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世纪以来中国西方童话研究述评

本著主要关注西方童话在我国的三类接受情况：一是评论家对西方童话的阐释与批评，二是我国童话作家在创作时对西方童话的借鉴与扬弃，三是中西童话的比较研究。自从1903年周桂笙的《新庵谐译初编》开始译介西方童话以来，相关的接受和研究就应运而生了，或者说，西方童话在中国的生命之旅就从此开启了，这正如接受美学大师姚斯所言：“离开各时代接受者的参与，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稽之谈，因为，只有通过以往接受者的媒介，作品才会进入变化着的、体现某种连续性的发展序列，而在这样的连续性中，简单的接受将转化为批判的解释，被动的欣赏将转变为创造性的发挥，被认可的审美标准将转化为新的、超越这种标准的文学生产。”[60]在1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态经历了许多变迁，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语境，对西方童话的接受和研究也必然会受这些历史语境的左右，呈现出各个时代阶段的特征。我们不妨将这百余年的接受史划分为开创期、曲折期和繁盛期三个阶段，对相关研究进行一番历时态的梳理。

一 开创期（1903—1949）：推崇与犹豫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学界对于西方童话的译介与研究总体上是颇有成就的，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堪称一个研究的高峰，但在研究成果的形式方面，是以单篇的论文、随笔和书信为主，真正以西方童话为对象的研究专著尚未出现。这说明在这一阶段，我国对西方童话的接受是以吸收和借鉴为主，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人文学科而言，童话乃至整个儿童文学领域的研究在理论创新和整体研究水平上都不算突出。但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童话学研究以及高度倚重童话研究的儿童文学学科毕竟在此阶段形成并有所发展；而且，在此阶段，周作人、赵景深、郑振铎、茅盾等大家均侧身童话研究，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研究方法都极富启示意义，因此，这一阶段的西方童话研究是深富影响的。概而言之，该阶段的童话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西方童话（集）的评论，这必然还会涉及对不同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开启先声的是周作人。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其中就刊载了周作人所译淮尔特（即王尔德）的童话《安乐王子》（现通译为《快乐王子》），这是王尔德童话最早的中文译本。而且，在此文后面有一段“著者事略”，其中指出：“（王尔德）又有童话集二，一曰《柘榴之家》，一曰《安乐王子》，共九篇，亦甚美妙，含讽刺。今所译《安乐王子》，即第二种之首篇，可例其他，而特有人道主义倾向，又其著作中之特殊者也。”[61]语虽简短，但颇中肯綮，堪为我国最早的一篇关于西方童话的评论。此后，周作人对西方童话的研究基本都以单篇形式推出，少则数百字，多则数千言，长短不均，如《童话略论》（1913）、《〈阿丽思漫游奇境记〉》（1922）、《安徒生的四篇童话》（1936）、《童话》（1940）等，前文已论及，此处不再述。

继周作人之后，赵景深的西方童话研究也卓有建树。赵景深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发表了《童话家之王尔德》（《晨报副刊》1922年7月15—16日）、《无画的画贴·序言》（《新民意报》副刊《朝霞》第4期，1923年4月）、《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文学周报》第186期，1925年）等论文。1922年，他与周作人以书信的形式展开了著名的《童话的讨论》，在第五封信中，他对格林、安徒生、王尔德以及俄罗斯爱罗先珂等人的童话艺术特色进行了比较，认为：“他（安徒生）的童话里，所叙述的总不及格林那样朴实。”“安徒生还要比王尔德比较的接近儿童。”“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有相似的地方，其一就是都是文学的童话……其二就是都是美的童话。”[62]见解颇为独到。而且，赵景深的童话研究非常注重文献的整理，具有很强的学术色彩。1924年，他将“五六年来悉心收集”的30篇童话研究论文编成《童话评论》一书，由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1929年，赵景深推出了《童话学ABC》[63]一书，虽然此书主要是从民俗学、故事学的角度来研究童话，“它实际上是一部西方比较故事学概要”。[64]但它却是国内第一部童话研究专著，书中还有多处论及贝洛童话和格林童话，体现了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

