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崛起与走向鼎盛——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势力

西汉后期，世家大族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东汉建立以后，世代公卿的家族越来越多，世家大族势力进一步膨胀，光武帝之妻樊氏、皇后郭氏、阴氏以及明帝之后马氏四个外戚家族，不仅获得了世袭之封爵，而且子弟布列朝廷，参与朝会。南阳樊氏作为“乡里著姓”，新莽末年，“与宗亲家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光武时，樊宏拜光禄大夫，位特进，次三公，子弟并知名于世。[18]新野阴氏亦为南阳著姓，阴识尝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起兵，东汉初，官拜执金吾，位特进；阴兴官拜侍中，赐关内侯，一门侯者四人。[19]扶风马氏，西汉末年亡命北地，“宾客多归附者，遂役数百家”，马援为伏波将军，封新息侯，成为光武帝帐下的名将。[20]和帝以后，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一批新兴世家大族崛起，袁安以下，世代公卿，安子京至蜀郡太守，京子彭至光禄勋，彭弟汤至太尉，彭子贺至彭城相，贺子忠至卫尉，汤长子成至左中郎将，成子绍至大将军，汤次子逢至司空，逢子基至太仆，逢子术至后将军，逢弟隗至太傅，安子敞至司空，敞子盱至光禄勋，其中，安、敞、汤、逢、隗，“四世五公”。[21]弘农杨氏自杨震以后亦世代公卿，其中，中子秉一支最盛，秉及子赐、孙彪皆至太尉，史称“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22]。

曹魏政权推行九品中正制，其初衷是依据门阀取士，但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它成为了一种凭借门第选拔官吏的手段，讫于西晋末年，出身、地位和任官三位一体密不可分，东晋至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鼎盛的时期，贵族家庭凭借门资占据着朝中的高级官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23]。人们热衷于议论家族品第，形成高门大姓（甲族）、次等家族（次门）、低等家族（后门）以及依附于政府的家族（役门或三五门）。[24]

西晋的显要家族，几乎全部属于汉代上层阶级的家族延续而来，诸如弘农杨氏、颍川陈氏、颍川荀氏、河东裴氏、琅琊王氏及太原王氏等，他们大多为西晋王朝的政治支柱。

西晋的崩溃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局势，由于宗室的内斗，西晋陷入混乱，政权四分五裂，匈奴族攻陷京师，中央政权宣告瓦解，衣冠大族的行为抉择表现出双重特征，许多望族名流回归乡里，全力组织防御力量以捍卫乡邦，一部分衣冠南渡，尽快投身至新朝廷的创建之中。

晋亡以后，盘踞北方那些实力强大、名望显著的家族，在动荡混乱的政治、军事形势下，其地位完全依靠家族资源，汉族王朝在南方重建以后，留在北方的世家大族往往与胡族统治集团上层发生直接联系，如在石赵政权中，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颍川荀绰，北地傅畅、中山刘群、清河崔悦、范阳卢谌等“见擢用，终至大官”。[25]前燕“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26]。名家大姓与胡族政权在政治上的结合，保持了家族与门第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发展轨迹。

东晋的肇建，得力于北方乔迁的士族势力和东南地区大家族的合力支持，侨姓世族控制了大多数朝廷的权力，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和殷氏以及颍川荀氏和庾氏等就是东晋朝廷的支柱力量，琅琊临沂王祥，曹魏时先为徐州别驾，讨破利城兵变，此后位望日隆，历居魏、晋三公之职，王氏宗族繁衍，与琅琊王交往甚密，并结为婚姻，王导与晋元帝“契同友执”[27]“有布衣之好”[28]，元帝曾对王敦说：“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29]。王廙是元帝姨兄弟，“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30]。《晋书》为八十九名琅琊王氏成员作传，或给予简单介绍，其中七十六名属于同一家族或属同辈分的兄弟。[31]

东南的土著大姓有吴郡吴人顾、陆、朱、张，吴郡阳羡周氏、丹扬朱氏以及会稽之虞氏、贺氏等。自东汉后期以来，吴郡顾、陆诸族就已“世有高位”[32]，他们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孙吴政权不得不依靠他们，孙权称王以后，顾雍任吴丞相达十九年之久。顾雍之后，又以陆逊为丞相，孙权对其极为倚重，时吴、蜀连合，诸葛亮掌蜀汉大权，“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33]。陆氏一门因此权势显赫，贵盛无比，先后出过二相、五侯及将军十余人。[34]

东晋偏安江左，东南土著世族也纳入到贵族社会的体制之中，《晋书》记录涉及了二十名共高祖甚至关系更近的同辈兄弟吴郡陆氏的政治活动[35]，但东晋政权始终以由北迁来的世家大族为主要支柱，据《晋书·周勰传》记载，“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这种情况延续到南朝宋、齐时仍未改变，据《南齐书·张绪传》记载，萧道成曾想任命吴郡人张绪为尚书右仆射，于是向王导的五世孙王俭征询意见，王俭认为，“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反驳：“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王俭则以“晋室衰政，不可以为准则”相辩，朝廷对张绪终于没有委以大任。《南齐书·沈文季传》载，“世祖谓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对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可见，南北对峙时期的江南政权对南北世家大族是区别对待的。

