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吠陀时代印度与中东（西亚）的文明交往

（一）吠陀时代与雅利安人的入侵和征服

印度文明的第二个阶段为吠陀时代，其时间跨度为公元前1500—公元前600年。它是雅利安人入侵和定居印度次大陆的时代，由于其宗教圣典为四部《吠陀经》，使用的语言是吠陀语，所以后人称这一时期为吠陀时代。哈拉帕文明则在公元前 17世纪开始走向衰落，有学者认为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如水灾、地震等导致文明的衰落；也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雅利安人的入侵和镇压。在《梨俱吠陀》中就提到雅利安人夺取堡垒的故事，“黑皮肤的人们（达萨人）在他们的堡垒中试图徒劳地抵御肤色更白（小麦肤色）的雅利安人”[29]。但印度学者多不赞同后一种观点。相比于哈拉帕文明时期，吠陀时代前期的城市规模和繁盛程度都较为逊色，学者普遍认为印度文明在哈拉帕文化到雅利安文化之间有一个难以解释的巨大断层和空白区，因此雅利安文化在印度的崛起和发展更像是从游牧到农耕文明的重新开始，而非在哈拉帕文明的既有高度上的提升。

公元前四千纪，自黑海到中亚的欧亚大草原上分布着大量讲印欧语系的部落。这些部落并非同一民族，而是有着不同的民族和部落起源，彼此间经历多次部落融合与分化，唯一的共同点是属于印欧语系。他们大多数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少量部落采取了定居和农耕。到公元前三千纪，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如干旱、洪涝或者迫于人口增长和饥荒的压力，他们开始分批向外迁徙。雅利安人的外迁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西，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向西的迁徙随后产生希腊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等后裔。向东迁徙的一支则产生伊朗雅利安人和印度雅利安人。

伊朗雅利安人大约是在公元前两千纪前期进入伊朗高原，他们普遍使用伊朗雅利安语，如米底语、古波斯语、安息语等，形成著名的米底人、波斯人和安息人。在伊朗高原上向东推进的过程中，大约在公元前1500 年前后，他们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次大陆。印欧语系东支的迁徙因此被称为雅利安人的迁徙，属于这一集团的古代民族都自称雅利安人，意为：“高贵的人，其本义为农夫，后引申为贵族，表明雅利安人起初也是以农为本，以农为贵。”[30]进入印度次大陆时，雅利安人还处于部落社会末期，游牧仍是其主要生活方式，尤其擅长使用马匹，这是他们强大武力的来源。

在征服印度河流域后，他们逐渐改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从游牧半游牧民族转为定居农耕民族，因此牛得到广泛的珍视和崇拜。公元前1200—公元前1100年，雅利安人已经从印度河流域扩张到恒河流域，这一时期人民开始使用铁器。到公元前700—公元前600年，吠陀语发展为梵语（Sanskrit），意为典雅、高尚的语言。公元前400年，语法学家波尼尼规范梵语的语言和文法，古典梵语最终定型，成为北印度的标准官方语言，一直延续到公元12世纪。

在雅利安人南迁进入印度次大陆的过程中，种姓制度也被带入印度。其实波斯早期也存有这一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在阶级社会和国家逐渐形成的过程中逐渐确立和稳定的。种姓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瓦尔纳制度，第二阶段是在其基础上发展出阇提制度，也就是亚种姓制度。

最初的种姓制度基本上分为祭司、武士和部落民三个阶层。雅利安人称自己为“雅利安瓦尔纳”，称黑皮肤的原住民为“达萨瓦尔纳”，瓦尔纳就是“色”的意思，最初是用来区别外来雅利安征服者和本土达罗毗荼人，而达萨一词后来演变为奴隶的意思。在北印度扩张和建立统治的过程中，种姓制度开始披上神圣的外衣，并出现第四种种姓。婆罗门为祭司阶层，刹帝利为武士阶层，吠舍为农耕者，首陀罗为被征服者，他们分别是由梵天大神的口、双臂、腿和脚生出的。前三个种姓为再生族，可以参与宗教的生活，可以佩戴代表再生族的圣线；首陀罗为一生族，不享有参与宗教生活和佩戴圣线的权利。“前三个瓦尔纳在《梨俱吠陀》时期职业上还没有规定世袭，在通婚、共餐和接受事物方面也没有限制。到吠陀时代后期，在前两个种姓与吠舍之间，上述诸方面逐渐有所限制。任何种姓违反规定的都要受到惩罚，严重的会丧失种姓。”[31]当然，手工业者、商人都集中在吠舍和首陀罗两个种姓阶层，但即便是富有的商人也不具备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的高贵身份、地位与权力。到吠陀时代后期，印度社会出现贱民这一阶层，也是四大种姓之下的阶层，意思为不可接触者。他们是从事屠宰、丧葬、清扫等工作的人，由于这些职业被认为是不洁的，因此这些人也被认为是不洁的，并产生“玷污说”和种种严苛与不公正的社会歧视政策。

