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

一 共产国际的成立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空前灾难进一步推动着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由此出现了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风暴、蓬勃发展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逐步兴起的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革命任务，联合起来斗争的强烈愿望使得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同时，“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打着“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旗号，联合建立了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并没有真正地履行“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而是把它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绞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扑灭东方民族解放运动、颠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维护巩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

而此时早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破产变质的第二国际各机会主义政党，重新凑在一起，于1919年2月召开伯尔尼代表大会，恢复第二国际。伯尔尼国际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公开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十月革命道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阻挠新国际的建立，企图分裂破坏工人运动，已彻彻底底成为“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1]。

为继续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揭露其真实面目，使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影响和机会主义思潮，争取群众，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列宁先后写了《欧洲大战和国际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揭露帝国主义战争和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的著作，阐述了帝国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打击了国际机会主义者，也为建立新的国际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上述各种情况表明，“必须成立一个真正革命和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2]。

1919年1月，列宁在有波兰、匈牙利等8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上，向39个共产党、左派社会党组织发出了召开第三国际成立大会的邀请书，很快得到许多工人政党的热烈响应。

1919年3月2日，列宁主持下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开幕。来自欧、亚、美三大洲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的5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列宁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批判并揭露了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分别发言，都表示了对世界革命运动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念，强调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重大意义。

大会讨论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共产国际宣言》《告世界工人书》《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在这个已经开始的“新的时代”[3]“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4]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的最基本原则是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明确提出要“用武器来反对武器，用暴力来反对暴力”[5]。

大会宣告第三国际正式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选举列宁等五人组成执行局，“共产国际的工作委托执行委员会办理”[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由苏俄、德国、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俄共（布）代表季诺维也夫被批准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刘绍周和张永奎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刘绍周作为中国代表在大会上发表祝词，表示这是“中国民主力量第一次有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历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压迫，揭示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种种不屈斗争的根源，并“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7]。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布了共产国际的成立，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从此有了一个团结的中心，它继承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优良传统，并清除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8]，开始了“全世界革命力量对反革命势力发动有组织的、自觉的冲击”[9]，标志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着世界各国革命的向前发展。

二 共产国际的历史使命

共产国际成立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所肩负的任务“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从运动中清除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腐蚀性的渣滓，团结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进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10]；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1]；

“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真正的秩序——共产主义秩序。工人阶级必须摧毁资本的统治，使战争不能发生，打破国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合作的社会，以实现各族人民的真正友好和自由”[12]；

“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利用这种政权来反击自己的阶级敌人”“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13]；

“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是力求在世界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全世界工人的联盟”“共产党人同盟正在全世界成长起来。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几个国家取得胜利。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建立”[14]。

“共产国际的历史使命就是做资产阶级社会的掘墓人。”[15]

从共产国际一大的行动纲领、宣言和列宁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列宁对第三国际的任务规定得非常明确：就是团结世界各国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和广大劳动人民，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仅在俄国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且决心以新成立的真正革命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作为推进全世界各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从而实现“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在次年（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仅从组织上巩固了共产国际，制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原则、组织任务，而且进一步明确共产国际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传播共产主义”[16]，强调指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武装斗争），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斗争，为建立一个作为完全废除国家的过渡阶段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斗争”，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把人类从资本主义恐怖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可行的方式”[17]。

同时，共产国际自成立之日起还肩负一项重要历史使命，那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要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从共产国际成立的历史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处境非常艰难，外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干涉，内有国内白匪军的叛乱，如何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生存下来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列宁当时曾这么描述“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18]。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要生存下来，打破资本主义的包围，必须推动世界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扩大和巩固年青的无产阶级国家同外国劳动群众的国际主义联系”[19]，从而与俄国革命形成相互的支援。为此，苏俄制定了推进“世界革命”战略，积极支持各国尤其是苏俄周边各国的革命，目的是要唤起国际革命，把俄国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大本营，更是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共产国际章程》明确规定“共产国际全力支持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得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所获得的胜利，并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走同样的道路”[20]。

