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

“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是我们描述先秦时期思想界的状况时，最习惯的用语。但是在运用它时，很少有人会去质疑：到底有哪“百家”？在当前思想史的研究、写作中，司马谈的“六家”、刘向刘歆父子的“九流十家”，是真正用来描述、把握先秦乃至秦汉时期思想界的基础“话语”。可是使用这种“话语”，实际上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我们归纳出了所谓“儒家”“道家”等的特点，然后就用这些特点去演绎、推理，以确定其他人物、观点的属性。结果使两千多年前具体的情景和鲜活的历史，装在了“法家”“名家”这样的思想套子里，奄奄一息——我们现代人是在运用“墨家”“阴阳家”这样格式化的思维原型在思考问题，在利用他们艰难地与两千多年前的人“对话”；而事实上是，这些疏阔的“话语”，也把我们套牢了，仿佛离开了它们，我们又无法“说话”。我们努力所得出的最后结论，往往不过是海市蜃楼，思想前提就未必牢靠。比如说谈论到父慈子孝，主惠臣忠，我们马上会调出儒家思想作为原型来思考问题，会认为凡是有这些思想的人，应该都属于儒家或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实际上，孔子之前早已有了类似的理想，先秦诸子很多人在谈论社会人伦时，都复述了相近的话，只不过达到目标的手段不一致罢了（详后文《从“六位”到“三纲”》）。

其实，自诩为中国哲学史开山者的胡适，曾经明确反对使用“六家”这种做法来描述先秦的思想家，他指出过所著《中国哲学史》的特点：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这个看法根本就不承认司马谈把古代思想分作“六家”的办法。我不承认古代有什么“道家”、“名家”、“法家”的名称。我这本书里从没有用“道家”二字，因为“道家”之名是先秦古书里从没有见过的。我也不信古代有“法家”的名称，所以我在第十二篇第二章用了“所谓法家”的标题，在那一章里，我明说：“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至于刘向、刘歆父子分的“九流”，我当然更不承认了。

这样推翻“六家”、“九流”的旧说，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依据史料重新寻出古代思想的渊源流变：这是我四十年前的一个目标。我的成绩也许没有做到我的期望，但这个治思想史的方法是在今天还值得学人的考虑的。[1]

他的有关意见应该在北京大学上课时就已经讲过，但是据顾颉刚1921年的《读书笔记》说来看，开始尚不彻底：“适之先生打破了九流，却没有打破儒、道、墨三家。予意儒、墨两家均可成立……惟道家一名实不能成立……”[2]这也表明顾颉刚在此前的《读书笔记》中所说的“战国时只有百家，并无九流。九流者，刘向、刘歆之所定。不独名家、杂家谬妄，即儒家、道家亦非实在……我们要研究他们，且得注意具体的个别的事实，把从前家派之说搁在一旁，等将来的重新归纳”[3]，也只是一时的想法，他后来还是频频使用各种家[4]。

其后，任继愈先生有《先秦哲学无“六家”》之文[5]，指出“先秦有的只是老子学派、庄子学派、公孙龙学派等”[6]，承认有很多学派，但是这个观点没有贯穿到他所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发展史》之中。美国学者苏德恺也认为：“先秦哲学本来没有六家，而司马谈自己创造了汉初的‘六家’概念及其抽象的类目。”[7]陈启云先生也有相近的观点[8]。

但是，冯友兰先生有专门的文章《论“六家”》，考证司马谈和刘歆所分的“六家”或“九家”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在先秦事实上是有这些派别……第一，在先秦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本来有各种的人，他们自称，或者被称为某种人，或者某种专家。第二，这些某种人或某种专家，在他的思想中间，确有一些自己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因此他们成为哲学上一个流派。每一个流派，都围绕着自己的中心思想，同别的流派进行斗争……在先秦的典籍里，我们常看见有“儒”或“儒者”、“墨者”、“隐者”、“辩者”、“法术之士”、“轻物重生之士”等名称。这些名称都专指一种人……这些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发展成为体系，就成为各种学术流派。这些流派是本来有的，司马谈和刘歆在记录中把他们明确起来，给以相当的名字，其中有些名字，是沿用原来有的名称，例如儒家和墨家，有些是他们给的新名称，例如名家、法家、阴阳家、道家。[9]

