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性世相的探索与言说：严歌苓小说文体研究
- 钟海林
- 13294字
- 2025-04-28 19:24:16
引言
近30年来，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逐渐成熟起来，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华人作家，严歌苓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严歌苓作品含义的丰富深邃、创作手法的灵活多样、表现题材的多姿多彩等都使她成为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家。她的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更加扩大了她的知名度。
严歌苓是当今汉语新文学领域中高产的女作家之一，从1986年的《绿血》开始到如今已有21部长篇小说、9部中篇小说、许多短篇小说、2本散文集、4部独立完成的影视文学作品和多个参与改编的影视文学作品问世。她从女性立场出发对人性善恶揭示的深度和广度是同时代作家所望尘莫及的。她的作品细腻婉约，言语常可触及人的心灵隐秘和柔弱之处，因而有催人泪下的艺术力量。对于人生苦难持有的同情和悲悯态度，又使她的作品在基调上充满温情，并给人鼓励和温暖。作品中充满灵性的文字总能创造出灵动的意象、生动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的各种动物形象，而且有意义的故事也拥有着有意味的形式，有限的文本中蕴含着无限的思想。
严歌苓初登文坛伊始，就重视和寻求小说文体的创新。她的小说以多线复合结构为主，小说中套着小说或多个故事并进绾结；叙事时序既非单纯顺序，也非单纯倒序，而是顺序与倒序交错进行；叙述人称和视角使用十分灵活，既非单一第一人称，也非单纯的第三人称，而是常常采用多重人称或视角并用或自然切换；并且小说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动态感，也有大量透析人物灵魂的大段心理描写；此外，还吸纳多种小说文体形式于同一文本之中，使小说文体成为混合性文体，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效果；小说语言雅俗共赏。通过历时性研究可发现，严歌苓小说文体特征有动态流变之势，如画面感、色彩感越来越强，人物对话逐渐减少，间接引语增多，心理描写越来越多。严歌苓作品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以及作品影视改编之多，使她成为华文作家中标杆式人物和中国当代文学界的标志性作家。
一 研究现状
（一）国内
鉴于严歌苓突出的文学成就，关于她的研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许多学者对她的创作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丰硕。迄今为止，以严歌苓及其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有六部：《女作家严歌苓研究》[1]《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与影视作品研究》[2]《严歌苓小说叙事三元素研究》[3]《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以严歌苓的创作为例》[4]《严歌苓论》[5]《严歌苓小说的叙事伦理》[6]。以严歌苓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从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增多。以严歌苓及其作品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至今已有5篇，分别是《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研究》[7]《严歌苓小说研究》[8]《论严歌苓：文学的舞者》[9]《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跨域书写》[10]《严歌苓小说论》[11]，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数量极多。从现有文献看，关于严歌苓小说主题、人物、语言及传播、接受的研究成果较多，但至今没有系统的关于严歌苓小说文体研究的成果。有关研究现状的具体论述如下。
1.关于严歌苓的文学史地位
陈思和较早地关注了严歌苓作品，他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降，严歌苓是移民题材作家中当之无愧的代表作家。张清华认为严歌苓既是华语文学界，又是当代中国文学界“最杰出的作家之一”[12]。张清华的研究显示了宽阔的国际性学术视野和跨文化分析思考的特点。吴俊从严歌苓作品的受众即读者群研究角度出发，认为她的读者打破了性别、年龄、职业的人群分类间隔，几乎就是一种遍及文学社会所有层面的存在。他说：“严歌苓其实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双重领域中的独一无二、独领风骚的一位具有引领性、标志性的作家。”[13]陈思和、张清华、吴俊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严歌苓进行过文学史定位，他们都认为严歌苓是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引领性、标志性作家。他们对严歌苓的文学史定位无疑是准确的，但是他们对严歌苓的研究仅限于某一角度。
