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美国小说之成长

在三十年前要把美国文学当做“美国的”民族产物般研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从美国初有文学作品起，一直到十九世纪的末期止，不但所有作品中的文字、风格以及故事等等，随处模仿着英国作家，而被英国的传统所笼罩着；读者对于著作家的态度，也跟了英国批评家的好恶而转移，著作家毕生的目的，就只在如何才能写得跟英国人所写的没有分别而已。一七八八年一月十七日《美国杂志》（The American）上登着这样的一段话：

还有一件事情：要使得文学作品得到名誉必须“渡过大西洋”。因此所有的作家应当先把他们的原稿送到英国去，再回来当做英国的出品出售，然后能得到很大的声价。凭你写得怎么样好，没有一件作品是可以在国内得到估价的。

这一种奴性的见解，自然地使所有跟从英国传统的作家，被大众读者所爱好，而使想突破这种母国束缚而独创“美国的”文学的作家，随处受社会人士和出版家的唾弃。美国政治上的独立，虽然宣布于一七七六年，可是美国文学，却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叶，还只配称做殖民地文学，和加拿大文学、澳大利亚文学，同样是英国的一支，而缺少了文学所应有的独立的民族性的。正如约翰·麦西（John Macy）在《美国文学之精神》里所说：“美国文学是在这国度里所产生的英国文学而已……你可以在美国政治、美国农业、美国公立学校或是美国宗教中说出它们的特点，但是在美国文学里，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美国的呢？”（The Spirit of American Literaturep.4）

从殖民地的文学到民族的文学

二十世纪以前在政治上早成为独立国家而在文学上所以还在殖民地状态中，我们可以找出三个较切实的理由。这三个思想上的、言语上的、经济上的理由，就支配了一百五十年来的美国人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殖民地心理。

研究美国历史的人，谁都知道美国的最大部分人民是由英国移植过来的。其中抱着一个妄诞的理想，要到新大陆来发财的当然也有；可是大多数却是为了当时英国的皇帝杰姆斯第一（James I）继伊丽莎白而执政以后，信奉英国正式教会（Orthodox），把所有的清教徒和异教徒一样的虐待。许多人受到酷刑，许多人被逐出国。当时比较有自知之明的人，知道与其在旧世界上受到皇帝的虐待，而有被放逐的危险，不如自己到新世界上去碰碰命运，反能获得信仰上的绝对自由，并且物质生活也许可以得到意外的满足。于是在伦敦公司（London Co.）和泼莱毛斯公司（Plymouth Co.）的劝诱下，大批的清教徒，和包含长老会、浸礼会和明友会（Quaker）的异教徒，从一六〇七年从佛琴尼亚州（Virginia）的杰姆斯市（为尊崇国王杰姆斯而取的名字）起，逐渐的布满了全美。

这些教徒，都是属于出身微贱的中等阶层。他们是畏缩，守旧，无智识；一方面但求物质生活的安全，一方面只看到宗教是他们生命的重心，因而文学艺术，就在情理中的被他们所疏忽掉。我们从过去世界文学史上知道贵族阶层倒是产生文学的重要条件之一，希腊悲剧的繁荣，庇立格尔（Pericles）是一个忘不掉的保姆，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罗伦佐（Lorenzo de Medici）也有栽培之功。回头看美国，当时穷不聊生的人民虽没有，贵族阶层倒也是这个新兴的国家所缺少的东西，只有一大群庸俗的中间分子，组织成了整个的美国社会。于是正如茂杜克教授（Murdock）所说：“既没有有闲而爱好艺术的人去吹嘘或是责骂当时的诗章，也没有人去帮助一般在挣扎中的作家。除了一些暂时翻阅或是对于工作有些微实益的书以外，简直没有购书的群众。”

而这些暂时翻阅的读者，又都被自己的私见所束缚，迷惑于旧传统的英国作品，以致有限的作家中，为了迎合他的读者，便谨慎的走着旧路，再不敢去自己垦掘荒地了。卡尔浮登（Calverton）说得好：“美国的清教徒的小资产阶级心理既不鼓励艺术，也并不把文学在宗教的以外去好好培植。他们常常带了一种远离了爱美的目标去抬高价值的理想。就是这辈小有资产者对于艺术价值的不重视，加上殖民地心理的影响，在有限的艺术企图上，便不鼓励独创而鼓励模仿。因而使美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以前不能到达成熟的程度。”（见The Liber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p.88）

言语上的被束缚，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因为要产生自己的文学，一定要先有了自己的言语。用自己的言语才能表现自己的人物、自己的背境，以及自己的思想。美国人的言语和文字，从开始移植到新英格兰起，一直把从大西洋彼岸带来的英文作为标准。在文学作品样样模仿英国的情形下，变换文字，当然被一般教徒们所反对的。像杰福特（William Gifford）主张用希伯来文去替代英文，以及勃立斯提特（Charles A.Bristed）建议用希腊文去从事文字革命，当然要遭到社会上的攻击。但到一七八九年，字典学家韦勃斯特（Webster）却在他的小书《英语论》（Dissertation on English Language）上说：“在将来，美国的言语从英文分离开来是必需要而不可避免的事。……许多地方的原因，如新的国家，新的人民组织，在艺术上和科学上新的思想组合，还有许多欧洲人莫名其妙的土人的方言，会把许多新字加入到美国语言中去。这些原因，隔了不久就会产生一种与英文不同的北美洲的言语，像现在荷兰、丹麦和瑞士的言语和德文间相差的一样。”当时韦勃斯特想要“趁此机会，去建造一个民族的言语，像建造一个民族的政府一样。因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荣誉需要我们自己有一个组织，不但是政府上的，而且也是言语上的。”（见H.L.Mencken：The American Languagep.1）

韦勃斯特这种预言，据门肯那部伟大的著作《美国的语言》里说，应用到文学上去的第一批人是劳威耳（Lowell）和恢特曼（Walt Whitman）。恢特曼自己曾经在《美国初步读本》（An American Primar）里讨论他那部《草叶集》（Leaves of Grass）说：“我想整部的书是一种言语上的试验而已——用新的字和新的语法去表现精神肉体和人，一个美国人，一个世界主义的自我表现而已。”但是在恢特曼尝试下所得的收获是很渺小的。他的作品既不被当时的读者所重视，他更不能领导时代去从事言语上的革命。（恢特曼的被认识，还是十九世纪末期的事。）