二说壁垒分明，看起来势难两立。但是儒、墨这样的称呼，在先秦确实常见，由此不能不让人疑心道家、法家等称呼也是有来源的；而且胡适先生的书中，恰恰就列有“公孙龙及其他辩者”一节，并且虽不承认法家而书中却说“但法家之名沿用已久了，故现在也用此名”[10]，自乱其例，似乎冯先生说得比胡先生有道理。

当前，多种论述到先秦学术史、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著作[11]，总是将儒、墨、道、法等不到十个部派，及其不同时段的代表人物，一个个排衙来写。譬如在儒家，先列孔子，次列曾、思、孟，再列荀子等小节。或者这种分家分派并不完全行之于章节结构，研究者按照时间先后分述诸子，依次写老子、孔子、墨子等，但讨论到诸子的学术性质时，“道家”“法家”等称呼还是存在。而各种讨论到“百家争鸣”的文章，也似乎多是说说而已，要不就搬出儒、墨、道、法等家。于是，名义上的“百家”，变成了几家、十几家，有学者甚至明确说先秦没有“百家”[12]。

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六家” “九流”之说不足，但认为可以沿用[13]。英国著名学者鲁惟一，已经认识到刘向歆父子的“九流十家”是书目，划分有许多问题[14]，也还是因袭“儒家”“道家”“法家”等称呼。史华慈、葛瑞汉等先生同样如此（葛瑞汉先生指出：“道家学派，像儒墨以外的其他学派一样，是一种回溯性的创造，也是这些学派中最容易混淆的……”特别指出“儒墨之外”）[15]。可见“六家”“九流”的框架，不仅影响了中国人，也深深影响了西方汉学界。

“六家”“九流十家”到底能否用来描述先秦乃至汉初的思想界？这需要我们仔细梳理它们的来历和产生的背景。

一 百家

打开先秦至汉初的子书，最常见的是“百家”。比如《荀子·儒效》:“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荀子·解蔽》:“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 《荀子·正名》:“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荀子·成相》:“复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庄子·秋水》也说：“公孙龙问于魏牟曰：‘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庄子·天下》也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贾谊的《新书·过秦上》也说：“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淮南子·俶真》有：“百家异说，各有所出。”《淮南子·齐俗》:“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也。”《淮南子·氾论》:“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百家”的说法在汉代还有很多例子，此不赘述。

“百家”与“六家”“九流十家”，同是用“家”，其实意义并不相同。《庄子·则阳》借少知之口说：“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议，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韩非子·定法》载：“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篇末则有：“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在这里，季真、接子二人，申不害、公孙鞅二子，被称为“二家”。这里二人、二子、二家交替使用，而中国古代有“家”“人”对言之例[16]，故诸子百家实际上是以不同的人为区别，与“法家”等说法无关！我们看“百家”之所指，《荀子·成相》中有：“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复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祥）。”这里的“慎、墨、季、惠”，应该只是荀子所举的“百家”之代表。《庄子·天下》篇中，所谓古之道术“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文中所列举的“百家”，有“墨翟、禽滑釐……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黄缭”（容易发现，《天下》篇比《荀子·成相》多了“之徒”“之属”这样的表述[17]），应当也只是举其要者。

战国诸子多有门徒，余嘉锡先生曾经指出子书的通例是：“向歆班固条别诸子，分为九流十家。而其间一人之书，又自为一家……学有家法，称述师说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其学虽出于前人，而更张义例别有发明者，即自名为一家之学。”[18]因此，确切地说，战国时代，论及“百家”时，“子”是“家”的代表，举一“子”可以赅括一“家”。

司马谈的“六家”、刘向歆父子的“九流十家”中的“家”，与“百家”的“家”有不同含义。这应当既是余嘉锡先生说“向歆班固条别诸子，分为九流十家。而其间一人之书，又自为一家”的缘故，也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提及“九流十家”，又说到“凡诸子百八十九家”的缘故——同时使用两个“家”而所指不同。古人用语简略，语言逐渐发展，同一个字有不同含义，不足为奇。那么，“家”的不同含义是如何发展而出的呢？

前举《庄子·天下》篇中，“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与“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两个“之徒”，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这两个“之徒”，意义有区别。很明显前者是指有师承、学术渊源关系的一批人，他们的思想宗旨应该差不多；而后者则仅是指思想宗旨或学术特点相近的一批人，未必有师承关系。按照冯先生的观点来看，这两种人都是某种专家，都有自己的“中心问题”和回答倾向，似乎没有差别。但是我们就师承渊源这一角度来看，就有区别了。

