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高等教育获得的多学科研究

高等教育需求与高等教育获得是紧密相连的两个研究命题，对高等教育需求的研究自然而然会延展到需求的实现机制，这是沟通应然与实然状态必不可少的桥梁。由于高等教育获得具有强烈的累积效应，即中小学教育机会及其参与的均等化状况会直接影响高等教育获得，所以本节从更具普遍意义的教育获得均等化研究状况入手，兼论高等教育获得研究的多学科视野。教育获得或者说教育机会均等研究始于东西方哲学对公平问题的反思与追问，逐渐发展为涉及多学科研究领域的历久弥新的热点问题。多学科的研究不仅为看待教育机会问题提供了变换的视角、丰富的研究体系和多样化的思维框架，同时还加深了人们对教育机会构建过程的理解与追寻。

一 政治哲学的视角：正义与自由引领下的机会均等

人们对教育机会均等的最初认识与对公平正义的理性思考基本是同步产生的。即便在教育被普遍视为统治阶层特权的时代，哲学先贤们也已经看到了教育公平的独特价值。从柏拉图的义务教育主张到亚里士多德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民的教育权利，再到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无一不是架构在其前瞻性的哲学主张与政治学说基础上的。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教育获得均等主要涉及的是社会制度及国家机构如何通过自身的价值渗透对教育资源及其获得机会加以平等地分配。这就使政治哲学家们对教育的所谓“平等”“公平”“正义”等核心概念及其实现进行了不同向度的阐释与讨论。进入当代社会以来，随着各种公平理论研究的深化与碰撞，逐渐产生了几种较有代表性的机会均等思想以及将这些思想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理论尝试。

第一种是罗尔斯基于分配正义理论阐释的教育机会均等原则。在罗尔斯看来，公民的生活前景受制于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天赋、受教育机会以及人生过程的幸与不幸。对于如何调整这种不平等，他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二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教育作为一种深刻影响个人处境与未来发展的背景性资源，亟待通过制度的正义和国家的再分配予以平等而具差异性的安排与补偿。第二种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坚定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只存在个人行为的正义，而绝不可能存在一种独立的社会正义，以自由为基础、以效率为取向的市场竞争结果才公平。对于包括教育机会在内的社会资源，他的基本态度为：“欲使所有人都始于同样的机会，这既不可能也不可欲。”[31]第三种是诺奇克的持有正义理论。他结合“最弱国家理论”自然地推导出，作为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不能用强制手段将一部分人的利益再分配给另一部分人。对于机会的分配，诺奇克主张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反对结果公平，更注重权利平等即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而相对忽视市场机制运作背后的隐性不平等。

以上当代主要的公平与正义理论流派衍生出了大量的学术探讨与争鸣，并对全球社会领域的资源分配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内对教育机会均等理论的政治哲学分析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已有学派的深化研究，其中主要是对西方相关理论的解读和对国内教育实际的简要启示；二是寻求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支持，尝试建立本土的话语体系，并与国内教育现实进行更深层的结合。

二 经济学的视角：市场化影响下的教育资源均等化配置

在经济学的视野中，教育被赋予了“准公共产品”的市场标签，其中高等教育的市场特征较义务教育更加明显。由于具有显著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教育机会的获得较强地依赖于教育市场的调节，特别是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优质的稀缺资源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供求的不平衡。

从宏观层面上看，经济学者不断尝试着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探讨如何使人们的教育机会达到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他们认为教育机会不均的本质在于供需矛盾，教育机会分配是否公正有赖于教育资源供给的力度、广度和均衡度。一般来说，对教育资源均等化配置的经济手段干预通常包括财政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免退税、贷款、对口支援、引资融资等。同时，教育资源要实现优化利用，必须将效率作为必备目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公平与效率矛盾的摇摆中，研究者常常会各自进行具有倾向性的逻辑判断，形成纷繁各异的价值取向，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理解和应用也随之变化。

