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魏南北朝政治诗

概论

汉魏南北朝八百年，统一与分裂相交替。汉朝四百多年的大一统和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大分裂，是中国古代历史政治进程的特殊阶段。

汉朝大一统的国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辉煌文明，国家治理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格局。自刘邦创业开国至王莽篡权覆灭，西汉王朝延续了二百三十一年的统治。其间，历经了高祖至文帝、景帝奉行休养生息的国策，国力逐步蓄积，社会臻于繁荣。“西汉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十分重视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在陆贾和贾谊看来，治天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再像取天下那样劳民和扰民，而应当让农民安居乐业。汉初的统治者接受了秦亡的历史教训，农民承担的徭役和兵役，比起秦朝有很大的减轻。由于农民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到了汉武帝即位时，汉初残破的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趋于繁荣。《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司马迁的描述难免有所夸张和粉饰，但西汉初期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封建国家手中也积累了大量财富，当是事实。”[1]西汉政治良性运转的阶段，基本集中在西汉前期、中期，国力步步上升，国家强大安宁。“文、景、武三代近百年间，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文景及武帝初期，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高度繁荣的发展期。汉武帝一方面建立了永垂青史的不朽业绩，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西汉皇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由于他对外连年大规模用兵，在内大兴功作，再加上豪华奢侈的享受，国家开支越来越大。几十年间，将文景时期的大量积蓄挥霍殆尽。”[2]历经了武帝励精图治，国力达于鼎盛，也历经了武帝好大喜功，国库渐渐空虚；历经了昭帝、宣帝回返休养生息，国力得到恢复，还历经了王莽强力改制，贻祸社会，西汉王朝终致消亡。

自光武帝刘秀登基，至献帝被迫禅让，东汉王朝延续了一百九十五年。其间，历经光武帝至明帝、章帝、和帝施行温和稳妥的治国方略，国家恢复了元气，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繁荣局面；其后，历经了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治下的时期，政治秩序混乱不堪，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势，交相擅政滥权，致使国家步步滑入危途，终致黄巾举事，董卓进京，天下大乱。“东汉一代，只有光武、明、章时期比较注意减轻农民负担，社会经济也得以恢复和发展。从和帝以后，政治权力又迅速腐化。宦官、外戚两个集团轮流执政，互相残杀，完全置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于不顾。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也就分崩离析了。”[3]东汉中后期的政治衰败是多种政治势力不顾整体利益、竞相争权夺势的结果，其结果导致了王朝政治秩序的不可收拾。“东汉中期以后，整个皇室贵族、官僚队伍和地主阶级加速了腐化的步伐。诸王、公主、外戚横行不法。或白昼杀人，劫掠商旅；或强占土地，逼卖人口；或出卖官职，贪赃枉法。外戚专权的结果，加剧了与皇权的矛盾。皇帝为了夺回外戚掌握的大权，只得重用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奴才宦官。在宦官的把持下，从中央到地方，贪残凶横的官吏给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4]东汉王朝在政治上的衰败时段，明显超过了西汉，这是整个汉王朝政治在后半期趋于衰颓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的自然演变结果。这种由盛而衰的周期现象，在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历史曲线中一再得到鲜明呈现。

魏晋南北朝在纷扰分合、割裂分治的状态中延续了几百年整体动荡、局部安定的政治局面。在西晋短暂的统一结束后，南方经历了几个治绩颇有差异的小王朝。故事翻新，存亡相继。“豪门大族贪淫残暴，声色犬马，政治腐败，成为西晋统治的特征。”“西晋历四帝，五十三年。其中，自司马炎称帝至出兵灭吴前，仍然是以长江为界，晋、吴对峙；永嘉元年之后，北方已经是割据政权林立。因此，包括‘八王之乱’十六年在内，西晋维持统一局面充其量不过二十六年。”[5]“东晋十一帝，安、恭纯系傀儡；外戚专权于成、康；元、明、穆、康、海西、简文和孝武七帝，权臣当道，基本上属于不能行使皇帝职能的帝王。”[6]“宋武帝刘裕以布衣成帝业，即位后，选擢才能，裁制军阀。文帝刘义隆在位，也还能励精图治。在这近四十年间，百姓得到喘息，要算是南朝中相对安定的小康时期。”“此后，刘宋皇室自相残杀，内乱不止。”“齐梁创业之主萧道成、萧衍，是同宗叔侄。萧齐在南朝中是皇位更迭最频繁、统治时期最短促的王朝，其症结和刘宋后期一样：同室操戈，骨肉相残。”[7]“陈统治区域狭窄，在南朝四国中国土最小。建国之初，陈霸先笼络江东豪族，维持着苟安的局面。传位至后主陈叔宝，荒淫奢侈，只知宴乐，政治腐败，赋役苛重。待至隋文帝大军压境，只有开城投降。”[8]北方则陷入了更为复杂的豪强厮杀、政权纠叠的状态，社会秩序更为混乱，民族融合也更为深广。“永嘉之乱后，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分裂割据，战事频繁，大批官僚、贵族、豪强纷纷携带宗族、家兵、部曲，甚至裹挟乡里，流徙江南。”[9]