2.题材、内涵、主题研究
（1）题材研究
华文作家、批评家苏炜对严歌苓小说创作的评价极高，他认为严歌苓“或许是将近二十年来，整个华文文学世界里（包括海内外、东西方）作品量丰厚、创作力最充沛的一支健笔”[14]。她的小说举凡海内外，部队、地方、地主、农妇、戏班、青楼、西国、东瀛等题材都有涉猎，几代移民的生活，近代以来中国的大运动、大事件，当代人的生活都被纳入她的都市言情、家庭伦理、传奇小说中。小说从题材角度、人性挖掘到叙述章法，都别具匠心、别具生面、别具高度和深度。苏炜对严歌苓小说题材的概括是准确的，但是他对严歌苓小说的题材和创作只进行了粗略的概括研究，没有详细的论述。
（2）文化身份研究
吕红对严歌苓的小说《无出路咖啡馆》进行了重点分析，分析了主人公对自身漂泊离散的恐慌、刚到美国的无所适从、身份难以定位，认为作品对人性的深层复杂进行了揭示，即人的欲望、情感和理性呈现分裂状态。[15]吕红认为严歌苓作品是在作者对生活有深刻领悟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并对生活哲理进行了发挥和诠释，严歌苓作品语言的灵动、意象的突兀，蕴含着一种极其凝练的清晰，充满弹性和张力，以及令人生痛的敏锐。由于吕红身居海外，感同身受，其对《无出路咖啡馆》的解析是有新意和合理的。然而吕红仅限于对严歌苓单篇小说进行研究，对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没有论及。
侯兰认为严歌苓通过文本的构建不断地反思自我、确认自我。[16]一方面，她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试图搭建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展现母国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她从西方文化局外人的视角审视中华民族文化。正是她作品中丰富的东西方文化元素，使她的作品受到欢迎，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研究把身份认同与影视改编联系在一起，视角新颖，具有一定的价值。
王小平认为严歌苓对历史的书写不仅意在展示人性复杂，更是想通过个体经验对历史的重构，去寻求身份的认同。[17]在“穗子”书写中作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即开放的、不确定的身份取向。一个是当年亲历事件的穗子，另一个则是长大成熟后的穗子，两个穗子在交叉地对事件进行着叙述。王小平关注叙述者的两种不同声音，由此分辨出经验自我和亲临自我，即长大的自我和当时的自我，这两个自我在小说中发出不同的声音。王小平运用了叙事学的理论分析身份问题，具有一定的学理性，但其研究仅限于自传类作品，缺少对整体作品的系统性研究。
（3）文化冲突研究
研究文化冲突主题的论文也有很多。这类论文以不同国别文化为切入点，分析文化冲突的原因，试图寻找达成文化多元互补、和谐并存局面的出路。
例如吴丹分析认为，在多鹤与张家人共同生活的40多年中，多鹤一直保持着日本的生活习惯，与张家人有着生活习惯差异，这些差异正是中日文化差异的表现。[18]吴丹从生死观、家庭伦理观、语言等方面分析研究中日文化的差异，试图从文化差异切入，分析多元文化互相融合、求同存异的人际和谐之路，小环和多鹤的互帮互助就证明了两种文化和谐共存的实现。
金吉华和孙永红认为，小渔以弱者求生存的女性温柔、宽容奉献的精神，让人们看到了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互补共融的人伦思考方式——以宽容和坚忍去对待差异，以向善和博爱去化解差异。[19]这类研究试图探讨促进异质文化互补交融，消解文化隔阂和差异。这样的解读是文化解读，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样，这类研究也只限于单篇作品。
（4）人性研究
研究严歌苓小说表现人性深度的文章也是数不胜数，这归因于严歌苓小说主题全都关注人性。
雷达在专著《新世纪小说概观》中写道：“严歌苓是一名执着于探寻书写人性的出色作家，她从特定历史境遇出发，始终坚持不懈地深入探索人性，表现人物灵魂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对人类共同的美好品格与某种人性缺陷进行挖掘。”[20]
王列耀分析了《雌性的草地》对雌性的讴歌，以及名义和权力对雌性的摧残和破坏。这篇论文较早关注严歌苓塑造的“雌性”形象。[21]“雌性”是女人的母性精神，是人性。雌性精神是严歌苓作品一直张扬的精神，王列耀较早地关注到严歌苓作品中的这一精神。这一精神在严歌苓后来的作品中也一直被弘扬着。
李雨庭重点对“穗子”系列、“文化大革命”青春小说、新移民小说中的人性进行分析，并指出作家的生活经历和环球意识叙述对作品的影响。[22]该论文注意到严歌苓的全球化视野。
丁朋娟认为，作家严歌苓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她看遍了人性的善恶美丑。[23]她站在中西方文化交汇的角度，重新审视生命，思考人生，关注人性。她表现了“极致”环境下人显露的潜藏的本性，展示了荒诞岁月中人性的变异。但她对人性没有失望，再龌龊的世界里都有温暖的人性光辉，这种光辉来自柔韧的底层女性。生命观照和人性揭示是严歌苓小说的主题，她对人性挖掘之深入、对人性揭示之透彻，震撼了读者的心灵。