文字上的阿美利加主义既不能通行，美国文学当然没有能力可以冲破了这外表的束缚去建设自己的园地。把维多利亚风的英国的文字和英国的风格作为创作的工具，根本就限制了美国文学的生长，而美国文学便在文字的难关没有打破以前永远做了英国的殖民地文学。

美国文学迟迟成熟的又一个更重大的原因，便是经济上的落后。作为一切艺术产生的主要条件的物质基础，既然处处受英国的支配，表现上层意识的文学作品，当然脱不掉殖民地的心理。

美国所受英国在经济上的支配力，从伦敦公司起一直到世界大战时期为止。虽然因独立战争的结果，美国在政治上已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并且福尔敦（Faulton）发明汽船，斯谛芬斯（John Stevens）建筑铁路，恢特尼（E.Whitney）又发明轧花机，工业革命在美国人的生活上曾大起变化，可是经济关系上还是受制于英国。像一八五八年美国的哥林轮船公司（Collin Line）的船只，终于售给英国公司，许多海上运输的商务，都落在英国人的手中，已足证明经济上的落后了。

文学作品没有能力可以脱离这主宰的经济势力而自己建立起来，当然是情理中的事。所以卡尔浮登说：“虽然有最勇敢的企图想建立起美国的文化，但是这种文学上的自由运动所获得的结果甚微。因为这个国家比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各国在经济上的地位较逊，所以殖民地心理既形强化，它在文化上的不成熟，轻轻的文字上的表示是摇动它不得的。”

上面讲的三种限止美国文学独立成长的障碍物，到二十世纪的开始，才逐渐融解，大战以后，乃趋消灭。看近几年来，美国文学已被欧洲评坛把它和法兰西文学、德国文学，用同样严肃的态度，当做代表一亿二千万美国人民的意识而研究着尊重着，就明白过去许多文学史家用鄙视的态度不把美国文学放在眼里，已成为过去的史迹了。

现在的美国文学，因为经济上不但不受英国的支配，反而用它的金圆政策在支配着别人，人民既有充足余钱买些书来读，民族的自觉（National Consciousness）也深刻的表现在美国人的心理上，以及美国人的作品上；它摆脱尽了前世纪殖民地的意识，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文字上，直到帕索斯（Dos Passos）和福尔克奈（Faulkner），虽然依然沿用着英国的文字，可是已打破了传统的文法，变动了文字的拼音，吸收了许多黑人的、德文的、法文的以及各地的方言和slang，创造了自己的韵律，织成了自己的散文。现在我们拿一本《八月之光》（The Light in August）和《渡河》（Over the River）来相比，把《一九一九》（1919）和《镜中人影》（Portrait in the Mirror）来研究，我们立刻就可以辨别前者是美国人的小说，后者是英国人的小说。这不但说从文字的格调上可以感觉到，创作方法和故事的题材同样显示着清楚的分野。目前在老大的英国，一边把维多利亚的作风当做一切写作的最高标准，而严谨的追随着，一边诋责了心理的写实主义，否定了社会的写实主义，而竖起新浪漫主义的旗帜来。（参看拙译华尔波尔作《近代英国小说之研究》末段，《现代》第五卷第五期。）新进的美国，却已浩浩荡荡的依着写实主义的大道，在独立的创造起“美国的”小说来了。

今日的美国小说清除了那许多荆棘，走上了这一条正道，是经历过许多阶段的。在依着这条大道进行的作家中，许多人是属于过去的，许多人至今还在努力着，还有许多人在把自己更振作起来，这些英雄都是使美国小说成长的功臣，前人开了路，后人才能继续的扩张而进行。而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开辟荒芜的大功，更值得称为近代“美国的”小说的始祖。

早期的写实主义

马克·吐温在美国小说史上的功业决不如《康桥美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Ⅲ.p.1）上所说，“在优秀的传统以外从事写作，是显然的想去迎合大众”那样简单。他那部在出版后六个月内销行三万一千本的《国外的无知者》（Innocents Abroad），确实是第一本美国的散文。在他以前，没有一部小说能这样的摆脱殖民地心理而写得如此独创而富有边疆精神过；加以他那幽默的风格，更帮助他的作品获得了广大的读者。

在丰足而快乐的美国西部所产生的那种轻快诙谐的美国幽默，是和英国传统根本相反，而早被勃列特·哈特（Bret Harte）称为美国文化所产生的第一颗美丽的果实的。它开始显形于传闻轶事中，后来便口头传述，通行于酒吧间、乡下人的集会里，以后便流入大庭广众间演说家的口中，这一切都出之以滑稽的故事，最后便侵入了报纸。他最大的特点是独创而新奇的，他的个性和特点那样的浓厚，外国的读者都称这一种幽默故事为“美国的故事”（An American Story）。

马克·吐温领导的“美国的故事”，替美国的文学开了一条正确的路。详尽的个性描写的写实方法，多少的把当时风行的浪漫主义减色了许多，而他的那种错误的拼音，反传统的用字，以及故事的悖理逆行，隐语的无意义，一方面引起本国读者的乡土趣味，一方面和东方的英吉利传统的作家对立了起来。当时斯推特曼（Stedman）就说这一种“读者趣味的可怕的堕落”是美国文学的大危机。他的所谓“堕落”，就是指西部那种由马克·吐温所领导着的幽默文学而言（见 Walter Blair：The Popularity of 19th Century American Humorists）。

马克·吐温的幽默小说虽然受到同时代人们的攻击，可是从历史的观点上看，马克·吐温的“边疆写实主义”（Frontier Realism），或称初民的写实主义（Primitive Realism），终于替今日的美国写实小说树了第一块基石。在这块坚固的基石上，我们才能够看到建筑起的灿烂宫殿来。跟着马克·吐温便发展到霍威耳斯（Howells）的“缄默的写实主义”（Reticent Realism）。

