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基督教史研究

十年来我国关于基督教史研究的评估

基督教史是世界历史与宗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容浩瀚、丰富多彩的一门专史。在我国，对于基督教史（不含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点较低，尚属一门新兴学科。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始，现把这方面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 十年来研究工作的回顾

1978年以来，世界史学界的基督教史研究具有以下成果与特点：

（一）发表了一批论著。主要有李平晔的《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绥的《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与《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主要内容含有基督教史的作品有：黄心川、戴康生等编著《世界三大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于可主编的《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

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逐年上升，十年来共发表383篇（不含译文），其中论文153篇，研究动态35篇，评介文章195篇。十年来，基督教史文章发表的园地也在不断增加。除《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资料》发表大量基督教史文章（82篇）外，全国性的报纸和史学刊物也公开发表了一批文章，计《人民日报》（9篇）、《光明日报》（7篇）、《历史研究》（4篇）、《世界历史》（9篇）、《世界史研究动态》（13篇）、《历史教学》（11篇）。各高等学校学报发表的相关文章也为数不少，计85篇，其余散见于其他报纸杂志。

（二）研究与教学工作相结合，队伍不断扩大。十年来在高校中初步形成了一支基督教史的研究队伍，专门或主要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包括老、中、青三代，总数30余人。开设此课者有南开大学、杭州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湘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有的学校还招收了此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过去除神学院和教会大学外，在国立大学无开此课者）。在世界史学界对此感兴趣者亦不乏其人，近年来还涌现了一批青年学者，并研修有成。

参加有关工具书和普及读物的编写。基督教史研究工作者参加了有关世界历史工具书的编写。朱庭光主编的《外国历史名人传》中含有基督教人物16篇。朱庭光、张椿年主编的《外国历史大事集》内含有关基督教史事件15篇。十年来，已出版这一领域的外国历史小丛书有《教皇史话》《马丁·路德》《闵采尔》《基督教史话》《英国新教及其宗派》《东正教》《胡格诺战争》等。此外尚有发表于各报刊的知识性文章195篇，它们满足了各界的需要，普及了基督教史的知识。

进行学术讨论与交流。十年来，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与有关高校举行了三次宗教改革史的学术讨论会。1983年在长沙举行了“纪念马丁·路德诞生五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首次召开的有关基督教史人物的学术会议，提交论文40余篇。与会者就路德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神学思想、政治社会思想及历史评价等进行了热烈讨论，促进了基督教史的研究。1987年在西安召开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学术讨论会”，会议就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关系、加尔文与路德神学思想、社会思想的比较，做了较广泛的探讨，把研究向纵深发展推进了一步。1988年在开封举行了“16世纪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就英国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与意义交换了意见。为了协调与深入进行宗教改革史的研究，还筹备组建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史研究分会”，报名参加者30余人。与此同时，尚进行了一些国际学术交流。

二 重点讨论的问题与观点

十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界对近两千年的基督教史作了较广泛的研究，内容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有关神学、哲学、伦理、社会、政治、教义、组织、礼仪、人物、事件等诸方面的探讨。其中较集中和较深入讨论的问题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耶稣其人。关于耶稣是否确有其人的问题，自18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我国学者对此意见亦不一，目前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确有其人，其依据有三：其一，1世纪犹太史家约瑟弗斯著作中曾提到耶稣，并说“他是基督”。虽然这句话很可能是改写，但不能作为不存在这一历史人物的依据。其二，罗马史家著作中说明了基督教是由一个称为“基督”的人所创立，而对基督徒来说，它是耶稣的专有称号。其三，福音书的资料来源可能包括从耶稣活动时期到成书时期有关耶稣各种传说的记载，故有一定的真实性。据此三方面说明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很可能是当时犹太社会群众运动的领袖，运动失败后，人民长期铭记他，奉为救世主。[1]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历史上并无耶稣其人，仅是传说的虚构人物，因为在他同时代或1世纪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可靠的材料提到过他。“耶稣”仅是犹太人中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是“约书亚”一词的希腊文译法。[2]主张此看法者尚有一些同志。我认为在发掘出新的史料以前，从历史科学的角度，很难确切地说明其有或无。但根据目前的迹象和基督教的传说来看，我赞同证明耶稣无比证明耶稣有更困难。此问题的最终解决，尚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