此外，同样属于此类的研究成果还有：沈泽民译《近代的丹麦文学》（《小说月报》第14卷第8号，1923年8月）、郑振铎的《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上、下）·卷头语》（《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第9号，1925年8月、9月）、西林的《国粹里面整理不出的东西》（《现代评论》第1卷第16期，1925年）、祖同的《读木偶奇遇记后》（《中国新书月报》第2卷第7期，1932年）、茅盾的《读安徒生》（《世界文学》第1卷第4期，1935年4月）、巴金的《〈快乐王子集〉译后记》（王尔德著，巴金译《快乐王子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等。

二是西方童话作家的生平传记及西方相关研究资料的译介。在这方面堪称代表的还是周作人，他于1913年在绍兴《叒社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此文长约3000字，既是一篇简短而传神的人物小传，也是一篇颇为出色的安徒生童话总论。周作人在文中非常精练地指出了安徒生童话“天真曼烂，合于童心”的特点，“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的特色。此外，文中还大量引用了挪威波亚然著《北欧文学评论》、德国诃伦著《北欧文学史》、丹麦勃兰兑思著《安徒生传》等资料，突显了此文鲜明的学理特征。

在周作人之后，这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甚至还出现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年谱”研究。同时，从这些传记、年谱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国人对西方童话作品和童话作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等身上，这也体现了国人对他们“经典性”的高度认同。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赵景深的《童话家格林兄弟传略》和《安徒生评传》（见赵景深编《童话评论》，上海新文化书社1924年版），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1921年），郑振铎的《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8月），丹麦的博益生著、张友松翻译的《安徒生评传》（《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8月），顾正钧与徐调孚合作的《安徒生年谱》（《小说月报》第16卷第9号，1925年9月），徐调孚的《丹麦童话家安徒生》（《文学》第4卷1号，1935年1月），洪焕椿的《哈斯·克里斯坦·安徒生评传》（《新学生》第6卷第2期，1948年），等等。其中，又以郑振铎的《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一文最为坚实厚重，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窥见“五四”后期中国学者对西方童话作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郑振铎在该文中说：“在这里，我也介绍几十百种关于安徒生的书籍及文字。所介绍的分为三部，一部是安徒生自己的作品，依著作年代为次序而列举其重要者，一部是英文的关于安徒生的书籍及论文，一部是中文的关于安徒生的书籍及论文。”[65]这三部分共包括中英文研究文献计98种，对有的文献，郑振铎还作了简短述评，比如文中提到：“二、《安徒生童话全集》（Fairy Tales and Other Stories），此书为W.A.& J.K.Craigie所译，伦敦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此集包括安徒生在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七二年间所写的散文故事的全部，自《火绒匣》起至《无画的画贴》止，凡一百五十五篇，可算是很完全的，并附有插图九十五图。”[66]这里透露出的郑振铎对童话涉猎之广，的确令人敬佩，正如学者李红叶所论：“这是研究安徒生极珍贵的材料。可见当时学术界的视野是基本与世界同步的。”[67]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学界在西方童话研究方面的成绩是颇为突出的，许多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均具有极强的学术价值，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仍熠熠闪光，如儿童本位论、童话中艺术与教育的关系、童话作家的儿童禀性等，但是，当时研究的广度则不及深度，这主要是因为彼时对西方童话的译介还不够广泛和繁盛。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艺界的目光逐渐向苏联转移，研究的热点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而且，当时的社会现实也使文艺界在对西方童话的接受态度上产生了些许的波动。虽然在整体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40多年里，国人对西方童话的态度是以推崇、模仿和欢迎为主的，但若加深究则不难发现，在“五四”前后的20年间，热情的译介和深入的研究是大大超过了些许的怀疑和犹豫的。而在30—40年代的20年里，我国学界对西方童话研究的力度和深度都大为下降，空泛的艺术上的肯定和确凿的内容上的排斥之论不时出现。前者，我们可以郑振铎1922年的一段话为例：

一切世界各国里的儿童文学的材料，如果是适合于中国儿童的，我们却是要尽量的采用的。因为他们是“外国货”而不用，这完全是蒙昧无知的话。有许多许多儿童的读物，都是没有国界的。存了排斥“外国货”的心理去拒绝格林、安徒生的童话，是很可笑的，很有害的举动。我们希望社会上能够去除这个见解。[68]