类似“辩者”这样的称呼，前引冯友兰先生《论“六家”》一文还举出了其他例子。但是冯先生没有注意到《战国策·赵策二》中，苏子对秦王所说的“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已……”[19]这里“刑名之家”的“家”，也是指的“某种人”——喜好刑名，他们有自己的“中心问题”和回答倾向——“白马非马”。这些人同“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这一说法接近，大家都讨论乃至同意“白马非马”，但是不必然有师承关系（当然也并不是排斥师承渊源。当时持“白马非马”这种观点的人，著名者有兒说、公孙龙，二人未见记载有师承关系）。这与前面以子为代表的有师承渊源的“家”大不相同，而与后来“道家”“法家”等“家”的意义接近。

因此，在先秦时期，表示思想团体的“家”至少有两种意涵，一种是针对有学术师承、学术渊源的学派而言的；一种是针对有相近的学术宗旨、学术兴趣、学术问题的学者群而言的，有可能有直接的师弟子关系，也可能没有师承渊源，或者是私淑弟子，也可能是同倡某一学说。后者的外延较前者宽泛。

所以，“百家”，是泛指当时诸多的学派，每一个自成一家之言的学者都可以成为一家。从这种角度来看，说先秦有“百家”，决不是什么夸张之说。虽然当前尚看不到一本著作提及所有的百家之名，但这恐怕只是因为时间、地域和诸子的学术方向有不同，而学有显有不显。比如《尸子·广泽》与《吕氏春秋·不二》的讨论对象就不完全一致。孔门有“七十子”，稷下学宫中的大夫也有76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先秦养士成风，四大公子、吕不韦等人的食客都不下千人，这些游士除掉鸡鸣狗盗、刺客游侠等专门人才外，有很多就是百家学者，他们如果没有标举某一家或自成一家之言的本事，是不会得到尊重的。秦火之后，汉廷所藏子书，《诸子略》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这应该对于先秦秦汉时期的子书只会少不会多的统计。

二 “百家”早于“六家”

我们认为，相对而言，“百家”的“家”用的是本义，“六家”的“家”则是引申义。

战国时的诸子，很明显地更重视有学术师承渊源的学派这一意义上的“家”。这一点，可以从正反两面的例子来看。如《孟子·滕文公下》篇曾说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杨、墨先于孟子，孟子所要批判的，应该主要是当时遵循杨、墨思想的人。孟子从根源上批判杨、墨，也就打击了当时的这些人，效果更好。相反，当孟子听说陈良的弟子陈相归附许行后，就赞叹陈良“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而斥陈相为“南蛮鴃舌之人”。

根据前面所引余嘉锡先生的研究结论，容易看出，延续的师承渊源，是和独特的思想观念相一致的，所以当时各家学说的核心观念，常见于时人的著述之中。如《尸子·广泽》篇中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吕氏春秋·不二》之说与之接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这是典型的以“子”为“家”之代表的表达方式。

这两篇所采用的论各子之所“贵”的表达方式，是一个较长的时段和较广的地域之内，非常习见的叙述方式。《列子·天瑞》记：“或谓子列子曰：‘子奚贵虚？'”今传《列子》一书之所谓真伪，尚有争论，不过《战国策·韩策二》也记载：“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贵正”之言明显不可靠，此文主要是用“贵正”之说喻事，故被收入《战国策》。但它却反映出当时论方术，是用问“何方”来问师法何人，用“何贵”来问学术宗旨，以明了学术师承、派别和思想宗旨。师承、派别既然不同，那么学术宗旨自然也就各异；而同一个派别之内，学生若能自成一家之言，学派就会分化，学术宗旨也会相应变化，比如《吕氏春秋·不二》就说到“老子贵柔”“关尹贵清”。

重视学术师承、思想宗旨，不仅见之于诸子的言行，甚至见于一般的贵族、士人的言行之中。《吕氏春秋·应言》记载：“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术非攻夫？'”《吕氏春秋·爱类》也记：“匡章谓惠子曰：‘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也？'”

