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于经典的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何谓文学经典？一般而言，《诗经》《楚辞》“四大名著”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便是经典，但从学理来说则远不止这么简单。文学经典，意味着文学形态的典范性、文学影响的广泛性以及文学魅力的持久性。经典可以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也可以是一种主题、一种意象乃至一种书写的范式。经典既非一开始就有的，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哪些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属于经典？经典有无明晰的边界？经典如何形成？经典又如何演变？……与经典相关的种种问题，可以说牵连着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索，并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语境中作动态的考察，才有可能真正深入文学经典的内部，也才能对古典文学以至传统文化的神髓有透彻的理解，进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延续、弘扬及当代转化。
因此，理想的文学经典研究，应包括这样几个层面：第一层面，对既有文学经典的重新解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和眼光，立足我们所处的时代来重读经典，必然能看到与前人眼中不同的风景，进而从新的角度开掘经典的丰厚内蕴。第二层面，对经典化过程的考察，也就是思考经典生成的原因、路径与机制。很少有作品甫一诞生便为经典，经典的生成总有一个历史过程，且这一过程常常是曲折复杂的。对经典化过程的考察需要精研作品自身的形态与内蕴，更需要探究后人对作品的解释方式，以及形成特定解释的历史文化因素。第三层面，是对新经典的发现与塑造。既然经典不是凝固不变的，那么应新时代的需要而从古代文学中提取资源，发掘新的经典，进而拓展文学经典的边界，也是经典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书收录的论文，尽管视角有别，题目各异，但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作者们对经典研究诸层面的思考。
不少论文属于经典研究的第一层面。作者们以新的眼光，对欧阳修、梅尧臣、苏轼、杨万里等一批经典作家展开了视角独特的观照，提出了不少颇具新意的观点。张蕴爽的《由〈孙子兵法〉注家身份浅析梅尧臣》，从梅尧臣《孙子》注家这一较少为人所注意的身份切入，分析其知识结构、热衷论兵的心理及相关诗歌表达，从而为理解梅尧臣的诗歌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王启玮的《洛阳少年与少年洛阳：梅尧臣、欧阳修西京书写的历时考察》则聚焦城市书写，认为梅、欧的洛阳书写是一个典范性的城市书写现象，体现着城市与文人间的互动，从而对梅、欧二人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解析。宁雯的《苏轼诗中的自嘲：举重若轻的自我表达》关注苏轼诗中频频可见的自嘲，认为这种含有戏谑意味的自我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对自我的独特认知，亦传达着诗人幽微的人生体验，从而丰富了关于苏轼个体的认识。岳娜的《“因地兴感”与“以诗纪行”——以诚斋诗为中心谈宦游对宋代人文景观与诗歌观念的影响》则在宦游背景下考察杨万里诗歌，认为因“宦”而“游”的特殊性，影响了杨万里看待风物的眼光和诗歌写作的姿态，而杨万里的吟咏也在塑造并影响着后人对一方风物的观照方式。此外，王振华的《阴阳学说对〈毛传〉解〈诗〉的影响》、毛锦旖的《论欧阳修之不朽观及其对人生实践的影响》、李恩周的《论柳永、周邦彦羁旅词的时空结构》、李真雅的《论周邦彦词中的“倦客”形象》、陈冰清的《刷尽文章色相的诗心雅韵——论苏轼黄州文》、袁苗苗的《宋元话本小说“酒楼茶肆”叙事简论》等，亦从各自的角度对经典作家作品进行了相应的探析。
经典研究的第二层面，亦即经典化的问题，也是书中众多作者的关注重心。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复杂变化及丰厚内涵，常常深具学术探讨的价值。而对经典化过程的廓清与阐释，也往往能让我们对历史产生生动鲜活的新认识。马东瑶的《“九龄风度”与张九龄的经典化》以欧阳修、宋祁所著《新唐书》对刘昫《旧唐书》的改写为考察中心，揭示了“九龄风度”内涵的演变，并指出正是在宋人的接受、阐发和体认中，“九龄风度”的内涵才得以真正确立。王建生的《张耒诗典范化的启示》以吕本中、周紫芝对张耒诗的接受为中心，探讨这一过程中的批评标准、动机、影响等相关问题。姜西良的《略论田锡对文学经典的传承和士人精神的塑造》则考察了宋初文人田锡如何传承斯文、复兴古道，从而成为范仲淹振作士风之先导。马建平的《真德秀文章选本体例的变革及深层诱因》考察真德秀《文章正宗》《续文章正宗》的编选宗旨、编选体例及其文学趣向，揭示了真德秀在古文经典化过程中的地位与影响。邹颖的《崔徽事迹的文学呈现及其演变》不仅清晰勾勒出崔徽故事的演变轨迹，而且认为这一轨迹体现了有关女性与情爱的浪漫文化在不同阶段的走向。陈琳琳的《杜甫草堂诗的绘画呈现》以“柴门送客”与“江深草阁”的诗意画为中心，考察后世画家如何用画笔还原诗歌情境，并在画中传达对诗歌的独特见解与感悟，为我们展示了绘画在杜诗经典化过程中的独特意义。