从微观层面上看，经济因素也被普遍看作最基础性地、最直接地作用于特定人群教育获得的核心要素之一。其中被广泛使用的“成本收益模型”认为，将接受教育的成本（包括显性的直接成本和隐性的机会成本）与教育获得的收益相比较后得到的收益率会影响人们的教育选择和最终获得。此外，经济学更为关心个体经济状况对其教育获得的影响，如家庭收入、教育收费等对教育机会的显性作用。早在20世纪初，“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就提出了向穷人家庭出身的孩子进行教育能力投资和资源转移的主张。总的来说，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教育市场化、学费制度、学生资助制度等改革和实践都印刻着经济学研究视角的影子。

三 法学的视角：权利平等前提下的教育机会法律保障

从法学的观点来看，教育权利与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等一样是由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能力与资格。教育权利的扩大化正是伴随着法学理念的更迭与进步一路发展起来的，同时又在能动地促进相关制度与法律的适应与调整。封建社会的教育权利具有鲜明的等级性与封闭性特点，即便是科举时代，人们的教育权利也受到极为严苛的阶层制约，接受教育特别是高层次教育只是少数人的特有权利。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教育的民主性才真正得以呈现，各个国家逐渐将教育权利让渡于更广泛的大众，并以法律的形式对这种权利加以保障。二战后，《世界人权宣言》《儿童权利宣言》《国际儿童公约》等先后出台，从世界范围内奠定了“人人皆有受教育的权利”的法律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机会均等”也与“教育权利”一道成为促进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化的核心概念。

具体而言，教育机会从属于教育权利，教育权利的实现包括教育机会的获得，教育权利能够从法律上提供人们接受教育全过程（包括教育机会）的基本保障。同时，教育机会又是体现教育权利的最重要面向，也是落实教育权利的最基本要素，使教育机会均等成为现代法学视角下探讨教育权利时不可或缺的主题。在这些探讨中，有的针对“何为教育机会均等”展开，即讨论法律应从效率的平等、形式的平等抑或实质的平等对教育权利加以保障；有的侧重探讨教育的不同阶段（如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应予以何种程度和何种方式的法律保障；有的则更关注教育立法中的各种细节，如在教育投资、教育设施、师资、课程与教学、考试与招生等方面如何落实教育机会均等的法制化。可以说，法学视角的研究对于维护各个法律关系主体的教育权利、保障权利主体的教育机会均等具有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优势。

四 教育学的视角：多维度教育过程中的教育机会干预

对于教育机会获得问题，教育学的观点更加倾向于运用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加以研究。这种研究具有许多天然的优势，研究内容更为精细，研究对象更为精准，研究对策也更符合教育规律。

一般来说，教育机会均等的教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从宏观层面上看，关注教育制度与政策对教育机会的影响与调控，大到教育基本方针、中到国家与地方教育教学制度改革、小到具体方面的制度调整（如招生考试政策、收费制度、奖助贷制度等）都有可能影响到个体间与群体间的教育机会；中观层面上的研究则重视学校内外部资源配置与教育机会的相互关系，如区域、城乡、校际的教育资源均等化配置问题，又如学校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校园文化等对不同学生的教育影响等；微观层面上的研究更关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诸要素（如教材教法、师生关系、课堂互动等）如何作用于不同学生群体的教育机会均等化，如何针对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和个性特征合理运作教育过程促进广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共同进步等。

总体来说，教育学视野下的教育机会均等议题十分丰富，特别是微观层面的课程与教学研究极大地彰显了教育学视角的独特价值，使近年来教育学者开始将其作为研究教育机会问题的新的拓展点。另外，传统的主流教育学视野虽然也部分涉及了外部社会环境对教育机会均等的作用，但仍较为集中于教育系统内部的研究，相对较少关注教育系统内外部的互动性与融合性。

五 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分层的相互作用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教育机会的获得是否均等是“根据相对处境不利人群在分层化社会和教育系统内所受不同水平的教育确定的”。[32]那些外在于学校系统的社会结构（包括城乡结构）与家庭形态发挥着不易觉察的分流作用，对群体间的教育机会均等产生着深刻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教育机会均等开始成为教育社会学的重要中心议题，并产生了一批颇具解释力的经典理论，如经济再生产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抵制理论、家庭资本代际传递理论、身份文化理论等。