相比较而言，学术师承渊源比思想宗旨更为重要，因为师承一定，那么学术宗旨也就能大体接近，虽有变化亦不远。比如当时儒、墨早已分化，但是儒、墨之称却很通行，就是因为其分化之后的派别之间虽然互相批判俨若水火，但在别人看来，学术宗旨终究相去不远。当时人很重视师承，《庄子·天下》篇便说到墨家三派“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吕氏春秋·去宥》则记载：“荆威王学书于沈尹华，昭厘恶之。威王好制。有中谢佐制者，为昭厘谓威王曰：‘国人皆曰：王乃沈尹华之弟子也。’王不悦，因疏沈尹华。”中谢能够进谗言于威王，就是部分因了当时人重视师承的心理，这恰好从反面说明了问题。

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常见诸子把握其他学说的师承渊源和学说宗旨，以进行评判，前面所举《孟子》《尸子·广泽》《吕氏春秋·不二》可见一斑。但很可能在其后，将不同学说之间的相似点揭露出来以进行批判，也变得流行，《荀子》或可为证。

《荀子·天论》《荀子·解蔽》两篇，据学者考证是荀子在稷下时所作，《荀子·非十二子》篇，据考证是荀子居于兰陵时的作品。[20]《荀子·天论》篇中说：“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 《荀子·解蔽》篇中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执（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里的两篇虽然都批评了墨子、宋子，但是角度不同。《荀子·非十二子》则是这样批评墨子、宋子的：“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这里批评的内容就与上文不同了，是纯粹从墨子、宋子思想上的相同之处来加以批判了。

此后将思想家两两相举的方式很常见，如黄老、老庄、孙吴、申韩等等，这应该都是着眼于两种学说的相同之处，比如孙吴，就是指兵法，而不会专注于吴起的变法或者传《左传》。这样的两者之间，许多也没有师承关系。这种称呼再往前发展一步，就离“道家”“法家”的称呼不远了。《尹文子·大道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名称，可惜一直被认为是晚出的伪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将在后文讨论。

三 六家

汉初，“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的司马谈，“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讨论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今存于《太史公自序》中的“论六家之要旨”，后面较长的部分或可能是司马迁的补述，我们且统称为司马氏父子之论。

前面已经讨论了“刑名之家”，当时社会上也已经出现了“道家”这样的名称[21]，司马氏父子所论“六家”，当然是思想宗旨接近这一意义上的“家”。“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这里的“六家”，是讨论的六个对于“治”有重要影响的思想理论，没有谈及纵横等与当时“为治”关系不大的学说。儒、墨本来是有师承渊源的学派名称，通行已久，人们自然容易知道其所对应的治国的学术宗旨；道、阴阳、名、法，则很明显也是指学术宗旨，而不是指称有师承渊源的具体学派。譬如司马氏父子的“法家”肯定是有一定所指的，但是《七略》中的法家重要人物申不害，韩非，在《史记》中被列入《老子韩非列传》之中，并追溯其思想渊源为“皆原于道德之意”。可见《史记》放弃了“法家”,“法家”并不是具体的学派。

所以，这里的“六家”尽管也是称为“家”，也用了先秦常见的儒、墨这样表示学术师承渊源的名词，但是儒、墨在此却是用来指称学术宗旨，不是对于先秦秦汉时期学派的划分（否则分类有两个标准）。更值得注意的是，“六家”没有对应具体的人物。“六家”仅是谈论学术思想中，有关于治国的六个重要的思想取向。就治国之术而言，先秦诸多思想家或流派中的学说，可能不止这六个倾向；而某一思想家或流派可能会同时出现若干个思想倾向，尤其常见的是杂有名学、阴阳学的学说。因为“名学既为各派辩论的工具，则名家之不当独立成家，自不言而喻，不过惠施、公孙龙等特以辩论著名而已”[22]；而所谓阴阳的学说，起源很早，已经成为先秦诸子的基本通识[23]。因此，这里的“六家”，是与“百家”不同类型的概念，并不互相排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百家”之称。

不过，恐怕司马谈不是凭空创造出“六家”的概念，而应该是有所继承、发展。《尹文子·大道上》指出：“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这里的“大道”“名”“法”“儒”“墨”，是《尹文子》所归纳出的各种治国主张，与司马谈所说的“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相比，少了“阴阳”。《尹文子》一书，或有魏晋时补充的内容[24]，但上引一段未必成于魏晋时期。而且，《庄子·天道》中有：“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论调与《尹文子》接近，这正好说明《尹文子》或有所承。故而《尹文子》这一段不太可能是因袭《论六家之要旨》，舍弃了“阴阳”；而很可能是相反。但是司马氏父子不是如《尹文子》那样，独推重道家，而是分析了各家之利弊，虽然对道家是比较推重，但是也指出了“其辞难知”；他们还指出了其他家不可废之处。所以司马氏父子之论，与《尹文子》有不同。

