上论述表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有着追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同样，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贫困实践方面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如《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就是一例。该计划要求，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再如，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实施的力度也是空前的。该工程要求国家教委和财政部从1995年起到2000年，把中央增加的普及义务教育专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结合起来，组织实施国家资助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该工程总投入超过100亿元，资金集中用于贫困山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包括21个省份，覆盖《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所列出的大部分贫困县，重点改善这类地区小学、初中的办学条件，推动普及义务教育的进程，改变贫困地区教育落后的面貌。此外，“青年扶贫开发志愿者行动”“希望工程”“光彩事业”“幸福工程”“博爱工程”“信息扶贫致富工程”“兴边富民工程”等，都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开展的反贫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