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研究意义与主要贡献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历史上曾多次遭遇外部入侵与异族统治，这些异族或来自西亚，或来自中亚。当代的印度国土面积辽阔、资源丰富、人口数量全球第二，具备成为一个世界级大国的潜质。自印度独立以来，其就是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1992年后，印度经济发展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并迅速成为金砖国家的代表，也被世界公认为继中国之后的又一个全球“经济发动机”。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指出，“21世纪的国际体系中，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力量中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也许还有印度”。印度国际政治学者和战略导师拉贾·莫汉在《莫迪的世界》一书中认为，“莫迪坚信印度崛起为世界强国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无所畏惧并毫不犹豫地追求这个目标”。本书中印度的概念，古代和近代部分为整个印度次大陆，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历史疆域变迁的过程中也包括阿富汗东部的部分领土。1947年印度取得民族国家独立后，印度的概念专指印度共和国。

“中东”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它是以西方殖民主义的“欧洲中心论”为背景，产生于20世纪初。中东素有“三洲五海之地”的美誉，是亚、非、欧三大洲的结合部。因此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中东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创生地，也是诸多古代宗教或近代宗教的创生地，例如祆教、摩尼教、巴哈伊教等。20世纪以来，能源成为中东的另一个特色“代名词”。尽管随着非传统能源的出现和其他地区传统能源的勘探，中东在全球油气资源的占比有所下降，但它依然是全球能源的主要供给地，是亚太买家以及俄乌冲突后欧洲买家进口油气的首选地。国内外学术界对“中东”这一概念的地理划分有多种版本，其中较为核心的地域包括18个国家，从东部的伊朗到西部的埃及，从北部的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到南端的也门。本书的“中东”专指这18个国家，北非四国、阿富汗等国涉及“大中东”的概念，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中。

本书中所指的“国家”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印度和中东各有不同。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印度诞生于1947年，即今天的印度共和国。在此之前，殖民地时代的印度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印度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东印度公司”）管辖，后一阶段的印度由英王直接统治。在地理疆域上，作为民族国家的印度和1947年之前的印度亦有众所周知的巨大差别。中东地域广大，国家众多，在同样经历殖民主义时代的情况下，区内民族国家的出现亦早晚不同。例如，土耳其、伊朗、埃及、沙特这些地区大国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其封建王朝、王国的自然延续，时间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之前。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等国的建立是战后初期中东第一波民族国家独立大潮的产物，而以色列的情况则较为特殊。海湾区内的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则是战后全球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第三阶段的早期产物，也是中东区内最后建立的民族国家。因此，本书中的印度与中东国家所指的时空范畴是以 1947年印度独立为起点，而书中对双方古代和近代历史交往的回溯与梳理则选择以古代印度和西亚[1]为研究对象。

选择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作为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印度与中东（西亚）自古至今始终保持着深远、绵延不绝的交往。双方在政治、经贸、技术、宗教、人文、民族等领域的互动中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古代至近代的交往堪称人类文明互鉴的典范。由于印度与中东（西亚）是近邻，两者的联系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大方面，因此文明交往的内涵和紧密程度可与古代中国、日本和朝鲜相比，比古代中国和西域更紧密。印度和中东（西亚）的相互认知是沁入血脉和心灵的，彼此从未陌生过。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印度和中东（西亚）有着相似的殖民主义经历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经历，两者间也没有相互侵略、掠夺的历史负面资产。

其次，在经历“增量提质”的发展过程中，印度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对双方以及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而言，正变得越来越重要。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印度与中东国家的关系较为平淡，双边关系的发展水平和历程差异较大，总体来看是一个从政治关系到“政治+经济”关系再扩展到其他领域的积累过程。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经济持续的高增长，更得益于2014年莫迪总理上台后的“周边外交”政策，印度与中东关系成为印度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九年多来，印度与中东主要国家的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不仅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使印度在中东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相应地，地区主要国家也开始重视印度，将其视为未来的“潜力股”与“新玩家”，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是地区国家必要的、长期的政治投资和安全投资。