《尹文子》、司马氏父子谈论诸子学说的方式，是就某一学术宗旨进行评论，没有针对具体的人，这与先秦学者常见的论述方法相比，改变比较大。战国时期的诸子，常常是点数某人某家（氏）之名，举其核心学说以评判。在司马氏父子前后，有不少人还是像先秦诸子一样，谈论诸子百家（详见本书后文），但是逐渐衰微。或许有人会说，先秦本来就存在两种划分诸子学派的方式，司马氏父子“六家”之划分法的流行有其必然性，这一划分、评论诸子的方法必然取代点数诸子分别论述的方法。可是这仅是从结果来倒看历史现象，而且这一现象，或可能和战国末期到秦汉时期的学术风气变化有关[25]。更为关键的是，“九流”的来源和“六家”并不是一回事。

四 九流十家

《庄子·天下》篇讨论学术思想发展变化，汉初有《淮南子·要略》继续这一探讨。该篇结尾论述了太公之谋，周公之训及儒者之学，墨子用夏政，管子之书，晏子之谏，纵横修短，申子刑名之书、商鞅之法、刘氏之书（《淮南子》）的出现原因，目的则是批判这些学说为“救世之弊”而起，仅“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只有“刘氏之书”才“与世推移”，能“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到刘向歆父子主持校书时，他们分群书为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尊经崇古之意与《庄子·天下》接近[26]；其区分诸子为“十家”，在六家之外，新增添了纵横、杂、农、小说几家。他们也进行了学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其探讨“九流”盖出于古之某一王官，与《淮南子·要略》探究渊源相仿；分析九流长处及流弊，与司马氏父子之论接近，只是最推重儒家。

刘向歆父子的本职工作，是要为汉朝的皇家藏书校勘、分类、编目。就诸子书而言，所分的“九流十家”，是一个目录名称，在图书分类学的意义上，有首创意义。他们采用《尹文子》诸家、司马氏父子“六家”的模式，并有所补充，是一种可取的选择。而且这里的“九流十家”，也不是要取代百家，我们可以与兵书部分比较。《汉书·艺文志》兵书部分记有：“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任宏所录兵书四种当就是“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可以看出，兵书是由百八十二家删要为三十五家，最后分为四种。很明显，这里的“种”是不断删要、归并而成的。与《诸子略》相比较，此处兵书的“四种”对应于“九流十家”；而汉兴时的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恰相当于刘向歆父子校书时的去重定著，颇类似于刘向重新编订《战国策》等书。这说明，刘向歆父子“九流十家”中的“流”和“家”，是与“百家”不同类型的概念。以“九流十家”为框架的《诸子略》也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向歆父子“九流十家”之“流”和“家”的意义等同于“种”，应该看作“百家”上面一层的纲目名称。

但是，“六家”本来不对应具体学派和人物，“九流十家”出现之后，每一家就有了相对固定的子书、人物。当“九流十家”这个创建的目录名称，连同他所对应的书籍，由史书附录进入史学，再进入学术思想史的领域之后，身价渐增，《庄子·天下》篇和《淮南子·要略》篇难望其项背。尽管后来书差不多都丢了，但是那个名目还在。后人“循名责实”，找寻目录的名称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时，当然会发现“九流”的分类不彻底[27]，不合理；可是，却少有人去质疑那名称本身了。而学者们越是批判某个名称不合理，就越是被这一套名称给套牢了。

总之，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期，每一个著名的“子”及其弟子，就可以成为一“家”。在诸子互相辩难、批判的过程之中，思想接近的学者趋于一致或者被别人放到一起批判，才逐渐产生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家”。胡适、冯友兰先生，可谓各得道之一偏。

现在看来，将“六家”“九流十家”作为我们讨论先秦秦汉思想史时基础“话语”、思想原型的状况，有必要做出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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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台北版自记》，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6页。

[2]顾颉刚：《“道家”名之由来》,《侍养录（四）》,《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一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29页。

[3]顾颉刚：《战国诸子》,《侍养录（三）》,《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一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38—239页。

[4]参见《战国时顺时势与逆时势之学派》,《纂史随笔（一）》,《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一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472页。

[5]任继愈：《先秦哲学无“六家”——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文汇报》1963年5月21日。此文有可能是受到汤用彤《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的影响，而反驳冯友兰。

