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吴怀东

唐代诗人杜甫是具有世界意义、世界影响的中国诗人，其生平经历复杂曲折，其诗文作品数量巨大、内涵丰富。丰富性和深刻性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切文化经典的共同特征，这也决定了杜甫与杜诗具有文化经典的基本属性。随着历代学者对杜甫与杜诗研究的深入，对文化经典的阐释逐渐显示出多样性、多元性的特点；其中对杜甫流寓所经、身后所葬进行实地考察、综合研究是杜甫研究非常重要的角度。

实地考察杜甫行踪及其遗迹，有助于了解杜甫经历，准确认知其创作与思想。同时，这些遗迹的存在也是杜甫产生巨大而深刻社会文化影响的确证，研究这些遗迹和文化遗存也有助于认识杜甫影响的具体内涵，更好地传承杜甫精神。公元902年，晚唐著名诗人韦庄，于“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因命芟夷，结茅为一室。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非敢广其基构耳”（《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一九《简居下》），从而给后代留下了凭吊诗圣的最佳地点——成都草堂。宋代学者除了在杜诗注中关注相关实地问题，对杜甫活动遗迹考察也极为关注，宋代大诗人陆游来到奉节白帝城，对杜甫当年寓居夔州的生活与心理感同身受：“少陵，天下士也。……然去国寝久，诸公故人，熟睨其穷，无肯出力。比至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俛首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得。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乎，辞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东屯高斋记》,《渭南文集》卷十七）。对于诗人的心灵与创作而言，具体时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或晴或雨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理解诗人及其创作，实地的考察当然十分重要。

通过实地考察、进而查证典籍文献，进行综合研究并非史学研究领域所独有。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山东大学萧涤非先生就已经开辟了杜甫、杜诗乃至唐代文学的实证研究之路。彼时萧涤非先生受有关部门委托主持整理杜甫诗歌，在杜甫诗文校注正式开始之前，他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收集海内外有关杜诗的注本，能购买的购买，不能购买的就进行复印；第二就是带领校注组的几位年轻学者，从济南出发，实地踏勘杜甫曾经到过的地方，对杜甫流寓过程、生活经历以及相关诗歌进行了新的解读，这项工作的直接成果就是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访古学诗万里行》。前一项工作的意义，任何一位古代文学研究者都能理解：没有对古今杜诗校注以及专题研究成果的全面了解，全凭白手起家，根本不可能推进杜甫研究。但是，对后一项工作的意义，过了多少年才受到学界的关注、理解和学习，新世纪以来甚至形成了大众阅读的一大热门：2006年台湾中山大学出版了简锦松《唐诗现地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赖瑞和《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东方出版社2018年出版了左汉林《朝圣：重走杜甫之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了宋红《杜甫游踪考察记》。2020年英国BBC播出了由迈克尔·伍德主持的58分钟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东西方同时引发了“杜甫热”。上述著作或是以“现地学”为标榜，或是以杜甫行踪、杜诗景物为中心，在我们看来，与萧涤非先生组织的那场文化考察和《访古学诗万里行》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在上述成果背景之下，我们就能认识王超博士在孙尚勇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杜甫遗迹研究》的选题价值及学术方法，精读这部著作方可发现，《杜甫遗迹研究》远非沿着前人“现地学”研究路径而进行的续作，更非一部新的实地考察报告，而是一部严谨规范、富于思辨的学术专著，此即20世纪陈寅恪先生所谓“预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王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数年修订、提高，最终完成了这部近30万字篇幅的著作，其文献工作量巨大，学术创新意义突出，大大推进了杜甫行踪研究和文化遗存研究，值得学界关注，值得热烈祝贺。

这部著作除绪论外总共15章，考述了15个地方的杜甫遗迹，分别是：西安杜公祠、鄠县渼陂空翠堂、鄜州羌村、延安杜公祠、秦州杜甫遗迹、成县杜甫遗迹、栗亭杜公祠、成都杜甫草堂、梓州杜甫遗迹、阆州杜甫遗迹、夔州杜甫遗迹和河南偃师、巩县、湖南耒阳、平江等四地的杜甫墓，涉及杜甫生前活动的主要地点以及卒葬地，这些地点的明确对了解杜甫生前主要生平经历以及相关诗歌十分重要。实事求是地说，既往的杜甫研究也或多或少涉及这些论题，不过，就系统性、全面性、深入性以及学术性而言，此著成绩可观。王超博士的实地考察，目的是为著作提供一定的写作线索和一部分一手文献，但具体遗迹的研究过程，则主要依靠传统的考据学、历史地理学以及文学分析方法。其对杜甫遗迹相关文献的整理堪称全面、深入，对文献中历史地理方位的辨析清晰、精确，对杜甫遗迹所涉历代诗文的解读合理，充分体现了其文史结合的治学思路。正因如此，这部《杜甫遗迹研究》才体现了独有的学术价值。