霍威耳斯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虽然也有人称誉之为和法国的左拉、俄国的托尔斯泰同样的重要，但是一读他的作品，例如《西拉斯·莱普曼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man），我们就感觉到虽然所取的材料都是典型的美国的，但是他所着重的那些经验，是和美国人的生活还不很适合。在《命运的转机》（A Hazard of New Fortune）里，读者也有着许多重要问题被疏漏了的感觉。其他的四十几部作品中，同样的表示出作者虽然有了针对现实的企图，可是没有十二分深入事物的中心而获得写实的效果。他游移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个是隐射西部而由平凡的人所组织成的平民的世界，一个是隐射东部而由安乐享福的人所组织成的上层中产者的世界，所以霍威耳斯的思想是很动摇而矛盾的。像他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彻底的过激主义同样，在文学生活中，他的写实主义是自己形容说是一种“缄默的写实主义”。在他自己所认定的范围以内，他也许可以称为写实主义者，可是他从不越出“缄默”的范围。《康桥美国文学史》的第三卷八十七页上批评霍威耳斯说：“像一个很谨慎的选择文字的圣人一样，他是一个选择的写实主义者，每一本小说的结果都是快活的。许多角色都白头偕老，而一切有关性生活的话，也没有一处不故意的回避了”，也说得很中肯。就从他鄙弃巴尔扎克，说他的书是“把事实表现得那样的袒露而显得是很猥亵”的一点，就可以看出他对于写实主义的认识还嫌缺乏。而当高尔基带了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同到美国，霍威耳斯就因为这一点私人道德上的琐屑事件，而取消他会见的决定，也相当的可以证明这个缄默的写实主义者是如何的没有脱去过去见解上的束缚了。

话虽如此，霍威耳斯对于阿美利加主义和写实主义在美国的成长，和马克·吐温是同样值得纪念的。他虽然没有把他那时代的生活忠实的记录下来，而有许多不彻底的地方，至少他已看到一个美国作家所应写的题材必得是美国的事物，而写小说的基本条件是脱不出对于事实的忠实观察和热情抒写的。尤其在编辑《哈普杂志》（Harper）时扶助许多后起的作家如诺里斯（Frank Norris）、克伦（Stephen Crane）、迦兰德（Hamlin Garland）等，确是替后进者指导了一条正当的路向。日后暴露文学的掀起，更应当归功于霍威耳斯。

暴露文学

美国小说经过了马克·吐温的边疆的写实主义和霍威耳斯的缄默的写实主义，到了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美国的写实小说又深进了一层：在写实的企图以外，带上了些社会的意识，那便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不易忘记的暴露运动（muckraking movement）。

当时美国的经济组织已逐渐的复杂，不但东部的大工业已发长成相当的势力，就是西部荒僻之区，因为横断铁道的完成，现在也被新工业所侵入。大量生产替代了手工业，农村的人民被大都市所吞服，于是二百年前从英国来的一部分小有资产者，现在如暴发户般，忽然占有起千万的金元来。造船业，汽车业，制造工业，大农场，不到数十年，美国已产生了一大批“上层的中等阶层”。这一群人的产生，把整个的中等阶层分化成为两部分，这上层的中等阶层便和下层的形成了对立的形势。而下层的中等者既感觉到自己处处受威逼，同时眼看到上层中等者发财的方法，有不少是足资攻击的，于是为了自身利益起见，不得不想方法去暴露他们的弱点，根本上动摇他们在社会上的潜势力。这一种双方冲突的结果，便造成了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开始期间内的所谓“暴露文学”（muckraking literature）。

暴露文学的战场，一大半是在当时已十分流行的文艺刊物上：《万人杂志》（Everyman’s Magazine，Sep.1910）上，有人写文章这样讲，“所有老板的老板便是毛根（J.P.Morgan）”。《国家周刊》（Nation，May 16，1907）上抨击独占政策是必得打倒的。《斯克立勃纳月刊》（Scribners’，Feb.1906）说：“我们美国人并不是嫉忌心重的民族，但是当有几个邻近的人，他们聚集了那么许多过度的财产，而威逼的去减少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大众财产时，我们倒开始有些担忧了。”还有《读书人月刊》（Bookman，Oct.1898）也很早的就在警告富人政治的危险。这时期重要的作者有斯谛芬司（Lincoln Steffenes）、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飞利普斯（D.G.Phillips）、怀特（W.A.White）等，其中以斯谛芬司的态度最为激烈，而在他的《自传》（Autobiography）中，简直明白的纪录了暴露运动的升起和沿落的经过。

这一种运动的中心思想是：他们觉得工业制度并不是一样不可取的东西，但是当工业制度的利益完全到了私人的手掌中而不能为社会谋利益时，就应当把社会重新改组过，使它的利益平均分受。换句话说，就是问题是在管理方面，假如生产的工具，是为了整个社会谋利，机械的时代并不是不可取的。所以暴露运动可以称为社会的改良主义者。

这一种文学运动，对于美国二十世纪的文学，是有极大影响的。因为它在写实主义以外，又替美国小说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斯谛芬司、怀特、飞利普斯、邱吉尔引起了一般人对于社会上政治家、事业家和大商人的兴趣，因而发展成日后许多带有社会意识的政治小说和商业小说，把美国人的目光，第一次由“个人的”转变而为“社会的”了。

从暴露运动里产生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小说家。他们的名字，我们已很熟悉。一个是还在继续写作而快做加利福尼亚州长的辛克莱（Upton Sinclair），另一个是已死了多年的杰克·伦敦（Jack London）。

这两位作家，都是中等阶层出身，年轻的时代，同样经历过相当的苦楚：杰克·伦敦在渔舟上谋生，辛克莱每天写八千字的小说去换钱来上哥仑比亚大学读书；处女作虽然大家没有一鸣惊人，但是当辛克莱的《屠场》（Jungle）、伦敦的《野性的呼声》（The Call of the Wild）获得估价以后，大家逃过了贫穷的难关，而在可观的收入下，同样过着很舒适的生活。除了这些生活上和事业上的相同点以外，在美国文学史上，这两个名字也并列的代表着早期的社会的写实主义者的。

虽然杰克·伦敦在晚年为了金钱的目的，每年出版四部书，“只知道追求金元，金元，金元”，更相信安格罗-撒格森人是人类中的精华而否认世界人种有共通的可能，这些都足以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正宗的社会主义者，可是在许多作品中，确曾包含着浓厚的社会思想。他给辛克莱的信上叙述他自己的那部《马丁·伊顿》（Martin Eden）说是“抨击个人主义”而颂扬社会主义的。《深渊里的人们》（The People of the Abyss）写作的时候，伦敦为了求得自身的体验，曾在伦敦贫民区域中过了许多别个作家所不愿过的日子。他在写给华林斯（Anna Strunsky Wallins）的信上说：“星期六晚上，我无家可归的出去了一整夜……在大雨中走着，皮肤都淋得湿透了，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天亮……星期日早上我回到家里，三十六个小时继续的工作，只有一晚上睡了一忽，今天我写了，改了，誊了四千字，现在方才完毕。”这一种为了求作品的现实性而自己去体验小说中的生活，是值得我们佩服的。《铁踵》（The Iron Heel）的内容可以说是已趋向了过激主义，而在《阶级斗争》（The War of Class）一书的序文里，他更说：“我曾在煤矿硝酸厂里作工，又曾当过水手，在失业队伍中曾等了几个月要工作做。就是这些劳工的生活是我生命中所最敬重，而也是我终身所要抓住的一点。”可是这些只是他的理论而已。像他晚年脱离社会党而躲避到田园书籍里去一样，在文学上，结果只是一个自我主义者。

