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申利锋是我在2009年招收的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她读硕士时的专业是文艺学，考博时出于个人兴趣想改读中国民间文学。据我了解，她自1995年就读华中师大中文系以来，一直积极向上，勤奋好学，是师生们一致公认的认真、踏实的学生，所以我就欣然同意了她的申请。令人欣慰的是，申利锋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我的门下，并于2013年底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毕业后，她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并获得批准；现在，她完成了对书稿的修订，并托我来给她作序。看到自己的学生一直在学术的道路上保持努力，有进步、有成长，我从内心感到高兴，愿意来谈谈我对本书的一些看法。

众所周知，儿童文学研究和童话研究惯被视为“小儿科”，在我们的学术体系中一直是一个相对薄弱、不太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国内高校也很少给它一个独立门户的学科位置，当前在儿童文学研究方面较有成就的主要集中在北师大、浙江师大、上海师大、中国海洋大学、沈阳师大、温州师范学院等少数几所高校，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也主要只有王泉根、方卫平、梅子涵、朱自强、马力、吴其南等少数几位领军人物，现今几乎没有关于儿童文学研究的专门期刊……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诸种冷寂现状，跟国内其他人文学科研究队伍的庞大、研究成果的繁多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追忆往昔，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华中师大中文系曾在浙师大蒋风老师的牵头下，与浙江师大、北师大的中文系老师们一起编写过《儿童文学教程》等教材，我们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刘守华先生在80年代中期还出版过《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一著；但后来，华师并未能把儿童文学研究、童话研究持续下去，这是令人颇感遗憾的。虽然这些年来，我们有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专业的学生撰写过一些儿童文学研究方面的学位论文，但我校文学院迄今为止也没有过儿童文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招生，这同样是令人引为憾事的。

所以，当申利锋告诉我她想写有关童话研究方面的论文时，我感到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们的学生中依然不断有人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研究感兴趣，如此一来，这些年轻的力量就能够有机会为该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担心的是，我拿不准对于童话研究这个实际上有着高难度和高标准要求的领域，申利锋是否有足够的学术能力完成她的博士论文。后来，经过与我的多次讨论，申利锋最终把她的论文题目确定为“西方经典童话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我认为这个选题符合她踏实、认真的为人和为学的个性，也坚信她能够把这个课题完成好。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申利锋是为她的这份研究下了一番苦功夫的，因为这本书稿中涉及了西方童话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过程中的大量资料，涉及的时间跨度也很长，而且作者在爬梳资料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提炼观点、总结规律，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静坐冷板凳的耐心与毅力，这个研究任务是很难完成好的。

