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政治诗

概论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国家政治活动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殷商甲骨文对商代的王朝政治已有明确记载：“卜辞中涉及殷人多方面的活动。其中关于战争、方国、监狱、阶级关系、鬼神崇拜等内容的卜辞，是殷人对其政治制度的著录。”[1]而先秦政治诗，反映的主要是周代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国古代政治诗的发展，起始于周代。

西周是以武力推翻商朝建立王朝政权的，军事因素在西周的政治文化中占有显著位置。“周代政治并没有后人所形容的那样讲道德，其实周人自始至终是崇尚武力的征服，从周人东下，灭殷践奄，以至征南土，伐猃狁，是一路杀下来的。”[2]“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是周人依靠强大的武装力量不断进行征服和殖民的结果。”[3]文王创业，武王伐纣，西周先祖从边缘地带的部落，崛起为改朝换代的巨大政治势力，在实现政治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了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军事力量的作用，被周的当权者有意识地加以政治发挥，大大提升了周王朝建立政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对商进行实际征伐的是武王，他将周人国家从一个地方势力发展成统治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力量。”[4]司马迁完整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历史轮廓，尤其突出了武王为首的诸侯联盟在这场决定命运的军事较量中的政治立场：“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5]“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逖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6]“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7]“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8]“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9]很显然，这场改朝换代的政治巨变，是以军事力量为主要手段才得以实现的。但在这场战争的动员、开战、获胜的全过程中，一再突出了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军事力量的使用，以在政治上占据道义高地为号召；军事行动的目标，以除暴安民为旗帜；政权更迭的定性，以奉行天命、代天罚暴为立场。由此可见，西周的政治文化，带有鲜明的规定性内容，即崇尚天命，崇尚道义，崇尚武功，崇尚民利。这些政治价值延续成为历代政治诗评判社会政治演变的基本尺度。

周王朝崛起、兴盛、衰败的历史演变，政治制度因素一直发挥着左右王朝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如，周王朝设计的谏政制度，本是用以制约王权，避免重蹈前朝政治败坏的覆辙，但谏政制度的实际施行效果，与制度设计的预期目标有很大的差距。即以周厉王为例，可知周王朝政治制度运行的缺陷和后果。“在周人的内部，周王也面临着与贵族上层之间的矛盾，据说采取了严厉残酷的措施对待不同声音。在此压力之下，周厉王的统治最终崩溃。”[10]司马迁记述了厉王拒谏败政的祸国行为：“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11]“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12]厉王的事迹揭示，谏政未见成效，王朝政治有趋向倾覆的严重后果。究其实，谏政制度在周代施行的实际效果，不可能高于王朝政治对周王的授权。“贵族谏政，只是引述先圣哲王为政的例子和空洞的道德说教，以期使被谏周王幡然悔悟而改弦更张。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可以限制国王滥用权力的措施了。因此，随着王权的日渐加强，特别是到了西周后期，贵族谏政形同虚设，往往不起任何作用，而唯周王本人意志为是，给社会带来灾难，并加速了西周王朝的灭亡。”[13]这方面的历史事实，也从反面说明了政治失败是王朝倾覆的根本原因。这种谏政不得其效的政治生态，在《诗经》 《楚辞》等政治诗里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诗人们反复抨击的对象。

从初有文字记载的商代，到文化著作爆发式增长的周代，中国社会进入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西周及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进程中出现了商代所没有的一些根本性的制度改变，这些制度改变是周代王室及各诸侯国因应时代需要做出的政治安排，具有确立新的政治体制的方向性意义。“西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把王权与天命结合起来，但又提倡‘敬德’，把为政者人的因素突出出来。”[14]中国古代政治诗是从西周正式起步的，西周及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制度的运行，以及“把为政者人的因素突出出来”之类政治观念的演变，在政治诗中都得到了重要的记载和描述。西周及之后的春秋战国，社会政治演变深刻复杂，思想空前活跃，这个时期的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影响后来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系列元典，其中就包括荟萃了大量政治诗的《诗经》和《楚辞》。