后者，我们则可以范泉1947年的一段话为例：

我认为，象丹麦安徒生那样的童话创作法，尤其是那些用封建外衣来娱乐儿童感情的童话，是不需要的。因为处于苦难的中国，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忘记了现实，一味飘飘然的钻向神仙贵族的世界里。[69]

当然，即使是在30—40年代，像范泉那样几乎完全排斥西方童话的观点和做法也是不多见的，这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等人的童话作品不断有人译介或重版皆可得到证明。其时更普遍的做法是“为我所用”，即选择适合的作品或适合的角度进入既定的阐释体系，以加强论证的力度。如此一来，如《木偶奇遇记》这样的现实性更强的童话就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肯定，比如在1949年开展的“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阴暗面”的讨论中，陈伯吹先生推出了《教育的意义必须强调》[70]一文，认为“应该描写阴暗面”，而且“要从黑暗写到光明”，“向读者指向光明……并且保证光明的到来”。而他用作论据之一的就是《木偶奇遇记》，陈伯吹认为该童话中“所描写的主人公匹诺曹，由顽皮、无知、贪心、懒惰、说谎的一个木偶，经历了好多次的苦难，终于成为勤奋的好孩子”，这种“毅然改过”的做法正是“从黑暗到光明”的最好注脚。这种更强调社会学批评的倾向也一直延续到下一个阶段。

二 曲折期（1949—1978）：压缩与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即实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倾向性政策，儿童文学界与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方社会的正常交流随即关闭，苏联的童话作品和儿童文学理论持续地、大量地引入我国，而西方童话的引进则几乎完全停止。再加上当时的文人和学者都要“自觉地”与旧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观划清界线，努力投身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因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1978年，国人对西方童话的了解基本可用“贫乏”一词来概括，大家不仅难以看到同时代的西方著名童话，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广受欢迎的一些经典之作，如《快乐王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彼得·潘》等也消失了踪迹，一般读者能够读到的西方童话不外乎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科洛狄童话等少数几种。唯一例外的是意大利作家罗大里的童话，其作品大都及时地引入我国。而罗大里得以引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身份，他的童话作品也极易被纳入阶级斗争和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不过，在此阶段，西方童话的翻译出版工作并非全无亮点。例如，1953年，叶君健在平明出版社出版了《夜莺》《没有画的画册》等安徒生童话的选本，这是我国首次推出的直接从丹麦文译为中文的安徒生童话版本。从1957年到1958年，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叶君健翻译的共16册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此后，各种版本的安徒生童话选集不断推出，“至1979年，各种叶译安徒生童话集达50多种，发行400多万册”。[71]另外，格林童话的翻译出版也较有声色。这样，就使得西方经典童话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儿童文学占绝对优势的年代里，也保留有一方生存的天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人们将其视为童话艺术标杆的接受态度。当然，这一时期的国人，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大众，对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西方童话的理解都是颇为片面化的，充满了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学界对西方童话的研究自然难言乐观，其批评趋向和阐释思路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强调西方童话作家或童话故事来源的底层属性和民间属性，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对其进行“人民性”的解读，使之大体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思想意识。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思想的纲领是1947年的“延座”《讲话》，“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也就成为文艺研究的首要问题，童话和儿童文学的研究自然也不能例外。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陈伯吹1957年就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我们绝对不同意儿童文学作品不可能加强政治性和毋须具有党性和人民性的那种不正确的说法。”“苏联儿童文学是世界上最有思想、最先进的一种文学，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科学的原则，以及对儿童和对儿童理解事物的特性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在这样不朽的杰作里，是具有深厚的人民性，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代表人民利益的鲜明的党性。”[72]从中我们不难感知当时儿童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氛围。因此，这一阶段的学人对于西方童话，要么采取清理或者回避的策略，要么将其纳入“人民性”的阐释框架中，努力提炼其底层性、民间性和人民性特征——在当时，这三个词汇的意思往往是非常接近的。于是，本时期的西方童话接受与研究也就一改开创期那种以推崇其童心和诗性为主的传统，而转向强调西方童话的思想性和历史认识价值。

这种研究特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安徒生童话的新解读。1955年是安徒生诞生15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安徒生；当年4月2日，陈伯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向安徒生学习什么》一文，明确指出：“安徒生是热情的和平歌手”，“同时也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他又是一个爱国主义的作家”。更为重要的是，该文还着重指出了安徒生童话的“人民性”特征：