再次，对中国而言，印度和中东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新一轮的秩序之变是观察印度和中东国家关系的重要背景。当前，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文化多样化“五化”前所未有地并存于世界；与此同时，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整体性低迷、非国家行为体“呼风唤雨”、全球性问题（传染病、粮食安全等）集中爆发，这些都不断冲击西方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全球和各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都在加速调整与重组，机遇和挑战、合作与摩擦此起彼伏。二是印度和中东都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分属于中国的“周边外交”和“大周边外交”，都是“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重要节点。近年来，中印双方竞合关系中竞争性比重日益提升。中东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地和商品市场，还涉及反恐等安全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在中东区内的关系日益复杂。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在能源、经贸、投资等议题上具有较强的竞争性，但也有一定的合作空间与需求。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和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敌友或合作与对抗，需要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上明辨共性和差异性，以便更好地规划和引导中印两国在中东的竞争与合作，并从侧面策应中印关系的调整和改善。三是应对美国因素保持高度警惕。美国遏制、围堵、打压中国的战略经历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任总统的摸索和调整，现已得到美国国内政治精英的普遍认同，并上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关注亚太和遏制中国的各项政策全面铺开，美国设计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全球民主峰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等，全面围堵中国。与此同时，美国有意减少在中东的投入和消耗，在中东筹办美以印阿“小四边”机制，并有意将印度作为中东区内对冲中国的“潜力股”。印度也有意“借美抑华”，以“西联”（Link West）政策和“东向行动”（Act East）政策对接美国“印太战略”和“亚太战略”，扩展在全球和中东的影响力。美印在中东可谓“一拍即合”。美国认可、扶植与推动印度与中东国家发展关系，是其在中东抵消和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明棋”，需要引起重视并审慎对待。

最后，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推动南亚与中东跨区域研究。近年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悄然兴起，前景广阔，是继续深入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印度与中东分属南亚和西亚北非两大区域，国内南亚研究和中东研究均较少关注这两个地理邻居之间的关系，因此探讨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是跨地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填补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

本书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第一，梳理印度与中东文明交往的历史。书中探讨了古代、伊斯兰时期和殖民主义时期两者交往的内容、方式、成果与其对后世的影响，认为双方从古至今的文明交往是人类文明交往互鉴的典范。第二，回顾冷战期间印度与中东的关系，提出一些个人观点和判断。例如，印度实行“亲阿远以”政策、为推动不结盟运动而重点发展与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关系等。第三，对冷战至当下的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做出分期。书中提出可将1947年后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积累期、转型期和成熟期。积累期完成从以“政治为主、经济为辅”到“政治+经济”的“双柱”格局转变；转型期则是实现军事和安全关系的发展，虽然强弱不同，但还是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四角齐全”格局；成熟期则是从印度外交政策的角度出发，中东首次以一个整体的形式，成为“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和独立单元。第四，外部因素的制约是印度与伊朗关系发展不畅的主要原因。冷战以后，印度和伊朗始终非常重视双边关系，认可对方的战略意义与价值，历史上也有过数次改善关系的尝试。但受制于印巴关系、两极格局、美伊关系和伊核危机等因素，印伊关系屡屡受挫，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前的印伊关系是美伊关系和印美关系的“牺牲品”。第五，印度与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关系较为复杂。印度民众和政治精英多数对犹太人持同情态度。迫于需要，印度不得不在冷战期间采取“亲阿远以”政策，不得不与以色列维持“承认但不建交”的奇特关系，反映出印度对以政策的两难立场与想要亲近以色列的基本动机。由于印度和以色列都被伊斯兰国家包围，都有国内穆斯林和宗教冲突问题，因此两国有着远比中东他国更为强烈的交往和亲善愿望，这也是印以军事安全合作远比其他国家更为深入、紧密的潜在动因。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古代和近代印度与中东（西亚）关系研究主要分布在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通史研究。论述分布在印度通史、波斯通史、伊斯兰文化史等专著中，零散记述印度和中东（西亚）的经贸、政治关系以及在语言、文学、诗歌、建筑、绘画等方面的互学互鉴。例如：D.P.辛加尔的《印度与世界文明》、斯坦利·沃尔波特的《细数恒河沙：印度通史》、菲利浦希提的《阿拉伯通史》、艾哈迈德·爱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纳林德尔·沃赫拉（Narinder Nath Vohra）编著的《印度和西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History,Culture,and Society in India and West Asia）、吉瑞达瑞·达斯（Giridhari Prasad Das）的《古代印度与西亚贸易：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3世纪》（India-West Asia Trade in Ancient Times:6th Century B.C.to3rd Century A.D.）、普拉卡什·普拉萨德（Prakash Charan Prasad）的《古代印度的外贸与商业》（Foreign Trade and Commerce in Ancient India）、莫蒂·钱德拉（Moti Chandra）的《古代印度的贸易和贸易路线》（Trade and Trade Routes in Ancient India）、阿诺德·黑伦（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的《西亚和印度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West Asia and India）等。