“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占有最大比重的现实斗争任务之一，是拥护和保卫苏联。保卫胜利的社会主义阵地，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保卫社会主义阵地，也就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十月革命的成果。因此，拥护苏联，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性口号；将这一口号付诸行动，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理所当然的。”[21]上述可以更进一步明晰共产国际的这项重要使命。因为保卫世界上第一个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阵地，不仅仅是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十月革命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如果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被帝国主义扼杀，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遭遇重大失败和挫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俄共（布）在共产国际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共产国际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以保卫苏俄的名义而推行苏俄外交政策的执行机关，这给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三 苏俄对华的政策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而且也开辟了国际关系的新时代。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平法令》强烈谴责帝国主义为瓜分弱小民族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建议立即缔结“没有兼并（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制归并别的民族）没有赔款的和约”，实现“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全部和平”。《和平法令》还宣布，苏维埃政府立即着手将地主资本家政府所批准和缔结的各项秘密条约毫无保留地公布出来，并“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22]。接着，11月9日通过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关于公布秘密外交文件的声明》，废除沙俄政府、临时政府和东方各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秘密外交，放弃沙俄在这些国家里所享有的特权，并“希望在各国人民真诚地共居和合作的基础上尽快地实现和平”“向劳动者提出那个构成我们对外政策的永久基础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各民族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和东方各国建立新的友好关系[23]。11月20日，苏维埃政府发表《告俄罗斯与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宣告苏维埃政府永远放弃奴役、掠夺和瓜分被压迫人民领土的帝国主义政策，废除沙俄政府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将和他们在相互尊敬、友好平等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24]。这些文件鲜明地体现了苏俄的对外政策和民族自决原则。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后的国际形势，制定了符合俄国实际的、真正的和平的外交政策，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争取民主与和平、坚持民族自决与各民族平等的政策，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对外扩张侵略的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维埃政府的对华政策即体现了上述基本原则。1917年11月和1918年2月，苏俄政府主动和当时中国驻彼得格勒的外交官员谈判关于废除沙俄在华特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建立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等问题，但遭到敌视苏俄的北洋政府的拒绝。1918年7月4日，苏俄人民外交委员契切林在第五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对华的具体政策，即废除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各种压迫；废除治外法权；放弃庚子赔款俄国部分；撤回驻中国领事馆的武装部队[25]。这是苏俄十月革命后首次公开宣布较全面的对华政策。

为让中国人民早日知晓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华政策，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言中说：“我们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哪一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付的赔款”；“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在中国，除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和法院”；“苏维埃政府准备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就一切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并永远结束前俄国政府与日本及协约国共同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义行为”。宣言提请中国人民注意帝国主义有可能再次对此项宣言“隐匿不宣”，“欺骗中国人民”，所以“中国人民应当知道这件事，并把这些狂人骗子驱逐出境”，同时建议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立即与苏俄就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建立新的平等友好关系进行谈判[26]。这就是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

但是，代表大地主、大军阀利益的北洋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挟破坏下，对苏维埃俄国政府的和平友好政策采取了敌视态度，不仅拒绝了苏俄政府要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建议，而且封锁消息，阻止中国人民了解十月革命的真相。但是，正义之声是封锁不住的，“宣言”还是通过种种途径于1920年4月传到了中国。

四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

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各国一度掀起革命的风暴，可这一高涨的革命形势在1920年年底随着德国、波兰、匈牙利等国革命的先后失败很快走向低落，且在之后的时期里，革命形势持续低落下去，没有再次发生的迹象。列宁倡导首先在欧洲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随着欧洲革命的退潮而无法实现。

而此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却风起云涌，印度、朝鲜、中国、伊朗等国家都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涌现出“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27]，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可以成为新生苏维埃政权打破帝国主义包围和封锁的同盟军。列宁根据这一历史变化，将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的视线从西方转向了东方，提出世界革命“东方路线”战略，开始在东方国家寻找伙伴和盟友，组织能够在俄国共产党的支持并与其联合的情况下参加反帝斗争的力量。

在苏俄漫长的东部和南部边界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印度、波斯（伊朗）、土耳其、阿富汗、中国、朝鲜等国家的反帝革命运动，无疑形成了帝国主义进攻苏俄的缓冲区域，可以成为维护苏俄安全的一道屏障。“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28]，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即使俄国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也不再是俄国一国的事情，苏维埃俄国的前途命运已经同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29]。列宁寄希望于东方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进而呼应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东方战略构想形成。

