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通向文学的桥梁

排在“前四史”之末的《三国志》有什么成就特色呢？一般称其“简而有法”。这个特点来自陈寿给自己确立的一个原则。他说，在我写作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精彩的史料，但不管这些史料有多精彩，只要它有两种以上的说法，而我又不能确认哪种说法是唯一正确的，我就宁可丢掉不用，也不把它写进史书中去。

这样的原则必然会形成两个结果：第一，使用的史料相对少，所以文字简洁；第二，为后来的历史撰述树立了事必经核、实事求是的法度。同时，这种原则又必然导致陈寿删掉了不少虽然不能核实、但相当具有文学性、传奇性的史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可惜的。这部史学史评价很高的著述对《三国志演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血缘性的。我们现在能找到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年间刊刻的，从这个版本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版本，在版权页上都是这样署名的：“晋平阳侯陈寿史传 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什么意思呢？当时人认为，这本书的作者是陈寿，罗贯中只是整理者、编辑者。当然，这里有出版商借着陈寿名头推销的意思，但这和我们现在的版权观念是不一样的。这就可以清晰地透见《三国志》和《三国志演义》之间决定性的血缘关系。

《三国志演义》成书的第二个阶段是南朝史学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注释我们都熟悉，那就是用来解释说明正文的部分。裴松之作《注》，他和陈寿的“工作性质”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说，陈寿著史，所以事必核实；裴松之作注，他就不必承担核实史料的任务，不管真的假的，也不管它有多少种说法，只要有利于说明解释正文，那就应该都搜集起来，成为注释的一部分。

于是，裴松之把当年陈寿摈弃不用的史料都尽量搜集回来，陈寿当年没看到的史料他也尽量搜集起来，分门别类，夹在《三国志》正文后面。这样下来，“裴注”中就保留了大量具有文学性、传奇性、戏剧张力的史料，这些史料后来有不少进入了《三国志演义》中，增加了小说的文学营养，所以我们说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搭建了一条从历史通向文学的桥梁。

这个桥梁作用怎么体现呢？我们来举个例子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