第二个领域是区域国别史，如莫卧儿帝国研究、萨法维王朝和恺加王朝研究、19世纪海湾史研究等。论述涉及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印度和波斯诸王国、阿曼、阿拉伯半岛北岸诸酋长国关系，也包含文化、艺术、宗教领域的文明交流。例如：约翰·理查兹的《新编剑桥印度史·莫卧儿帝国》、米尔·阿里（Mir Hussein Ali）和汗·基尔曼尼（Khan Kirmani）的《提普苏丹统治史》（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Tipu Sultan）、威廉·福劳（Willem Floor）和埃德蒙德·赫尔齐兹（Edmund Herzig）主编的《萨法维王朝时期的伊朗与世界》（Iran and the World in the Safavid Age）、米歇尔·马扎里（Michel Mazzaoui）主编的《伊朗萨法维王朝与其邻国》（Safavid Iran and Her Neighbors）、鲁道夫·马蒂（Rudolph P.Matthee）的《伊朗萨法维王朝的贸易政治：丝绸换白银（1600—1730年）》（The Politics of Trade in Safavid Iran: Silk for Silver,1600-1730）、提姆·尼布洛克（Tim Niblock）主编的《阿拉伯海湾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rab Gulf）、丽贝卡·托斯迪克（Rebecca Torstrick）和伊丽莎白·法耶尔（Elizabeth Faier）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和习俗》（Culture and Customs of the Arab Gulf States）等。

第三个领域是专题史。如西方殖民史、香料史、印度商人史等，论述包括陆/海商路：1.阿拉伯海和波斯湾沿岸航线；2.跨印度洋航线）的兴衰变迁、海上主导权（霸权）的争夺、印商与波斯/阿拉伯商人关系、葡萄牙/西班牙对环印度地区商贸的冲击等，也包括航海技术、印商社团的分布、穆斯林“朝圣者”的海运、印度低阶官员和士兵参与英国殖民统治等问题。例如：迈克尔·皮尔森（Michael Naylor Pearson）的《1500—1800年的印度洋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史研究》（The World of the Indian Ocean,1500-1800: Studies in Economic,Social,and Cultural History）、法赫德·比沙尔（Fahad Ahmad Bishara）的《债务的海洋：1780—1950年西印度洋的法律和经济生活》（A Sea of Debt: Law and Economic Life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1780-1950）、阿欣·笈多（Ashin Das Gupta）的《马拉巴尔在亚洲贸易中的地位（1740—1980年）》（Malabar in Asian Trade,1740-1800）、约翰·凯伊（John Keay）的《香料之路：一段历史》（The Spice Route: A History）、基尔提·乔杜里（Kirti Narayan Chaudhuri）的《亚洲和英属东印度的贸易世界（1660—1760年）》（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1660-1760）、克劳德·马可维兹（Claude Markovits）的《印度商人的全球世界（1750—1947年）》（The Global World of Indian Merchants,1750-1947）、不列颠·布施（Briton Cooper Busch）的《英国与波斯湾（1894—1914年）》（Britain and the Persian Gulf,1894-1914）等。