中国正处于东方战略的关键位置，“在俄国的东部战线有中国，它还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之下。自然，如果中国革命不能取得成功，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就会在中国取得胜利，进而他们就会进犯俄国的远东，即西伯利亚。如果他们在那里进犯，那么这对俄国来说是有危险的”[30]。关注、支持、联合中国的革命运动自然成为苏俄、共产国际的重要任务，派人来华联络革命团体，寻找支持力量，以在远东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就邀请了当时所能联系上的中国人参加——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刘绍周和张永奎出席，刘绍周代表中国在大会上发言，虽然当时注重欧洲革命，但也表现出对东方革命的关注，为日后共产国际了解中国情况、重视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列宁还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刘绍周[31]。

据近年来解密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大量共产国际档案资料，可以看到共产国际成立后决定在远东开展共产主义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19年8月В·д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这一提纲当即得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并在这年9月任命维连斯基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前往位于伊尔库茨克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随后又于1920年2月前往位于海参崴的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执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给他的任务——在东方与中国等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并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32]。从维连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在远东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同中国和朝鲜革命组织的许多代表“建立了牢固而密切的联系”[33]。

1920年4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向中国（上海）派遣了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格里高里耶夫）同志及其两名助手”[34]，这是真正以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使华的第一人。

五“走俄国人的路”

十月革命前，中国人民为摆脱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地位，进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挠救亡图存的斗争，对国家民族出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努力和尝试，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向西方学得很不少”，态度不可谓不虔诚，“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35]，“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36]。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苦闷和痛苦中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决心倾注主要注意力来消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树立资本主义的新思想，发动一场思想革命。这场高举民族和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然而，因其指导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本身固有的缺陷，致使向西方的学习又一次走进死胡同：此时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制度的内在矛盾已充分地暴露出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地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37]。既然西方人对自己都怀疑了，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还要步人家的后尘呢？还要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吗？而且很奇怪，向西方的学习为什么遭遇“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结果呢？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造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可是，这种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学说是什么呢？更加合理的社会在哪里呢？

对资本主义方案的怀疑使向西方学习的人们又一次陷入困惑、彷徨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领导俄国工农大众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革命，它打开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缺口，证明了资本主义不是永世长存的，从而给全世界人民展现了一种新的希望和前景，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左右碰壁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后蓦然发现，原来这种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三种文明”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新名词，早在清末就已经传入中国。在1899年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就有人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同盟会会员朱执信也研究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但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并不全面，只侧重于经济学和公有制，而且还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相混淆，影响的范围十分有限，许多人不过把它当作欧洲众多新思想中的一种偶尔涉及，并没有给予认真的注意，也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

现在，十月革命的胜利，将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理论在俄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特别是这个革命发生在和中国有许多情况相同或近似的邻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38]，所以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而且这个革命是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赢得胜利、建立起劳农当家作主的新式政府，这使正在苦闷和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新的依靠力量、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由此认为：既然俄国的国情同中国相同或近似，那么俄国人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来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目光的转变，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开始向俄国革命学习。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的是李大钊。十月革命发生后，李大钊密切关注并潜心研究和热情宣传，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歌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追求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觉悟起来，开始运用新的理论去探索救中国的新道路。

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是五四运动。1919年5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激起了中国人民心中蕴藏已久的反帝怒火。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和指导下，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而载入史册。中国的工人阶级在这场运动中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威力，为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作了准备。

五四爱国运动使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人们更加认清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许多人逐渐开始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创办进步刊物、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成立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进步团体，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四百多种报刊，从不同程度、方面，以不同的形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

与此同时，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也蜂拥而至，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合作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纷然杂陈，令人一时难以分清。这些主义登陆中国后顽强地表现自己，试图影响甚至主宰中国的未来走向，他们在中国的信仰者紧随其后，挑起了对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在各种新思潮竞逐过程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了三次大规模的理论斗争。通过“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这三次大的论战的结果是：使许多并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转而信仰社会主义，帮助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和革命性也坚定了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建立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信念。在对各种政治主张和学说的反复比较、鉴别中，中国的先进分子最终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出现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同时，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巨大政治声势，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许多人脱下学生装、穿上工人服，积极投身到工人中去，跟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办工人夜校、出版工人读物、组织工人协会，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成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成为必然的要求。1920年2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躲避军阀政府迫害被迫离京的途中，和陈独秀商谈了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问题。

