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批判序幕：香港《大众文艺丛刊》

1948年，香港新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正面讨论，拉开了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批判序幕。《大众文艺丛刊》是一个机关刊物，由中国共产党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丛刊》一出版，就在香港和国统区文坛引发了强烈的震动，并对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致今日要了解与研究1948年的中国文学及以后的发展趋向，就一定得查阅这套《丛刊》”[23]。这套《丛刊》有组织地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以及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自由主义作家的批判，构成了中国当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化批判规约、套路都将发生重大转变。

一 香港的批判：《大众文艺丛刊》

《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两个关键词，以及知识分子作家如何与人民结合这样的实践命题上。批判者以《讲话》的话语系统为参照，以《讲话》的核心思想为标准，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解读和批判。其目的在于统一理论认识，为未来的文化建设做好理论准备。

关于“主观战斗精神”的批判从哲学基础和文艺理论两个方面展开，涵盖了一般认识论和特殊专业领域的不同层面。批判者将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与胡风的文艺论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这两篇同期发表在《希望》上的文章，视为“对于主观问题的见解作了较有系统的说明”和“对文艺运动提出的宣言”[24]。因此，在批判者语境中，“主观战斗精神”首先被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讨论。应该说，这个层面的讨论是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诸如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是批判者主要的理论武器。并且，批判者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论证了主观的阶级性，指出“最强有力的主观作用一定凭借着掌握在最先进的阶级手里的革命的科学理论”[25]，进而为文艺理论层面的批判奠定基础。批判者认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将问题置于作家个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之上，是个人主义意识的强烈表现。因此，“主观战斗精神”是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是一种超越阶级的东西，和历史唯物论相背离。[26]

在文艺理论层面，批判者指出，所谓作家的主观精神，“就是作家的思想、情感、立场、态度等等的总和”[27]。《讲话》所提出的作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即是作家的主观问题。批判者将“主观精神”放置在《讲话》的话语系统当中，指出思想意识是主观诸因素中最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艺术思维不能仅仅依靠感性，感觉的真实性必须通过作家的思想才能获得。因为“感觉、印象等是被感觉的事物的直接的反映，思想观念则是通过感觉而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的”[28]，感性的对象不能仅靠感性的力量就能得到完整的认识。因此，批判者强调作家的思维作用而非感性作用是创作的根本性作用，强调作家的观察、比较、研究在创作过程中的意义，反对“把作家的感性作用提高到比作家的思想认识更高的地位”[29]。正是在对创作活动中感性的意义及其发生作用的方式上，批判者与胡风发生了分歧。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

但是，接下来的讨论中，批判者的注意力就转移了。他们认为，由于胡风对感性的强调，“对于作家所要求的，主要不是思想的改造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变，而是强烈的感性机能；主要不是在实践中从观察、比较、研究去具体认识他的周围世界，而只是借这种精神力量去进行所谓‘血肉的搏斗’”。这样，“不仅唯物论被取消了，阶级观点也被取消了”[30]。

与其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文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思想改造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从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目的出发的。于是，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意识成为必然的批判对象，他们的思想改造成为历史的要求。不仅“作家的小资产阶级的主观及其生活，根本不能反映表现出人民世界的真实——它的真理（作品的思想性）和真情（作品的感染性）”[31]，而且“小资产阶级的心永远不能真正同无产阶级的情”[32]贴在一起。文学创作领域的主观问题演变为政治实践中的作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思想改造问题。在这一方面，批判者与胡风之间产生了更多的分歧和误解。

首先，在对人民的理解上双方的语境不同。如前所述，胡风在“五四”启蒙文化语境中认识人民，更注重对封建主义安命精神的警惕与反抗；批判者从阶级论语境认识人民，更注重对他们优秀品质的赞赏与学习，而对他们的缺点存有更多的谅解。“不承认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身上有缺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在本质上，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善良的、优美的、坚强的、健康的。健康的是他们的主体；他们的缺点，不论是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只是缺点……看不见、想不通或者不承认这一点，往往是一个作家拒绝和人民结合最深的根源。”[33]值得注意的是，批判者的理性分析在减弱，开始显现出话语霸权的端倪——所谓“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启蒙意义遭到讽刺和调侃：“海水里充满妖魔鬼怪，人民带着满身的‘奴役底创伤’……会传染的呀，会毒死你的呀”[34]；人民的缺点可以批判，“但在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没有取得这批评资格之前，他得先受人民的批评，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这叫做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35]。