王璟认为严歌苓“戏拟”经典《离骚》《圣经》《白蛇传》创作了《扶桑》《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白蛇》，借助“戏拟”的文本结构，让我们透过看似支离破碎的故事，发现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生存本身就是目的，生存使人类的正常情感和合理欲求异化了。[24]此论文从“戏拟”的角度切入来解读这些文本和人性很新颖独到。
不难发现，以上这些论文每一篇都有创新性观点。但研究基本都是局部研究，也有重复研究。有些研究，虽有一定的新意，但多着眼于单篇作品，缺少对整体作品的系统性研究。
3.形象与意象研究
研究严歌苓小说形象、意象的论文也有很多。形象研究中有对女性形象、男性形象、动物形象等形象的研究。这些研究从影像化、女性也是第一性、女性与男性对比、人与动物互相参照等角度进行，有一定的创新性。意象研究把人与自然、意象与中国元素、意象与象征意义、意象与东文主义等联系起来，有一定的深刻意义。
（1）女性形象研究
女性形象是严歌苓重点描写的对象，所以其作品中女性形象往往比男性形象更生动。
潘富莲认为，严歌苓的写作与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她在歌颂女性的善良、温柔、付出、自我牺牲时没有把男性放置在对立面。[25]该文认为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没有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特征，并把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划分为修女、叛女和圣女三类，同时分析了严歌苓的叙述意象和叙述策略，认为严歌苓在表现女性美的同时表达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和温暖的人文关怀情绪。潘富莲对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理性分析，把王列耀提到的“雌性”精神进一步深化为善良、温柔、付出、自我牺牲、温暖和关怀他人等精神。
王艳君分析了严歌苓文学作品蕴含的影像化元素，以及这些元素、作品被改编后的效果；侧重对作品中女性形象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解析女性形象的影像化特点，通过小说文本细读与影视作品观摩的形式，分析不同女性，如田苏菲、多鹤、王葡萄等人的生存环境、经历、心理以及成长历程。[26]由于影视作品可以直接给读者和观众以视觉印象，小说经常需要影视去宣传。严歌苓小说因为多部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而广为人知。王艳君从影像化角度研究女性形象与当今人们接受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具有广泛性的启发和普遍性的意义。
（2）男性形象研究
翟羽佳认为严歌苓小说中“雌性”具有母性、情欲、完美人性，而男性却具有“残缺”特性，即具有残疾和心理缺陷。前者代表性人物有《我不是精灵》《老囚》中的男性，后者代表性人物有《少女小渔》《拉斯维加斯的谜语》《约会》《红罗裙》等作品中的男性。翟羽佳对比光辉的女性形象，分析了男性形象的残疾和心理缺陷，证明了女性不是第二性。[27]
（3）动物形象研究
郝雪雯认为严歌苓描写动物形象是为其人性主题服务的，在描写动物时表现出作家的生态意识。[28]该文还分析了严歌苓描写动物形象的类型、动物叙述特点，以及人看动物、动物看人、人与动物互看的视角，认为作家期望人与动物和谐共生。
（4）意象研究
严歌苓小说中有众多的意象。有些研究把动物形象作为意象来研究，认为动物意象有更深刻的隐喻意义。还有研究发现并探讨身体、红色、辫子、白蛇等意象。有些研究提出作家在营造意象时要警惕东方主义的论断。
杜若松认为，严歌苓小说动物意象作为人与自然联系的“中间物”而成为人性与兽性的矛盾体，母性、雌性中孕育着关爱伦理观念，动物意象的多样语言表述渗透了女性经验的真实；把动物与女人的母性、雌性联系起来。[29]
李岩认为严歌苓小说通过动物意象对文化建构意义上文明的质询，用动物的自然本能呈现人的异化，动物意象成为功能强大的文化隐喻，承载了作者对思想意识形态以及文明浸染下人性本能、原始品性丧失的思考与批判。[30]该文从异化角度来分析动物意象对文化建构的意义，思想很有深度。
李婧分析了严歌苓小说中乳房、辫子、红衣服、橙子、白蛇、月亮、红罗裙、咖啡馆等意象的内涵，并且解析意象生成的原因，指出作家自我东方主义的局限。[31]此文的创新点在于在严歌苓小说中发现了广泛而普遍的意象，并且警惕自我东方主义，即警惕为取悦西方的自我展示。
焦敬敏分析了严歌苓小说中精神狂热时代的本能压抑，体现为贬抑个人价值和扭曲人格，严歌苓小说也呈现异质文化语境下的身体意象，有被凌辱的身体和孤独的身体，严歌苓在小说中给的出路是东方女性得到西方男性的追求，这一出路实际上只是重复男人的叙事，并非真正平行的牵手。[32]该文从身体意象发现严歌苓的女性写作，是一篇较早注意到小说中身体因素的论文。
王玉侠认为严歌苓对红色意象的使用很频繁，这些红色意象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喻示旺盛生命力、象征着美与性、彰显革命精神、凸显中国风情等。[33]该文敏锐地发现了严歌苓小说中的色彩元素以及色彩所蕴含的中国元素，把色彩与中国元素联系起来是其出色之处。
4.传播研究
杨利娟以传媒视域观照严歌苓的文学创作，考察严歌苓作品在印刷、影视和网络媒介传播中所产生的交流与互动，研究文学在媒介作用下发生的价值倾斜和审美转变，探求传媒时代“文学性”与媒介的新型关系。[34]此专著观点新颖，对严歌苓的创作研究较为全面。
