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一 本书研究对象

本书以当代新英语小说中的动物书写为研究对象[26]，核心研究文本主要涉及：南非作家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的《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1980）、《动物的生命》（The Lives of Animals，1999）、印度作家辛哈（Indra Sinha）的《动物之人》（Animal's People，2007）、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2003）、马特尔（Yann Martel）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 of Pi，2001）、澳大利亚作家温顿（Tim Winton）的《浅滩》（Shallows，1984）。与此同时，也兼顾除上述作家以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新英语动物叙事文学，如新西兰作家依希玛埃拉（Witi Ihimaera）的《骑鲸人》（The Whale Rider，1987）、南非作家穆达（Zakes Mda）的《赤红之心》（The Heart of Redness，2000）等。之所以选择上述五位作家及其作品为核心研究对象，原因有三：第一，这些作家及作品不仅在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界颇具代表性，在世界文坛亦享有盛誉；第二，以上文学对于“人类—动物”这一主题的探索均具有典型意义；第三，过去有关这些作品的动物批评，无论从单个文本研究，还是从系统性阐释来看，都有待加强。相关作家/作品简介如下：

库切（1940— ）：南非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第一位两度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即“布克奖”的作家，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等待野蛮人》是库切第一部享誉世界的作品，曾获南非最高文学奖——“中央新闻机构奖”。小说以边境小镇的老行政长官（Magistrate）为主人公，以帝国首府派来调查真相的国民卫军乔尔上校（Colonel Joll）、在酷刑折磨下被弄瞎了眼睛的“蛮族”（barbarians）女孩等人物角色为叙事辅线，真实展现了帝国征讨“野蛮人”的侵略行径，作者的动物书写在批判殖民征服和社会压迫同时，也控诉了物种暴力对自然生态造成的深远影响。《动物的生命》是库切1997年应普林斯顿大学之约两次演讲的书稿，在特纳演讲台上，库切用小说形式将严谨的学术演讲变成了极具张力的虚构故事，并让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也是小说家的科斯特洛（Elizabeth Costello）替自己到一所美国大学演讲。科斯特洛分别以“哲学家与动物”“诗人与动物”为题聚焦同一环境伦理范畴，即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和方式。于是，两次讲座里套着两次讲座，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模糊难辨。

辛哈（1950— ）：印度作家、翻译家、广告词撰稿人，曾被评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十位广告词撰稿人之一。作品《动物之人》入围2007年“布克奖”，于2008年获“英联邦作家奖”。小说以一位名叫“动物”（Animal）的南方社会底层人物为主人公，以1984年美国设在印度博帕尔（Bhpal）的联合碳化（Union Carbide）发生异氰酸甲酯外泄为历史原型，讲述了当地（小说化名Khaufpur）居民时隔二十余载生命健康依然危在旦夕，为寻久候不至的正义，民众仍与美国公司（小说化名Kampani）奋力抗争的故事。借助“动物”这一双关身份，作者夹杂意识流甚至超意识来呈现动物心理意识、人与动物的跨物种僭越，探讨种族正义和种际正义等问题。

阿特伍德（1939— ）：加拿大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2000年获得“布克奖”，2008年获得“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2017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作品《羚羊与秧鸡》入选2003年“布克奖”、2004年“柑橘小说奖”（现更名为“百利女性小说奖”）。小说通过主人公“雪人”（Snowman）穿梭于历史与现实，在追忆好友科学家“秧鸡”（Crake）和来自第三世界的情人“羚羊”（Oryx）过程中，讲述了人类遭受病毒感染、被基因工程控制社会的末世故事，作者批判了人类工具理性对地球环境的严重破坏，并对人性本质、种际道德、代际公正以及族群正义（种族正义、性别正义）等做出了深刻思索。

马特尔（1963— ）：加拿大作家。作品《少年Pi的奇幻漂流》于2002年获得“布克奖”，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在第85届奥斯卡奖颁奖礼上获得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四项奖项。小说主要讲述了印度男孩Pi（Piscine Molitor Patel）全家带着动物园移居加拿大途中遭遇海难，家人全部丧生，独自与一只成年孟加拉虎在太平洋历时两百二十七天漂流的生存故事。小说中，诙谐幽默的动物趣闻、亦真亦幻的海上历险、善恶并存的人性矛盾，折射出作者关于族群界限与人兽疆界的深镑哲思。

温顿（1960— ）：澳大利亚小说家、儿童文学家，曾被誉为澳洲文坛“神童”。曾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四次，其中包括作品《浅滩》。小说围绕西澳渔港小镇年轻人库克森（Cleve Cookson）和妻子在捕鲸问题上的矛盾展开，后者虽然出身捕鲸世家，却是一个忠实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而前者由于各种原因赞成和向往捕鲸，并认真拜读了妻子祖辈留下的捕鲸日志，借此作者对殖民历史、两性关系以及动物伦理等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