学术研究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强调要对研究对象沿波讨源，以辨明问题的由来与发展脉络，并探究其纷繁表象背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中国艺术童话的发展固然有深厚的民间故事的基础，但毋庸讳言的是，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自觉、“童话”概念在中国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的“儿童观”的传播等，都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都与西方经典童话在中国的接受息息相关。因此，本书将“西方童话文体的独立和经典作品的生成”作为首章，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在此章中，作者较为细致地梳理了西方自文艺复兴至19世纪中叶，艺术童话逐步从民间童话中独立出来并获得完备内涵的历程。而所谓完备的内涵，主要是指儿童本位的创作观念在欧洲逐步得到确认；在这一过程中，童话文体的雅化、“为儿童写作”观念的强化、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的经典化，等等，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时至19世纪中后期，西方童话创作的中心转移到英国，以金斯莱、卡洛尔、王尔德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童话作家大量涌现，他们共同开创了西方童话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终使童话跻身于主流的文学园地，并带动了欧洲及世界各国艺术童话的创作。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西方，童话文体的独立和童话观念的深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前后经历了5个多世纪之久，其中的教训和启示是相当丰富的。因此，要想在有限的篇幅中厘清西方童话从发生到初步经典化过程的脉络，没有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分析归纳能力，是很难做到的。但作者能紧扣“儿童观”这一中心，从名与实、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上展开论述，要言不烦，思路和观点都相当明晰，这是殊为不易的。应该说，这为后文的展开确立了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梳理西方经典童话进入中国以来一波三折的历程及其产生的影响，辨析中西童话观念和童话创作的异同，这实际上兼具学术史研究和文学比较研究的双重意义。在学术史研究的层面，作者把西方童话在中国的110年的接受史（1903—2013），划分为开创期（1903—1949）、曲折期（1949—1978）和繁盛期（1978—2013）三个阶段，主要结合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态的历时变迁，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学者和创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西方经典童话的译介、研究与借鉴的阶段性特征。这种学术史的梳理，如果没有适当的切入点的话，就很容易变成一本枯燥冗杂的流水账并损伤学术研究的魅力。但可喜的是，本书作者能够始终将“童话观”作为一条红线来串联各种材料，从而使全文的论述显得颇为紧凑和生动。以第二章为例，在论及“童话”概念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状况时，作者指出，在“五四”前后，中国学者对于“Fairy Tale”“Märchen”“童話”（来自日语）等词汇的理解各不相同，以致出现了“神怪小说”“滑稽小说”“寓言小说”等各种译名；在经过周作人、赵景深、张梓生等人的深入讨论后，才最终使“童话”成为一个专门的中文学术名词。其中的关键因素，既有对“儿童本位”理论的体认，也包含着对民间童话、艺术童话等文体特征的辨析。而中国第一批现代童话作家，如陈衡哲、黎锦晖、赵景深、沈从文、叶圣陶等，他们的童话创作也都是基于对“童话”观念的理解展开的。这样的论述，其前后的关联性和主体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学比较研究的层面，本书作者既考察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童话创作所受西方童话的明显影响，同时也分辨了中国的艺术童话的独特性及其成因，体现了辩证、求是的学术品格。比如，在论述叶圣陶童话《稻草人》（集）的特点时，作者明确指出，叶圣陶童话在文体特征和抒情方式上，具有虚心向西方经典童话学习的明显特征，表现为优美隽永的语言、小儿一样说话的口吻、充满象征的人物和意境、变形夸张的情节、精致匀称的结构、诗意盎然的氛围等。但在表现社会苦难方面，与安徒生、王尔德、卡洛尔等作家的童话多以宗教作为终极关怀不同，叶圣陶的作品更为直面悲苦的现实，真切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与哀叹，“成人的悲哀”与“儿童的天真”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彼时中国风雨如磐的社会现实和“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作者认为：“恰恰是这种‘错位’，反而突显了叶圣陶童话与西方童话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突显了中国童话与西方童话的不同。”再如，在辨析中西“热闹派”童话的异同时，作者同样执著于探寻不同作品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其主要结论是：透过林格伦童话和郑渊洁童话的不同，再联系童话进入中国110年来的种种遭际，我们似乎能够发现这样一个规律：西方童话在整体上属于“浪漫”主义，始终贯穿着一条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红线，对儿童的礼赞往往就是对未来的热望；而中国童话在整体上属于“现实”主义，始终若隐若现地背负着一个“载道”的重任，对儿童的态度常常出于实用的讲求。二者的区别反映了中西童话观念和气质上的不同。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相当坚实和有说服力的。从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论述中能够看出，作者对自己选定的课题是非常肯下功夫的，是能够认真阅读材料、辨析现象的，她对相关问题的阐释是合理的，对个别接受现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深度的。

本书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方面，是作者严谨细致的文风和态度，这既包括使用文献时的小心务实，也包括搜集和整理资料时的认真踏实。特别是，书中把西方的一些经典童话在1918—1929和1930—1949年间的中文翻译与出版情况，以及《木偶奇遇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作品在1978—2013年间的中文译本情况，以图表的形式予以呈现，既显得眉目清晰，又能充分展示西方童话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均具有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其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这本书也有比较明显的瑕疵。比如，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作者主要是以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课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民间文学研究的方法，特别是比较故事学的研究方法，作者鲜有涉及，因而，当她在对中国的艺术童话进行分析时，不免忽略了中国民间幻想故事和中国民俗文化等对作家们创作童话的影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论题的研究维度和研究内容的缺失。又如，对核心概念的考辨与界定是进行课题研究的重要前提，但在本书作者对“童话”一词的界定还不够充分。另外，对于新时期的西方童话研究及中国本土童话理论的建设，也有待给予更全面、更细致、更深入的梳理。

人们常说“学无止境”，学术研究也是没有尽头的。我希望申利锋能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在她对儿童文学和童话的浓郁兴趣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并期待她在学术研究上能有更大的进步！

是为序。

黄永林

2018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