先秦政治诗主要收存在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和辑成于汉代的《楚辞》之中，这两部总集里为数不少的作品多方面呈现了先秦社会的政治生活面貌。《诗经》《楚辞》里的不同篇章分别表达了颂赞或怨刺的强烈情愿，是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在不同层面上的丰富展示，留下了诗人笔下的先秦政治生活的宝贵记录。此外，在《尚书大传》《史记》等典籍里，还收录有零星的先秦政治诗歌，如颂政类的《卿云歌》，怨政类的《采薇歌》等。《卿云歌》赞叹传说中的舜禅位于禹：“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弘于一人。”“迁于贤圣，莫不咸听。”[15]诗篇渲染明君禅让、万民拥戴的上古时代和谐的政治气氛，其中包含着对顺天应人、贤君利民的政治愿景的向往。《采薇歌》怨叹武王伐纣导致的战乱和失序：“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16]诗篇显示伯夷、叔齐对周朝取代商朝的政治变迁所抱持的反对立场，这种个人的政治立场与历史发展的方向相悖，但作者倾吐的政治怨愤是真实的。这些先秦早期零星的政治诗，透露了与《诗经》《楚辞》政治诗相同或相异的一些政治生活信息。

先秦颂政诗对王朝政治的称颂包含了其作者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直接诉求。“我们可以说周代的政治教育主要表现在两个字，一是‘颂’，二是‘诰’。据《诗序》说，‘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颂》是禋祀先王的诗，其中多讲武功与农事，称颂先王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功。这是后王歌颂先王的诗乐，由下而上之崇拜叫做‘颂’。‘诰’谓训教，《书》之诸诰，金文之《盂鼎》，大抵说明天命、敬德、治民、营国的道理，训诫子孙与多方多士要服膺周先王的统治表率。‘颂’与‘诰’又是崇拜与服从的教育形式，只有官府本身才掌握这种学识。”[17]《诗经》中的颂政诗主要歌咏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宣王及周王室、诸侯们的政治功德，包括建功于国，德业昭彰，德政天佑等。作为王朝政治在诗歌中的第一次大规模呈现，《诗经》中的数十首颂政诗对天子功德及国家宏业的描述具有极高的神圣感和自豪感，其对王室德业的宏大称颂影响了后世两千年的颂政传统。从秦汉及至明清，历代颂赞皇室功德的颂政诗基本承传了《诗经》颂政诗典重雍容、大气磅礴的格调，这是诗歌在古代国家政治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明显实例。

先秦怨政诗对王朝政治的怨责显现了其在政治文化中的实际功效。《诗经》怨政诗显然对现实政治抱持着强烈的不认同，表达了改变王朝政治现状的强烈意愿。这种对现实政治表达反对的声音，是先秦政治诗发挥社会政治功能的重要表现。“颂、诰的文化统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国民阶级的觉醒将创造出新的文化。然而历史是曲折的，最初思想上的变化，是变风、变雅的诗歌。”[18]“这显然是周初思想的反对物。诗句中不但很多命题是新的，而且很多批判是大胆的。它指出社会的危机只有导向没落或颠覆。”[19]《诗经》中的怨政诗主要怨讽周厉王、周幽王及佞臣奸慝的败政乱国；《楚辞》中的怨政诗则主要怨刺楚王听信谗慝，痛责佞臣谗害忠良。先秦怨政诗的动机十分明确，直接宣泄对国家政治败亡的忧愤，希冀挽救危如累卵的王朝政治。其孤臣孽子的拳拳忠愤虽然未能最终挽回败局，但以诗谏政的用世传统由此得以确立。这种以诗谏政、为世而作的传统，在其后两千年的怨政诗创作中一脉相传，卓然挺立。

先秦政治诗具有鲜明的美刺褒贬的价值评判和情感倾向，每首作品都是对发生过的政治事务进行或褒或贬的二选一的评定，没有空泛独立的原理阐释，也没有缺乏背景的规律概括。中国古代政治诗不是架空地高谈阔论政治原理，而是因事而感，因事而议。这种不脱离社会政治现实的表达，是由中国古代政治诗的经世致用功能所决定的。《诗经》对历代圣德有为的周天子及诸侯的称颂，对历代放荡胡为的周天子及诸侯的贬刺，以及《楚辞》对昏庸的楚王及谗慝佞臣的怨责，创立了中国古代政治诗擅长美刺褒贬的诗歌叙事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