（二）原始基督教的性质与作用。原始基督教产生之初，其性质与作用如何？它仅仅是一个宗教派别还是兼有政治性质？其思想是否具有进步性，还是只有麻醉性，历史作用如何？十年来我国世界史学者对此讨论颇为热烈。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意见。第一，认为它是犹太民族争取独立解放高潮中派生出来的一个犹太教的新宗派，但这只不过是受尽磨难的群众对强大敌人无可奈何，只有发发牢骚，表现对现实苦难的抗议而已。他们没有组织群众斗争，没有革命行动，只把希望寄托于神，消极等待救世主来临。它只能用这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幻觉使群众麻木下去。认为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3]第二，与前者不同，认为它的纲领中，革命因素是主要的。它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在斗争中团结互助，民族平等、爱国主义精神都很突出，它并不都是消极等待，而基本上是号召人们积极行动。“千年王国”的理想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却可能促使人们积极努力，而且它是当时革命运动的外衣和组织形式。[4]第三，从当时犹太社会的主要矛盾与社会思想角度评价，认为原始基督教不仅是犹太教的一个新教派，也提出了新的政治、社会思想与纲领，最初它是作为被压迫群众的运动而产生的，是奴隶和被释放奴隶的宗派。其进步意义在于反对罗马帝国统治，提倡在现实土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的、平等的、公共消费的社会与国家。其政治、社会思想既有积极的革命的一面，又有消极的、空想的和虚幻的一面。但在其初期，积极因素起了较大作用，并对后世欧洲历史、思想史有着巨大的影响。[5]第四，认为原始基督教根本就不是社会政治运动，也不是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出现的。因而谈不到革命还是反动的问题。基督教亦断无什么狭隘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如果说原始基督教有什么革命性的话，那么，它确是思想史、伦理史、文化史上的一次革命。[6]

产生以上不同意见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原始基督教（1世纪30年代至392年）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包括产生期、形成期与演变期，研究其性质与作用在时间上宜具体分析，才能得出较全面的结论。其二，分析的角度有所不同。其三，对《新约全书》各章形成的过程、时间、作者等以及《新约伪经》均有待于深入探讨，确定其可靠程度，始有助于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

（三）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性质与任务。关于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学者们看法一致。但由于对16世纪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资产阶级成熟的程度的估计和认识不同，因而对这一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存在不同的看法与要求。主要有五种：其一，变革生产关系，进行资产阶级的革命。持此看法的同志认为“16世纪初叶，德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欧洲是名列前茅的……德意志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也不落后于其它国家”，宗教改革“是资产阶级为了从意识观念形态上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宗教的过程，是为了借此建立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式”[7],“宗教改革决不是天主教内部的神学纷争，而是一场变革封建制度的政治大革命”[8]。其二，民族自主。16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状况造成了政治上的分散性，由此决定了在阶级关系上地方诸侯的经济、政治势力的强大。王权衰落、市民阶级软弱……当时客观条件比较成熟的只是德意志民族摆脱罗马教皇的压迫，维护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9]。“在德国随着教廷压榨的加重，民族主义也在滋长，可悲的是德国没有能与教廷相抗衡的王权，因而就只有通过全民族的浴血奋战换来别国用法令、诏典得到的果实。”[10]其三，主要目标是建立民族的廉俭教会。路德的宗教改革“是由正在形成中的温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领导，主要目标是建立民族的廉俭教会”。“路德的改革同德国农民战争，从其任务、战斗目标、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时间范围等多方面来看，二者是内容不尽相同的两个运动。”[11]其四，基本任务是结束分裂局面而建立统一的国家。“十六世纪初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德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结束国家分裂局面，建立一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12]其五，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16世纪初德国工商业中一些部门已达到或超过当时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德国当时面临的任务是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二者虽有区别，但又互相联系，不能割裂。”[13]

