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经济史理论方法与相关研究的简要评述

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学界研究社会经济史，基本上是用量化的方法，就是很强调新经济史，新社会史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计量史学派就是Cliometric School，Clio是希腊神话中管历史的女神，metrics就是数量的方法，这个字翻译成“计量历史学”。1978年美国《经济史学报》（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集中检讨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史研究的三大学派。首先提到的就是用数量方法来研究经济史的Cliometric School，其次是马克思学派（Marxist School）、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所以研究计量经济史、新经济史，似乎是经济学家的专长。典型的例子是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以精密的计量方法与回归分析，专门研究19世纪美国铁路与经济成长。另外一个是有名的制度学派的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这两位学者后来同时得到诺贝尔经济奖（1993年），这是该奖首次颁发给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可见当时数量方法非常盛行。这是那个时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显学。

关于20世纪美国新经济史（亦即计量历史学派）的成果与展望，台湾刘翠溶教授已在1975年《美国研究》（“中央研究院”欧美所出版）中，有较详尽的介绍可参考。中国历史上，20世纪以前可资量化的资料十分欠缺（地方志资料在这方面普遍贫乏），数据较不可靠。明清经济史的英文论著方面，自从何炳棣、萧公权、柏金斯（Dwight Perkins）的宏观巨著以降，各种专题著作颇富新意，成果丰硕，但主要仍以社会经济史（Socioeconomic History）为主，从史料中爬梳考证为论述基础。国人全汉升、王业键、郝延平、刘翠溶、侯继明、张仲礼、赵冈教授都卓有成就，成一家言。而19世纪中叶以后，最完整的统计资料是各港口的海关报告，这批海关资料无疑是近代外贸最为重要的史料宝库。清代经济史料的量化分析，最有成就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是王业键教授过去三十年来所致力整理分析的清代宫中档粮价资料，其次是刘翠溶、李中清（James Lee）教授利用族谱资料所做的人口史研究。20世纪较有系统的经济史料之调查搜集，以卜凯（John L.Buck）为主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全国各地所做的农家经济、土地利用的调查资料，以陶孟和、陈达、陈翰笙、巫宝三、汤象龙为首的中研院社会科学所，以及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中国农村旧惯调查（包括日据时期的台湾），是其中最具代表者。

1970年我开始在台大读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时，就考虑到应该另辟蹊径，也在许倬云、郝延平、王业键教授（三位均先后被选为“中研院”院士）的熏陶影响下，较多关注社会经济史的理论方法及中英日文的新作。当时正值青春岁月，怀着浓重的知识饥渴，在此新领域中趣味横生，探求寻索，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但台湾当时却找不到很好的参考作品，而这方面研究最具成果的两个重镇，一是中国大陆以马列为主的政治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集中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大陆学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长久以来，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为其重点。在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也整理出版不少社会经济史料丛书，如近代农业、手工业、工业史、矿业史、海关史、钱庄史、各类银行史、物价史、水利史、航运史、外贸史、外债史、赋税史、盐茶业史、侨汇史、铁路史，以及各地碑刻史料、契约文书等数据。前辈学者梁方仲、傅衣凌、彭雨新、彭泽益、吴承明、李文治、严中平、方行、章有义、孙毓棠、巫宝三、汤象龙、何廉、方显廷、张仲礼、宓汝成、聂宝璋、张国辉、汪敬虞、洪焕椿、伍丹戈、韦庆远等，均做了开创性贡献。而吴承明教授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与明清至近代国内市场的研究，以及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阐述，颇多创意，在理论上已大大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另外是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例如：加藤繁、旗田巍、天野元之助、宫崎市定、周藤吉之、藤井宏、寺田隆信、西嶋定生、村松佑次、重田德、小山正明、田中正俊、佐伯富、斯波义信等的作品。美国也有三部综合论述明清及近代社会经济史的划时代著作：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柏金斯《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萧公权《十九世纪的中国乡村》。而费慰恺（Albert Feuerwerker）、施坚雅（G.W.Skinner）、马若孟（Ramon Myers）、罗友枝（Evelyn Rawski）、张仲礼、侯继明、郝延平、王业键等经济史家的著作也在当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