二 相关概念说明

（一）当代新英语小说（Contemporary New English Fiction）

语出“新英语文学”（New English Literatures或New Literatures in English），指来自前殖民地作家创作的英语文学作品。根据杜氏（Carole Durix & Jean-Pierre Durix）定义，新英语文学具有“时”和“空”两层界定：一是历史时间的分界，意指当代说英语的作家（尤其英语并非唯一通行语言）所创作的文学，这里“当代”通常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1945年）殖民帝国走向没落、殖民地纷纷独立；另一为地理空间的划分，主要涉及除英伦诸岛和美国以外的非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太平洋、印度次大陆、加拿大、加勒比海等地区[27]。不过，新英语文学并不完全是“当代”的，比如印度和加勒比英语文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18世纪后期；而其他地区确属“新发展”，西非英语文学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东非英语文学出现在60年代，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本土英语文学出现在70年代，亚英文学出现在80年代。这些新英语文学虽曾深受殖民历史及其遗产的影响，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原来的“殖民矩阵”（colonial matrix），重塑了英语作为一种“全球语言”（global language）的形式和功能，并与世界各地的政治、文化和文学语境产生互动[28]。下面笔者将在此定义基础上，对容易与新英语文学相混淆的术语作一番辨析，进一步厘清本书的研究对象，同时梳理目前该类文学的批评聚焦。

新英语文学最初被称作“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这一术语的官方使用可溯源至1964年英国里兹大学召开的第一届英联邦文学大会，会议出版的文集《英联邦文学：共同文化中的统一性与多样性》（Commonwealth Literature：Unity and Diversity in a Common Culture）及所创刊物《英联邦文学杂志》（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发表了大量有关新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述。另一与之相关的重要背景是，牛津学术旗下知名刊物、刊龄超过半个世纪的《英语研究年鉴》（The Year's Work in English Studies）于1985年为非洲、加勒比和加拿大英语文学开辟了一个专栏，一年后增加了印度和澳大利亚，即“非洲、加勒比、加拿大、印度和澳大利亚英语文学”（African，Caribbean，Canadian，Indian，and Austral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四年后，《年鉴》意识到非传统英语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研究正在对全球文学面貌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考虑到未来还将涌现更多新地区、新作家的新作品，因此1990年将该栏目重新命名为“新英语文学”（New Literatures in English），沿用至今[29]。从“英联邦文学”到“新英语文学”的发展轨迹，充分展示了新英语文学创作的强大生命力和伟大魅力，同时体现了主流学术话语对其研究价值的持续肯定与认同。

这从文学领域最具权威性、影响力的两大奖项“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历年获奖名单可见一斑，前者榜上有名者如南非的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澳大利亚的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新西兰的休姆（Keri Hulme）、印度的阿迪加（Aravind Adiga）等，后者位列其中者有尼日利亚的索因卡（Wole Soyinka）、加拿大的芒罗（Alice Munro）等。值得注意的是，“英联邦文学”更名为“新英语文学”背后实际上也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确切地说是前者的命名缺陷：第一，英国作为英联邦国家主体，但其文学却并不在英联邦文学范围，因此这个术语容易让人联想到某种形式的排斥而带有新帝国主义色彩，印英文学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就撰写过一篇题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 Does Not Exist”，1991）的文章表达此意；第二，同样还是因为英国本身是英联邦国家主体，英联邦文学所产生的歧义可能使历史悠久的英国本土文学与诞生于新历史语境的新文学混为一谈，从而遮蔽了新文学的时代新质和独特个性，但事实上其创作“历经百余年孕育和发展，现如今可当之无愧地与英国、爱尔兰、美国等‘旧文学’相提并论”[30]。