在安徒生的不朽的作品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是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爱一切善良的人，同情并且怜悯阶级社会中被压迫的小人物。他怀有强烈的正义感，爱憎分明。憎恨那些人民的敌人、统治者和他们所御用的帮凶者，无情地揭露他们的罪恶行为：皇帝的虚伪、王子的残暴、主教的阴险、大臣和官吏的愚蠢等等（见“皇帝的新衣”、“恶毒的王子”、“天鹅”、“夜莺”、“幸运的套鞋”等篇）。他愤慨又辛辣地讽刺嘲笑他们，剥光他们的外衣，使他们在人民面前赤裸裸地丑态百出。

……

要不是他重视民族的文学遗产，和认真地向民间文学学习，他不可能踏入这块文学园林中的壮丽无比的区域——童话的境界中去，而成为“童话王国”里的光辉人物。

……

如果作家能够继承并且发扬它的先进和优秀的成分，必然可以写出具有人民性的而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安徒生的童话作品就是活生生的范例。[73]

这等于是为安徒生童话的特征和价值进行了定性与定调。几乎在陈伯吹发表此文的同时，叶君健也发表了《安徒生和他的作品》[74]一文，其思路和结论与陈伯吹文几乎如出一辙，但在强调安徒生本人的底层性方面更为详细和突出。叶君健在该文中指出：安徒生一家如同广大丹麦人民一样，饱尝了底层的各种苦难，“他的父亲是奥登塞镇上的一个鞋匠”，“他的母亲为人洗衣”，“他不仅没有权利受教育，而且连生存的权利也快没有了”。“安徒生开始写作童话的时候（1835年），丹麦的社会的矛盾是加剧了……这个社会的罪恶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在安徒生的童话中很自然地得到了反映。”“在他的辛辣的讽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他的爱和憎。他的态度就是当时人民的态度，他的爱憎就是当时人民的爱憎。”因此，其文最后的结论就是：“由于他富有对于人民的同情心和忠于现实的精神，他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当时丹麦社会的矛盾，他的作品就具有相当广泛的人民性。作为一个童话作家，在十九世纪的儿童文学中，他的作品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后来，此文又几乎整体移植到1956年版《安徒生童话选集》（叶君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者序”中，由此，安徒生的底层性和安徒生童话的人民性的观点更得以深入千家万户，安徒生童话也借此获得了大量出版和广泛传播的合理性。

格林童话的情况也与此相似。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有学者撰文认为格林童话里“充满了有害于我们下一代的毒素”，因此不应在新中国出版[75]，但这一论点很快就得到纠正，而且研究者开始以“民间性”为关键词来论述格林童话的价值与意义。例如，著名学者冯至在其主编的《德国文学简史》中就明确地指出，格林兄弟“注意民间文学……这些民间的美丽故事的广泛的传播，不能不归功于格林兄弟，尤其是威廉·格林，因为其中绝大部分是他长期从民间收集起来的。……人民的正义感和劳动者的智慧经常在这些童话里流露出来”。[76]而著名童话作家和评论家金近则撰文进一步指出“民间性”与“人民性”之间的关联，从根本上肯定了格林童话的价值。金近说：“在《格林童话全集》里所搜集的童话和民间故事，有不少篇幅是反映人民反对专制政体，反对贵族和教会的作品。”“格林兄弟总是抱着一种忠实于原作的态度。他们坚决主张必须尊重民间文学的风格和原意，也保存了民间的口头文学中一部分能代表人民意志的东西。”“格林童话最大的特色，是把人民自己创造的、好多年以来逐渐得到补充修改的优秀的口头文学，忠实地、有系统地记录下来，因此格林童话就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格林童话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情况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不管怎样，格林童话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能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流传下去的。”[77]显然，这一思路与叶君健解读安徒生童话高度相似。

此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叶君健的《关于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文艺学习》1955年第4期）、陈伯吹的《童话大师安徒生》（《解放军文艺》1955年总第44期）、杨庸的《谈谈安徒生和他的童话》（《武汉教育》1955年总第29期）、叶君健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年版）、沈长钺的《安徒生和他的童话》（《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4期）、叶君健的《安徒生的童话》（《文学知识》1959年第6期）、孙佳讯的《从真实生活中产生的童话——谈〈木偶奇遇记〉》（《儿童文学研究》1959年第2辑）、陈伯吹的《格林兄弟和他们的童话》（《语文教学》1960年第1期）等。从这个简目中我们可发现，这个阶段的童话研究在数量上和深度上都十分欠缺。

