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延河》1981年第1期推出“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有莫伸的《雪花飘飘》、路遥的《姐姐》、王晓新的《邻居琐事》、邹志安的《喜悦》、陈忠实的《尤代表轶事》、王蓬的《银秀嫂》、贾平凹的《病人》、李天芳的《我们学校的焦大》以及京夫的《深山明月》。这期“专号”标志着陕西第二代作家崭露头角、集体走向中国文坛。评论家曾镇南认为陕西的青年作家坚持了我国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把自己的根须，深深扎入生活的土壤，以朴实、锋利的笔，向现实的深处开掘，在思想上严肃追求，艺术形式上不尚花巧。”同时，他也指出了陕西青年作家“创作视野狭窄”和“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形式创新的胆力稍逊”的不足。文章还特别对“专号”中贾平凹的小说《病人》进行评价，认为贾平凹“想在艺术上有所追求，特别在用字遣词上刻意研磨”，“但有的篇什，缺乏生活，风格趋于空灵，描写流于细巧，也就不能给读者以一种强烈的感动了”。[1]
短篇小说《野火》刊于《奔流》第1期。
短篇小说《老人》刊于《当代》第1期。
散文《溪》刊于《芒种》第1期。
2月 短篇小说《下棋》刊于《北京文学》第2期。
短篇小说《亡夫》刊于《长安》第2期。
3月5日 参加西安市文联、市总工会、团市委、中国作协西安分会联合召开的茶话会。作协西安分会主席胡采，市文联副主席杨公愚，市总工会副主席葛瑜，陕西师范大学马家骏、高海夫，西北大学石昭贤、蒙万夫、张华，作家毛锜、晓雷等出席会议。
3月 短篇小说《水月》刊于《上海文学》第3期。
4月 中篇小说《二月杏》刊于《长城》第4期。
《二月杏》发表后，受到评论界批评，也引起了争议。引起争议的主要方面，是小说在处理历史错误遗留下来的心理创伤，对造成主人公性格上的扭曲影响是不是可信，是不是有典型性。有人认为小说的感情基调太伤感压抑，似乎不太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如臻海认为《二月杏》提供给人们的是一幅“被歪曲、丑化了的，色调灰暗的生活图画”，“小说的悲剧收场并不是生活发展情节的客观逻辑所使然，它宣扬一种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无可奈何的悲观主义情绪。”[2]陈深认为贾平凹这时期的作品“在认识、评价、把握生活上不够准确，表现的思想比较消极，他写人物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在痛苦中不能自拔；他写人物命运的坎坷，以至于很难看到生活出路；他否定尘世的污浊，以至于有时候否定了人生的意义。”[3]费秉勋则认为《二月杏》的可贵之处是“把时间背景放到这两个人那些关键性的生活变故之后，让他们和生活发生关系，把他们作为生活的化学试剂，让生活在他们身上发生反应，从而写出他们带着旧的伤痕怎样在生活的浪涛中挣扎浮沉，内心隐秘的感情怎样激越地涌动”。但是由于“对生活的展望显然太伤感，不切合生活本身的基调”[4]。
另外，据《地质报》第230期（1982年3月8日）报道，“由于这篇小说涉及了地质队的工作以及地质工作者的生活，在地质职工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该报编辑部于2月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二月杏》的意义。座谈会上，一些人指出：“《二月杏》的思想主题是消极的不正确的，把地质工人的像画歪了。作品描写的环境是不真实的，艺术上也是不真实的，而且是自然主义地表现社会，作品的社会效果不好。认为作家的创作态度不够严肃，创作上的探索也是失败的。”据资料记载，贾平凹于5月4日在西安市文联秘书长刘大鹏陪同下专程到陕西省地质局“征求意见”，表示“要根据批评意见把《二月杏》好好修改一下”，要“取得地质职工的谅解，不然就说不过去。”[5]
《长城》杂志也在1982年第3期发表了《对〈二月杏〉的批评意见》等文章。
4月30日 散文《一棵小桃树》刊于《天津日报》。在这篇文章中，贾平凹表达了自己复杂的心迹：“雨却这么大地下着，花瓣儿纷纷零落去。我只说有了这场春雨，花儿会开得更艳，香味会蓄得更浓，谁知它却这么命薄，受不得这么大的福分，受不得这么多的洗礼，片片付给风了，雨了！我心里喊着我的奶奶。雨还在下着，我的小桃树千百次地俯下身去，又千百次地挣扎起来，一树的桃花，一片，一片，湿得深重，像一只天鹅，眼睁睁地羽毛剥脱，变得赤裸的了，黑枯的了。”此文受到了老作家孙犁的褒奖，孙犁在4月30日当日写下的《读一篇散文》（后刊于《人民日报》1981年7月4日）中称赞贾平凹散文的“短”，他说：“贾平凹同志这篇散文，却写得很短。形式也和当前流行的不一样。”称赞其“是一篇没有架子的文章。”“好文章，短小是一个重要条件。”“这篇散文的内容和写法，现在看来也是很新鲜的。但我不愿意说，他在探索什么，或突破了什么。我只是说，此调不弹久矣，过去很多名家，是这样弹奏过的。它是心之声，也是意之向往，是散文的一种非常好的音响。”[6]
5月28日 短篇小说《在一个小镇的旅店里》刊于《天津日报》。
5月 小说集《贾平凹小说新作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收入短篇小说24篇）。这一时期的创作，其思想深度大大超过了他以前的作品，许多作品如《山镇夜话》《夏家老太》等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鲁迅小说的影响，在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的描述过程中，勾勒了活泼的人物群像，通过这些人物群像的举止、言谈、情态、心理，挖掘了当代农民身上几千年封建历史遗留下来的国民劣根性。在序言《溪流》一文中，贾平凹充满感情地抒发了自己对商州山山水水的热爱：“我愈来愈爱生我养我的山地了。就像山地里有着纵纵横横的沟岔一样，就像山地里有着形形色色的花木一样，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也活了。我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虽然在莽莽苍苍的山的世界里，它只是那么柔得可怜、细得伤感的一股儿水流。”