至于辛克莱，他是激烈的抨击美国的社会制度，而暴露上层中等阶层中的丑相的。他的忠于事实的态度，也不下于伦敦。为了写《玛那萨斯》（Manassas），他读了五百部书，所以全书中描写南北部交恶的材料是再充实而实际也没有的了。为了写《屠场》，他知道书本还不够，便去视察码头，参观工人的家庭，更和医生、律师、政治家、警察等谈话。他的小说，一大部分是攻击社会上的某一种制度，或是某一种人的。《石炭王》（King Coal）抨击美国的煤矿的秘密，《威廉·福斯》（William Fox）攻击电影托拉斯的并吞制度，《屠场》暴露包装肉食的工厂对于公众卫生的害处，《钱魔》（Moneychanger）描写银行界的秘密，《波斯顿》（Boston）以无政府党萨哥和樊才谛（Sacco and Vanzetti）的案件作故事而替他们抱不平，他如《卖淫执照》（Brass Check）主张新闻纸应享自由，《宗教的利益》（Profit of Religion）提倡把宗教放在较合理化的立场，《鹅步》（Goose-Step）是煽动教员罢工去改造大学的。这许多书所写的都不是虚构或夸大的浪漫史，所以像《屠场》一书出版后，罗斯福总统就制定了处理食物的法律，去防止如辛克莱所说的那种不道德事件的重现。但是这两位作家，同样只看到了现行制度所造成的罪恶，感到有暴露它的必要，所以在替被压迫者哭求着读者的同情和怜悯以外，是别无他求的。

但是回头看整个的暴露运动，要讲把典型的美国生活作为美国小说的主要题材，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丰盛的收获。许许多多美国的大资产家，做了小说家的模特儿，包含铁路主人、土地商人、股票掮客、包装肉食商、州长、大总统、电影托拉斯。把他们如何的用贪鄙的手段去发财，如何的利用卑污的金钱去获得社会上的地位，尽情的描写；又根据了自己日常生活经验和观察所得，更把当前的社会问题，作为写作的主要题材。只是从斯谛芬司起直到辛克莱止，这一种社会的写实主义的企图，因为他们只动摇不定的站在改良主义者的立场上，创作方法，又没有找到一种适合于这些新鲜题材的格调，文字和用语又都采用了维多利亚味的英文。这许多在自身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不健全，到许多抨击大工业家的杂志，被大工业家用金钱收买和威逼时，随即风扫落叶般顷刻消沉过去了。

逃避的中代作家

时间转入了二十世纪，美国的文学，才用独立的姿态显现于世界文坛，但是在发展到这一地步以前，也曾经过一度的相反的倾向。

原来美国从南北战争（一八六一）以后的数十年里，大工业制度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最初的原因是为了在南北战争期内，要求很大的供养物，如钢铁棉毛织物铁路材料及军需品，还有大量的面粉腌肉及其他农产物等去维持战场上的军队，政府方面便加速的建筑铁路，开采煤矿，建设工厂，发明新式机器和节省劳力的方法。数十年间，田产的价值远不及铁路、工厂、金矿、城市的官厅建筑以及各种工业上的投资；到暴露文学发现的时候，大工业家和大资本家已渐渐地替代了大地主的地位，机械打倒了手工，都市的人口，吸入了所有乡村的优秀分子而日渐膨胀着，更为了交通的便利，与外国人的交易愈忙，重要的口岸都已变成了国际都市。到一八九八年，由古巴革命而引起的对西班牙战争，在南北美洲已称霸主的美国又获得柏托里科岛、圣胡安、菲列滨群岛等许多东方的新利益，而中国拳乱（一九〇七）之时，美国和欧洲各国联合了干涉中国的内政，更获得许多意外的收入。当二十世纪初叶美国在外交上和经济上这样的获得胜利而渐渐跨上世界强国之列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条件发生根本上的变动，表现思想的文学，当然也跟了政治的和经济的条件，而逐渐独立起来。

为了大工业的过度发展，和金元外交的节节胜利，不但上层中等阶层不因暴露运动而稍稍敛迹，更为了他们所经营的事业规模的扩大，来往金钱数目字的增高，这些高距在上的工业家，已和生产的工具逐渐疏远，而只有大量金钱和他们发生关系。于是这些托辣斯、交易所的经纪人以及银行家等，便在社会上又形成了一种“拟贵族的阶层”（pseudo-aristocracy）。他们比上层中等阶层更深入了一步，除了产生的条件稍稍不同以外，和欧洲的贵族阶级简直同样的富有而会享福。这一群人，既不用如过去一辈企业家般自己日夕的工作，每天在度着悠闲日子的生活中，便自然地发生了文艺上的雅典。他们当然不喜欢马克·吐温、霍威耳斯，更不高兴伦敦和辛克莱一辈人把美国的实际社会真实复现于小说中。为了谋自身的利益起见，他们就想用文学来作为逃避这烦乱的现实社会的工具。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八日的《国民周刊》上有一段话很可以代表当时的风尚，说：“这是很可能的事，我们已经逐渐的对于有作用的小说感到厌恶了。”支持这一种见解的拟贵族既在社会上占着领袖的地位，这一种观战的人生观（above the battle），在二十世纪的开始一二十年里，便在美国的文坛上也曾发生了一部分的势力。

这方面的作家中，有几个名字是值得一提的：维拉·凯漱（Willa Cather）、华顿夫人（Edith Wharton）、凯贝尔（Cabell）、赫格夏麦（Hergesheimer）。他们同样的不把美国的生活真实的描写，同样的不看重目前的现实而回头到过去去找安慰，同样的脱离社会而独个儿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