其二，强调西方童话作家创作的严肃性、正义性和现实主义特征，着重分析西方童话中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成分，使之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相靠近。与此同时，对于西方童话中明显存在的基督教因素，当时国内评论界要么对之作出“历史局限性”的简单批评，要么论证其“虚幻”“伪善”的特征，或者是泛化为浪漫的社会理想，从而在主观上使西方的童话作家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相契合。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源自苏联，20世纪30年代即传入我国，在1953年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规定为一切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在当时，这一理论被理解为比现实主义更先进、更科学，因为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因此具有更真实、更典型、更有历史必然性等特征。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西方童话研究者们也纷纷拿起这一理论武器来仔细地审视各自的研究对象，将严肃、认真、忠于现实、正义性等理论标签粘贴在这些对象上。于是，在叶君健笔下，“安徒生是一个具有充分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他对待生活和创作都极为严肃”（《安徒生和他的作品》，1955年）。甚至更进一步，认为“安徒生是丹麦19世纪的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关于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1955年）。而在孙佳讯的笔下，科洛狄的《木偶奇遇记》堪称一部“从真实生活中产生的童话”，“尤其是每个情节不论它如何离奇，仍然有它现实生活的基础”（《从真实生活中产生的童话——谈〈木偶奇遇记〉》，1959年）。在完成了对这些西方童话作家“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定位之后，接下来，分析他们作品中阶级矛盾的表现和特征，论证其创作初衷和思想内涵的正义性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这样的批评也就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非常接近了。

于是，评论者们在对西方童话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论述时，关注的焦点便集中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热情赞美和深切同情，另一个是对统治者和剥削阶级的深刻揭露与辛辣讽刺。以安徒生童话为例，诸如《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海的女儿》《夜莺》《她是一个废物》等具有较强现实色彩和象征意味的作品，在当时便更为中国的接受者所偏爱。例如，叶君健在解读《皇帝的新装》时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到那个洋洋得意的统治阶级的头子，毫不关心人民的死活……他耗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请一些骗子来织莫须有的新衣。安徒生在这个故事中，不仅描写了他们的丑态和肮脏的灵魂，并且把他们的丑态和肮脏的灵魂摆在大街上，摆在群众的雪亮的眼睛面前。”（《安徒生和他的作品》，1955年）这样，论者就成功地将原作中对“高贵者”的讽刺与对童心的赞美转化成了严肃的阶级矛盾的逻辑。即便是对那些与阶级对立几无关联的作品，当时的评论者也能从中发现“正义感”。例如，金近对《豌豆上的公主》就作出了这样的解读：“这个豌豆公主的皮肉，娇嫩得令人不可想象。……但安徒生不是歌颂他们，而是一针见血地把公主和王子的那种好逸恶劳的丑恶灵魂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安徒生的这篇童话，实际上是歌颂劳动的。……因为他（安徒生）懂得广大群众所受的痛苦，真正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他自己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这种朴素的正义感，正是安徒生童话的灵魂。”[78]自然地，格林童话也是具有这种“朴素的正义感”的：“我们读了格林童话，可以看出童话中所写的劳动人民的形象是比较可爱的，是热爱生活的。整理者所选择和编写的，是着重于歌颂勤劳、勇敢、机智、诚实和纯朴这些主题的材料。”[79]