1920年4月，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冲破重重阻挠传到中国，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国人得知宣言内容后，无不“欣喜”“兴奋”“无任欢喜”“充满感激之情”。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目之所及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地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而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却主动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在华特权。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实业协会、中华劳动公会、中国工人联合会等各团体，纷纷发表答复通电，对苏俄政府的友谊表示了“最诚恳的谢意”，“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希望俄国人民再接再厉，作正谊人道之前驱”，以达世界人类互助共存的目的[39]。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起着促进作用。

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派出的使华代表维经斯基一行也于此时（1920年4月）到达中国。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刚刚“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人来到了北京，大家感到特别高兴”[40]。维经斯基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又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人。维经斯基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进行了多次座谈，维经斯基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其对外政策，李大钊等人也介绍了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并商讨了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41]

事实上，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李大钊和陈独秀周围已团结了一些革命学生小组”[42]，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协助李大钊、陈独秀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帮助这些小组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巩固下来，建立了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43]。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44]。10月，李大钊等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底，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1920年9月27日）传到中国，宣言使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了苏俄，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先进分子研究苏俄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之道路的热情。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使其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工作，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团结教育革命青年，组织他们参加实际斗争；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

蔡和森是留法勤工俭学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他“猛看猛译”，直接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经典著作从法文译成中文，供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学习阅读。1920年7月，蔡和森在新民学会旅法会员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的主张。8月13日，他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畅谈他对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以及组织共产党等重大问题的看法，“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实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指出中国革命也必将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回信，“表示深切的赞同”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并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45]。

1921年1月1日，长沙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上，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启民（即陈书农）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最后大会对五种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进行长时间讨论比较，毛泽东在发言中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等方法，认为“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7名与会人员中有毛泽东等12人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方法问题解决[46]。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告知“关于组党一事陈独秀等正在进行”，并称赞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版的刊物《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47]。

1921年1月国际赤色工会联合会（即赤色职工国际的前身）驻赤塔远东书记处代表斯穆尔基斯派遣弗莱姆堡到达上海，同维经斯基保持工作上的联系，一起执行工会国际委托的任务，共同考察、研究中国工人运动情况。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其指导和帮助下，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工人运动干部、调查统计工人状况，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等工人组织，展开与地区内外界工人的联系通信、聚会等活动，加强工人间的团结。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展开的这些工作，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知识分子工人化、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化，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1921年1月维经斯基在准备离京返俄前，建议李大钊等尽快将各地共产党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派维经斯基使华后不久，在这年（即1920年）的7月19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专门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报告和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都表明共产国际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关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马林，在会上多次发言，谈到他曾在爪哇的工作经历，这也成为列宁派马林来华的原因所在。会议结束后，1920年8月，列宁委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来中国。马林“在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维也纳处理了一些工作并重访莫斯科之后”[48]，于1921年4月动身前往中国。

1921年6月3日马林肩负“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49]的使命到达上海。几天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克尔斯基也到达上海，尼克尔斯基同时兼有赤色职工国际的使命。到上海后，马林与李达、李汉俊等取得了联系，了解到中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马林建议尽快统一全国的共产党组织以便更好地开展革命运动。为此，李达函约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派代表到上海开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一同出席了会议并作报告。会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及“联合第三国际”等[50]，非常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党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暴力革命手段实现这个目标。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9页。

[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4]《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6—78页。

[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1页。

[9]黄修荣、黄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上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5页。

[1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1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1页。

[1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

[1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14]王学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5—346页。

[15][英]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443页。

[1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1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149页。

[1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1页。

[1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2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21][朝]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 与世纪同行3》，郑万兴译，外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88—89页。

[2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340、343页。

[23]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

[24]唐培吉：《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25]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2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9—81页。

[2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7页。

[2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5页。

[2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6页。

[3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页。

[31]邵维正：《日出东方 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3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3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34]《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3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3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37]《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页。

[3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3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2—91页。

[4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4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104页。

[42][苏]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侯均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43][苏]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侯均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44]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5—77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页。

[4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

[4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

[50]《中国共产党纲领（英文译稿）》（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