到公元前4世纪孔雀王朝时期，印度的种姓制度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新的阇提制。阇提梵语的意思是出身、种。从外部原因来看，一方面，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婆罗门教走了下坡路，佛教和耆那教在印度得到广泛传播，信众数量和社会影响力大增。以婆罗门教为宗教基石和合法性来源的种姓制度出现弱化和松动的趋势。另一方面，孔雀王朝历代国王的东征西讨扩大了种姓制度的覆盖范围，大量被征服地区被纳入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的社会框架中。随着外族权贵被纳入刹帝利种姓，社会中下层则大部分进入首陀罗的行列。因此，种姓制度自身需要与新的变化相调适。

从内部来看，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社会内部随着技术进步和专业化分工的提升，种姓制度内部也出现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职业集团。每个集团都想对外保持垄断，垄断市场、技术、资本、生产资料或者职业本身。因此，职业世袭和内婚制成为阇提制的支柱。这些封闭的职业集团就成为阇提，也就是亚种姓。当然，亚种姓本身是在四大瓦尔纳内部的细化和再分，种姓制度的阶层没有因此弱化，反而更为巩固。“这是种姓制度在内容和结构上的重大发展，是长时期逐渐演化的过程和结果。”[32]

吠陀时代前后长达千年，通常我们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吠陀时期，从公元前15—公元前10世纪。第二阶段为后期吠陀时期，从公元前10—公元前6世纪。从吠陀时代开始，雅利安人就成为印度文明的主体民族，传衍至今。由于雅利安人不是印度次大陆的本土民族而是印度遭遇和融合的第一个外来民族，因此它和吠陀时代本身就是印度与西亚文明交往与融合的产物和标志性成果。

（二）吠陀时代印度与西亚的文明交往

“从梨俱吠陀时代到孔雀王朝兴起的这段时间通常被后人标记为印度历史‘黑暗时代’。”[33]因为这一漫长的时段虽然进入印度文明的第二阶段，却和哈拉帕文明一样缺少文字记载，不仅如此，考古学的发现和国外古代文献的记载也非常稀少。但在吠陀文明千年的时间中，印度与西亚的往来并没有受到波及或中断，而是一如既往地进行经贸和文化上的交流，尤其在文化领域多少显现出雅利安人与西亚民族、国家或宗教上丝丝缕缕的联系。

在与印度的贸易往来中，记载较为清晰的两个例子分别是以色列的国王所罗门王（公元前 1010—公元前 931年）和公元前 9世纪后的亚述帝国。所罗门王建造庞大的舰队从亚喀巴下水，通过曼德海峡最终达到奥菲尔（Ophir），带回 420塔兰特[34]的黄金以及檀香木、象牙、猿猴和孔雀。对奥菲尔的描述酷似印度西海岸，但至今未能确认。在希伯来语种，猿猴一词Koph来自梵语的猿猴Kapi；希伯来语中的孔雀Fhuki一词来自泰米尔语的孔雀Tokei；希伯来语中的棉花Karpas来自梵语的棉花Karpasa。有学者认为按照犹太典籍的记载，所罗门王曾经控制了从亚喀巴出红海到印度的海上商路，包括其中重要的三个补给港。但这只是对文献记载的推断，缺少充足有力的证据支持。

其他的证据多是考古遗存和出土文物。埃及在中王国到新王国时代都与东非有着海路联系，但缺少自埃及直航印度的证据。在新亚述时期撒曼以色三世（公元前858—公元前824年）的方尖碑上记述着从印度运来的大象、猿猴，还有巴克特里亚的骆驼。这些动物都是通过陆路商队运送的。新巴比伦王国上供的贡品中包括印度产的木材、棉织品、各种鸟类等。新巴比伦王国的月神庙遗址中也有着大量来自印度的柚木建材。亚述宫廷一贯喜欢印度的棉织品，为此还曾建立过一支由腓尼基人组成的舰队与新巴比伦国王米罗达·巴拉丹交战，以获取和印度的贸易权。早在公元前13 世纪，腓尼基商人一直在和东方国家的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通过红海到达印度，或者通过大篷车队沿波斯湾沿岸到地中海边的叙利亚。”[35]另外，公元前15—公元前14 世纪赫梯帝国的楔形文书中也提到与印度的双边贸易。

印度与西亚国家贸易往来繁盛的主要原因在于印度次大陆丰富的物产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利益。相比于西亚地区，印度的土地更适合大规模的农业耕作，粮食和水果物产丰富，动物种类多。由于地理纬度的优势，印度还盛产各种木材，有的适合建造船舶，有的适合建造宫殿，有的适合宗教祭典和高雅的生活。印度的棉布衣物更是比西亚当地的亚麻或者毛，或者两者混纺的衣物更加舒适贴身。因此，印度对西亚的进出口与哈拉帕时代没有太大的变化。