当代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研究也可分为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专注于印度与中东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主要论述20世纪以来印度与伊朗、伊拉克、巴林、卡塔尔等国关系发展的进程和应对重大事件的政策，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关系等。主要著作包括：苏佳塔·艾什瓦尔雅（Sujata Ashwarya）的《印度与伊朗关系：发展、问题和前景》（India-Iran Relations: Progress,Problems and Prospects）、哈利·瓦苏德瓦（Hari Vasudevan）主编的《伊拉克危机的全球政治与印度的选择》（The Global Politics of the Iraq Crisis and India's Options）、巴夏（Adnan Khalil Pasha）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层次下的印度、巴林和卡塔尔》（India,Bahrain,and Qatar: Political,Economic,and Strategic Dimensions）、P.R.库马拉斯瓦米（P.R.Kumaraswamy）的《印度的沙特政策：通往未来的桥梁》（India's Saudi Policy: Bridge to the Future）等。

第二个方向专注于印度与波斯湾地区整体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国家的关系。主要著作包括：苏德希尔·达瓦里（Sudhir T.Devare）等主编的《印度与海合会国家、伊朗、伊拉克关系：新兴的安全视角》（India and GCC Countries,Iran and Iraq: Emerging Security Perspectives）、阿德南·巴夏（Adnan Khalil Pasha）的《印度、伊朗和海合会国家：政治战略和外交政策》（India,Iran and the GCC States: Political Strategy and Foreign Policy）、阿德南·巴夏主编的《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历史、地缘政治和战略视角》（India and the GCC States: Historical,Geopolitical,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因德尔·科斯拉（Inder Pal Khosla）主编的《波斯湾：印度与其关系》（Persian Gulf: India's Relations with the Region）等。

第三个方向以共通性议题为导向，如能源、印度劳工等。具体讨论印度和海湾地区的双边或整体能源关系、劳工关系、宗教关系等。主要著作包括：韦露莎·胡波尔（Vrushal Ghoble）的《石油公司及其政策：印度在中东和非洲能源市场》（Oil Corporations and their Policies: India in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nergy Market）、贾瓦德·汗（Javed Ahmad Khan）的《印度的能源安全与阿拉伯湾：接触管制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India's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Arabian Gulf: Oil and Gas Market in Decontrolled Regimes）、所罗伯·米什拉（Saurabh Mishra）的《朝圣、政治与瘟疫：1860—1920年印度次大陆的朝圣》（Pilgrimage,Politics,and Pestilence: the Haj from the Indian Subcontinent,1860-1920）、迈克尔·皮尔森（Michael Naylor Pearson）的《去麦加朝圣：印度人的经验（1500—1800年）》（Pilgrimage to Mecca: the Indian Experience,1500-1800）、库马尔·斯利瓦斯塔瓦（Shri Kumar Srivastava）的《印度的穆斯林政治》（The Muslim Politics of India）、普拉卡什·贾印（Prakash Chand Jain）等主编的《前往海湾地区的南亚移民：历史，政策与进展》（South Asian Migration to Gulf Countries: History,Policies,Development）、维贾雅·拉马斯瓦米（Vijaya Ramaswamy）主编的《中世纪和殖民地早期的印度移民》（Migrations in Medieval and Early Colonial India）、贾印（Prakash Chand Jain）主编的《西亚的印度移民读本》（Indian Diaspora in West Asia: A Reader）、伊鲁达亚·拉詹（S.Irudaya Rajan）主编的《印度移民报告》（India Migration Report）等。

总体来看，古代印度与中东（西亚）关系的国外研究中，相关论述多定位为印度对外交往的一部分而非各书重点，因此论述散见于各处，内容细碎，缺少论证和分析。其优点在于历史时段清晰，阶段性特征明显。另外，专题史研究中有关印度次大陆和海湾地区交往的内容较为完整，论述篇幅较大，议题集中在具体研究对象上，资料性强，参考价值高。