以上五种看法均有其理由与根据。在整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且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思想诸方面的发展亦不平衡，从近代的观点来观察，德意志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如民族自主，消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至于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等，但我们对宗教改革运动所要求的应是该国较成熟的和条件具备的内容。深入发掘史料，从中探讨其客观存在而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作为其主要任务，我以为这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努力。

（四）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与政治思想研究。关于这一问题在三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第一，我国传统认为路德宗教改革神学思想的核心是“因信称义”。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界对此作了较细致的探讨，认为因信称义“非路德提出的为其所独有的思想，《圣经》中早已有之。路德的贡献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唯信称义说，它与因信称义有所区别”[14]。并进一步分析了其思想渊源，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认为它“包含了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反对罗马政权奴役的思想”[15]，把路德的神学思想讨论引向深入。第二，路德神学思想与中世纪宗教改革家神学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圣经》的态度。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把《圣经》视为法律，而路德则把《圣经》视为产生信仰的依据，这一思想成为其全部思想体系的核心。[16]第三，较深入地探讨了路德的政治思想与纲领，其内容主要是驱逐罗马教皇的政治、经济势力于国土之外，实现民族自主；政教分离，君权独立，建立廉俭的民族教会；批判等级制度，为市民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平等。[17]

（五）关于马丁·路德的评价。学者们由于对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任务和对路德神学、政治思想的贡献认识不同，因而对路德的评价提出了不同的标准，要求不一，意见分歧。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标准和评价。一般说来，持资产阶级革命说的学者，强调其对农民战争的态度和运动的结果，多采用阶段论的方法，把路德的一生分阶段评价。有的将其一生分为两段，认为其前段是“一个卓越的资产阶级温和派宗教改革家，伟大的德意志民族的语言家，同情下层人民，还是一位人文主义教育家兼新教教派的创始人……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其妥协性和动摇性不断暴露，以致逐渐堕落，从右倾走上反对革命的道路，成为镇压德国农民战争的帮凶”[18]。亦有的学者将其一生分为三个阶段，以沃姆斯会议和农民战争为分界线，评价其一生为革命—改良—叛变，最终成为叛徒。[19]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路德是市民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其纲领的根本特点是反对外部封建势力罗马教皇，并不反对国内的封建主，相反，他主张依靠国内封建主的暴力驱逐教皇的势力。他从未重视社会下层的力量，也从未主张过依靠下层发动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对农民仅是同情而已。这一态度在农民战争前后并无质的变化，所以根本谈不上叛变问题。从其贡献看，他是一位划时代的宗教改革家，也是早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爱国者，[20]或将其评价为“向封建神权勇敢挑战的斗士”,“封建神权政治的叛逆者”。[21]

（六）关于德意志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的关系。近年来对路德的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的异同与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二者虽有某些共同之点，但其内容却是不尽相同的两个运动。农民战争的目标是反对封建和剥削，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路德改革的主要目标则是建立廉价教会，1554年路德派教会公开确立，以成功而告终。故二者虽有重要联系，却是各有本身的线索、任务和阶段性的两个运动。[22]另一种意见认为路德的改革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不能认为仅仅是为建立一个廉价的教会。农民战争是在路德的号召下发生的，是宗教改革的继续和合乎逻辑的发展。路德宗教改革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到德国农民战争时达到顶点，农民战争失败后基本结束。[23]