出于同样的背景和原因，研究者对这些西方童话中存在的基督教因素就难以作出恰当的、正面的解读，而是普遍采取了忽略或转换的对策，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中，“宗教”是一个带有明显负面含义的词语。所以，尽管研究者们大都注意到了西方童话中的宗教问题，并尽可能小心地进行了解读，但他们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给予其“历史的局限性”的解释，同时还具体分析这一“消极”思想背后的积极因素，以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性。例如，金近在论述格林童话时就指出：“在格林童话里，也写了宗教上帝之类的题材，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就把理想寄托在上帝身上，对宗教抱有虔诚的心情。可尽管如此，格林童话也反映了宗教的势利、欺贫爱富，以及上帝如何不得人心等等题材。这也正是因为格林兄弟尊重民间的口头文学的真实性的一面，而有它的积极意义。”[80]另一种做法则是替换，即将基督教信仰替换为对善、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将上帝替换为“爱”与“正义”，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作品的宗教色彩。如陈伯吹就认为：在安徒生那里，“上帝”“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具体的东西”，“因此他的作品的倾向性是非常强烈的——向着善、向着上帝”。[81]叶君健也认为“上帝”是安徒生童话中“一个经常出现的人物”，但是，“他的上帝不是教会中的上帝——这一点从他刻画的那些在人世间宣传‘上帝’的‘福音’的牧师的形象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上帝是‘爱’和‘正义’的化身”。[82]经过这样的替换之后，不论是安徒生之类童话作家身上的宗教信仰，还是他们童话作品中的宗教文化，其神圣性、合理性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消解，而现实主义的特性则必然会更为醒目和突出，同时，与前面所述的“人民性”也取得了更多的统一性。

但是，不论是忽略还是替换，这些童话中的基督教因素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这些童话也无法归入无产阶级文艺的行列。而意大利作家贾尼·罗大里（Gianni Rodari，1920—1980）的童话则是一个例外，“因为他（罗大里）是意大利共产党人，他的诗歌、童话和小说就同苏联、东欧的儿童文学作品一起于50年代陆续放心地一一介绍进来，今天感觉起来似有图解阶级斗争之嫌的《洋葱头历险记》，当时就是被竭力推崇从而广为流传”。[83]《洋葱头历险记》由任溶溶翻译成中文，1953年先在《新民晚报》上连载，1954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随即风行全国。翻译者和评论者在介绍罗大里时，都会提及他的意大利共产党员身份，从而平添一份同志式、战友式的亲切感；而对《洋葱头历险记》的阐释，则可因此极为圆融地纳入阶级斗争和教育儿童的时代语境之中。叶群的这段话堪为代表：“在《洋葱头历险记》里，明朗的风格、轻松幽默的笔触和作者对意大利人民坚定乐观的战斗意志，成为浑然一体，这就使得这部作品的政治教育意义和艺术性都结合得天衣无缝。”“《洋葱头历险记》正是通过一群拟人化的蔬菜、水果和各种小动物之间的斗争，热情地歌颂了代表人民力量的洋葱头、小草莓、葡萄皮匠等的智慧和英勇。……这不是洋葱头在历险，这正是意大利人民的一支悲欢离合的交响乐，这怎能不受到意大利人民的热爱，怎能不激动人们的心弦，而为反动派所憎恨呢？”[84]当时关于罗大里的研究成果还有月华的《意大利儿童文学家约万尼·罗大里》（《文艺报》1953年第23期）、任溶溶的《约·罗大里和他的〈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历险记·前言》，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年版）等。另外，金近的《文学的特殊形式——童话》[85]一文，也多处论及罗大里童话。

三 繁盛期（1978—2013）：拥抱与多元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文化的日益广泛的交流和接触，国人猛然认识到，在苏联和东欧之外，世界各国的优秀童话是极其繁盛和精彩的，因此热切地将各种各样的、各国各族的童话翻译引入国内，形成了继“五四”之后的又一个外国童话译介高潮。在这一波波持续性的浪潮中，西方童话再次占据了显赫地位，这正如王泉根先生所言：“由于俄苏文学在中国长期受到特殊重视并已有过广泛影响，相对降低了西方文学及西方儿童文学在国人与儿童心目中的地位，因而进入改革开放八面来风的八九十年代，增大西方文学与儿童文学的译介，也就自然成了一种必然趋势。八九十年代的打开国门、面向世界，主要是面向西方世界。”[86]如此一来，西方童话在中国的经历，恰好形成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在此阶段，我国对西方童话的翻译、引进在质量、效率和全面性等方面都远超开创期，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当代的童话作品，大多有了中译本，而且很多作品还不止一种中译本。