20世纪以来，当代史的研究成果突出，内容丰富。从时间上看，进入21世纪后研究成果数量总体攀升，其中以尼赫鲁大学巴夏教授领导的中东研究团队为主力，产生系列成果。另外还出现由拉詹教授主编的印度移民年度报告和库马拉斯瓦米教授主编的印度与海湾关系年度报告两大系列报告，两者聚焦印度与海湾地区关系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二）国内研究现状

跨地区研究不是国内中东和南亚两大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研究成果相对较为稀疏。相比较之下，现状研究的成果数量比历史研究的成果更为丰富。目前为止，国内尚无印度与中东关系的专著。

具体而言，学术论文或硕博论文数量不多，并有明显的集聚性。第一，印度中东政策和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关系是国内学者研究较多的问题，付宁、钮维敢、王历荣、杜志远、刘红涛、曾向红、蓝建学、李益波等学者集中讨论印度中东外交沿革、莫迪政府“西联政策”、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关系等议题。第二，双边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沙特、伊朗、以色列三个国家，其他中东国家的论文非常稀少。例如，印以关系研究涉及建交问题、军事合作、战略伙伴关系等议题；印沙关系研究主要关注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与能源合作问题。第三，国内少量学者关注印度犹太人和帕西人的研究，成果数量较为有限。

三 框架内容

本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时间为纵轴，分时间段梳理印度与中东（古代为西亚）的关系。具体分为三章，古代至近代文明交往为第一章，1947年印度独立到冷战结束为第二章，20世纪90年代至当前印度政府为第三章。第二部分以国家为横轴，依据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紧密程度和重要性，选取海合会六国、伊朗、以色列作为双边关系研究的案例，其中由于海合会涉及六个国家，写作体量较大，故而分割为两章。考虑到印度与中东（西亚）山水相连，文明交往绵延不断，因此首章重点厘清20世纪之前的交往历史，同时在国别章节中也对古代国家间的经贸人文等交往进行更为深入的总结和评述。

本书的写作框架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方面，第二章、第三章和后面双边关系章节的写作体例略有不同。2000年以后的印度与中东关系和国别双边关系中多以领域为切入点，具体分析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合作的成果、动因、阶段性特点、阻碍因素和重大事件等。而1947—2000年的写作以不同时期印度对中东的主要政策或双方关系中的核心议题为切入点。这样安排主要是因为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度以政治的、实用的视角看待与中东的关系。相应地，经济关系、军事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都较为薄弱，没有规模也不成体系。另一方面，未探讨印度与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的关系。20世纪以来，传统意义上的中东大国有埃及、伊朗和土耳其三个，以色列和沙特都可以算作半个地区大国。进入21世纪后，地区大国的序列出现实力和地位的升降调整。埃及不再是“阿拉伯世界”当之无愧的“领头羊”，沙特和阿联酋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受不结盟运动、尼赫鲁与纳赛尔的友谊、印度和苏联的“准盟友”关系、世俗主义取向等因素影响，印度与埃及保持友好和紧密合作关系，但又非常单一地限于政治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埃之间不仅政治关系的“热度”消失，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更是乏善可陈。土耳其虽是不可忽视的地区大国，但印度和它的关系始终较为冷淡，摩擦与争执屡见不鲜。土耳其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土耳其在穆斯林问题上对印度的责难、两国规模有限的经贸关系都严重限制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第一章论述独立前的印度与中东（西亚）关系。首先，厘清两者的地理概念和时空概念，其中既包括环境、气候、物产，也包括地理疆域的变化。例如，中东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古代则指西亚（包括埃及）；当代印度相比于古代印度，地理上缺失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其次，分阶段阐述古代、伊斯兰时期、殖民主义时期双方的关系。伊斯兰教的兴起和殖民主义扩张与统治是中东（西亚）与印度共有的历史经历。前者表现为从军事攻伐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多维度融合与互鉴，后者则表现为双方对殖民主义力量的“先抗争、后屈从”。双方关系始终以经贸为基础，还包括宗教、民族、语言、人文、物产、技术等。政治关系的出现相对较晚，且时断时续，但制度文明互鉴的成果在孔雀王朝后的不同时期都有所体现。印度独立前与中东（西亚）关系是人类古代文明交往的典范。

