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研究缘起

一 从“门修斯”说起

1998年，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的《民族国家与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一书出版了中译本，译者将原书中的Mencius直译为“门修斯”，由此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译界笑话。Mencius本是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儒家亚圣孟子的通用译名，何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让国内读者陌生不闻的“西方”贤圣，着实有点匪夷所思。

然而，倘若暂且抛开此事不论，拿“Mencius”这个名号随便去问一般的读书人，恐怕一眼认出他就是孟子的人也不会很多。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为什么西方学界翻译其他中国古代圣贤多用音译（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或汉语拼音），唯独对孔子、孟子二人采用约定俗成的Confucius、Mencius译名[1]？还有，如果说我们对孔子的西译名Confucius还算熟悉的话，那么我们何以对孟子的西译名Mencius如此陌生？

确实，如果与《周易》《论语》《老子》《庄子》《孙子兵法》等中国经典相比，作为儒家的经典文献之一，《孟子》在西方的传播、流布并没有得到我们充分的重视。这表现在前者在西方的传播情况国内学界已有不少论著大书特书，而对于《孟子》的西方“游历”，至今却鲜有论及[2]。但缺少关注并不等于说这个问题本身不重要。从译介的角度看，前有1593年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中间经过卫方济（Francis Noël），后有1824年儒莲（Stanislas Julien），他们都以拉丁文翻译过《孟子》，之后欧美对于《孟子》的译介和接受就从未中断过。仅在英语世界，先后就有柯大卫（David Collie）、理雅各（James Legge）、翟林奈（Lionel Giles）、赖发洛（Leonard A.Lyall）、魏鲁男（James R.Ware）、韦利（Arthur Waley）、翟楚（Ch’u Chai）与翟文伯（Winberg Chai）、杜百胜（W.A.C.H.Dobson）、刘殿爵（Dim Cheuk Lau）、亨顿（David Hinton）、华道安（Donald B.Wagner）、贾德讷（Daniel K.Gardner）、万白安（Bryan W.Van Norden）、华霭仁（Irene Bloom）等十几个译本（全译或选译）。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中国儒学史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一反孔子不言“性与天道”的做法，转而辩“性善”、言“天命”，为以实用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开辟了一条新路。或许正是孟子学说的这一“形而上”倾向，使得他在西方“爱智”的哲学传统中备受青睐，已经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箭靶式”人物。尤其20世纪中叶以来，围绕着孟子的“心性”论，葛瑞汉（Angus C.Graham）、倪德卫、安乐哲（Roger T.Ames）、华霭仁、陈汉生（Chad Hansen）、艾文贺（Philip J.Ivanhoe）、伊若泊（Robert Eno）、江文思（James Behuniak）等海外汉学学者展开了细致而有成效的争论与探讨，并吸引了华裔学者柯雄文（Antonio S.Cua）、杜维明、刘述先、黄百锐（David B.Wong）、信广来、刘秀生、姜新艳、陈宁等人的参与。此外，更有汉学家将孟子思想与西方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孟子思想之于现代社会的世界性意义。

笔者以为，在中学、西学日益互动的今天，倘若有人关注包括《孟子》在内的古典儒学资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那么“孟子在西方”便是一个绕不开的题目。因此，对《孟子》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展开研究，应是一项富于创新意义而且具有迫切性的研究课题。

（接上页注）提到过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如何进入欧洲人的视野之中；倪德卫（David S.Nivison）：《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The Ways of Confucianism：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万白安编；芝加哥：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96），此书第12章讨论了《孟子》的几个西译本。2010年夏天笔者在波鸿大学拜访汉学家罗哲海（Heiner Roetz）教授时，得知他跟其他几位教授合作主持了一项题为“The bookMenciusin the context of human rights issue：Milestones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text in China，Japan and the West”的课题研究，形成了800多页的研究成果，目前书稿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