以安徒生童话为例，仅从丹麦文翻译过来的就有四个高质量的中文译本：叶君健在新时期接连出版了《新注全本安徒生童话》（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版）和《英汉对照安徒生童话全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林桦于1995年推出了《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新译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石琴娥于2005年推出了插图本《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译林出版社）。此外，译自英语版本和其他各种选本的安徒生童话更是不计其数。格林童话也至少推出17种全集或选集的译本[87]，其中又以杨武能、杨悦据德语原文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最为突出。而且，这些经典译本都是相关方面翻译家的精心之作，译本中的“前言”“序”乃至“译者注”等都极富学术价值，堪称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样，《快乐王子》《木偶奇遇记》《小王子》《骑鹅旅行记》，等等，也出现了多种中文译本。

尤其重要的是，瑞典作家林格伦（Astrid Lindgren，1907—2002）的童话（《长袜子皮皮》三部曲、《小飞人》三部曲、《米欧，我的米欧》等）、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1916—1990）的童话（《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詹姆斯与大仙桃》《好心眼儿巨人》《女巫》等）、芬兰作家托芙·扬松（Tove Jansson，1914—2001）的童话（《魔法师的帽子》《看不见的孩子》等）、挪威作家托尔边·埃格纳（Thorbjorn Egner，1912—1990）的童话（《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等），以及一大批张扬“游戏精神”和现代儿童意识的当代西方童话也都被引入国内，极大地激发了中国读者和学者们沉寂已久的审美感受与变革精神。

就全面性而言，国内众多出版社有意识地推出了各种系列的世界童话文库或丛书，其中较为突出者有：浦漫汀、张美妮主编的《世界童话名著文库》（共12卷）（新蕾出版社1988年、1989年版）、韦苇主编的《世界经典童话全集》（共20卷）（明天出版社2000年版）、张美妮主编的《外国童话名家精品文库》（共20种）（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等。另外，一些关于西方童话研究的论著也被引入国内。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国对西方童话的接受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之势。这些研究，就与本著的关联性而言，主要涉及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西童话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舒伟的《走进童话奇境——中西童话文学新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王蕾的《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汤锐的《比较儿童文学初探》（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等。此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多地表现为单篇论文的形式，内容涉及影响、叙事、主题、文化等方面，代表作有王泉根的《论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刘守华的《东西方民间叙事之比较——读〈意大利童话〉》（《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张耀辉的《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影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杜隽的《中西方童话的相异性》（《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金莉莉的《一个童话叙事模式的中西比较——重读〈稻草人〉与〈快乐王子〉》（《浙江学刊》2000年第3期）、李红叶的《论安徒生童话对严文井童话创作的影响》（《云梦学刊》2004年第3期）、彭应翃的《谈西方童话对叶圣陶早期童话创作的影响》（《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赵欣的《试论神话对中西童话故事中男性角色差异的影响》（《理论界》2007年第7期）、陈虹的《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表现差异及原因探析》（《江淮论坛》2008年第6期）、胡梦婕的《中国现代作家的童趣缺失——浅析三篇同名中西童话〈爱丽丝漫游记〉的差异》（《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4期）等论文。

从以上简目中可以发现，研究者们依据不同的学术理论，从多个视角进行了中西童话的比较研究，其中既有平行研究，也有影响研究。这既体现出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也表明新时期的童话研究还未建立起坚实、严谨的理论体系和结构，缺乏相对统一的概念和研讨。从这个角度来说，舒伟的《走进童话奇境——中西童话文学新论》一书就具有了特别突出的意义，论者将“童话”视作一种独特的存在，力图从本体论的高度来统摄中西童话，以揭示中西童话的本质特征和共同之处。舒伟认为：“从中西童话的本体论比较研究视角对童话文学的艺术特质和根本属性进行探讨，本质上是童话文学研究的一种探索性双重对话：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第7页）作者希望通过这种双重对话来深入理解童话的内涵、特征和规律，以推动童话理论的建设和展开，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童话创作的繁荣，“因为越是善于研究理论的国家就越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我们坚信，只要中国的童话作家及儿童文学工作者努力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善于吸取全世界的优秀营养，深入认识和准确地把握童话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征，我们一定能够创作出一流的童话文学精品。”（第457—458页）显然，舒著的研究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二是西方童话的本体研究，包括西方童话作家、作品、童话史、童话主题等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属于作家研究的论著有浦漫汀的《安徒生简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版）、易漱泉的《安徒生》（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高帆的《世界著名童话家》（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郑孝时和薛培文的《童话大师安徒生》（希望出版社1990年版）等；属于作品研究的论著有蒋风主编的《世界著名童话鉴赏辞典》（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孙建江的《飞翔的灵魂——安徒生经典童话解读》（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彭懿的《走进魔法森林——格林童话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朱自强的《经典这样告诉我们》（明天出版社2010年版）等；与童话史研究相关的成果有韦苇的《外国童话史》（有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和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两个版本）、马力的《世界童话史》（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版）、韦苇的《世界童话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刘大杰的《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童话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另外，欧洲各国的儿童文学专史也多以童话为主体，其中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最为系统、扎实，该丛书中与西方童话相关的是吴其南的《德国儿童文学纵横》（1996）、张美妮的《英国儿童文学概略》（1999）、孙建江的《意大利儿童文学概述》（1999）、方卫平的《法国儿童文学导论》（1999）、汤锐的《北欧儿童文学述略》（1999）等著作。在童话的主题研究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1997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彭懿的《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和《世界幻想儿童文学导读》（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98年版）等。