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再生产理论，其基本观点认为教育的实质是原有社会结构的复制与再生产，而从具体的研究范式来看又可分为两种取向。第一种是社会分层对学业成就与教育机会的直接性、整体性影响研究。在这种取向下，研究者认为教育系统复刻了先前的阶层结构，教育机会的分配镌刻于社会阶层结构的载体之上，教育机会强力地受制于个体所处的阶层地位，进而制约其未来的阶层流动，代表人物有威利斯、阿普尔、鲍尔斯等人。第二种实质上是前一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因为人们发现单纯运用分层概念或家庭社会经济模型来分析教育机会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二者之间缺少更具丰富性和个体化的中介要素，即隐藏在社会身份背后的各种资本运作。这种取向特别注重家庭和学校环境中的阶层文化优势如何潜移默化地使不同阶层地位人群产生教育差异，将教育机会均等研究引向了纵深，代表人物有布迪厄、伯恩斯坦、柯林斯、科尔曼等人。这两种分析路径也就是美国社会学家梅耶概括的再生产理论的“强模式”与“弱模式”。

教育机会与高等教育机会作为衡量教育平等的重要指标总是与社会公平相联系，社会学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带到更具宽广性与整合性的社会系统中，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认识和调整教育获得问题的理论视野和实践场所。从研究对象来看，社会学更关心的是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利人群的教育境遇，具有较强的现实关注与人文关怀。

六 当前高等教育获得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以上各学科关于教育机会均等（包括高等教育获得）的主要观点和理论架构，从不同的视角为人们展现了教育获得这一看似简单实则多面复杂问题的现实图景。不同学科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范式千差万别，对于高等教育获得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看法与认识也各有不同，这使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同时也有单一学科视角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与研究缺憾。

从研究内容来看，高等教育获得研究中分类的专门知识不断积累和丰富，但整体的综合性研究有待加强。分学科的研究将复杂的教育获得问题分解为若干边界相对清晰的领域，有利于针对某一领域的具体命题进行深入探究。比如政治哲学从最初对高等教育“公平”“均等”价值的争论到将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置于国家、政治、市场的运作空间加以审视，为人们深刻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评判空间。再如社会学研究最初主要限于揭示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的关联问题，而后愈加关注社会结构对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内在机理，形成了各具解释力的理论流派。虽然各学科的专门知识和研究结果是普遍共享的，但不同学科各自具有独特的概念、理论体系、陈述方式和研究手段，使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仍显不足。教育获得与高等教育获得研究缺少全面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各个维度的逻辑视野和理论框架，某些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也随之大打折扣。

从理论建构上看，高等教育获得研究吸收借鉴了大量多学科的理论资源，但理论探索的本土化和互动性不足。高等教育获得问题几乎在每一门社会科学中都能寻求到合适的理论支撑，思想与理论的百花齐放为深入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扎实的根基。同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罗杰斯和哈耶克在看待社会正义和机会均等问题时却有巨大的分歧。哈里楠、科尔曼、布迪厄、伯恩斯坦都研究了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的关系，但切入的视角和理论立足点不尽相同，这些理论争鸣成为问题研究的肥沃土壤。高等教育获得是极具现实性与本土性的研究课题，但遗憾的是，国内相关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国外经典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较少关注理论适用的时空性和中西语境的融合，有关阶层、城乡、民族、区域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研究都不适宜简单套用一些西方尚有争议的理论模型。此外，许多西方哲学、社会学大家十分擅长将高等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放置在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下进行理论思考，注重跨学科的理论互动与融合。相比之下，国内相关分学科研究中理论话语的壁垒难以打破，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和渗透也较难顺利进行。比如，在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社会学者往往倾向于“公平”，而经济学者则更看重“效率”，单一的学科立场会引发很多不易觉察的话语偏见与立场失衡。