政治分裂和战争频繁是魏晋南北朝的主要特征。“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统一的局面仅有西晋的三十余年，其余时间都是南北分裂和南北双方又各自政权林立的大分裂时期。从而在中国境内造成了统治中心多元化的倾向，在北方有河西走廊的姑威（今之武威）、关中的长安、中原的洛阳和河北的邺城四个统治中心，在南方则有建康和江陵两个统治中心；益州的成都，由于交通不便，又具有地区经济的特征，历来都是半独立的统治中心。”[10]“自董卓之乱以后直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前，各地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此伏彼起；三国既立，彼此之间的争夺战争又不断进行；与此同时，曹魏与东吴内部，又各有局部战争；西晋统一之后，立即又爆发了八王之乱，战争不已；八王之乱未止，少数民族豪酋建立的政权同西晋政权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西晋灭亡之后，北方五胡政权林立，相互厮杀，战火更旺，或是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争夺战，或是汉族坞堡主同少数民族政权的对抗战，或是同一少数民族内部的火并战，或是南北双方的拉锯战，几乎无日无战争；当北魏统一北方和江南的东晋为刘裕所取代以后，不仅南北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南北两方内部的战争也更为频繁。因此，战争连绵，烽烟不熄，确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特征之一。”[11]汉王朝崩溃以后的近四百年间，中国国家形态基本处于这样的大分裂状态。当然，即便一些小王朝也有局部的、暂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但这种分裂状态下局部的、暂时的繁荣，缺乏内在的稳定性，不可能阻挡历史演变中追求大一统的正统政治根本趋势。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国家治理和政治运行，在当时的政治诗中，得到了直接的广泛的描写。汉魏南北朝政治诗的创作，与汉代四百年大一统和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大分裂的历史政治进程相比，呈现了十分奇特的情形。颂政诗与怨政诗的创作，分别与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兴衰成败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整体上未能反映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的真实面貌。怨政诗数量极少，广度、深度都与这个时代复杂痛苦的政治变迁不相匹配。颂政诗名不副实，汉代颂政诗很少，晋代颂政诗极多，谀颂之风盛行。当然，汉魏南北朝时期政治诗的具体创作情形，每个时期又有各自时代的特点。

汉魏南北朝颂政诗的发展，跟这八百年历史进程中的国运起伏并未保持同步。

汉朝四百多年的强大统一政治局面，在汉代颂政诗中只得到了十分微弱的描述。如汉初刘邦《大风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及朝廷乐歌《帝临》等，称颂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的勋业功德。而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乱世割裂的政治局面，却产生了大量的颂政诗，如汉末及三国时曹操的《对酒》，王粲的《显庙颂》，缪袭的《战荥阳》《获吕布》《克官渡》《定武功》《平南荆》《应帝期》，韦昭的《炎精缺》《汉之季》《克皖城》《章洪德》《从历数》《承天命》。这些颂政诗分别歌咏了曹操、曹丕、曹叡、孙坚、孙权等魏国、吴国的政治领袖，称颂他们奋发有为、顺天应人、讨逆建功、征战建国等功德。对曹操、孙权等人征战建国的称颂，虽然不免夸大了歌咏对象的历史功绩及政治品行，但贯穿其中的匡救乱世、建功立业的精神内涵，仍然符合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两晋时期，文臣们掀起了颂政诗创作的高潮，这个时期的颂政诗数量大大超过了先秦及秦汉颂政诗的总和。傅玄为代表的文臣诗人，连篇累牍写下了大量的颂政诗，如傅玄的《宣皇帝登歌》《景皇帝登歌》《宣受命》《宣辅政》《景龙飞》《文皇统百揆》《大晋承运期》《景皇篇》《大晋篇》《明君篇》，张华的《晋凯歌二首》，潘岳的《关中诗》，石崇的《大雅吟》，陆机的《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陆云的《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曹毗的《歌高祖宣皇帝》《歌世宗景皇帝》《歌太祖文皇帝》《歌世祖武皇帝》《歌中宗元皇帝》《歌肃宗明皇帝》《歌显宗成皇帝》《歌康皇帝》《歌孝宗穆皇帝》《歌哀皇帝》，王珣的《歌太宗简文皇帝》等，分别歌赞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晋文帝司马昭、晋武帝司马炎、晋元帝司马睿、晋明帝司马绍、晋成帝司马衍、晋康帝司马岳、晋穆帝司马聃、晋哀帝司马丕、晋孝武帝司马曜、晋安帝司马德宗等晋朝列位皇帝。这些颂政诗都是宴饮乐歌、庙堂祭歌的歌辞，描述司马氏皇权的建立、运行，充满了夸大粉饰，尤其是对一些暴虐昏庸晋帝的称颂更是堪称无良。这些颂政诗对晋室诸帝的称颂，与这些晋帝在历史上的作为极不相称，是明显的偏离事实的谀颂滥夸。尽管如此，在这些颂政诗中，在在都能看到对天道、天命、天运的恭顺，对君德、政事、民生、国运的敬慎，对武功、文治、宏业、盛世的向往。这些赞颂未能与史实本身的情形相符，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颂赞中所依据的价值尺度。