作家作品之外，“文学事件”也可以成为一种经典。所谓“文学事件”，是指与名著名篇的创作密切相关的文人活动或文学创作情境。王琰琰的《论元明杂剧对前代“文学事件”的阐释和演绎》以及柳素真的《朝鲜文人重演“赤壁船游”考论》都探讨了后代文人对前代“文学事件”的接受。王文以元明杂剧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描写王粲登楼、渊明赏菊、兰亭会、游赤壁等“文学事件”的诸多剧作；柳文则从“他者”视角出发，对汉文化影响下的朝鲜文人重演“赤壁船游”现象进行考论。“文学事件”的经典化，意味着它们作为一种原型持续不断地得到后世文人模仿、描绘与追思，体现了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中崇古怀昔、“往事再现”的特色和传统。
书中关于经典研究第三层面亦即对新经典的发掘，也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风景。所谓“新经典的发掘”，从狭义的角度说，主要针对作家作品而言；但着眼于文学史的发展与演变，则亦可涵盖文体、题材、意象、书写范式乃至批评方式等方面。发现历史上的优秀作品并对其展开论述，固然属于新经典的发掘；而对一种新题材、新意象的兴起过程与演变趋势进行梳理、对一种新书写范式的敏锐发现与细致阐释，同样属于发掘新经典。
罗旻的《地方祠祀规范化背景中的文人化写作》即讨论了“祠祀乐歌”这样一种在宋代广泛存在却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诗歌类型，将一批具有独特功能及艺术特色的作品带入了我们的视野。姚华的《市声：范成大诗歌声音描写的新开拓》聚焦范成大笔下的声音描写，梳理了范成大对“市声”这一与宋代城市形态及商业文明密切相关的新型意象的诗歌书写，同时勾勒出围绕“市声”而展开的新的书写范式。周剑之的《论古典诗学中的“事境说”》则在诗学领域发掘出“事境”这一概念，试图以此为基础建构“事境说”这一并行于“意境说”的批评体系，以对古典诗歌的艺术境界做出更为全面的揭示。此外，刘杰的《论王禹偁骈文的“古意”与“独步”》讨论的是以往关注甚少的骈文写作，王萧依的《中国古代自传文学在北宋政治语境下的变异》从自传书写的视域出发对苏辙的《颍滨遗老传》作出了深刻细致的解读，谭清洋的《由私人空间到公共话题的文学途径：〈雪巢记〉与雪巢书写》探讨南宋中兴文坛的雪巢书写，姜华的《〈豆棚闲话〉与话本小说的革新》从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和叙事方法等方面揭示《豆棚闲话》的革新意义，林惠彬的《基督教小说在近代韩国的历史演进》考察韩国出版、流传的基督教汉文和韩文小说，都可视为发掘新经典的努力。
除了以上提及的论文，其余论文虽然未必直接触及经典问题，但深究其主旨，仍与文学经典研究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李飞跃《张枢倚声改字考论》通过对宋代文人倚声改字案例的探讨分析，为倚声变法、律词形成及诗词曲辨体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认知。王黛薇的《宋太宗朝士大夫文化人格、精神风貌以及诗歌创作的新因素》从创作主体的身份气质切入，认为宋太宗建立的文官政治局面深刻地影响了新朝士人的精神风貌，从而引发了诗风中的新因素。黄柯柯的《不断被讲述的“进奏院狱”》对“进奏院狱”事件的多种记载进行比较细读，追索其背后的政治风向。董岑仕的《王安石诗李壁注引朱熹说小考》对李壁注暗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语类》的情况进行了考证，由此管窥南宋印刷书籍的流通与理学思想传播之间的关系。程海伦的《杨万里〈锦绣策〉考》以杨万里所撰的《锦绣策》为考察对象，论证了《锦绣策》作为时文范本的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这些论文对古代文学生态有着多角度、多层面的生动呈现，与文学经典的研究密切呼应。
还需郑重说明的是，本论文集的所有作者，都是张鸣师的及门弟子。张师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系任教，1995年开始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到2016年已有22届硕博士研究生共50人。二十多年时间里，对于每位及门弟子，张师莫不悉心指导、倾囊相授。张门师徒，以学术成就终生之谊。2017年7月，敬爱的张鸣师即将荣休。我们希望能以学术探讨的形式，奉上最诚挚的祝贺。这些论文，许多都得到了张师的直接指导，其他即便并非张师指导，也植根于张师的培养与训练。在这些文字的背后，贯注着张师的谆谆教诲，凝结着张师的无数心血。综观这些论文，作者兴趣有别，题旨各异，可见张师的因材施教；多维的观照视角，独到的文本解读，则可见张师一以贯之的学术训练。
《礼记》曰：“春诵，夏弦。”苏子曰：“古之为学者四，其大者则取士、论政，而其小者则弦、诵也。”弟子们不敢自期为“大”，且以其“小”敬贺张师之荣休，故名之曰《弦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