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感兴论是中华民族美学的产物，也是我们民族理论宝库中的瑰宝。我们在对它的发展作了一番检视之后，不能不叩问一下它的理论价值所在。

感兴论包含了对灵感的论述，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愧色于西方文论。但感兴论的价值更在于解释灵感的来源。西方的灵感论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不是乞灵于神赐的“迷狂”，便是归之于天才的禀赋。而中国的感兴论一开始便素朴地却又是正确地找到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感兴论把客观事物的变化视为感发创作主体心灵的必不可少的媒质，并认为感发艺术作品正是外物感召主体心灵的产物，这自然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同时，在艺术本体论的理论建构中，开拓了一条宽广的道路。在对于民族美学传统的反思与省察中，我们更应看到，感兴论的意义在于使我们祖先的审美意识沿着心物交融、主客观相互感通的方向发展，在艺术创构中牢牢地树立着心与物、情与境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观念。我国古代文论中意象论、意境论的高度发达，正是以感兴论作为基础的。没有心物交融、情景遇合的感兴论的不断发展，便不会有意象论、意境论的盛行于诗坛。我国诗歌以其意象性著称于诗坛，尤受西方诗学界的青睐，又不能不溯源到感兴论。“情景交融”的诗歌审美价值取向，更是直接导源于感兴论。可以认为，感兴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道路。

审美感兴论的又一明显的理论特征是强调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偶然触发，或者说是一种随机性的遇合，这几乎是每条有关感兴的论述都包含的内容。前面引述的有关资料中，这是可以得到毫无疑问的印证的，大量出现的“触”字，足以说明“感兴”的随机的、偶然的性质。从语义上讲，“触”是无意间的遭逢、碰撞，这是不言自明的。使用频率略低于“触”的“遇”、“会”等词汇，意义与“触”相近，也经常出现有关感兴的论述之中。后期感兴论更是常常直接使用“偶然”这样一类词语，明确显示了感兴论的偶然性特质。这种大量的、前后一贯的对偶然的张扬，不能不说是中国古典文论与美学中的特定现象。

偶然性在审美创造活动中究竟有何意义？这是值得思索的问题。偶然性是与必然性相对应的范畴，它和必然性是相互依存的。在审美创造活动中，偶然性有着特殊重要意义。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以其千姿百态的偶然性形式存在着，它们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表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在偶然的、随机的机缘中与客体遇合，兴发起创作冲动，形成审美意象，这种审美意象带着原生态之美，有内在的生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必然性是各部分按照它们的本质即必须紧密在一起，有了这一部分就必有那一部分的那种关系。这种必然性在美的对象里固不可少，但是它不应该以必然性本身出现在美的对象里，应该隐藏在不经意的偶然性后面。”[38]黑格尔以严密的理论形态所表述的美学观点，在中国古代感兴论中，早以直观感悟的形式和简要明快的语言大量存在了，在西方文论中，关于偶然性的论述不多，而在中国古代感兴论中，却自始至终贯穿着这种观念，成为感兴论能够成立的基本要素。

感兴论是对审美直觉现象的成功描述与理性积淀，“兴”的本身，便是一种物我冥合的体验，而难以用语言穷尽这种感受。朱熹称“诗之兴，全无巴鼻”[39]，“全无巴鼻”即指审美直观的浑然无迹。王夫之所说的“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实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40]，谢榛讲的“诗之入化”[41]，其实都是指审美直觉的高级形态。叶燮所谓“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与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地可解与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入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42]，正是描述由感兴而进入审美直觉的境界。在这种审美中诞育出的意象，往往能于有限中见无限，“以数言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涯矣”[43]。意象自身，有很大的开放性，可以使人兴发无穷的联想。

感兴，是艺术作品艺术个性、独创性的生长点。因为感兴是主体与客体偶然遭逢，触遇生趣，没有预先确立的主旨，没有固定的构思模式，也难于再次重复，故被称为诗之“天机”，产生的意象也是十分独特而自然的，正是叶梦得所说“非常情所能到”[44]。由感兴而形成的审美意象，方有可能达到“入化”、“化工”之境，而“入化”、“化工”本身就包含着高度独创性意义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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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刊于《学术月刊》1997年第10期。

[2] （汉）郑玄等：《周礼注疏》卷23，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0页。

[3] （宋）朱熹：《诗集传》卷1，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页。

[4] （宋）胡寅：《与李叔易书》，见《斐然集》卷18，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6页。

[5]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01页。

[6] （宋）胡寅：《与李叔易书》，见《斐然集》卷18，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6页。

[7] （宋）胡寅：《与李叔易书》，见《斐然集》卷18，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6页。

[8] 王云五、朱经农主编：《礼记·乐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83页。

[9] 张怀瑾：《文赋译注》，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10] 张怀瑾：《文赋译注》，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

[11] 张怀瑾：《文赋译注》，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

[12] 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

[13]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页。

[14] 张怀瑾：《文赋译注》，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15]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页。

[16]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

[17] ［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地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1页。

[18] ［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地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27页。

[19] （唐）王昌龄：《诗格》，见张伯伟编《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20] （宋）董逌：《广川画跋·书燕龙图写蜀图》，见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

[21] （宋）董逌：《广川画跋·书范宽山水图》，见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页。

[22] （宋）董逌：《广川画跋·书范宽山水图》，见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页。

[23]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见（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6页。

[24] （宋）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见《诚斋集》卷67，四部丛刊本，第6页。

[25] （宋）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见《诚斋集》卷67，四部丛刊本，第22页。

[26]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页。

[27]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

[28]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4页。

[29]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页。

[30]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页。

[31] （清）王夫之：《姜斋诗话》卷1《诗绎》，见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32] （清）王夫之：《姜斋诗话》卷2《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见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33] （清）王夫之：《姜斋诗话》卷2《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见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34] （清）王夫之：《相宗络索》，见石峻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第3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0页。

[35] （清）叶燮：《原诗·内篇上》，见霍松林、杜维沫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36] （清）叶燮：《原诗·内篇下》，见霍松林、杜维沫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页。

[37] （清）叶燮：《原诗·外篇上》，见霍松林、杜维沫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38]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8页。

[39]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80，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70页。

[40] （清）王夫之：《姜斋诗话》卷2，见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

[41]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

[42] （清）叶燮：《原诗·内篇下》，见霍松林、杜维沫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43]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页。

[44]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见（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