“后殖民文学”（Postcolonial Literature）是另一个常与“新英语文学”混淆的术语。此概念的出现与20世纪80年代后殖民文化理论的兴起密切相关。“后殖民文学”指来自前殖民国家的文学，具体而言是这些国家在结束殖民统治、获得政治主权后所产生的文学。无论从时间范畴或空间范畴来看，后殖民文学与新英语文学似乎可以互换、互为理解，其实不然。在后殖民文化理论的观照下，后殖民文学具有显著的身份标识：作者文化背景的复合性和文化身份的多元性、文学文本内容双重或多重文化的跨越性、重写殖民历史和解构殖民话语的逆写性。在“去殖民化”“非殖民化”“解殖民化”召唤下，后殖民文学染上了浓重的政治与文化反抗色彩。正是基于旗帜鲜明的批判理论导向，有研究者提出后殖民批评“不仅包括对二次大战以后独立的一些后殖民国家的英语文学的研究”，也包括“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主要是诸如‘中心’、‘边缘’、‘帝国’、‘霸权’、‘压抑’、‘解构’这样一些概念）出发对二次大战前写作的一些关于殖民地题材的作品进行的分析研究”[31]。可见，学界对后殖民文学的界定逐渐脱离了立足文本自身而演绎为从批评理论出发，这在彰显术语建构的解释力的同时也为其局限性埋下了伏笔。一方面，后殖民文学研究内部越来越建制化，集中体现在关注的范围愈加狭隘化、论述的路径愈加程式化，以至于频频出现生搬硬套或只抓关键词的强制阐释。另一方面，后殖民文学作为某一类型文学，其研究视域的自我设限必将阻碍来自其他理论分野的审查，在中国学术语境中，突出表现为对西方后殖民批评的盲从。事实上，新英语文学创作并非只有“后殖民”主题，正如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切贝（Chinua Achebe）经常所说的，早在白人到来之前非洲人就有丰富的文化。德国学者克莱尔和舒尔策-恩格勒（Gordon Collier & Frank Schulze-Engler）更将此类文学的多元化研究态势生动地比喻成“螃蟹”，因为它们已经朝多个方向发展[32]。

“流散文学”（Diaspora Literature），亦称“离散文学”“飞散文学”，也与“新英语文学”意思相近。“流散文学”诞生于“流散”的历史事实（尤指19世纪到20世纪的全球大移民浪潮），是作家们对“流散”的历史文化进行诗学艺术加工的产物。早期的流散文学可以上溯至希伯来《圣经》有关犹太人流散的文字记录。20世纪末，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一大批背井离乡的文化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文学形式来书写这一特殊经历和社会现象，大量流散文学作品便由此应运而生，如非洲流散文学、东方流散文学以及华人流散文学等。这样看来，流散文学与新英语文学在时间、地域和语言上有诸多相似甚至相同，但事实并非如此。流散文学孕育于异质文化土壤，具有显著的区分特征：创作主题上，往往表现故土眷恋与新世探索之间的彷徨，流离失所引发的“移位/越界”是其核心主旨；文本内容上，异质文化的碰撞、矛盾和冲突，使得两个或多个民族、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博弈成为字里行间的自然流淌。要言之，流散文学主要建立在“流散”一词上，正是这种跨地界、跨民族和跨文化特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同新英语文学画上等号。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近年来“流散文学”的术语使用日趋中性化，但由于历史原因——“流散”一词最早是西方人用以描述犹太人流离飘零——在语义韵上带有一定的消极色彩。对此，华裔澳籍学者王赓武曾义愤填膺地说：“西方人为什么不称自己的移民为流散者呢？显然这其中带有殖民主义的种族歧视。因为这个词主要是用来指代欧美国家以外的民族和国家在海外的移民族群。”[33]

“第三世界文学”（Third-World Literature）与“新英语文学”同样容易产生误解。“第三世界文学”，顾名思义，是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地区作家所创作的文学。要理解这个概念，首先要理解何为“第三世界”。1952年，法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索维（Alfred Sauvy）在《三个世界，一个地球》（Three Worlds，One Planet）一文中首次提出“第三世界”概念，指冷战时期那些并不亲近资本主义北约或共产主义华约的、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34]。1973年9月，不结盟国家在阿尔及尔通过的《政治宣言》正式使用了“第三世界”这一术语。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过去立于两极世界中的第三世界早已汇入多极化发展的世界大潮中，原来的“三个世界、一个地球”也变成“一个地球、多极世界”。换句话说，“第三世界”是已凝固积淀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遗存，而目前仍在使用“第三世界”的学者仅是将它当作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罢了。由此，“第三世界文学”与“新英语文学”的差异也不难解释：首先，倘若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过去式，那么两者在时间维度上的交集是有限的；其次，第三世界的界定最初主要根据区域经济划分，其经济关联显然与新英语文学的语言指标无甚瓜葛；最后，由于产生时的特殊政治历史背景，“第三世界文学”的表达方式实际上饱受诟病，一如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示，“第三世界文学”总是给人一种只能“讲政治”的感觉，亦即，我们必须对诸如“发达”与“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予以谴责，除此之外，别无其他[35]。

综上，与其他术语相比，“新英语文学”是一个更富包容性的界定，也是一个更具中性色彩的表述，有助于本书在开展动物研究——一种新型的批评范式、一个全新的出发点——的道路上破除成见，阔步前行。诚然，任何对术语的界定都不可能全面精确，所有的新研究都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本书以上论述也只是为了框出一个大致范围，从而与其他文学类型相区分，借此明确本书的研究对象。