清代学者赵翼认为，东晋享国百余年主要得力于大臣辅相之力，如明帝、成帝时的王导、庾亮、郗鉴，康帝、穆帝时的褚褒、庾冰、蔡谟、王彪之，孝武时的谢安、谢玄、桓冲，“主虽孱弱，臣尚公忠，是以国脉得以屡延”[36]。但正是孱弱的东晋王室才造成世家大族的专政，维持了偏安政权的基本稳定。

南朝是一个世家大族的社会，但南朝世家大族的权势已无法与东晋时相提并论，刘宋王朝建立之初，谢晦就为刘穆之所压抑，据《宋书·恩幸传》记载，宋自世祖以来就“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于是“事归近习”。萧齐功臣王俭虽贵为太尉，但当时实际政权掌控在小人茹法亮手中，王俭很清楚这一点，故对人常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37]。谢晦的死祸起于其本身对皇权所构成的潜在威胁，谢晦原为刘裕的佐命功臣，少帝即位以后，谢晦与徐羡之、傅亮共同辅政，他们先废庐陵王刘义真为庶人，旋即将其害死，后又假太后之名废少帝，奉迎宜都王刘义隆为帝，谢晦这一系列举措，完全是因循东晋代表世家大族的权臣所为，并非觊觎皇位，他们的目的是要维持东晋以来世家大族左右朝政的旧局，但这正是新建立的刘宋王朝所不能容忍的，徐羡之、谢晦因此相继被杀。

刘宋至萧齐时代，相继有一些世家大族希望效法东晋时代，试图恢复士族大姓控制朝廷的格局，但终归失败，并遭到打击。而南朝打击世家大族，也旨在改变东晋时代世家大族左右朝政的局面，并不是要消灭世家大族，世家大族很快明白了朝廷的用意，朝廷既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队，与皇帝比权量力只能是自取其辱，甚至自取灭亡，还不如处崇居贵，坐享清福，事实上，这也是造成南朝世家贵族自甘堕落、迂诞浮华、不涉事务的重要原因。[38]

北朝拓跋氏一开始就注重任用汉人谋士和汉族官僚，并推行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孝文帝改革，贵族身份得到更多的官方关注。如鼓励鲜卑人与汉族精英家族通婚。分定姓族是孝文帝改革的另一重要措施，它标志着北魏门阀体制的确立。这一体制兼具士族制、贵族制双重性质，一个以王室为轴心，以婚姻为纽带的政治集团逐步形成，包括崔、卢、郑、王汉人四姓，“国人”则以“帝室十姓”和鲜卑“勋臣八姓”为主干。鲜卑八姓即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个“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的家族[39]，他们在北魏王朝中的地位仅次于皇族，与汉人的华腴膏粱属于同一层次。

清河崔氏在太武一朝曾显赫一时，自诩为北族第一高门，博陵崔氏是北朝最高等的贵族家族之一，正史资料记录了一百余名崔氏成员，大多数担任官职，有少数成员还身居显位。[40]

北魏时，魏太武帝拓跋焘征召在野士人，以卢玄为首望，据《魏书》记载，当时北魏朝廷“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41]。北土以“崔卢”并称，由来已久，北朝后期，“崔卢”的概念已成为北方最高门的同义语，北魏一朝，为范阳卢氏的鼎盛时期，宗族繁盛，官宦不绝。[42]

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是北魏姓族中获益最大的几个家族，两者皆属汉魏旧族，根基深厚，冠冕不绝，北魏迁洛以后，荥阳郑氏成为近迩京师的“四海通望”，太和以后，子弟布列州郡，据陈爽研究，职任太守、刺史以上的就有二十一人。[43]太原王氏以孝文帝定“四姓”为契机，其后成为北朝一流的高门大姓，从北齐至唐初，太原王氏也基本维持了作为山东大族主要成员的社会地位。

陇西李氏属关中大族，其门第渊源和家世背景与崔、卢、郑、王等中原大姓有一定的差别，陇西李氏缺乏显赫的魏晋“世资”，但当朝的仕途官宦优于四姓，魏、齐、周、隋间，皇权鼎革，陇西李氏受到的影响却不大，一直是官宦不绝，甚至当权的李姓也混冒陇西李氏之名，这更提高了陇西李氏家族的社会声望，如冒称陇西李氏的李贤兄弟，就是关陇贵族势力的重要人物，西魏、北周之时，地位显要，“略叙一门之中，为柱国者二，大将军者三，开府者七，仪同者九，孤卿者六，方伯者十有五焉；至于常侍、侍中之任，武卫、武率之职，总管、监军之名，车骑、骠骑之号，冠盖交错，剑佩陆离，胡可称矣”[44]。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标榜吹嘘世系门第和家族荣耀蔚为风气，北齐时，崔甗与范阳卢氏就互相标榜，称“天下盛门，唯我（崔）与尔（卢）”[45]，而混冒族籍的同姓并不局限于前文所述的李贤兄弟，一些皇室家族，也要给自身插上贵族家庭的标签，如北齐统治者就自称本身出自渤海高氏，隋统治者则声称本身出自弘农杨氏，唐代皇室自号陇西李氏，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