维拉·凯漱女士的著作，简直在每一部故事都放在悠远的空间和古老的时间里。只有《我们中的一员》（One of Ours）写大战时期青年人的幻灭，比较上取材于近代的。此外，如《石上人影》（Shadows on the Rocks）写十八世纪魁拔（Quebec）地方法国殖民的情形，《主教之死》（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的背景是一八四八年新墨西哥的传道时代，《我的安托尼》（My Antonio）是讲美国西部刚开发的那几年。作者除了用感伤的笔调抒写过去许多开辟殖民地的英雄，虔诚传道的教士，和孤苦卓绝的吉卜赛女子的一生以外，又用了追怀的情绪，把读者带回到一个晦暗不明的世界中，远离了二十世纪的机械时代，在幻想里重新筑起一个理想的社会。

这社会和她自身所生活的不但相差数十年，构成这理想社会的人物，像修道成仙的亨萧夫人（Mrs.Henshawe）、客死异乡的凡兰主教（Father Vailant）等都像梦中经过的黑影一样，要找他们的血肉是不存在的。可是包容这些虚幻故事的文字，因为写得既细腻又甜蜜，在轻快明朗的散文中，带上了音乐的韵调，所以作者的每一部书，都可以说是一连串美丽的图画。这种为了在思想上不能应付目前的现实问题，而逃避到过去的回忆中去，在形式上用美丽的文字去填补这空虚的内容，正是当时一部分美国读者所要求的东西。

著《无知时代》（The Age of Innocence）的华顿夫人也是走着这一条路的。她是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又嫁了一个大银行家的丈夫，来往的人都是些自以为贵族的分子，因此她的生活背境和她的先辈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很是相像。她既生活于这种奢侈而富有的环境中，她替自己一群人说话，当然是意想中的事。在《国家的习俗》（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和《欢喜之家》（The House of Mirth）这两部书里，就明显的表示了她贵族的立场，而在《树果》（The Fruit of the Tree）里，更证明她对于目前的工业制度是没有明确的了解。到一九二〇年《无知时代》出版，华顿夫人不特背弃了写实主义，更走向浪漫的感伤主义上去。她跟维拉·凯漱一样，想描写七十年代纽约的荣华而追述当时那种安居乐业的古老日子，去给读者一种幻想间的安慰。

赫格夏麦虽然不像华顿夫人般出身贵族，可是他一样的走上浪漫谛克的路。他的理想是美的和奢侈的，在《林达·康登》（Linda Condon）里面，他就写一个青年对于一个追求而不可得的女子的理想。在《三个黑便士》（The Three Black Pennys）和《爪哇头》（Java Head）里，赫格夏麦更把浪漫的理想回头发展到过去去。在这些故事里，作者不特布置了一种极奢侈的生活，并且在小说中的房屋，衣着和家具上，极尽装饰的能事。和赫格夏麦名字时常连系在一起的是凯贝尔，他和上述的三个人同样主张一个艺术家对于社会的任务只在乎创造一个美丽的理想，使得生命更能持久而已。

这一群人，跟了拟贵族阶层的产生，替他们制造了许多逃避现实的浪漫故事，至今还有作品逐年的在出版：如维拉·凯漱的《石上人影》、华顿夫人的《某种人》（Certain People）、凯贝尔的《我们中的几个》（Some of Us）和赫格夏麦的《菩提树》（The Limestone Tree）。这一群作家不但在文字上包含了浓厚的维多利亚味，作品的内容，也没有脱去殖民地心理，所以维拉·凯漱至今在英国极受推重，被华尔特曼（Waldman）称为在大陆上唯一被崇拜的美国作家；华顿夫人不但在英国受教育，并且更崇拜英国的风度，他们根本上是反对阿美利加主义，而是热诚倾向到英国去的。在美国文学逐渐独立而写实主义已证明是主要创作方法的二十世纪，这一派作家的出现，在美国文学史上，只可以当作大风雨将来临前的一种片刻的安静，而和他们同一时代的另一种势力对抗着的。

写实的中代作家

因为大工业制度的发展而有拟贵族的产生，在同一条件下，下层中等阶层的小有资产者便被拟贵族的倾轧而渐趋没落。那些过去足以自己支持的小工业和小商业，受到托辣斯和大银行的威逼而不能立足了。于是三百年来，在美国主占一切的中间层，例如小商人、富有的农户、小职员、知识阶级，到二十世纪的开始，已加速度的失势。为这没落中的小有资产者代言的文人，看到这无可抗拒的运命，便除了把自己这群人的生活，忠实的表露以外，只有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气息，在慨叹着自己的不幸。诗人方面有鲁滨逊（Robinson）描写一种灰色的哲学，艾梅·劳威耳（Amy Lowell）和桑德堡（Sandburg）也倾向悲观主义，康拉特·爱肯（Conrad Aiken）、爱里特（T.S.Eliot）、杰弗斯（R.Jeffers），也觉得一切都绝望，而批评家门肯（H.L.Mencken）对于人类的将来更不抱一线希望。小说家方面便有德来塞（Theodore Dreiser）、安得生（Sherwood Anderson）和刘易士（Sinclair Lewis）。

这三位小说家出现的时期和上述的凯漱、华顿、赫格夏麦和凯贝尔同时，所以普通是一起被称为中代作家的（Middle Generation），可是他们走的路却完全不同。前者是不脱英国传统而主张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者，后者是从事于现实的纪录，而要把美国小说，在文字上、内容上和写作方法上当作一种民族的产物而努力开辟着新天地的英雄。

从马克·吐温的“边疆的写实主义”经过霍威耳斯的“缄默的写实主义”和辛克莱一群人的暴露文学，到二十世纪德来塞出现，美国的写实小说，因为社会物质条件的具备，和殖民地心理的隐灭，已冲破浪漫主义的烟雾，又开拓了“真实的写实主义”的园地了。虽然它的真实只限制于个人而没有发展到社会方面去，但是特莱塞却已经够称为美国“真实写实主义”（Candid Realism）的先锋。

德来塞的写实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写实主义，他代表了美国农村和都市里数千万小有资产的个人主义者，为了受到各方面的压迫而难以生活，在替他们吐露着那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像珍尼·葛哈特（Jennie Gerhardt）和克莉姑娘（Carrie Meber）等，都是压扁了的中产分子。他们在目前的社会里，只有忍受一切的运命而走向末路上去。

德来塞处理这一群压扁了的人物的写实手段，比霍威耳斯的要高明得多。他是不带一分偏见的把一切的生活的真相，都原原本本的表现着。他所选择的主要人物，许多是以前的小说家所不屑注意的，像做茶房的克立夫（Clyde Cliff），穷女孩克莉，沦落天涯的葛哈特，这些人物，作者都用最真诚的同情心描写他们的悲惨生涯，而用动物生活的目光去观察人类的生活的。

