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警世：《金瓶梅》的创作意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是作家的主观心灵与客观世界的特殊遇合，是作家对生活理性的认知、感受和体验的结果，是一种能动的创造工程。就小说的创作来说，一部作品的酝酿，首先关涉的就是作品的立意也即创作主旨问题。尽管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在文学作品的接收过程中，同一作品、同一问题存在差异性，但作家的创作初衷却有它的恒定性。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主旨问题，自明末以来就莫衷一是，官司一直打到今天。诸如政治寓意说、孝子复仇说、苦孝说、讽劝说、暴露说、愤世嫉俗说等。这种异说迭见的情况，固然是文学评论中的正常现象，但研究中的溢美倾向却不值得提倡。比如说，我们在探讨问题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去挖掘《金瓶梅》深刻的思想意义，但《金瓶梅》的作者绝对不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写作的，明代中叶的封建文人绝不会对封建制度的历史命运有着本质的把握，通过作品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把“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己认为提供的东西”（马克思语）混淆一谈，那显然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金瓶梅》的创作主旨究竟是什么？明代中叶的中国社会为什么能够孕育出一部《金瓶梅》？我们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只有联系小说产生的时代环境、文化思潮、社会风俗习尚等，尤其是作品本身所提供的材料，对作品进行全面地、客观地审视，才可能对这一问题有接近正确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