（二）动物（Animals）

动物研究关注的动物既包括想象空间的“再现动物”（representational animals），又包括现实世界的“真实动物”（real animals）。文学研究中的动物批评以“文学动物”（literary animals）即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所有动物形象为研究对象，通过跨学科的批判性阅读，检视再现动物与真实动物之间的界限以及所体现的人与动物的关系。文本中的任何动物，无论其文学再现是否涉及人与动物的区分，都会透过人类欲望、冲突、政治、经济、法律、性别等叙述镜头，折射出人类社会对动物、自我及生命本身的认知和思考[36]。根据叙事功能，文学中的动物可分为比喻修辞的“象征型动物”（symbolic animals）与故事场景的“写实型动物”（realistic animals）；根据真实程度，可分为自然界存在的“真实动物”（actual animals）与人为创造的“虚构动物”（fictional animals）；根据生存环境，又可分为“驯养动物”（domestic animals）与“野生动物”（wild animals）。其中，象征型动物指动物书写始终着眼于修辞功用、服务于叙述者讲故事的目的，如卡夫卡（Franz Kafka）笔下的甲虫、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塑造的慧骃，这类动物形象往往是作者借物言志的工具，其内涵或寓意需要越过动物主体去把握；写实型动物指动物书写远离象征或隐喻等艺术表征需要，强调动物作为独立生命的存在，如休厄尔（Anna Sewell）的“黑美人”，这类动物形象在本体论层面上获得了观照，动物具体命运的发展、人与动物的现实关系成为作家的审美聚焦[37]。下面笔者将以象征型动物和写实型动物为重点作进一步讨论，以明题义。

第一，象征型动物和写实型动物是一对“统一对立”的矛盾。首先，两者代表着文学创作在历史发展中对动物作出解释的不同尝试，都饱含了人类对动物（其实也是人类自身）生命价值和本质的理解。倘若舍弃或偏颇其中一方，都将无法获得全面的文学动物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通过对象征型动物和写实型动物的联合观照，就一定能够完整地呈现某特定社会文化或思潮关于动物问题的具体论述，但至少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窥探本书所考察作品的动物书写提供充分条件。其次，象征型动物与写实型动物的划分，说到底是关于真实性价值的辩争——虚构文本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接受真实性标准的检验，但所有的定义都是“权宜之计”，是对其研究对象的一种暂时界定。象征型动物和写实型动物也不例外，这类简单的二元对立结构在我们细读文本的过程中会发现，它们并非绝对的非此即彼，而是常常越界，有时甚至完全崩塌[38]。

第二，象征型动物和写实型动物的分类并不穷尽。就历时角度来看，西方文学的动物书写经历了从象征型动物到写实型动物的嬗变。按照朱宝荣先生的说法，19世纪之前，欧美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大都为象征型，“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修辞层面上”；19世纪后半期，写实型动物形象“开始萌现并在20世纪蔚为大观”[39]。但发展至今，众多文学家的动物书写在基本依循上述演变轨迹的同时，已不拘泥于该框架，而是运用多种艺术技巧和表现形式，采取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力图向世人展示动物的不同面貌，比如马特尔《少年Pi的奇幻漂流》和辛哈《动物之人》的魔幻现实主义、库切《动物的生命》的元叙事、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的科幻推理、温顿《浅滩》的文类拼贴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文本化动物的基本属性（真实或想象中的动物）进行严格区分，“并非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差别，而是因为我们难以对界线位置作出精确定位”[40]。

第三，无论是象征型动物，还是写实型动物，都属文学创作的“动物再现”（animal representation）。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动物再现比喻为“容器”，那么动物批评的宗旨并不在于判断或衡量其到底属于哪一种“容器”，而在于将“容器”所盛内容公诸于世——通过揭橥动物再现背后蕴含的政治、文化、伦理、生态等意义，探索人们观念中的动物与现实中活着的动物所受待遇的关联，借此审视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运行逻辑。正如贝克（Steve Baker）所指出的，不管是想象的抑或真实的动物，人类文化中的绝大多数动物再现都可以看作关于身份的某种论述，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对那些把动物意象当作“言说人类的‘自然资源’”（a“natural resource”of saying-things-about-humans）的思想和做法进行质疑、去神话化[41]。此外，当前动物研究对动物的考察已由物质性动物问题，比如动物保护意识、动物福利倡导等，逐渐扩展到“动物性研究”（animality studies），例如人们在不同历史文化时刻如何看待人与非人的动物性[42]，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超越既定藩篱，增加对动物性历史及相关论述的关注。

总之，从象征型动物到写实型动物，从想象动物到真实动物，从动物到动物性，以上皆为本书考察对象。在论述过程中，本书注重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定式，由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对动物问题展开全面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