研究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的论文数量较多。因为进入视觉化时代，人们更多地接触网络，所以影视的传播更快更有效。又因为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数量较多，所以人们容易关注到这一问题。
姜颖分析了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的内在原动力，是因为小说中有传奇故事、影像化元素，严歌苓小说的获奖情况使其小说更易于传播，市场化的运作使小说改编影视剧往往名利双收，促成其小说与影视的共进，但应当注意小说改编影视的隐患与束缚。[35]刘仁辽认为严歌苓在改编小说为影视剧时有自己的策略，她通过“直译”和“意译”将小说内容转变为影视内容，生成影视剧的新意义；她在改编时考虑两种媒介的叙事转换，既要遵循影视剧的创作规律，又要与导演和创作团队等作协商和调节；改编成功后小说和影视可以互相促进。[36]苏湛对小说《少女小渔》《天浴》《金陵十三钗》与同名电影改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改编后对小说原有主题有一定的变化。其通过对《天浴》的象征手法和主题超越两方面进行研究，说明电影对小说内容的拓展和思想的深化；对《金陵十三钗》的分析则从叙述视角、情节设计、人物形象三个方面展开，对中篇小说、电影、长篇小说进行了对比。[37]
5.与其他作家比较研究
把严歌苓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的研究有很多。程文洁分析对比了李碧华与严歌苓不同的女性意识，李碧华笔下的女性刚烈、反叛，而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温婉和善。[38]
闫石、郑沛程认为严歌苓和张爱玲都不关注宏大叙事，与主流文学不一致。张爱玲执着于描写女性在家庭、恋爱中的命运，严歌苓则善于从个人的微观视角出发，以个人的沉浮折射出历史的巨大变迁。[39]
这些论文在比较研究中发现严歌苓小说的特点和价值，有一定的意义。
6.小说文体元素研究
涉及严歌苓小说语言、叙事、美学风格等属于文体元素的研究成果也有许多。
（1）语言研究
黄万华较早关注严歌苓小说的语言之美，认为严歌苓小说一直在寻找一种不会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中国文字神韵、生命的文字语言；严歌苓将生命的感觉通向语言，努力拓展自己的母语资源，努力用母语寻找更具全球意识的叙事角度，表达出能为世界、他族理解的语言情感；在语言表达上，严歌苓呈现出“地母”般的胸怀。[40]
江婉琴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严歌苓小说语言作了系列研究，认为人物语言描写特色具有质朴、含蓄、凝练三个特色，严歌苓小说语言较多地运用了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反复五种辞格，从女性视角出发，可发现严歌苓喜欢使用情感词、委婉语、颜色词等，以扩大语言表现的空间和力度。[41]
也有大量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严歌苓小说的语言问题。郭芳妤主要分析严歌苓小说口语风格、句式使用风格等，并分析风格形成的原因。[42]李芬芳主要探讨了严歌苓小说思想与故事、时间与空间叠置的双构性和叙事者的在场、人物的跨地域跨年代的双重生存背景、双语交织现象，分析严歌苓小说的双构性叙事语言特征。[43]柯珍瑜从广义修辞出发，对《雌性的草地》切入研究，分析了篇名修辞、意象修辞、人与物的镜像修辞等。[44]
（2）叙事研究
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传入中国后，很快就被运用到作品分析中。研究严歌苓小说叙事的论文和专著也有很多。
董娜从政治伦理、文化伦理、两性伦理、生存伦理、人际伦理等方面分析严歌苓小说的叙事伦理，认为在严歌苓近40年的小说创作历程中，尽管她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变化，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还一直是她文学创作的基石。[45]
程国君从全球化视野角度分析了严歌苓对新移民叙事的拓展，观点具有创新性。[46]
周航从文本细读出发，考察和分析严歌苓小说叙事基本元素——“眼睛”书写、“笑”书写和“吃”书写，从文本细节处挖掘深意。[47]
江少川在伦理关系中来评价人物形象，以《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为例，分析复杂情感伦理关系中的人性，表现对人伦温情的渴求以及在中西伦理冲突中对人类伦理秩序重建的思考。[48]
丁丽珍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电影化叙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49]黎醒对严歌苓小说叙事的转变以出国为界限、叙事伦理的模糊性、叙事形式视角变换、去“历史化”、双层时空、独特的叙述语言等进行了分析。[50]李清涛关注女性人物形象、女性意识、女性自我认同。[51]
万涛主要分析了严歌苓使用较多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认为严歌苓对全知视角和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的运用娴熟自如，因此作品呈现叙述视角和人称机制灵活多变的特点。[52]
王东、魏思佳认为，严歌苓小说中有传奇理念和传奇叙事。[53]