短篇小说《哥俩》刊于《文汇月刊》第5期。
散文《陈炉》刊于《散文》第5期。
散文《钓者》刊于《绿原》第3期。
6月25日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在西安举行的茶话会，祝贺陕西30多位作家的36篇（部）文学作品获奖。参加会议的有中青年作家莫伸、陈忠实、郭京夫、路遥、李凤杰、毛锜、刘斌等人。
6月 短篇小说《镜子》刊于《南苑》第6期。
7月 短篇小说《马大叔》刊于《芒种》第7期。
短篇小说《香椿芽儿》刊于《奔流》第7期。
短篇小说《生活》刊于《长安》第8期。
散文《丑石》刊于《人民日报》7月20日。
散文诗《在这块土地上》刊于《延河》第7期。
8月 短篇小说《乡里舅家》刊于《河北文学》第8期。
散文《鸟巢》刊于《人民文学》第8期。
散文《夜游龙潭寺》刊于《散文》第8期。
9月 短篇小说《厦屋婆悼文》刊于《十月》第5期。
短篇小说《任小小和他的舅舅》刊于《泉城》第9期。
短篇小说《文物——一个过去的童话》刊于《上海文学》第9期。
短篇小说《年关夜景》刊于《安徽文学》第9期。
10月 短篇小说《好了歌》刊于《北京文学》第10期。
该文发表后遭到了“读者”和“有关重要人物”的批评：在1982年的《北京文学》第3期上，发表了两封“读者来信”。一封署名为“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铁厂一读者”，“来信”中说，在《好了歌》中，“看不到正义的力量，看不到新旧社会的区别，更看不到工厂和农村党组织的存在！哪里还有一点新时代的气息？”另一封署名为“湖北王石羊”的读者在信中说：“一个过于善良、诚实的人反而遭到这母女（近乎妓女）俩无情的嘲弄，弄得到头来‘老婆没老婆，产业没产业，名声没名声’，难道小说要告诉我们：为人要狡猾些，在我们周围坏家伙是不算少数吗？”据作家白描在散文《在故乡种棵树——对一位长者的追思》中的记载，贾平凹的《好了歌》发表后，“招致了一些重要人物的严厉批评，搞得平凹灰头耷脑，很是伤心。若冰一直认为平凹是个难得人才，不能因为创作上的某种探索和实验就损伤他的热情和自信，他让我转告平凹，一定要振作起来，指示我《延河》仍应该继续向平凹约稿。”[7]
短篇小说《晚唱》刊于《文学报》10月14日。
小说发表后，遭受争议。于朝贵在《格调低沉 立意失真——评〈晚唱〉》一文中认为《晚唱》是一篇“立意不高，格调低沉，感情压抑”的小说，“小说的气氛与我们这个努力奋进的时代格格不入。”“（主人公——编者注）这样一个浸透了封建礼教污秽的灵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恐怕是不可能存在的。”甚至质疑作家构思这个形象的初衷，是根据“某一个概念”或者“某一个主题”。[8]梁建兴在《形象鲜明 讽刺真切——读贾平凹小说〈晚唱〉》一文中认为“整篇作品结构严谨，语言简明，比喻恰当，讽刺真切”。“整篇作品的用意在于有力地鞭挞和批判一些旧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落后于形势，跟不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所以说，“贾平凹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以他高超的技巧和洞察力，来解剖着人物的复杂心理。”[9]
散文《云雀》刊于《长安》第10期。
散文《观沙砾记》刊于《人民日报》10月14日。
散文《地平线》刊于《人民日报》10月24日。
11月 短篇小说《沙地》刊于《延河》第11期。
散文《冬花》刊于《草原》第11期。
12月 短篇小说《在鸟店》刊于《长安》第12期。
散文《冬景》刊于《散文》第12期。
散文集《风里唢呐》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本年度获奖作品：
创作谈《爱和情——〈满月儿〉创作之外》获《十月》文学杂志首届“文学创作奖”。
本年度重要研究论文
梁建兴：《形象鲜明 讽刺真切——读贾平凹小说〈晚唱〉》，《文学报》1981年11月19日。
王愚、肖云儒：《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文艺报》1981年第12期。
晓蓉、李星：《深入农村写变革中农民的面貌和心理——在西安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纪要》，《文艺报》1981年第22期。
夏康达：《读贾平凹的两篇近作》，《天津日报》1981年7月16日。
孙犁：《读一篇散文》，《人民日报》1981年7月4日。
于朝贵：《格调低沉 立意失真——评〈晚唱〉》，《文学报》1981年11月19日。
注释
[1]曾镇南：《向现实的深处开掘——读〈延河〉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延河》1981年第3期。
[2]臻海：《揭出病苦应是为了疗救——评中篇小说〈二月杏〉》，《工人日报》1982年3月26日。
[3]陈深：《把生活的井掘得更深——贾平凹小说创作直观论》，《延河》1982年第4期。
[4]费秉勋：《贾平凹一九八一年小说创作一瞥》，《延河》1982年第4期。
[5]苏剑咏：《〈二月杏〉发表后受批评，贾平凹走出门听取意见》，《中国青年报》1982年6月17日。
[6]孙犁：《孙犁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7]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李若冰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8]于朝贵：《格调低沉 立意失真——评〈晚唱〉》，《文学报》1981年11月19日。
[9]梁建兴：《形象鲜明 讽刺真切——读贾平凹小说〈晚唱〉》，《文学报》1981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