其次，在如何与人民结合上双方的角度不同。胡风从专业和启蒙的角度做出理解：即在创作上反映人民的痛苦和愿望，在实践上启发人民的文化意识，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他主张，在为民主而斗争的时代里面，“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事件或最停滞的生活角落里面，被这个斗争要求所照明，也能够看出真枪实剑的，带着血痕或泪痕的人生”[36]。因此，他认为在文学创作上，与“写什么”相比，“怎样写了”尤其“在怎样的精神要求里面写了”才是更重要的。胡风一如既往地强调作家“主观战斗精神”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文学创作题材有更宽泛的理解。至于这种“主观战斗精神”或人格力量如何形成，胡风以为它是在现实生活中形成，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只有深入到现实生活里面才能够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完成，只有为了献身给现实生活的战斗才能够得到它所享有的意义；深入并且献身到现实生活的战斗里面，所谓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但不会成为抽象的概念，反而能够得到思想的真实和感情的充沛。”[37]

但是，批判者的角度则是政治的、阶级论的。与人民结合首先就是到工农兵的生活实践中，进行思想改造，实现阶级立场的转变。“一切革命的作家必须与广大的工农兵劳苦群众相结合——在原则上，这是一个‘地无分南北’的课题。”[38]在革命政治话语系统中，工农兵尤其农民是革命的主力，文艺服务于工农兵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批判者从这个话语系统解读胡风的主张时，对后者的不同表述颇为敏感。批判者指出，“认为只有具体的平凡生活才是最真实的政治，从而把政治事件还原为平凡的生活事件，群众还原为个别的被压迫者和战斗者，阶级还原为个人对个人的态度，那将是大错而特错”[39]。至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精神要求”，在批判者看来，“这种看法会被理解成什么样的生活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生活态度；问题的重心不是具体地生活在这一个阶级或是那一个阶级的客观事实，而只是作家对平凡生活的态度”[40]。这实际上是取消了作家和人民结合的基本命题。甚至胡风描述作家创作过程中精神动态的表述（“自我斗争”）进一步被解读为“是作家和人民一种对等地迎合和抵抗的斗争”[41]。

二 胡风的理论答辩：《论现实主义的路》

针对香港的批判，胡风写了长篇论文《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从一个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专业视角来判断、回应《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企图说明一下文艺思想是怎样走了过来，变化了过来的”[42]。可以看出，胡风是在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这两种创作倾向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主客观化合论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理论。胡风认为，这两种倾向从不同角度破坏了现实主义的力量——“主观公式主义是从脱离了现实而来的，因而歪曲了现实”[43]；“客观主义是从对于现实的局部性和表面性的屈服、或漂浮在那上面而来的，因而使现实虚伪化了，也是在另一种形式上歪曲了现实”[44]。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在于“没有通过和人民共命运的主观思想要求突入对象，进行搏斗”[45]。

胡风将讨论限定在文艺创作领域内，在这个特殊的专业内部探讨一系列理论问题——即“究明创作实践的过程，作品思想性的根源，文艺是通过怎样的特点去影响读者，发生力量”[46]。胡风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了“主观战斗精神”的来源和基础。在历史唯物论的大框架中，人首先是感性的存在，即“感性的对象”，有着独属于他的情感、热力、愿望和追求。人们以各自的“感性”在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中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构成了复杂的人类社会，因而，人也就成为“感性的活动”，或者称作“对象的活动”。每个人都带着他的生命的全部内容生活在由其“感性的活动”构成的世界当中。因而，人是具体的人，历史的人，阶级的人，社会的人。作家创作时，在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之间构成了四组关系，即自己的感性活动与感性的对象的关系、自己作为感性的对象与对象作为感性活动的关系、对象作为感性的对象与作家作为感性活动的关系、对象作为感性活动与作为感性对象的作家的关系。因此，“从对于客观对象的感受出发，作家得凭着他的战斗要求突进客观对象，和客观对象经过相生相克的搏斗，体验到客观对象的活的本质的内容，这样才能够‘把客观对象变成自己的东西’而表现出来”[4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胡风提出了“人格力量”（实践的生活意志），主张将革命的主义化为作家的实践意志，“凭着它去深入现实、把握现实、克服现实的实践意志”[4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风将创作过程看作生活过程，“而且是把他从实际生活得来的（即从观察它和熟悉它得来的）东西经过最后的血肉考验的、最紧张的生活过程”[49]。