在以上论著中，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颇为引人瞩目，极富启示意义。该著的“母题”实为文学主题，而书中所论“儿童文学”也大多是西方童话（也包括部分中国童话），如著作中第三章“顽童的母题”，其中的论述和观点主要是从林格伦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彼得·潘》等西方经典童话中生发出来的。刘绪源先生以大量的中西童话作品为基础，从中提炼出“爱的母题”（内分“母爱型”和“父爱型”）、“顽童的母题”和“自然的母题”三大母题，重在论述各个母题的审美特征。作者反对那种视儿童文学为教育、艺术服务于教育目的的传统观点，而着力提倡这样一种观点，即：“艺术不是手段，而是审美整体，对艺术品来说艺术审美就是它根本的和最高的目的。”（第4页）以“顽童的母题”为例，刘先生认为：“‘顽童型’作品的审美特征可概括为：在意外的认同中获得审美的狂喜。”“渴望自由，向往无拘无束尽情翱翔的天地，体现了人类的未来指向，是对于未来社会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深情呼唤——这是‘顽童的母题’根本意义之所在。”（第6页）显然，这种研究带有很强的哲学意味，因此，该论著的学术价值正如方卫平所言，“是一部显示了一定的理论原创能力的著作”。[88]

三是中国对西方童话的接受史、阐释史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编著有：李红叶的《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王泉根编《中国安徒生研究一百年》（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付品晶的《格林童话在中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李丽的《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著作。代表性论文有方卫平的《输入与传播——从“儿童中心主义”到“儿童本位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潘延的《安徒生在中国——对安徒生研究的回顾与反思》（《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吴学平的《国内王尔德研究述评》（《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秦弓的《“五四”时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秦弓的《“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上、下）（《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6期）、付品晶、杨武能的《格林童话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2期）、伍红玉的《经典的误读与再度——对世界文化遗产“格林童话”的历史文化解析》（《文化遗传》2008年第2期）、钱中丽的《20世纪中叶中国语境下的安徒生童话》（《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杜荣的《〈格林童话〉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纪念格林童话诞生200周年》（《德国研究》2012年第3期）等成果。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李红叶所著《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堪称新时期西方童话在中国的接受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作者在这部著作中系统地梳理了安徒生童话在中国近百年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深入论述了安徒生童话对于中国童话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多方面的影响和意义，可谓中国学界安徒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在考察“中国读者如何阅读安徒生童话”以及具体的阅读感受时，专门对将近300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涵盖童年段（6—12岁）、少年段（12—15岁）、青年初期（15—18岁）、成年期（大学生及年轻的父母）四个年龄段的人群——如此大规模地、科学地记录当代中国读者真实、鲜活、多元的阅读印象和体验，使普通读者的心声借此表达和呈现出来，这在中国的西方童话研究史上是极为鲜见的，也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现代学术意识。

纵观一个世纪的研究史，我们发现，自新时期以来，从接受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童话，进而比较中西童话的关联与异同，（已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点和共识，但由于童话学研究在我国一直相对较为弱势，而童话研究又混杂于儿童文学、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等学科之中，所以，明确地以童话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还不够理想，相关的理论建设和史料梳理也还远不能称为完备，全面地研究西方经典童话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的学术专著尚未出现。因此，笔者希望能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为我国童话研究的理论探索和学术史整理作出一份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