德来塞很受十九世纪末期法国个人主义的写实作家的影响，当他读到巴尔扎克的著作时，他说：“对于我，这是一种文艺上的革命。”（见Rascoe：Theodore Dreiserp.39）

由于这种反浪漫的文艺观，他摆脱了殖民地意识的束缚，而第一个不承认在美国的文学中有所谓英国传统的存在。在他的作品中，不但充满了美国味的背境，行动着典型的美国人物，并且追随了恢特曼和马克·吐温，在文字上也逐渐养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格调。这一种伟大的贡献，和安得生同样的被门肯称为在现代美国小说中第一次运用“美国语”的作家。

在创立美国格调上，安得生比德来塞更进一步。他是更有勇气的去自己创造。他大量的引用许多穷人所讲的口头语以及土语等等到小说中去，像《温斯堡，渥亥俄》（Winesburg，Ohio）和《可怜的白人》（Poor White）里我们时常碰到许多英国小说里所绝对没有的造句和新字汇。这一种对于英国文字和英国造句的革命，是美国文学独立运动中一部主要的工作。虽然当时一般守旧的读者和英国的评坛呵责他所写的为Bad English，可是安得生相信要适合新的内容是非创造新的形式不可的。

当时在巴黎，已有两个和英国的传统恶斗了许多年，至今都已自己创立了特殊式样的老作家：乔也斯（J.Joyce）和裘屈罗·斯坦因（Gertrude Stein）。他们已证明了依然用旧的文字而利用新的组织和新的意味是可以造成一种绝对不同的文学的。于是美国的革命文人，为了要摆脱英国文字的束缚，便从英国掉回头来，到巴黎去找寻新的启发。安得生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在文字实验上，受到裘屈罗·斯坦因很大的影响。关于这，《托克拉斯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iss Toklas）的末段讲得详尽。至今伯那·费（Bernard Fay）还说安得生的文字是继续了斯坦因的系统的。

安得生和德来塞同样出生于贫苦的家庭，同样取写实的态度，而他们的作品是同样替这正在没落中的小有资产者诉苦的。《温斯堡，渥亥俄》写的是小城市中在灰色生活里挣扎着的小市民。他的自传《一个说故事的人的故事》（A Story-teller’s Story）更明白表现了他自己的一伙人，如何的受到大工业家的压迫而困苦的生活着。安得生以为目前一切的混乱不平和痛苦都是大工业制度所造成的。在过去的手工业的小城市里就比较有希望得多。他在《一个说故事的人的故事》里面说：“啊，你们，斯谛芬斯（Stevenes）、弗兰克林（Franklin）、拜耳（Bell）、爱迪生（Edison）你们这批工业时代的英雄们，你们是我们这时代的神祇……你们所有的成功，就说纺织厂吧，那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可笑的东西。在从前，人们要可爱得多，现在是一半被忘却了。但是到你们被人家忘记以后，他们是还会被人记住的。”这一种反对工业制度的态度，就把《可怜的白人》来看，也全是讲中西部的美国如何由机械替代了手工，而麦克伏爱（H.Macvoy）的发明如何的不但不能增加人们的快乐，反而把过去的一切快乐生活都破坏了。所以安得生小说中的人物，一大半像在《阱口》（Trap Door）里那位教授所说：“像是一个丢落在暗室中的人正在摸着墙壁。”他们虽然被工业家逼得要死，可是死又不愿意，而生又是一件极大的受苦事。眼看自己的生命一天天的被压扁下去，还是挣扎着，一直到死。

狄那摩夫（S.Dinamov）在批评安得生的文章里，他说他记得看见过一幅讽刺画，有一大群疲乏饥饿的平民躲在一间半开着门的破屋里，门外站着两个人，画底下写着这样几个字：“安得生和德来塞观察着人类的受苦。”狄那摩夫说：“是的，他们确是在观察着，但是他们没有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做，人类的生活怎样才是值得的，所以安得生和德来塞就是这样的两个个人主义的写实主义者。”

在德来塞和安得生以外，近代美国已有成就的三大中代作家中，得诺贝尔奖金的辛克莱·刘易士，也是一个重要的写实主义者。他是个近代美国生活最忠实的记录人。在《大街》（Main Street）里，在《白璧德》（Babbitt）里，他描写小城市和大都会，各种的商业、医生、教堂以及社会事业。假如我们要看美国人民如何生活的实际情形，刘易士是最能使我们满意的。凯奈科特（C.Kennecott）所见的高非草原地（Gophere prairie），可以在数千百个美国的社会里见到。刘易士详细记录的白璧德的生活更是数千百万美国小商人的模型。

像德来塞和安得生一样，刘易士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彷徨着的中等人，凯奈科特在无路可通的时候，想到文化里去找他在实生活上所找不到的希望，有时更把性的实验来作为解决难题的方法。白璧德用新的理论到新的园地里去找寻光明，但是同样都失望而回。前年出版的最近作《安·维克斯》（Ann Vickers），那位抱负非凡的女事业家，还不过是做了良母贤妻来结束她的企望。这一群没有希望而徘徊歧路上的人物，刘易士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廿五日的《国家周刊》上，在《我和劳尔麦》（Mr.Loremer and Me）那篇短文里面说，“事实上，白璧德、凯奈科特和里克波（Dr.Rickerbough），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为我所喜欢。他们都是好人，他们的笑是真正的笑。”这一段话很可以证明作者在讽刺、攻击、讥笑这一群可怜的中等人以外，是和安得生、德来塞同样对于他自己的一群人是付与十二分的同情和爱怜的。

刘易士作品中美国色彩的浓厚，也不让于德来塞和安得生的。他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也就为了他是百分之百的阿美利加主义者。

刘易士个人是否值得拿这一笔诺贝尔奖金，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在美国文学史的立场上看，正如刘易士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在斯朵霍姆（Stokholm）领奖时开口的几句话所说：“对于他个人，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是这一笔奖金第一次降到他所热爱的祖国来，是值得纪念的。”（见Carl Van Doren：Sinclair Lewis p.8）