关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结合的问题，胡风依然从“五四”文化传统和启蒙的角度论证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反帝反封建的实践斗争中，和人民原来就有过某种联系，“有过或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在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上，是“思想主力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是人民的先进。同时，胡风也指出了知识分子的二重人格——即所谓游离性。旧知识分子和有革命要求的知识分子“由于残留的所谓‘优越感’和虽然困苦但却大都可以勉强得到的生存的空隙，不容易做到决然地完全抛弃幻想，因而滞留在自作多情但实际上却是虚浮的精神状态里面”[50]。创作上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就是作家游离性的结果。为了克服这种游离性，知识分子要深入实践，在长期的磨炼中进行改造。至于那些深入人民的内容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实践原就是克服着本身的二重人格，追求着和人民结合的自我改造的过程”[51]。因为他们的创作实践“依靠着对于历史现实的发展方向的承受，依靠着把自己放在反封建的斗争要求里面，依靠着对于被革命思想所照明的人民的内容（负担、潜力、觉醒、愿望和夺取生路）的深入”[52]。

胡风所理解的思想改造的实践途径并不着意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变，而是在反封建、在架构现代思想与人民之间桥梁的意义上实现。他认为，人民包括了广泛的统一而对立的内容：一方面具有“伟大的精神”——在剥削和奴役下担负着劳动的重负，善良地担负着，坚强地担负着，流着汗流着血地担负着；另一方面“又是以封建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样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53]。在胡风的视野中，与人民结合的迫切意义在于：避免对人民“优美”的主观憧憬。尤其是在反封建主义斗争到了“真枪实剑的风云际会”，“应深入进去的是平凡的但却深含着各种各样活的内容的具体的人民，甚至就是你身边左右的人民，不能是憧憬里的概念；要去汲取的是真实但却沉重的、活的、具体的、各种各样的担负生活的永生力量，各种各样的夺取生路的求生愿望，以及怎样把这些力量这些愿望禁锢着、玩弄着、麻痹着、甚至闷死着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不能是憧憬里的清一色的优美”。[54]

胡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基本内容“就是使人民的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从‘自在的’状态进到‘自为的’状态，也就是从一层又一层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向前发展，变成物质的力量”[55]。因此，思想文化斗争与革命实践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作家与人民的结合，首先是和这样的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人民结合；所谓如何与人民结合，则首先是“从生活实践开始，在创作实践里面完成，而且只有在创作实践里面才能完成的结合过程”[56]。显然，胡风从作家的专业角度探讨问题，作家与人民共命运的立场通过创作活动变成了一种实践。

《论现实主义的路》是对《大众文艺丛刊》批判的回应，胡风试图从理论上澄清问题，“不仅仅是答辩，而是想就现实主义这个问题写成一本系统的小册子，然后就现实主义美学问题再写一个小册子”[57]。他的阐述视角基本限定在学术领域，并在自己的理论话语系统中阐释问题。胡风自道：“当时，完全是从理论上来分析，以平等的身份来讨论”，[58]以为“理论问题应是越谈越清楚”[59]。但是，《大众文艺丛刊》之所以发起这次批判，却并不仅仅是由于学术问题的分歧，而是出于政治规训和争夺文艺理论话语权的需要。当时，随着军事战场上的胜利，统一文艺思想上的认识显得越来越紧迫。胡风文艺观点与《讲话》的不对应性，被认作一种对抗或不服从态度，甚至是对理论话语权的威胁。“他们却处处以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自命，因而引起了读者不少的误解。”[60]“为了宣传介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并有计划澄清和批评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61]，香港文委创办了《大众文艺丛刊》。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思路呈现出复杂性的一面，显现出学术话语系统与政治话语系统的矛盾和纠缠。一方面，试图“从原则上以说理的态度来澄清思想的混乱”[62]，“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力避文学上的命令的调子”[63]，以期达到文艺思想上的团结；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论说中又流露出非说理的严厉姿态和非学术的论述逻辑。不久，在对胡风更大规模的批判中，这种矛盾逐渐消失，统一于政治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