（3）美学研究
从美学角度解读作品的论文也有很多，发掘严歌苓小说中的人格美、感知美、节奏美等。吴楠认为，小说节奏是文本所隐含的生命至动的诗性表达，表层体现为叙事时间、叙述视角等，深层体现为小说节奏的内涵；严歌苓小说节奏与来自生命深处的律动高度契合，形成小说节奏之美。[54]李有亮认为，健全的个体人格使扶桑、小渔、小菲、王葡萄、多鹤、小环等这些女性在大的历史潮流、政治运动、人生苦难、自然灾祸中体现出女性的生命美感。[55]李彩云以萨特的美学观探析陆焉识在20多年的流放生活中逐渐认识妻子的美，并且归来相见，尽管妻子失忆认不出他来，但他们在想象中感受对方的美好。[56]
以上研究只涉及某一文体元素比如语言、叙事、美学等，并没有对整体小说文体进行研究。
另外，还有一些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对以上几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其中，庄园收集了一些国内外著名学者如陈思和、陈瑞琳、雷达、王德威等对严歌苓小说高度评价的论文和严歌苓的演讲稿、创作谈等。[57]但此书是零散研究的集合体，没有系统全面地研究严歌苓及其作品。
李燕以跨文化的研究视野，对严歌苓小说的创作题材、女性形象、叙述模式和美学意识等方面的演变和拓展进行梳理，揭示严歌苓对华文文学的诗学话语寻求，以及她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同时分析了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成功的原因与经验和不足，认为小说的深邃意义被影视改编后变得浅显，小说的哲理性语言也被平淡的口语取代。[58]李燕较为整体、系统地研究了严歌苓小说及其改编情况。
刘艳把严歌苓与於梨华、张爱玲等作家进行比较，立足文学美感从结构、叙事、人性、隐喻等方面对严歌苓小说进行研究分析论证。[59]她曾提到“严歌苓体”，但没有具体展开。此书从文本细读出发，运用了叙事学、文体学的理论对严歌苓的主要小说作品进行了文本的整体性分析。刘艳分析《芳华》时认为这部作品有集合性，第一是集合了严歌苓的生命和情感历程，第二是集合了严歌苓创作的演变之路。刘艳的研究较为系统地、颇具学理地对严歌苓单篇小说进行了叙事方面的整体性研究，因为没有涉及单篇小说的体式和语言，所以不是文体学研究。
以严歌苓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些也是综合研究。李燕从题材、女性书写、叙事方式三方面展开研究，这些研究是其相似题目专著的基础。[60]邢楠从文化、身份、畸恋、女性意识、美学、影视改编等角度进行分析，更多地从主题意义方面研究严歌苓小说。[61]蔡小容探讨了小说的叙事伦理和人物心理因素，并且在文学坐标中为严歌苓的小说写作定位；同时发掘出严歌苓小说的舞蹈因素，另外引入绘画、音乐等艺术来解读严歌苓小说。[62]张栋辉重点解析跨文化语境中小说人物的身份认同，认为严歌苓通过一系列主流社会和两性关系的边缘书写来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某种确认。[63]该文探讨了严歌苓小说的多元主题，认为她将书写置于跨文化视域中，使个人、生命、人生以及文化浑然一体，从而折射出多重文化内涵；同时对严歌苓小说的叙事策略进行梳理，并将严歌苓小说放置在华文文学史中体现严歌苓小说的独特性。刘红英从作家经历、人物形象、叙事策略、中外思想等方面来解读作品，具体分析了严歌苓文学意识的生成，探究其经验对创作的影响；同时分析了作品中男性形象、女性形象、知识分子形象，认为女性形象更为丰厚，等等。[64]
（二）国外
国外关于严歌苓小说的研究也有上述特点。例如，Jincai Yang从种族和躯体角度来解读《金陵十三钗》[65]，Ju Zhang、Suyang Zhang从女性主义立场分析不朽的扶桑[66]，Liang Lou从记忆和想象两方面解读《白蛇》[67]。还有一些外文学位论文是研究严歌苓小说的，如Liu Qian的硕士学位论文[68]，从东方主义、国家主义、本质主义等角度对《扶桑》的翻译本与原本进行对照解读分析。有关严歌苓小说研究的英文论文较多地关注单篇作品，缺少对整体创作的研究。
综合国内外严歌苓研究现状，可知学界对她的散文和影视文学研究较少，对她的小说文体研究只涉及某些方面，如语言、叙事、结构等，却没有系统、全面、整体的研究。鉴于严歌苓研究存在薄弱环节，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严歌苓及其创作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本书主要从小说文体角度对严歌苓小说进行整体、系统的研究，以弥补这一领域的不足，并为学科发展奉献绵薄之力。
二 本书的创新点、研究意义及基本思路
（一）创新点
1.严歌苓小说的多样化文体给海内外华文作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创作经验。严歌苓以她小说的数量和质量站立于华文作家的高点，她的视野和思路都给读者以启示。本书从小说文体学的角度寻找严歌苓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世界华文文学史中的地位。本书对严歌苓小说研究具有创新意义，具有填补其小说文体研究空白的作用。
2.本书认为严歌苓小说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及文体特征。严歌苓文体主要体现在史诗性品格、女性意识、多种叙事手法、修辞性语言上。严歌苓的世界观、编剧身份、商业化写作等因素对严歌苓小说文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3.严歌苓小说文体体式类型很多，式样新颖，有的小说中同时有几种体式特征，属于混合文体。本书对严歌苓小说文体类型依据内容或创作手法和结构或某一突出的文体特征进行分类，并梳理出严歌苓小说文体的体式类型。