南北朝时期文人的颂政诗，与两晋时一样，主要是称颂王朝皇室诸帝功业政德，如王韶之的《高祖武皇帝歌》，谢庄的《歌太祖文皇帝》《世祖孝武皇帝歌》，刘彧的《皇业颂》《圣祖颂》，王融的《圣君曲》《从武帝琅邪城讲武应诏诗》，沈约的《梁宗庙歌七首》《明之君六首》，王俭的《高德宣烈乐》，谢朓的《世祖武皇帝》，周舍的《梁鞞歌三首》，萧子云的《俊雅》 《胤雅》，萧纲的《和赠逸民应诏诗》，陆卬的《武德乐》《登歌三曲》，庾信的《皇夏·献皇高祖》《皇夏·献皇曾祖德皇帝》《皇夏·献闵皇帝》《皇夏·献高祖武皇帝》《我皇承下武》《淳风布政常无欲》《太上之有立德》等。这些颂政诗分别称颂了南朝、北朝的一些小王朝在政治上的功绩德业，集中表现诸帝及皇室承受天命奠基开国，文武之道安宁天下，以德御国，授贤任能，勤政抚民。虽然南北朝这些偏安一隅的小王朝的君主的政治作为不能与这些称颂相当，但南北朝文人颂政诗与两晋相比，谀颂的程度还未那样严重，在客观上仍然传承仁德政治的价值尺度，其颂政的标准仍有值得肯定之处。

两汉魏晋民间颂政诗与汉魏南北朝文人颂政诗相比，数量很少，但在歌咏对象和歌咏动机上有很大差异。两汉魏晋民间颂政诗主要称扬地方长官勤政善治、尽职奉公、除弊兴利、惩恶安民等施政良绩。如汉代民歌颂政诗有《上郡吏民为冯氏兄弟歌》《渔阳民为张堪歌》《临淮吏人为朱晖歌》《郭乔卿歌》《巴人歌陈纪山》《阎君谣》《弃我戟》《河内谣》《汲县长老为崔瑗歌》《魏郡舆人歌》《顺阳吏民为刘陶歌》《皇甫嵩歌》等；魏及两晋民歌颂政诗有《徐州为王祥歌》《襄阳民为胡烈歌》《荥阳令歌》《会稽民为徐弘歌》《三郡民为应詹歌》等。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文人颂政诗和民间颂政诗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角度有明显差异。文人颂政诗多从政权的由来和存续角度颂政，民间颂政诗多从百姓自身的利益得失和处境好坏角度去颂政。这些民歌颂政诗的题旨无不集中于对良官善政的褒扬，集中于对一官一地的履职行为的称颂，与文人颂政诗从国家层面颂赞天下治理的着眼点有很大差别，是民歌作者关注和表达与自身直接利益相关的创作动机所决定的，作品立意的高度和广度有很大不同。

汉魏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怨政诗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创作低谷期。汉魏南北朝怨政诗创作的相对稀少，既与此时期的政治压制有一定关系，更与士大夫文人价值取向的变化直接相关。汉魏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是儒学在社会价值观中未能长期保持独尊的地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在此时期的支配思想，称为‘清谈’或称为‘玄学’”。[12]这种不复以国家社会为重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直接导致了绝大多数诗人对政危民苦的昏暗政治局面采取避而远之的淡漠态度；而避世隐逸只求个人安乐的生活追求，渐渐成为普遍的价值选择。汉魏南北朝时期少数诗人的怨政诗创作，其激情主要源于自发的良知感悟和天然的怜悯同情，缺乏像后世怨政诗创作那样普遍的自觉意识。汉魏南北朝怨政诗的几近集体失语，主要在于怨政诗创作氛围的欠缺；而这种创作氛围的欠缺，是那个时代诗歌创作未能将儒家诗歌价值观作为主流意识的必然结果。