首先，本书在遗迹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不少杜甫生平问题。比如对鄜州羌村遗迹的研究，运用文献学和沿革地理学相结合的方法，按照时代层层梳理，解决了杜甫鄜州寓所的方位问题，同时批驳了从清代流行至今的“二次移家”说。夔州部分的研究同样如此，彻底廓清了杜甫寓居夔州期间的数次搬迁情况。这些发现和结论对杜甫生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其次，本书对遗迹的研究着重于历史源流的重现，所涉及的15处遗迹，均按创建伊始、发展历程加以考证，时间、人物、方位、事因、规模形制皆翔实可信。再次，本书中多处遗迹研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价值。比如关于鄠县渼陂空翠堂以及在四川梓州、阆州活动情况的考证，填补了相关研究之空白。关于杜甫葬地的研究，不作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最终结论，而是尊重基本文献，秉持“了解之同情”理念，着重讨论深藏其后的社会文化背景，结论平实可信。总体上，王超博士的研究坚持了实事求是、论从史出和推陈出新、守正出新的学术立场，其结论自然令人信服。

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论文，王超博士这部著作的研究思路具有一种鲜明的创新特征。和一般的现地考察、研究不同，王超博士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不仅关注杜甫生前活动留下的遗迹，还关注“后人为纪念杜甫而建造的祠宇、亭台楼阁等与杜甫密切关联的历史文化遗迹”（见“绪论”，该书第2页）。对此类遗迹的考察，他摆脱真假判断，而从价值意义的立场进行审视，重点考察这些文化遗存产生过程及其内涵，明确提出“这些价值是超脱于真伪之外的，是杜甫遗迹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见“绪论”，该书第14页），这种卓见避免了地方学者在讨论类似问题时常常出现的非学术的意气之争。当前，各地都在加强地方文化研究，此著的出版，将会对各地都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名人文化遗存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撰写这部著作，王超博士投入了巨大的劳动量：这项研究不完全是“案头作业”，既要详尽阅读杜诗本体文献，也要阅读相关地方志等文献，而且，要进入实地踏勘、考察，工作量巨大；涉及众多的知识领域，除了需要文学文献阅读能力之外，还需要具备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需要相关的考古和文博知识。从最终出版的文字看，王超博士驾轻就熟，其实王超付出的辛劳都在文字之外，比如很多地方文献和现场情况都是他深入实地考察的结果，这就有别于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和论文写作之方式。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艰辛付出也切实保障了这项研究的学术品格和本书的学术质量。

就目前这一论题而言，在我看来，未来至少还有三个方面可以拓展、深化：第一，对杜甫生前行踪可以作全面、系统的研究，有遗迹的可以研究，没有遗迹的也可以研究。比如河南巩县窑湾杜甫诞生窑问题，杜甫在洛阳居地陆浑庄和土娄庄问题，杜甫客居长安与为官长安时的居住地等等。杜甫一生行踪所及时间、地点、过程都还值得进一步拓展研究。对个别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做大胆判断或结论。第二，不仅关注杜甫的行踪，还可以结合实地考察，解读相关的诗歌创作，认识杜甫的思想，并且从空间以及区域文化视角认识杜甫思想与诗歌的独特内涵乃至特征。第三，此著目前关注的重点是遗迹建设过程，其实，这些建筑（如祠堂）的结构特征及其文化内涵、文化意识形态属性，这些遗存当年的建设过程及其人事背景，也都值得做深入专题研究。中国台湾学者黄进兴的《优入圣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研究思路值得参考、借鉴。

孙尚勇教授告诉我此著撰写过程中王超博士的种种艰辛历程，作为尚勇教授和王超博士的同行，我期待并深信：经历撰写这本著作的严格学术训练，王超博士未来肯定有更多、更精彩的学术成果问世，而当代的杜甫研究也将因像王超博士这样生力军的加盟必然有更精彩的、超越前贤的创新与开拓！

拙文不敢称序，只是本人先睹为快，阅读王超博士大著的不成熟的肤浅感受，一得之见，野人献曝，仅供王超博士和读者诸君参考。

吴怀东

2021年4月25日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