原来美国从世界大战以后，因为坐收渔翁之利，所以从二十年代起，忽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擢升到领袖地位。在国际舞台上，自威尔逊总统后，居然以世界霸王自居，而纽约城的飞黄腾达，更取伦敦而代之，使垣街上的财阀，操纵了全世界金融的运命，军事上的设备既不让于英国，出口贸易更逐渐的超越她。这一种物质条件的完成，一方面使从西班牙战争以后，日夕酝酿中的美国的文学，更得到了成熟的机会，摆脱了所有的殖民地意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创造了自己的风格，而另一方面，以前国际上轻视美国文学的态度，跟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目光而转移。一九三一年诺贝尔的奖金不送给高尔斯华绥、托麦司·曼、纪特、高尔基，而赠给写百分之百的美国小说的刘易士，至少表示美国文学已被人们当做美国的文学而和英国的文学、法国的文学、德国的文学，同样的尊敬着而研究着了。

新进的悲观主义者

但是美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黄金时代，只是昙花一现，过了二十五年代，情形逐渐的不同。美国的繁荣，既建筑在世界的市场上，当世界的整个情形陷入了无可救药的病态中，于是美国不景气的程度，也跟了世界的情形而由浅入深。哈定、柯立芝时代的繁荣，既成为过去的事迹，于是穷苦、饥饿、失业慢慢地侵入了美国的都市，摇动了美国的乡村，不到几年，就是有钱的人也见到好景不长，而感伤起那“短短的冬日的太阳”来了。

这一种不景气的现状，到一九二九年十月廿九纽约交易所大风潮的爆发而陷入不可收拾的绝境，至今还在每天每天的尖锐下去。胡佛总统既不能如他所愿般的在屋角里找回繁荣，罗斯福上任一年，虽然取得了国会信仰而实行独裁，失业罢工依然是不可遏止的继续下去。

这一种不景气的现象，使社会愈趋混乱。机器既撄夺了人工，大量生产的结果，又不能为大众所共享，于是贫富的悬殊相隔愈远，占着美国社会中最大部分的小有资产者，便更感到生活的困难。代表这群人讲话的年青作家，正如克勒支（Krutch）在《近代风化》（Modern Temper）中所说，“抛弃了他先人的各种道德上的美学上的价值而变做了悲观主义者了”。他们的悲观主义比起德来塞、安得生一辈中代作家来更形深刻，因为新进作家（Younger Generation）不但看到自己的没落，并且预测到自己的湮灭了。

青年作家海敏威（Ernest Hemingway）正是所谓“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的代表。在他的两部长篇和许多短篇里，有一个海敏威的英雄在排演着各种故事。这种故事，不但是采自海敏威自己的经验，也是他同时代许多青年人的生活的写照。他的人生观就是冲（drift），不相信一切的法律，习惯，他老是在人群里冲着，后来不知如何的就冲进了军队。在当兵的时光，倒规规矩矩的工作着，这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存了什么责任心，更谈不上爱国主义，只因为这样平平常常的做去倒比有意闪避的易于度日。这一次大战，使他对于已成的法律更形轻视，而感觉到保持个性倒是一件大难题。大战以后，他想把生活简单化一点，因此有时牺牲许多别人以为宝贵的东西，虽然他没有办法约束他的感情，但是他可以减少这种感情在外表上的显露，他不能不思想，但是他可以不去顾虑那些由思想所得的结果。他怀疑所有道德上的美学上的标准，不顾一切的哲学，但是对于好的生活，他有他的见解。他觉得他的最大的安慰是身体上的动作，钓鱼、打猎、看拳斗，以及斗牛，这些事情不但可以使他停止去思索，也可以使这一刻的生命更行充实。他对于这一个时代的人类感到怜惜而不齿，他喜欢一种即刻反应的直接而非理性的动作，因此他对于运动家和斗牛者特别的崇拜，他说：“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比得过斗牛者更澈底的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许多著作中，如《午夜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里讲斗牛的故事，一方面是他自己生活的供状，一方面也表示了这一代青年的思想。他们对于这一个混乱的局面，既随处得不到满足，而一切的哲学都是无意义，一切的事物都是觉得颓废，便转向到个人的动作里去找安慰——跑冰、打球、拳斗、看牛斗或是性交。这一种不含任何目的动作，是没有思想的，毫无顾虑的，纯粹是为动作而从事于身体上的动作的。

这一种创造一个人为的环境，把小说中的人物故意的逃避他所不愿意顾虑到的那种实在存在的社会力量，而用束手无策的态度去应付这混乱的局面，无怪批评家希克（Granville Hicks）要说他：“逃避变做了屈服而躲闪变做了怯弱了。”

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的美国《读书人月刊》（American Bookman）上孟森（Gorham Munson）已在说：“现在好像海敏威的时髦性已经开始萎谢，而在美国新进的小说家中有一颗新星在上升，他便是福尔克奈（William Faulkner）。”这一位新作家，过去的本诺特（Arnold Bennett）曾批评说是“写得像个安琪儿。……”他曾受到安得生、弗兰克（Waldo Frank）和乔也斯的影响，但是他所独创的那种丰满而新鲜的散文，证明他是一个自己的文体家（stylist），比海敏威要高出许多，而在力量和氛围方面，更是高出于费苏格拉尔德（Fitzgerald）。安得生和海敏威的文字，我们已经觉得他是够美国的。但是过去许多字汇都是够美国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福尔克奈般创造了美国的散文，而值得尊称为一个文体家的。福尔克奈的散文，正像美国的文化一样是受了许多外来的影响而产生的另一种东西。他应用简单的字汇，写得独创而特殊，流畅而美丽，许多对话是黑人的。这些黑人的对话是每部书中最美丽的一部分，而在对话以外，更混杂许多黑人口里所说那种不合英国文法的话，有时更发明许多像德文般用许多字拼合而成的新字。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更把对话，心理描写拼合在一起，这一种形式上冲破英国束缚的勇气，比海敏威和安得生的更值得纪念，而乔也斯那种看不懂的缺点倒是没有的。

海敏威的许多小说，早已用了很写实的sketch拼合而成，但是福尔克奈的做法，是更进了一步的把许多的episode重新组织成一个新鲜的个体。福尔克奈的故事结构，在无计划中有一个计划。故事行进时，他分段的表现着，从一个目光，移转到另一个目光，使读者不止在一个角度里看到一件事物的一面，而在许多角度里得到一件事物的多方面的真相。这一种新奇的写实方法，《我在等死》（As I Lay Dying）的那本书可以说是美国小说中第一次的试验品，他连串了六十个断片，写十五个人对于彭德斯（Addi Bundus）的死的所见，所感，所忆。这一种方法可以使读者从许多零碎的、多方面的、实生活的断片里，找一个最客观最真实而最具体的事实。所以希克在《福尔克奈的过去和未来》（The Past and Future of W.Faulkner）一文里说：“在《我在等死》和《八月之光》（The Light in August）里，许多地方表现了描写近代生活的写实的天才”，而华尔特曼（Waldman）在《近代美国小说之趋势》（《现代》五卷一期）里面，更说：“他已经进展到一种将来在美国产生的小说的纯粹艺术的路上去了。”