整体来看，汉魏南北朝时期怨政诗创作处于低谷，与该时期很多阶段混乱险恶的实际政治状况形成极大反差，但少数诗人自发创作的怨政诗仍然秉持了先秦怨政诗的优良诗风，表达对政治昏暗、社会不公的强烈怨责，其似断仍续的创作实绩为怨政诗在后世的蓬勃发展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创作传统。

汉魏南北朝怨政诗对时事政治、社情政风的关注既有一定的公共性，也有高度的个人性。这些作品对汉魏南北朝时期时政世风的怨责，既包含普遍的社会公义，也包含个人的不平之鸣。从作品所涉及的具体情感内涵判别，汉魏南北朝怨政诗抒发的怨政之情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怨责朝政昏暗，宣泄不平之鸣，怨刺世风邪浊，痛陈徭役之苦，控诉战争灾难，谴责奸佞弄权，不满贫富悬殊，代言穷苦无助。这个时期怨政诗的创作主体包括文人士大夫和民间无名氏，文人诗歌和民间歌谣抒写的情感交互重叠，都有公义类的和私怨类的作品，但客观上都起到了扶正祛邪、扬善止恶的价值传承作用。

汉魏南北朝怨政诗反映兵灾战祸的作品数量很少，但对社会灾难的描写十分深切。这方面的作品，既有民歌的血泪痛诉，也有士大夫的真诚悲悯。如汉乐府民歌《战城南》，北朝乐府民歌《企喻歌》，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等。

汉魏南北朝怨政诗反映民生困苦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来自民间，可信度极高，是政治昏暗、贫富悬殊导致百姓生活陷于困境的社会缩影，如汉乐府民歌《东门行》等。

汉魏南北朝怨政诗中有不少文人作品怨责政治迫害，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汉魏南北朝时期政治变局中的各种阴暗、险峻形势，为后世提供了认识汉魏南北朝政治生态的极好路径。曹植有多篇这类诗作，如《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阮籍有多首《咏怀》诗，抒写政治危局引发的个人忧愤之感。

汉魏南北朝怨政诗中憎恨世道恶浊、声讨门阀压制的作品亦较引人注目。魏晋以后，门阀制度已是社会用人机制的常态。“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备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13]“三国两晋时期，形成了门阀制度，以汉族官僚为主体的官僚阶层，普遍出现了门阀化的倾向。”[14]“南朝时期，宋、齐、梁、陈诸国的建立者都非出于高级名门大族。他们对那些门阀化的官僚，既尊重优待，又无法使用，从而只有以卑官小吏来处理政务。”[15]这样的门阀制度对寒门士人的进取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但寒门士子不甘完全放弃仕途的努力，“寒门在政治活动中，也还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这与其卷入政治的深浅有关。寒门有相当强烈的参政意识，他们并不因社会地位低下，而愿放弃政治诉求”。[16]寒门士子虽然热衷仕途，但沉沦下僚，前景渺茫，自然引发他们的不平之鸣，门阀制度即成为这个时期一些怨政诗强烈抨击的对象。左思、鲍照指斥门阀不公的诗歌代表了无数寒门子弟的心声。

以上几类怨政题材，有的是先秦时期怨政诗表现过的，如指斥朝政昏败，痛诉兵灾役苦，斥责奸慝误国，怨愤政治迫害，抱怨世道不公等；也有本时期新的社会政治矛盾引发的不平之鸣，如声讨门阀制度，愤言民不聊生等。正如先秦“骚雅”及“国风”诗人愤然刺世一样，少数汉魏六朝士大夫诗人锐利批评朝政国策，民间诗歌痛陈百姓生存苦况，不仅为后世怨政诗保留了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而且在刺世的外延上拓展了怨政诗的范围、种类。因此，汉魏南北朝怨政诗对先秦怨政诗的承传之功及对唐宋怨政诗的启迪之效，实在不可低估。

顺带提及，在汉魏之前的秦代，亦有零星的民间歌谣抒写了对秦代政治的怨痛之感。如南朝宋刘敬叔采录的秦代歌谣：“秦始皇，何强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飧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17]歌谣包含的民怨十分强烈，带有明显的诅咒意味。歌谣描述的这种怨声载道的社会状况，是歌谣作者对秦时掠民害物、残民以逞的暴虐政治的痛诉，很有代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