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作为实践着的接受主体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2014年9月24日）上，习总书记提出了两个看似波澜不惊但实有平地起雷效果的两大概念，一是“当代文化”，一是“现实文化”。初览，它们悄然掩映在一贯如此表述的字里行间；但旋即，只要我们想及长久以来困扰着我们的那个中西文化二元对立，即带着问题来展读，它们顿时便闪亮起来。我们先看他是如何谈及“当代文化”的：

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4]（注：黑体为引加者）

这里令人拍案叫绝之处当然不是领袖号召人们学习借鉴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列宁到毛泽东，那些砸烂旧世界、开辟新天地、创造新文化的伟大领袖们，在创造新文化方面，一直是如此这般地口授秘诀的。对于既往的或其他民族的即一切的人类文化，即便是作为其斗争对象的资本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他们也从来都是一分为二地、有辨别地萃取和利用的。例如列宁对于那些企图创造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就曾严厉地告诫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5]他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继承并从而创新人类文化遗产的典范：“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6]领袖们的谆谆教诲早已写进了教科书，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化为我们的基本话语、态度和习惯。对于古代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我们不是列宁所批评的“无产阶级文化专家”，我们很辩证，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执行批判地汲取古代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这一任务的人，即对于我们自身究竟是什么，我们由什么所构成，却被不经意间忽略了，似乎就不存在这一问题似的。说明白点儿，我们行动着，我们专注于我们的行动，而对于行动着的我们/主体却无暇返观和反思。习总书记将我们的注意力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即从行动转向行动者，转向行动者的本质属性：作为一切人类知识的接受主体，我们代表的是“当代文化”，我们的位置是“当代”，我们站在“当代”这个位置上，面对、协商和筛选人类文化成果；因而也完全可以断言，作为接受主体的我们就是“当代”人，就是“当代文化”。

需要进一步究问，这个“当代文化”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或者，“当代文化”是由何物所构成的呢？“当代文化”这个接受主体在接受过程中究竟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暂不回答这些问题，而先来阅读习总书记提出的又一相类的概念，“现实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孔诞》）（黑体为引者加）

显然，“现实文化”与“传统文化”之分就是在文化上的古今之别：“传统文化”是古代文化，而“现实文化”则是前文所指论的“当代文化”。诚然，在语义上，现实与当代不完全相同，当代是时间概念，现实是一种存在或存在样态，是具体的人和事，是人之作用于外界（自然和社会）的过程和结果。但当代亦非空洞的时间，现实就在其间，而且正是由于现实之充塞其间，我们才似乎看到了时间的形象，因为时间不过是事物的变化，没有事物的变化便没有时间。而现实也必须在时间中展开，现实包含着时间这一维度。正是因为有了时间，现实才是活的现实，动态的现实。

不言而喻，所谓“当代”和“现实”或者说“当代现实”就是在时间中铺开的人类实践生活，是人的欲望和梦想的伸张与实现过程，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7]的伟大的实践过程。这一实践过程的特点是它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即有条件地进行：“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8]人们只能在历史语境中创造历史对象，而这也就是说实践在本质上就是积累性的、文化性的，或者简单地说，实践即文化。因而只要人们说到“当代”“现实”也就说的是“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了。“当代”的特点是共时性，意味着古往今来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会聚，会聚于当前的时刻，并在相互的作用中一起呈现出来，构成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反过来说，“现实”则是一切既往的东西、不在眼前的东西在时间中的“实现”和呈现于眼前，是“历史”的延续和复活，是“他者”的移/异地而生。

这也即是说，“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具有实践的品格。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实践”的要义乃是人类自由自觉地改造自然和外部世界的活动，以理论为指导，赋有理论的维度。在实践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类是实践的主体，是文化的主体，因而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当作为“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的接受主体面对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时，这一主体的任务就是把历史上的文化和异域的文化——我愿意称之为外在的文化，或者，对象性的文化——实践出来，实现出来。如果不嫌尖刻和偏激，那实在也可以说，在作为“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的我们这一理性主体面前，无论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不过是供我们随意取用的一堆没有生命、没有自主性的材料，它们是外在性的和对象性的文化，必须接受“当代”“现实”带有为理论所导向的检验、拣选和使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即在理性的和显性的实践或文化面前，如前所引，习总书记要求我们“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要求我们“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有能力这样做，能够古为今用，因为在这里我们是能动的积极主体，而传统文化则是我们能动主体施加作用的被动客体。

在自由自觉地实践着的、秉持“古为今用”宗旨的“当代文化”“现实文化”即接受主体面前，作为“服务”（《孔诞》）性的、被使用的中西文化将不再呈现对立的状态。“对立”的意思是必须自立，立得住，站得稳，脚下有一坚实的基地。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这样的基地，其基地已经随历史的演进而漂移；西方文化也没有这样的基地，它们已近脱离了本土，漂洋过海，悬浮在中国的大地之上。因而无论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当代现实文化来说，都是一种理论性的、话语性的存在。如果有人坚持它们之间的二元对立，那也只能说这种对立是话语之间的对立，而这样的对立，对于材料使用者而言，不过就是营养的差异而已。比如说一份早餐，其中有鸡蛋、牛奶、西红柿、生菜、坚果、烤面包，这些食材之间当然是有差异的，但对于用餐者来说，它们都是其营养源，没有什么对立可言。只有在顶天立地的主体之间才有对立，才有主体间性。在被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之间不存在什么对立。因而那些株守于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人实际上就是教条主义者、本本主义者、唯心主义者，死抱着教规、条文、理念而全然忘记了脚下的真实的大地。

历史传统之于当代的、现实的传承者而言乃是作为一种话语和观念，具有外在性、客体性，因而具有被选择性；外来文化之于立足于当代的、现实的大地的接受者而言亦复如是。它们之间的距离是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观念与现实的距离，材料与使用之间的距离。正是由于这种距离，历史的传承者和外来文化的接受者在面对历史和外来的时候具有了回旋的余地，考量的余地，选取或拒绝的余地。马克思举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我以为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例如，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9]

法国剧作家之所以能够自由地处置古希腊戏剧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阐释，这种自由甚至能够达到肆无忌惮于历史真实的地步，其原因不过就是：第一，接受者是活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欲望，是第一位的。第二，古典遗产则是第二位的，是死的，是“木乃伊”，如庄子所言，是活的作者所留下的死的“糟粕”，是无法内化的书本知识。某种文化一旦成为遗产，它也就成了一种知识、一种话语。现实不能移动，而反映其需要的文化观念、学说则是可以被传播、被借鉴、被挪用的。

马克思非常形象生动地描述过那些挪用古典遗产的人：“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一幕。”[10]马克思继续揭露说，资产阶级这些人是“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黑体为引者加），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11]（原文黑体）。在此我们不想陷入历史细节的烦琐考证，我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再次为我们演示了遗产被从其生产者身上剥离出来而成为一种可资使用材料的转化过程。

这当然不独是资产阶级的做法，而是遗产之被激活和使用的通例与通则。我们知道，列宁就曾提醒：“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12]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也同样需要创造性地使用一切人类优秀文化资源，最近习总书记强调了其中三个方面的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国外社会科学积极成果，并要求我们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的来“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13]我以为，“融通”就是对各种资源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消除其独立性和生命体征，使之“资源化”，服务于马克思所谓的“当代的任务”，从而赋予其新的生命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