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何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伯罗奔尼撒人”（）指生活于伯罗奔尼撒半岛[8]上的希腊人，多为伯罗奔尼撒同盟（the Peloponnesian Confederacy）成员。战争双方为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前者以雅典人（/Athenian）为领袖，后者以拉栖代梦人（Lacedaemonians）为核心[9]。作品首卷追述战争之前的希腊历史，其余各卷以夏、冬时序逐年记叙战争进程，于战争第21年（即公元前411年）戛然而止，最末一句话甚至残缺不全。[10]

问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哲学有何关联。[11]

首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提供部分史料或者历史背景[12]，如黑格尔所言，历史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决定其价值。[13]其次，修昔底德本人对于城邦政治的思考亦蕴于此书。

修昔底德从雅典的角度看待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是失败者，这成就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为史料的稀缺性：失败者写就的历史，失败者讲述其失败的历史。[14]此战前承伯里克利黄金时代，后继三十僭主、雅典民主复辟，可谓雅典极盛而衰之转折期。[15]若了解修昔底德描绘的战争动荡——雅斯贝斯形容为失去生存基础的混乱[16]——与之前生活状态的反差之大，那么，即便将它与德里达笔下“不合时宜”的时代[17]相提并论，也无不可。

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古希腊崩溃得如此突然[18]，修昔底德本人未明确指出这点，或者根本未认识到。对科西拉内乱的描写（Ⅲ.LⅩ -LⅩⅩⅩⅤ）反映，他意识到内战足以重创一个民族的礼俗乃至德性，却不如柏克眼光犀利：民族整体性毁于人们仇视自己同胞之时。[19]

对于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挑战了公元前5世纪其政治道德所能承受的上限。战争标志着雅典精神开始沦落，所谓黄金时代情随境迁、物是人非。[20]阿那克西曼德说，按照必然性，事物产生于何处，必将毁灭于何处。[21]雅典在劫难逃：崛起于希波战争，败于伯罗奔尼撒战争。

与此同时，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转向政治哲学。没落，是现实中的没落开启该转向。自然哲学源于对宇宙的惊奇，政治哲学则起于日常政治生活失衡，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之后无数政治动荡颠覆原有政治秩序，紧随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来的是哲人涌现的危机时代。[22]

柏拉图可能会认同汤因比。汤因比认为，在哲学上，公元1914年与公元前431年是同一时代，如果认识到柏拉图心中破灭的是属于伯里克利时代的政治理想，不难理解上一辈人失去信念的绝望。[23]城邦精神分裂、蜕变是柏拉图对话呈现的内容之一。[24]若无柏拉图对政治实践的绝望、对政治哲学的沉思，就没有意图超越荷马史诗的理想城邦。柏拉图哲学本身或许就是一种精神逃避，因不满于现实，人在思想中构建理想图景以抗衡对于现实的无奈。[25]当政治哲学追问“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暗含对当下的质疑和抗拒。换言之，创作《国家篇》时，柏拉图必有现实的城邦生活为参照，修昔底德呈现的恰恰是现实。无修昔底德的现实，就无所谓“理想”，修昔底德和柏拉图两者视野自有重合之外。那么，修昔底德与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政治哲学究竟有何关系？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未直接表达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反思，其政治哲学诞生于反思战后希腊的政治境况，前者出生和成长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后者生年则更晚。修昔底德在战争开始时已成年，能作成熟的思考和判断。他思考的是，为何雅典竟然失败了；后来，柏拉图反省民主政制，因民主制在和平时期也表现得差强人意；亚里士多德比较了各种政治制度。三者对同一问题的探索构成对政治制度、尤其是雅典民主制的完整思考。换言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关怀的主题，在修昔底德那里已经作为现象被大量展示。

因此，阅读修昔底德可作为研习希腊政治哲学的补充。哲学并非从一开始就摒弃现实政治，理性健全时，希腊哲人未曾拒斥探究政治；理性遁入理想后，现实政治才沦于哲学之外。相反，欲哲学不沦为死水一潭，它终要回到现实政治，竭力理解和解释它，同时，也将佐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福柯认为，历史主义的实质即战争和历史同一，历史知识归根结底是关于战争的，历史不可能绕过战争，甚至，只是战争的工具。[26]战争创造历史，很多史家曾以战争为主题[27]，但修昔底德“最充分地理解并表达了政治生活的本质：现实的政治生活……（是）残酷庄严的‘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28]作品囊括战争和城邦政治双重主题，应合伏尔泰所言：“政治和战争仿佛是最合乎人类天性的两种职业。”[29]

唯其如此，尼采推崇修昔底德才不是情绪所致。他认为修昔底德与柏拉图相齐，甚至，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前者还高出一筹。

“何者是人类生活更好的引导，是柏拉图还是修昔底德？面对这个选择，几乎所有的欧洲哲学家（两千年来）都会选择柏拉图。”[30]尼采挑战了该定见，转而青睐修昔底德。他认为，对于人类生活，修昔底德比柏拉图更富于启发性，两者之不同，意味着现实与理想的对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于智者运动具有总结性意义，即，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的怀疑和反思达到高潮。[31]

若接受尼采的判断，必然追问，修昔底德对政治哲学有何具体的贡献？作品诞生后的两千多年中，少有人探讨其中政治哲学思考，此即本文旨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