4.把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方法结合起来，发掘、整理并认真研读原刊、原著等原生态资料，真切地感受写作、发表作品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做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统一。借鉴巴赫金的研究方法，将严歌苓创作进行内部、外部综合研究。
（二）研究意义
1.严歌苓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本书从文体学角度研究严歌苓小说，无疑是对严歌苓研究薄弱环节的补充，也提供了认识严歌苓的新理路，对推动严歌苓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有一定意义和价值。
2.当下文艺领域存在许多问题，如文艺作品只注重经济效益，一些文艺工作者内心浮躁，缺少踏实精神，文艺创作脱离人民群众，作品存在抄袭模仿、模式化等现象。这些不良倾向，严重影响着我国文艺的健康发展。总结严歌苓小说的创新意识、作者经验，对改变文艺领域的不良风气大有裨益。
3.创新、发展是新时代的要求。本书通过对严歌苓小说文体的研究，总结她的创新经验与方法，为当下文化建设提供借鉴，也可为相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三）基本思路
本书主要从文本出发，结合文体学、叙事学理论，运用文本细读、文化批评、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来分析严歌苓小说的文体特点。从体式、结构、叙事、语言等文体因素方面着手，以多个单篇文本案例分析为基点系统勾勒出严歌苓小说文体多样化展示及动态变化规律。本书的结构框架如下。
第一章，分析汉语新文学文体创新演进与严歌苓小说文体的关系。把严歌苓小说放置在中国新小说文体发展的坐标中，分析严歌苓在小说文体方面的创新与努力。
第二章，分析独具特色的严歌苓文体。严歌苓小说创作追求史诗品格，从《一个女人的史诗》的发表开始，我们就能看到她的这种美学追求。这类小说具有反映生活内容宽广、历史跨度长、人物众多和故事曲折的文体特征。她的作品渗透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女性命运、女性体验、女性的精神世界等。其小说可以说是女性小说的样板。
第三章，在多个文本的个案分析中确立严歌苓小说文体的流变。严歌苓小说文体具有杂糅性、包容性、整合性和超越性。她的小说体式含有传记体、传奇体、自由联想体、仿侦探体小说、象征寓言体等多种体式。
第四章，分析严歌苓小说文体的叙事策略。严歌苓小说有多人称、多视角和灵活切换人称和视角的叙事特点，而且叙事结构多样，叙述语言华丽丰赡。严歌苓小说熟练运用写作技巧，增强小说的故事性、可读性。
第五章，分析严歌苓小说在汉语新文学史中的文学史地位，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抽样对比，论证各个文本文体的优长与不足，探析严歌苓小说文体不断变革及求新求异的特点。
第六章，梳理严歌苓小说文体演变的轨迹，分析论证人性探索、世界观、编剧身份、商业化写作对严歌苓小说文体变化的影响。
严歌苓小说以新颖多样的叙事策略，温婉与冷静的态度，讴歌了下层女性的博大胸怀和母性关爱；在异域文化参照下，对故国经历进行了反思。严歌苓小说在揭示人性弱点的同时，也体谅人物的无奈和辛酸。分析严歌苓小说文体对海内外华文文学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庄园主编：《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李燕：《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与影视作品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 周航：《严歌苓小说叙事三元素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4] 杨利娟：《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以严歌苓的创作为例》，红旗出版社2017年版。
[5] 刘艳：《严歌苓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6] 董娜：《严歌苓小说的叙事伦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7] 李燕：《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8年。
[8] 邢楠：《严歌苓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9] 蔡小容：《论严歌苓：文学的舞者》，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1年。
[10] 张栋辉：《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跨域书写》，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1年。
[11] 刘红英：《严歌苓小说论》，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4年。