福尔克奈的小说不但在形式上是美国的产物，他的故事和思想，也是写实地美国的。在这不景气的年头，整个的美国社会，既趋向破灭、衰落、失败、混乱，福尔克奈的七部长篇小说中，便完全取用了近代社会中那些残暴和受苦的生活作为主要题材，而死，更是一切故事的中心。在《兵士的薪金》（Soldier’s Pay）和《莎托列斯》（Sartoris）里，写死亡和私通。《我在等死》中写疯痴、衰败和死亡，《声音与愤怒》（Sound and Fury）中写自杀、痴呆、奸淫，《八月之光》中写疯狂以及谋杀。所有美国报纸上值得放在headline上的许多可怕的黄色新闻，都可以在福尔克奈的小说中找到，而在福尔克奈小说中所能找到的，也只有这些可怕的东西。真如希克在《伟大的传统》（Great Tradition）一文中所说：“除了几个例外以外，福尔克奈的男男女女都是在这个疯狂世界上混乱的破坏中的变态的人物。”

那么为什么福尔克奈专门讲些病态的和死亡的故事呢？福尔克奈自己家庭的衰落以及大战的幻灭，当然是最大的理由，但是看福尔克奈小说中许多在大战以后失落一切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家庭——莎托列斯、康泼登（Compton）、海托浮（Hightower），以及在这不景气现象之中被生活所刺激而走向谋杀、奸淫、堕落的各种人物，就知道今日的美国社会中真是随处可以找到这种悲剧的。福尔克奈那种痛恶愤嫉的人生观，悲剧继续着悲剧的连演，无法把这些凶汉恶徒谋一个总解决的苦闷，正代表了一九三〇年代在这疯狂的世界中挣扎着的现代人的悲哀。

新进的社会写实主义者

当海敏威和福尔克奈合唱着哀歌，在悲吊着这一个快将隐灭的快乐日子的时候，美国新进作家的又一阵营中，产生了一颗明亮的晓星。这一位作家在美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是把从马克·吐温以来发展着的写实主义，又深入了一层，而把美国的文学当做一种民族产物来看，也显示了成熟的到达。在过去挣扎了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文学以及未来的前程无量的美国文学间，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桥梁。他的名字，便是杜司·帕索斯（John Dos Passos）。

杜司·帕索斯虽然和别的青年作家同样的参加过大战，同样的身历过近数年来不景气的压迫，但是他却没有存过畏缩逃避的侥幸心，也并不悲观失望的在诅咒这时代，他是在烟雾弥漫的今日，看到了一线生机的。这一线的生机，是《四十二纬度》（42nd Parallel）和《一九一九》（1919）两部长篇伟著中的中心思想。在前一部书里，有一种力把所有的人物都赶到欧洲的大屠杀场上去，当一九一九休战以后，它没有在威尔逊到了巴黎以后停止它的进行；在后一部书里，这股伟力使每个人在经过极度的贫乏和幻灭以后，又从新看到了新的希望。帕索斯小说中间的男男女女，好像狄克（Dick）、威廉（William）、屈兰特（Trent）、依凡令（Eveline）等，都像在大潮流上浮游着的竹片木屑一般，个人的力量是谈不上的，所有的命运，都操在这一股潮流的手掌里。个人的苦乐生死，既不能摇动它的去向，悲观和颓废的人生态度，同样不能阻止它的行进。于是，二三十年来美国读者被德来塞、安得生、刘易士、海敏威、福尔克奈所连续射入的悲观失望的印象，到帕索斯出来，才见到了一线光芒。

帕索斯在处理这一种新鲜题材所用的方法，也是过去作家所望尘莫及的。他发明了在每章小说的前面写一段新闻片，隐示这故事发生前整个社会的动静，而在故事的中间，又夹叙当这个时代，社会上许多领导人物的生平短史，例如工业家毛根、殖民地掠取者凯斯（Keith）、现代文明的祖先爱迪生、过激主义者约翰·里特（John Reed）等，还有写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想的“开末拉所见”（The Camera Eye）。这种把社会上的实际材料，作者本身的生活经验，和各层社会间的许多男男女女的历史，完全打成了一片，是马克·吐温、霍威耳斯一辈人所意想不到的。他替美国的写实主义，又开辟了一条新路，不是缄默的写实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的写实主义，而是社会的写实主义。在他的小说里，我们不看到个人，只看到整个的活的社会在向前行进着，书中几个比较清晰的人物，他们的任务，也只是在完成这社会的使命而已。这一种完全脱胎于活的社会的活的写作法，便把浪漫主义的最后渣滓全部沥清掉了。

于是一百五十多年来，为了思想上、经济上、言语上的落伍，停顿在英国的殖民地意识上的美国小说，从马克·吐温起开始挣扎，经过霍威耳斯、伦敦、辛克莱的努力，到二十世纪开始，由德来塞、安得生、刘易士而逐渐建立，如今到了福尔克奈、帕索斯，而成为一种纯粹的民族产物了。这里，美国的人民活动在美国的天地间，说着美国的话，表露着美国人的感情，在美国的散文中，包容着美国的韵调，讲述着美国实际社会中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

近数年来，不但中代作家中如德来塞、安得生……在不自满于自己过去的作品而努力前进，在新进的青年作家里还有许多写不胜写的名字，如麦克·亚尔蒙（Robert McAlmon）、肯敏斯（E.E.Cummings）、尼亚戈（Peter Neagoe）、威廉谟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等许多人，在向着阿美利加主义或各种新时代的主义进行着。今日的美国小说，不再是英国的一支，而是世界上最活跃最尖端最有希望的一种文学作品了。

编者按：该文摘自《现代》第5卷第6期第839—859页，1934年10月1日出刊。赵家璧完稿于1934年8月24日，后被作者收入《新传统》一书，为该著的第一部分。赵家璧生于1908年，卒于1997年，1932年自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进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编辑，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等。在20世纪30年代，他积极参与了对海明威、福克纳、安德森等美国现代作家的译介工作，相关译作和论文发表于《现代》《文艺风景》《世界文学》《新中华》《译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等，于1936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美国现代小说研究专著——《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