印度与西亚贸易的路线也和前一个时代基本相同。陆路上最古老和最繁盛的路线是穿越兴都库什山脉各山口到达巴尔赫，然后分两路，一路沿着乌浒河水路到达里海，再由里海陆路到达黑海，然后穿过小亚细亚到达安提俄克；另一路是全部走陆路，进入伊朗高原，沿着里海南岸行进，进入两河流域后再前往地中海沿岸。海运则依然是沿着阿曼湾和波斯湾沿岸往返，巴林岛依然是波斯湾内海上商路中最重要的商贸中转和补给站。很多学者认为，印度洋的季风早在这个时代就已经为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各民族熟知，只是由于船舶吨位、牢固程度、航海技术等原因的限制，导致海路都是沿海岸线行进而非直接跨洋。在吠陀文学的记载中，当时海船分为 10个级别，最大的级别有 176肘尺长，22 肘尺宽，17肘尺高。[36]同时，海路的贸易也非直达，而是沿海岸线一段一段反复交易和运输。在《吠陀》经典和佛教《本生经》中都有关于印度人航海西亚的故事，例如“《本生经》故事里提出海船可以装载300 人、500 人乃至700 人之多”[37]，或者印度商人远赴巴比伦经商。当时使用的船舶主要是笨重的、用巨大钉子固定住木板的平底船，外围使用椰子纤维绳索捆绑，再用鲨鱼或鲸鱼的油脂涂抹船体表面，起到防腐作用。“印度洋的这些‘缝合船’拥有悠久的历史。大约在公元 50年，一位希腊航海者在一本海员手册中最早提到它们。这本手册被称作《厄立特里亚海航海记》。”[38]

进入吠陀时代后，对外贸易主要是由吠舍种姓把持。《梨俱吠陀》和《阿达婆吠陀》两部经典中都有提及繁荣的海上贸易活动。当时比较著名的商业社团是达湿由人和潘尼斯人，他们掌握贸易和运输的主导地位，“这些强大和智慧的人通过国际商业和贸易积累了巨额的财富”[39],“他们使得印度成为世界的中心之一”[40]。这些社团将海外贸易的秘密传给自己的后代并且保证这些知识、技能和信息不向外界泄露。与此同时，印度国内社会也开始形成与外贸活动相适应的团体——行会。这些行会包括木材、染料、棉纺、象牙雕刻、珠宝制作、动物捕捉和驯养等各个行业，他们组织熟练的工人进行生产，并与国际市场相联系。同时，这些行会还像银行一样向成员收取存款、提供利息，并为海外运输提供贷款。

印度与西亚在吠陀时期的文化联系很多是雅利安人同源性的反映。例如在公元前15 世纪，赫梯王国和米坦尼王国交战，战后签署的协议中祈求四尊神灵见证，他们是因陀罗（Indara）、伐楼拿（Varuvna）、密多罗（Mitira）、双马神（Nasatiya）。这四位大神的名字和《梨俱吠陀》中的梵文拼写基本相同，后者的拼写为Indra、Varuna、Mitra、Naksatras。赫梯人本就是最早迁徙到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上游的雅利安人部落，而米坦尼王国的诸王在公元前 16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时也使用了雅利安人的名字，如阿尔塔塔玛（Artatama）、苏塔尔纳（Sutarna）等。“印度知道巴比伦的魔鬼‘崇拜’,《阿达婆吠陀》中保存了它们的巴比伦名字……在印度和巴比伦，人们都将肉体和精神的反常归因于魔鬼，据信两地都有几个强大的魔鬼引起某些宇宙动乱。在巴比伦如同在印度一样，火也是神灵和人类之间的使者。”[41]在波斯，吠陀时代的两者在宗教上也非常相似。吠陀梵语与书写《阿维斯陀》[42]的语言非常相似。很多吠陀神灵在《阿维斯陀》中变成魔鬼，相应地，阿胡拉、阿修罗等神灵在吠陀文献中也变成恶魔。这可以看作伊朗雅利安人和印度雅利安人在雅利安传统基础上对宗教做出各自不同的新阐释。

总的来说，雅利安人的入侵和定居繁衍为印度文明带来新的生命力，也奠定了印度文明的基石。尽管当时与西亚的经贸、文化交流资料很不充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双方的交流和交往未曾中断。在雅利安人东迁和传统交往延续的基础上，印度与西亚的交往以波斯帝国的入侵和征服为新的起点，印度与西亚乃至西方在物质、技术和文化上的交流变得更为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