[12] 《严歌苓中〈芳华〉的多面解读：隐在历史褶皱的记忆与人性——学者谈VS作者谈》，“严歌苓读书会”微信公众号2017年8月22日。
[13] 吴俊：《批评的智慧与担当》，原载《当代文艺评论》2018年第1期，转引自刘艳《〈严歌苓论〉：严歌苓的成功绝非偶然，背后秘密何在——揭秘严歌苓“芳华”写作之十问十答》，《写作》2018年第4期。
[14] 苏炜：《此心宽处即家园》，载江少川《海山苍苍——海外华裔作家访谈录》，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15] 吕红：《追索与建构：论海外华人文学的身份认同》，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
[16] 侯兰：《严歌苓作品的身份认同迁移研究——从小说到电影的文本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5年。
[17] 王小平：《历史记忆与文化身份：论严歌苓的“穗子”书写》，《华文文学》2006年第2期。
[18] 吴丹：《从〈小姨多鹤〉看中日文化差异》，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
[19] 金吉华、孙永红：《谈〈少女小渔〉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与共生》，《长城》2014年第5期。
[20] 雷达：《新世纪小说概观》，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21] 王列耀：《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严歌苓〈雌性的草地〉》，《名作欣赏》2004年第5期。
[22] 李雨庭：《疼痛悲欢的人性展示——严歌苓小说论》，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
[23] 丁朋娟：《严歌苓小说的人性主题探讨》，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12年。
[24] 王璟：《“戏拟”：隐藏在经典背后的另类人生——试论严歌苓历史题材作品的人性》，《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5] 潘富莲：《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1年。
[26] 王艳君：《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影像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3年。
[27] 翟羽佳：《论严歌苓小说中“残缺”的男性形象》，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4年。
[28] 郝雪雯：《严歌苓小说中的动物形象描写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4年。
[29] 杜若松：《严歌苓小说动物意象的生态女性主义旨归——以〈雌性的草地〉为例》，《名作欣赏》2010年第32期。
[30] 李岩：《原始召唤与文明质询——论严歌苓小说动物意象的文化隐喻》，《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31] 李婧：《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交通大学，2013年。
[32] 焦敬敏：《论严歌苓小说的身份意象及文化内涵》，硕士论文，贵州师范大学，2007年。
[33] 王玉侠：《论严歌苓小说中的“红色”意象》《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34] 杨利娟：《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以严歌苓的创作为例》，红旗出版社2017年版。
[35] 姜颖：《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热现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海洋大学，2011年。
[36] 刘仁辽：《论严歌苓对小说影视改编的策略》，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6年。
[37] 苏湛：《严歌苓小说及其改编电影的互动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7年。
[38] 程文洁：《女性意识的影像抒写——以李碧华与严歌苓比较为例》，《大众文艺》2015年第8期。
[39] 闫石、郑沛程：《聆听生命诉求 关注生存状态——试比较严歌苓、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华文文学》2014年第1期。
[40] 黄万华：《语言的舞者——严歌苓小说语言论》，《吉首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41] 江婉琴：《低伏创作者的心声——论严歌苓小说语言的辞格运用》《黄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论严歌苓小说的人物语言描写特色》，《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0期；《直觉代言者——论严歌苓小说女性视角下的语言特色》，《黄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42] 郭芳妤：《严歌苓小说语言风格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13年。