第二章论述1947—1990年的印度与中东关系。这段时间双方关系基本保持稳定。印度积极与中东国家建交并发展双边关系，在不结盟运动的旗帜下团结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坚定的落实“亲阿远以”政策，积极调解历次中东战争和地区冲突。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双方关系始终处于印度对外关系的“边缘位置”，受交往内涵不足和重要性较低的限制，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更多地表现为议题形式。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有显著提升，主要表现在能源供给、外劳与侨汇方面。总的来说，这半个世纪里印度与中东关系处于积累期，其变化在于从以“政治为主，经济为辅”转向“政治+经济”的“双柱”并存格局。

第三章论述20世纪90年代至莫迪政府时期的印度与中东关系。这30多年是印度与中东关系积累期、转型期、成熟期三期共存的阶段，分别是20世纪90年代、2000—2014年、2014年莫迪政府后。印度与中东关系完成了从“政治+经济”的“双柱”格局向“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全面关系的提升，完成了以议题、政治、经济等单一视角处理关系向把中东作为一个整体和“外交大舞台”的转变，完成将中东视为“经济内陆”到视为“周边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和战略上的升级。但是，政治、经济等四个维度具体到双边关系上表现得各有强弱、各有特色，不能一概而论。

第四章、第五章论述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关系。海合会国家共有六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皆是君主制国家，其中三个国家是1971年建国。因此，相比于古代长期不断的经贸往来、商团驻扎、语言文化民族的相互渗透，当代印度与阿拉伯半岛上各国关系的发展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主要表现为1973年后能源关系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劳工关系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经贸关系的发展与冷战结束后双方政治关系的相互调适以及莫迪政府时期双方“伙伴关系”的建立。一方面，印度与海合会国家的关系各有特色；另一方面，印度与六国的关系是其与中东国家关系的“重中之重”。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4年后的印度与中东关系有较为明显的“东重西轻”的特点，这主要取决于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关系的体量、价值和前景。

第六章论述印度与伊朗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印度与伊朗关系是印度与中东关系中最为紧密的双边关系。两者“一衣带水”，伊朗是印度的“族源”和“教源”。“族源”在于两者是雅利安人迁徙后定居形成的国家与文明。“教源”是婆罗门教、印度教与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同是雅利安人的宗教，高度相似。伊斯兰教发源于阿拉伯半岛，但该教教派之一什叶派很大一部分是陆路经由伊朗传入印度的。当代的印伊关系受到地区格局、大国关系、两教矛盾等因素的影响，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屡屡受挫。进入21世纪后，印伊关系几乎成为美伊关系和印美关系的“牺牲品”。此外，该章还专门论述帕西人的存在，他们是印度与伊朗以及祆教进行文明交往的“活化石”。

第七章论述印度与以色列的关系。具体来说，该章分述了印度与犹太人的关系、印度与以色列的关系、印度犹太人三方面内容。犹太人是西亚历史上主要的经商民族，在印度的经商使其成为第三次“大流散”后犹太人避祸东方的首选地，由此产生了印度犹太人这一特殊的少数民族。印度人民和当代印度政府一直对犹太人持友好、同情态度。这是东方民族对犹太人友善的又一例证，与西方世界1000多年的迫害歧视形成鲜明的对比。冷战期间的印度与以色列关系受制于不结盟运动、阿以关系、能源供给等诸多因素，出现近半个世纪的“承认但不建交”局面。以色列对印度政策总体上采取谅解和接受的立场，并坚持不懈地做印度精英阶层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后，印以关系快速发展，成果突出，其中军事安全领域合作最为深入，远超其他中东国家。未来印度与以色列关系发展的前景将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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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时间整体描述均用“中东（西亚）”，仅指古代/近代的用“西亚”,20世纪以后的都用“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