（七）加尔文、路德比较。关于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我国过去研究甚少，近年有了新进展。首先表现于对其神学思想与社会功能根据原著作了较深入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具体分析了其预定论的内容，天命论、拣选论、呼召论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内涵。有学者认为拣选论是神秘而无形的，但它通过呼召论提出了拣选的具体标志：坚定的信念、事业的成功和高尚的道德，使无形变为有形，使人看得见，摸得着，从而激励人们为求得证实自己被拣选而努力终生，为现世的事业而奋斗，促进了社会的前进和发展。[24]学者们还对加尔文与路德神学思想之异同及其社会作用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他们均是近代宗教改革的伟大代表人物，但其社会功能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种看法：其一，认为预定论的神学思想主要服务于现实社会，重点在于改造社会，与路德的“唯信称义”，与上帝的神秘的结合有所不同；另一特点是加尔文依靠选民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路德则依靠诸侯的力量实现其改革。[25]其二，路德与加尔文的神学是应两种不同的社会需要、负两种不同的历史使命而产生的，是两种不同功能的宗教理论。路德主义是世俗封建势力反对教会封建势力的理论武器，是苦难恐惧心灵的安慰。加尔文主义则是资产阶级改造社会的根本大法。[26]其三，加尔文学说没有把反世俗封建势力作为主要目标……其目的主要是打击天主教会，但在新教徒处于少数的情况下，如在法国，其最高目标不是推翻天主教会，而只是用和平的方法为新教徒争取一个平等地位。[27]其四，认为文艺复兴是人的发现，路德宗教改革是在宗教领域对人的肯定，而加尔文主义则是对人和社会的改造，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它批判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观念，把人改造为具有新观念、新价值观、适应商品生产的新人，从而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前进。”[28]

三 十年来成果的评估

十年来，我们取得了上述初步成果，尽管从数量到质量方面均存在种种问题、不足与缺陷，但我们决不能低估，而应从我们自己的起点出发，做一较客观的评估。

上述成果可以认为是空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世界史学界几乎没有人专门或主要研究基督教史，文章亦颇鲜见。除教会大学和神学院外，在国立大学从未开设过基督教史课程。究其原因，除世界史学科相当薄弱外，更为重要的是与对基督教史的认识有关。基督教曾四度传入我国，前三次为和平传入，而19世纪的第四次则是伴随帝国主义的侵略，依靠火与剑，凭借不平等条约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因此，基督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冠以“洋”字，是西方强制推行的结果。所以受到众多爱国的中国人的抵制，以至于在社会上多次出现教案。在学术界，许多学者出于爱国心，视之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部分，亦未严格区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二者之界限，以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史学界几乎无人研究。这一视角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史学界亦有影响。今天，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面向世界，中西文化正在进行平等的交流。从历史的角度观察，19世纪基督教伴随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大规模地传入我国，这是历史事实，它也给基督教蒙上了一层阴影。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从两个方面深入思考，得出了以下两点认识。第一，帝国主义与基督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和范畴，帝国主义虽曾利用过基督教，而且部分传教士的确参与了侵略活动，但二者毕竟不能视为一体，相互等同。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对宇宙和人生认识的一种思想体系。第二，基督教自产生起伴随着西方历史的发展已近两千年，是西方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近代西方社会的文化渊源，一般认为来自“二希主义”（希腊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深入研究基督教历史对于我们认识今日西方有着重要意义，也有利于我们汲取有益之精华。因此，加强对基督教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述成果也是1978年以前所无法取得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基督教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在1949—1978年近30年中无一部专著，公开发表的文章仅48篇，平均每年不到两篇（不含中国基督教史），且多属评价与批判文章。究其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受到传统的影响外，又由于全盘引进苏联当时的史学观点，其中许多属于片面或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某些具体论断。我国史学界和宗教学界受其影响较大，在基督教史研究中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现成的结论代替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基督教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任何宗派最终均冠以“人民的鸦片”而不区分新兴的、上升阶级的宗教与腐朽的、没落阶级的宗教，均视为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在评价其历史作用时，所强调的是消极性、麻醉性、阶级性和保守性。路德评价中的“叛徒论”，加尔文评价中的“宿命论”均属此。其二，宗教思想是一种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但当时仅以“唯物”或“唯心”加以区分、评价，这样做未免过于简单化。由于这两种观点的影响，使许多有志之士望而生畏，却步不前，因而成果稀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史学工作者和宗教学学者认识到历史研究不是从现成的结论出发，去寻找史料，而是要依据广泛的、可靠的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事实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工作的任务不是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是探究它的所以然”[29]。因此，前述成果之取得应是在改革开放政策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广大史学工作者提高认识，解放思想，辛勤劳动，追求真理的结果。今天，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把基督教史的事件、人物、宗派等置于人类历史长河中加以客观的分析观察，评价其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所以，尽管成绩微薄，但我们绝不可低估。它迈开了扎实的第一步，走上了新的起点。

（原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