[43] 李芬芳：《走在双轨上的错位人生——严歌苓小说双构性叙事语言分析》，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师范大学，2001年。
[44] 柯珍瑜：《严歌苓小说〈雌性的草地〉的文本符号修辞解读》，硕士学位论文，闽南师范大学，2014年。
[45] 董娜：《严歌苓小说的叙事伦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46] 程国君：《全球化与新移民叙事——〈美华文学〉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47] 周航：《严歌苓小说叙事三元素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48] 江少川：《严歌苓小说的伦理叙事》，载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编《学术史视野中的华文文学：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49] 丁丽珍：《严歌苓小说叙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12年。
[50] 黎醒：《论严歌苓小说的叙事伦理》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3年。
[51] 李清涛：《严歌苓小说的女性叙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海洋大学，2014年。
[52] 万涛：《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和叙述视角》，《南昌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53] 王东、魏思佳：《用“好听的故事”讲述“人性的秘密”——论严歌苓小说中的传奇叙事》，《当代文坛》2015年第6期。
[54] 吴楠：《严歌苓小说节奏之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
[55] 李有亮：《从人格美学视角再读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小说评论》2014年第1期。
[56] 李彩云：《在想象中获得自由，感知美——萨特美学观下的〈陆犯焉识〉》，《名作欣赏》2014年第21期。
[57] 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8] 李燕：《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与影视作品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9] 刘艳：《严歌苓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60] 李燕：《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8年。
[61] 邢楠：《严歌苓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62] 蔡小容：《论严歌苓：文学的舞者》，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1年。
[63] 张栋辉：《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跨域书写》，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1年。
[64] 刘红英：《严歌苓小说论》，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4年。
[65] Jincai Yang，“Reading Ethics and the Body in Geling Yan's The Flowers of War Neohelicon”，Neohelron Vol.42，2015，http：//link.spri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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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Liang Lou，“Writing Green Snake，Dancing White Snake，and the Culture Revolution as Memory and Imagination-Centered on Yan Geling's Baishe”，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2017，http：//link.spri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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