从研究方法来看，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获得带来了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多元化，但方法之间的融通和借鉴还存在障碍。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通常都有研究方法上的学科情结，有意或无意地框定某种确定的学科研究范式。从现有研究来看，传统哲学立场大多意味着思辨方法的运用，以“内部理解”的方式诠释着对高等教育公平、机会均等的价值追问；经济学研究则较为推崇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其中有不少通过指标计量与核算推导教育成本、收益及其他各类经济要素对教育机会的影响；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方法综合度更高一些，早期的高等教育机会研究多融合在价值判断与理论推导中，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强调客观的实证研究，参与观察、问卷调查、实验法和案例法等都大量运用于高等教育机会问题的研究。多种学科方法的应用为解释教育获得问题提供了更为有效和准确的工具辅助。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共同的研究领域中，各种学科的传统界限变得不再稳定与清晰，方法的选择也无法继续固守在自身的学科框架内，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亟待相互补充与验证。量化研究的盛行提升了研究的标准化与客观性，也挤压了其他研究方法的成长空间，造成高等教育获得研究中对现象本质的探究不足和理论建构的困难。比如国内已有大量的问卷调查分析，虽然对于揭示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总体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很难把握现实背后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和过程机制，亟待深层次的质性研究和理论提升。

从现实回应来看，高等教育获得研究领域产生了许多对教育政策与实践有重要影响的成果，但各学科研究的影响力不平衡，实践指引也不全面。教育机会与高等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是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研究命题，可分为基础理论型研究和应用实践型研究。其中应用实践型研究主要是指运用基础理论与知识，研究教育公平与机会均等中的问题，并为决策和实践提供咨询建议与指引的相关研究。当前产生了大量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成果，为宏观、中观与微观各个层面的均等化教育政策、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基础理论型研究则主要致力于探索教育公平的新知识与新理论，寻找教育机会问题背后的本质与运行规律，哲学面向的此类研究多属于这种。这类研究更多地表现为成果的理论价值与学术价值，但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它们对于理论的应用具有重大的理念性指导价值。在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实践中，人们常常认为基础理论型研究缺乏实用性而将其忽略，这种倾向实际上容易导致理念不清、价值混乱、见树木不见森林等基本问题（如对“公平”“均等”的理解与应用过于肤浅与片面）。

七 从多学科到跨学科：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研究的趋势展望

围绕高等教育公平以及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开展多学科研究是应对理论与现实需求的学术研究的必然。多学科的视野为高等教育获得问题的解析提供了多彩的研究路径和逻辑范式，使这一问题超越了传统的教育学框架，延伸为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的重要议题，同时也为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提供了更为深刻而系统的解决思路。高等教育机会问题远不止是冰冷的教育数字排列与名额分配，它掩映的是人类价值的追寻、社会制度的变迁、经济地位的折射、家庭结构的参与、学校分层的再造等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正是这种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该领域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超越学科的方法与视角，从多学科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被看作“一项回答、解决或提出某个问题的过程，该问题涉及面和复杂度都超过了某个单一学科或行业所能处理的范围，跨学科研究借鉴各学科的视角，并通过构筑一个更加综合的视角来整合各学科视角下的见解”。[33]分学科地研究高等教育获得问题虽各具优势，但跨学科的研究更易持续适应这类具有复合性特点并期待更具综合性和根本性的布局方案的领域。事实上，高等教育获得问题已然成为各类交叉学科，如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哲学中的热门话题，那些传统分割的学科正在逐渐加大聚合的力度，为解释和解决这一问题做出努力。

高等教育获得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立足学科与超越学科相映衬。强调高等教育获得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不是摒弃学科的土壤，如前所述，分学科研究对于从各自角度深入刻画研究问题有着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优势，其依然是现阶段研究该问题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并重。高等教育获得问题通常牵涉各类人群的地位重塑与资源分配。尽管客观理性地揭示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现状和形成原因十分重要，但由于高等教育机会承担着对社会公平的调节，其研究过程应该具有关怀弱势群体的人文气息。三是局部补偿与综合解决相结合。目前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研究建议与政策回应主要集中于学校教育领域，尤其主要集中于学校教育资源均等化和招生考试改革（如大量的高等教育机会补偿政策）等，家庭、社区、公共组织的配合严重缺位，社会立体支持系统的构建近乎空白，这极大地制约着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化的现实推进和综合性解决。四是现实批判与理论建构相统一。在国内，对高等教育获得问题的研究易产生各种对“不公”“不均”的现实批判，也就是在揭示问题层面上的研究较为集中，特别是各种数据的收集与统计能够鲜明地呈现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历史脉络、当前进程乃至未来走向。但只有将这些与价值探寻、质性分析相结合才能够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化进程提供更具本土性、指导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对策思路。本书也力求在以上几方面的探寻中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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