[6]任继愈认为先秦有“法家”，这可能是受到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任继愈认为司马谈“讲的六家，是汉初当时流行重要学派”，不确，详苏德恺文。

[7][美]苏德恺：《司马谈所创造的“六家”概念》，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1993年第7期。

[8][美]陈启云：《“儒家”、“道家”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中的定位》,《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6—87页。原载《哲学研究》1959年第11、12期合刊。

[10]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3页。

[11]包括笔者所查阅到的[日]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岩波书店1953年版），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民书局1984年增订版），吴怡：《中国哲学发展史》（三民书局1984年版），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水牛出版社1986年第七版），臧广恩：《中国哲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二版），以及[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1985,pp.173-175,186-187,321。（此书有程钢译，刘东校：《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英]葛瑞汉（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in Ancient China,[美]倪德卫（David Shepherd Nivison）:《剑桥中国先秦史》第11章“经典哲学著作”（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参见夏乃儒主编《中国哲学史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8页。

[13]参见庞朴《“六家”浅说——兼评“四人帮”的儒法扩大化》,《沉思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0页；杨宪邦主编《中国哲学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页；孙开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及相互影响》,《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

[14]鲁惟一明确指出：“刘向和刘歆所编的书目，作为遗产，所留下的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分类却往往是错误的。”参见[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6页。

[15]参见[美]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181、195—196、336页；[英]葛瑞汉（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in Ancient China, p.170.

[16]参见王利器《“家”、“人”对文解》,《晓传书斋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或以“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属《庄子·惠施》篇，亦不影响本文结论。

[18]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页。

[19]此句横田惟孝以为他章错简（转引自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71页。何氏赞同此说），其他注家多不从此说。缪文远以为“此《策》为虚拟之辞，非实事也。”（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645页），其他注家多不从此说[张清长、王延栋《战国策笺注》从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盖此章全文或有夸张、讹误，但此事当有所从来，而“刑名之家”之称，极可能已经出现于战国晚期。

[20]参见廖名春《〈荀子〉各篇写作年代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

[21]《史记·陈丞相世家》:“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乃是也。’遂自杀。”

[22]蒋伯潜、蒋祖怡：《诸子与理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该书原为世界书局1942年所出版的“国文自学辅导丛书”之一。

[23]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156页。

[24]参见董英哲《〈尹文子〉真伪及学派归属考辨》,《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王晓毅《国学举要·道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有西方学者认为现存《尹文子》与王弼《老子指略》相似，就认为它大约成书于公元200年之后。见Dan Daor,The Yin Wenzi and the Renaissance of Philosophy in Wei-Jin China,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sis,1974,pp.1-39.转引自葛瑞汉（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in Ancient China,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9,p.95n.按：此种根据“同文”判定文献年代的方法，有可能存在问题，参本书《“同文”分析法评析》。《老子指略》中与道对应的有“法者”“名者”“儒者”“墨者”“杂者”，比《尹文子》多“杂者”，又有：“夫途虽殊，必同其归；虑虽百，必均其致”，乃仿《论六家之要指》。宗静航《从语言角度探讨〈尹文子〉的真伪问题》（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5年第45期）指出《尹文子》中有五个词为东汉魏晋时期的词语。但是这些词并不见于本文上引段落，本文上引段落或有所本。

[25]战国时期，学术中心地区是“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学派不断细分，学术边缘地区如秦、楚，则出现了像《吕氏春秋》这样的大融合著作，和《庄子》外杂篇、《鹖冠子》等这样思想折中的作品。学术中心地区守师说较严，《孟子》记陈良之弟子陈相归附许行，在学术宗旨上是尽弃前学，汉代经书传授还有家法；学术边缘地区，学者转益多师。秦火之后，学术融合和学者杂学百家言的趋势很明显。“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是汉初的实际情况。可参《战国中晚期至秦汉的学术转型》一文，收录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6]《庄子·天下》说“古之人其备乎”，古之道术“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27]（清）江瑔曾经指出：“大氐所谓某家之学者，皆综其学术之宗旨言之。必其宗旨纯一，可以贯澈初终，成一家言者，而后举其纲以括其目。然窃援名以核实，惟名、法、墨、农、阴阳五家为名正而言顺（按墨为学术之名，与名、法诸字同，非墨子之姓，详见下），余皆于理有未安……”见氏著《读子卮言》卷1，清华大学藏排印本，第二十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